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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一本分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新书《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出版，几个月来，引发巨大关注。
1959、1960、1961三年间，我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同期，因各自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不同，中苏两国关系紧张，苏联加紧逼债，导致我国一些地方因粮食紧张出现饿死人现象。长久以来，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学界的结论从少到多，有104万、200万、1700万、2280万、3000万、3600万、4000万、6000万不等，其中，饿死3000万的说法较为流行。
关于3000万这个数字，这些年来民间一直不乏质疑之声：那个年代中国大约有6亿人口，死亡3000万，相当于5%，也就是说，当时每20人中就有一个非正常死亡，换句话说，平均算来，相当于每个人的亲戚圈中都得有一个饿死。从常识来看，比例没这么大。但质疑归质疑，反对归反对，死亡人数是个严肃问题，必须得有能立得住脚的调研和结论。
杨松林先生在其新作《总要有人说出真相》中给出了他的結论。
杨松林与共和国同龄，河南偃师人，中共党员，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他先后任河南省发展研究中心财贸室副主任，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河南省禹州市副市长等职。曾著《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等，是著名的网络评论人。
作者积数年之功，以一己之力，对多年来海内外诸多人士的有关著述深入探究，并亲身到河南信阳、驻马店、南阳、安阳等地进行了调查，与当年从事户籍工作的老干部了解当时户籍管理规定和实际管理情况。然后查核数据、演算数字、剥茧抽丝，最终发现那些所谓的研究中，无不存在着严重的数理推导或数学计算错误，再加上个人主观臆测，以至谣诼延续，误解至今。
人口统计是一个尽量反映人口实际情况的活动，它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政治意义。它“既牵涉到统计的方法的科学性、手段的完备性，还牵涉到迁移漏报、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严格来讲只能逼近实际而不会等于实际。死亡问题研究是依据人口学和统计原理，对户籍登记、人口普查得到的各种人口数据（包括国外同类国家的人口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历史原貌为基础消除各口径数据之间的矛盾，找到一组最逼近实际的数据”，这段自序中的文字，反映了作者面对这一重大问题时的谨慎态度。
研究人口问题首先要了解户籍管理办法，了解人口数据是怎样统计出来的。
1982年前，《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门通过户籍登记得到的。基层户籍管理部门对居民的出生、死亡、迁入、迁出进行登记并以此增加或减少户籍人口，数字逐级汇总形成全国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户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根据实际登记的出生人口数、死亡人口数和年末人口数推算出来的。1953年、1964年和1982年进行过三次人口普查，这三次人口普查除了上述口径外，还增加了普查当年各年龄段的人口数。一般认为，人口普查的数据更接近实际人口情况，这样，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对户籍登记得到的人口数进行修正。
作者在调研、写作过程中，曾被一朋友质疑：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要搞清楚很难，就是搞清楚，又有何意义？但杨松林首先认为这件事是有意义的，其动因之一，便是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的档案解密使人们发现，之前公布的关于斯大林时期处死和死于劳改营的人数，竟然是个被夸大了几十倍的谣言。当谣言澄清时，一切已晚，大厦已倾，覆水难收。因相信谣言、信仰动摇，昔日统一的大国已经分崩离析。活生生的历史让杨松林脊背发寒，觉得这项工作非做不可。通常的情况是，一旦认为某件事有意义、必须做，其实困难便小了很多。畏惧往往大于困难本身。
作者在自序中这样写道：
研究1959年—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问题既难又不难。
说难，是因为官方人口统计中不同口径的数据之间有很大矛盾，而且口径繁多，只有综合分析，消除矛盾才能有结果。
说不难，是因为只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统计学、人口学的基本规则，具备基本数学知识就够了。
……
正是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踏实的态度，从第三章到第八章，作者先后对蒋正华、丁抒、金辉、王维志、杨继绳、曹树基、冯客等最有代表性的著述逐一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杨继绳的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以下简称《墓碑》）此前在中国影响巨大，该书给出的结论是3600万人。杨松林在读完《墓碑》后发现，杨继绳竟然用了五个违反统计学和人口学规则的计算方法才得出“1958年—1962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的结论，而其3600万的数字，竟然是在另一个人的研究结果上加码实现的。“爱“求甚解”而不“好读书”的流行文风让人惊叹”，这是杨松林在序言中流露的惊讶。因此，这是一本有力质疑国内外几十个结论的书。
同时，这又是一本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取人之长的书。
作者在2009年时就曾动笔写作该书，但后来考虑到出版困难，便暂停。两年后，种种原因使其欲罢不能，再次迎难而上。期间，为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的，便是徐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的研究。作为数学家的孙经先的研究结论是200---260万人之间。杨松林在网上看到孙经先的文章后，便主动与孙经先联系并多次见面，他坦言并表示感谢：“本书第二编主要是引述孙经先教授的研究。另外，杜伦大学的王星博士在统计学方面给我以很大帮助，魏亚洲和吴维平老弟对定稿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并对文字进行了校订，这里一并表示感谢。”杨松林认为，孙经先的研究方法更科学，结论也更为靠谱。
历经艰辛调研、分析后，杨松林在孙经先研究的基础上，最终推算出的数字是：
“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在350万—400万之间。”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曾被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弄得一头雾水，他最后这样说：“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而杨松林、孙经先等人的研究，正代表了中国人的另一种声音。
序言作者高梁说：“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关系到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这是一场思想领域中正本清源的斗争。”此话一语中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引发的波澜，正是这一斗争的体现。
1959、1960、1961三年间，我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同期，因各自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不同，中苏两国关系紧张，苏联加紧逼债，导致我国一些地方因粮食紧张出现饿死人现象。长久以来，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学界的结论从少到多，有104万、200万、1700万、2280万、3000万、3600万、4000万、6000万不等，其中，饿死3000万的说法较为流行。
关于3000万这个数字，这些年来民间一直不乏质疑之声：那个年代中国大约有6亿人口，死亡3000万，相当于5%，也就是说，当时每20人中就有一个非正常死亡，换句话说，平均算来，相当于每个人的亲戚圈中都得有一个饿死。从常识来看，比例没这么大。但质疑归质疑，反对归反对，死亡人数是个严肃问题，必须得有能立得住脚的调研和结论。
杨松林先生在其新作《总要有人说出真相》中给出了他的結论。
杨松林与共和国同龄，河南偃师人，中共党员，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他先后任河南省发展研究中心财贸室副主任，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河南省禹州市副市长等职。曾著《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等，是著名的网络评论人。
作者积数年之功，以一己之力，对多年来海内外诸多人士的有关著述深入探究，并亲身到河南信阳、驻马店、南阳、安阳等地进行了调查，与当年从事户籍工作的老干部了解当时户籍管理规定和实际管理情况。然后查核数据、演算数字、剥茧抽丝，最终发现那些所谓的研究中，无不存在着严重的数理推导或数学计算错误，再加上个人主观臆测，以至谣诼延续，误解至今。
人口统计是一个尽量反映人口实际情况的活动，它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政治意义。它“既牵涉到统计的方法的科学性、手段的完备性，还牵涉到迁移漏报、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严格来讲只能逼近实际而不会等于实际。死亡问题研究是依据人口学和统计原理，对户籍登记、人口普查得到的各种人口数据（包括国外同类国家的人口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历史原貌为基础消除各口径数据之间的矛盾，找到一组最逼近实际的数据”，这段自序中的文字，反映了作者面对这一重大问题时的谨慎态度。
研究人口问题首先要了解户籍管理办法，了解人口数据是怎样统计出来的。
1982年前，《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门通过户籍登记得到的。基层户籍管理部门对居民的出生、死亡、迁入、迁出进行登记并以此增加或减少户籍人口，数字逐级汇总形成全国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户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根据实际登记的出生人口数、死亡人口数和年末人口数推算出来的。1953年、1964年和1982年进行过三次人口普查，这三次人口普查除了上述口径外，还增加了普查当年各年龄段的人口数。一般认为，人口普查的数据更接近实际人口情况，这样，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对户籍登记得到的人口数进行修正。
作者在调研、写作过程中，曾被一朋友质疑：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要搞清楚很难，就是搞清楚，又有何意义？但杨松林首先认为这件事是有意义的，其动因之一，便是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的档案解密使人们发现，之前公布的关于斯大林时期处死和死于劳改营的人数，竟然是个被夸大了几十倍的谣言。当谣言澄清时，一切已晚，大厦已倾，覆水难收。因相信谣言、信仰动摇，昔日统一的大国已经分崩离析。活生生的历史让杨松林脊背发寒，觉得这项工作非做不可。通常的情况是，一旦认为某件事有意义、必须做，其实困难便小了很多。畏惧往往大于困难本身。
作者在自序中这样写道：
研究1959年—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问题既难又不难。
说难，是因为官方人口统计中不同口径的数据之间有很大矛盾，而且口径繁多，只有综合分析，消除矛盾才能有结果。
说不难，是因为只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统计学、人口学的基本规则，具备基本数学知识就够了。
……
正是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踏实的态度，从第三章到第八章，作者先后对蒋正华、丁抒、金辉、王维志、杨继绳、曹树基、冯客等最有代表性的著述逐一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杨继绳的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以下简称《墓碑》）此前在中国影响巨大，该书给出的结论是3600万人。杨松林在读完《墓碑》后发现，杨继绳竟然用了五个违反统计学和人口学规则的计算方法才得出“1958年—1962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的结论，而其3600万的数字，竟然是在另一个人的研究结果上加码实现的。“爱“求甚解”而不“好读书”的流行文风让人惊叹”，这是杨松林在序言中流露的惊讶。因此，这是一本有力质疑国内外几十个结论的书。
同时，这又是一本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取人之长的书。
作者在2009年时就曾动笔写作该书，但后来考虑到出版困难，便暂停。两年后，种种原因使其欲罢不能，再次迎难而上。期间，为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的，便是徐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的研究。作为数学家的孙经先的研究结论是200---260万人之间。杨松林在网上看到孙经先的文章后，便主动与孙经先联系并多次见面，他坦言并表示感谢：“本书第二编主要是引述孙经先教授的研究。另外，杜伦大学的王星博士在统计学方面给我以很大帮助，魏亚洲和吴维平老弟对定稿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并对文字进行了校订，这里一并表示感谢。”杨松林认为，孙经先的研究方法更科学，结论也更为靠谱。
历经艰辛调研、分析后，杨松林在孙经先研究的基础上，最终推算出的数字是：
“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在350万—400万之间。”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曾被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弄得一头雾水，他最后这样说：“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而杨松林、孙经先等人的研究，正代表了中国人的另一种声音。
序言作者高梁说：“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关系到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这是一场思想领域中正本清源的斗争。”此话一语中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引发的波澜，正是这一斗争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