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具有巨大世界性影响的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出版了一本自传性著作《动荡年代》（THE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其中第14章《中国之选择机会》是专门讲中国问题的，我从去年12月拿到这本书后，就对这一章进行了反复研读。可以说，以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怀着彻底的批判精神每读一遍都能从中获得新的启迪。格林斯潘说：“共产党的领导人正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目前所走的路线，最后会带领党放弃其哲学根基，并正式拥抱某种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中共会不会像其他前苏联集团国家所发生的事一样转型为民主社会党？他们会不会默许可能出现的多元政治从而危及党的统治权？或者，党会放弃改革，回到正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以及独裁主义？这几乎一定会损害领导所赖以建立正当性的繁荣”（见《动荡年代》第353页）。从这段话能看出，格林斯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很不理解，从他的知识结构出发判断中国的最终体制归类似乎只有目前主流文化价值观下的几种社会形态选择。不过，不管格林斯潘说什么，我们都不能给这位受到全世界敬仰的中央银行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扣上“思想反动”的帽子，人家就是那么看的，从来也没想过对你进行颠覆，人家只是在冷眼旁观地看世界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说什么，我们都不妨姑妄听之得了，所谓“兼听则明”嘛。值得玩味的是，格林斯潘在书中列出了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八个最大挑战：（1）反对改革的守旧势力；（2）尚未分享繁荣成果至今仍被禁止移居到城市的庞大农村人口；（3）苏联式命令经济所残留下来的一大堆烂摊子特别是没有效率却仍在膨胀中的国有企业；（4）为这些国有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体制已呈苟延残喘状态；（5）缺乏现代金融及会计专家；（6）贪污腐败；（7）人们缺少对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的宣泄机制；（8）民众对新富階层及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情绪。这八个挑战格林斯潘有些看的很准，有些看得不准，但他把“反对改革的守旧势力”列为第一条，这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因为他的说法不仅符合体制转型国家的客观规律，也十分接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最近三年来我们亲身经历的客观现实。
　　始于三十年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挣脱了左倾思想的羁绊，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上了一条以政治务实和经济繁荣为目标的发展道路，使中国从经济即将崩溃的贫弱国家转变为年度GDP总量第三贸易总量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从人们思想观念、文化价值观的转变情况说，其现状还不能让人满意，其突出表现是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相当强大的带有左倾特色的保守势力。他们总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对中央提出的各项方针和举措吹毛求疵。按道理说，这也是中国思想民主环境进步的表现，但这种批评容易对民众产生误导，因此也会成为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一种威胁因素。不知什么原因，自2005年8月以来，否定改革的声音、对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提出质疑的声音以及对金融业对外开放速度持批评态度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2008年3月27日，中国银监会在其网站公布了《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后，金融理论界又出现了新的一波批判银行业对外开放政策的浪潮。在阅读了这些批评文章后我发现，这些批判者大都是对实践前沿情况不大了解的外行人士，只有极少部分属业内人士。我粗略总结了一下，自2005年以来发出批评声音人士的核心观点大致有五：（1）中国的经济改革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2）中国的对外开放过程实质是经济殖民化过程；（3）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已严重威胁了中国的金融经济安全；（4）金融机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时普遍存在国有股权贱卖的现象，事实上已造成了财富的滚滚外流；（5）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已坠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金融阴谋之中。
　　在对上述种种批评意见进行分析时，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些意见提出人士的虔诚爱国精神，也看到了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显露出的顽强的经济民族主义；不仅看到了他们对传统知识结构和价值观的深度迷恋，也看出来他们普遍带有的在一个制度转型形势快速发展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左倾守旧倾向。常言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情况下，左倾守旧倾向就是许多人都心中之贼。在近三年来的一些资料中，我们业已看到，许多带有我称之“左倾保守倾向”的人士在论起“改革失误”以及“开放卖国论”的问题时大都慷慨陈词，这些热血爱国者的精神的确可嘉可佩，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也应当让所有的人都能更充分更自由地议论国是，这是政治思想文明进步的表现。当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即也应当让那些左倾保守观念的对立观念持有者发表意见并且不轻易给人家扣“卖国”的帽子。我无比郁闷的是：大约是2007年，我在网上搜索有关我本人的信息时候居然看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文章标题：“警惕金融吴三桂——王松奇”！不知哪位高人居然给我这样一位布衣百姓一位普通的金融理论工作者扣上这样一顶吓人的高帽？我既非经济决策层的人，也不是能支配庞大资源的大金融机构的领导者，凭什么说我是“金融吴三桂”？一次晚饭时我和朋友们谈起这件事开玩笑道：“冲天一怒为红颜”，说我是吴三桂，陈圆圆在哪儿呢？
　　我一直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和政策得失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来认认真真地进行总结，但这个总结一定不能带着任何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不能狭隘和偏激，应当把中国的体制经济社会文化变动以及遇到的各种问题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并重新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就像我们的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一样，融入全球化也同样不能走回头路。从以往三十年的教训说，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经济金融开放方面，我们不是走快了，相反却是走慢了。在上个世纪60、70这两个年代中，我们由于僵化封闭已错失了一轮顺应利用全球化的发展机会，在21世纪头30年内，我们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再错失本轮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政治经济技术制度教育文化等各种机会了。我们不能抱着传统的思想哲学固步自封，也不能因经济实力渐趋强大而盲目乐观，不能用模糊不清的战略语言来自我麻痹使自己始终处于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之中。无聊的文人们可以永无休止地进行各式各样的理论讨论，但由决策者制定的强国路线图必须简明清晰，出台的各项政策一定要对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转变产生明显的助推作用，领导者们应当排除各种干扰着力解决过去三十年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并恰当应对本轮全球化中新出现的各种新问题。眼下，中央写作班子正在起草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我们深信，这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能对过去三十年经验教训和未来三十年发展战略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出色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