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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调查研究魂瓶的形式来源和时间线索，认为魂瓶是佛塔影响下的产物。五罐瓶与魂瓶不仅是同一种事物，还反映了佛塔在不同时期的造型差异以及佛教的本土化进程。
关键词：佛塔；五罐瓶；魂瓶
魂瓶，也被称为堆塑瓶，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中一种奇特的工艺品。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以实用器作为明器的例子，如著名的鼎、簋，但是这些器皿大多以组合的方式出现，如九鼎八簋制等。这些明器或是作为死者的纪念物，如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或是作为死者在冥界的实用之物。像魂瓶这样把多种形象综合在一起，以瓶、壶等形式为依托，作为重要祭祀器物的例子十分鲜见。
魂瓶多见于三国吴和西晋时期，主要出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浙江、江苏等地。它并不是之前墓葬传统的延续，而是在三国时期突然出现并开始流行的。作为中国墓葬传统中的异类陪葬品，对魂瓶的研究反映了中国工艺美术史的一个有趣的侧面。
当前学界大多认为，魂瓶属于明器，它的出现与中国祭祀传统以及道教、佛教有关。现在发现的魂瓶几乎都出土于墓穴，且其无实用目的，这与明器的内涵是对应的，故言其为明器似乎无可厚非。魂瓶上所刻画的事物，在古代中国的祭祀传统中确实存在，是后世学者认为其与中国传统有关的重要依据。最早的魂瓶出现时间无考，但大量的魂瓶出现于战乱时期的三国，故而许多专家认为，当是由于战乱，导致汉代以来的厚葬之风在魏晋被简化，从而出现了魂瓶，但其实这些观点依旧值得商榷。
三国时期，道家逐渐成为道教，确实是此时的一次重要思想变革，但是在墓葬问题上，其实无论是道教形成还是社会的变迁，对丧葬形式的影响都是非常微小的。众所周知，三国魏晋时期是士族强盛的时期，众多士族富可敌国，故汉代儒家的厚葬之风其实还在延续。从形制而言，三国吴越地区的墓葬也同样延续了汉代的横穴式，除了出土魂瓶之外其实还有许多祭祀物品，并非仅有魂瓶①。另外，魂瓶是较晚出现的事物，中国传统明器中虽有壶、罐或瓶等典型，但是魂瓶类型的器皿却是东汉至三国魏晋时期所特有的。魂瓶的器皿造型也颇为独特，若言其为特意为墓葬所做之“明器”，则当时特意为墓葬所做之物，亦大多为现实世界存在物的翻版，尤其东汉之前的明器更是如此，为何在此时出现了这种变异，令人费解。
笔者并不否认魂瓶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道家思想的关系，但是魂瓶与这些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能说明魂瓶的出现与其有关，换言之，魂瓶的出现应该另有原因。
魂瓶有一种特殊的样式，即所谓的“佛瓶”。学者在研究佛瓶时，都不否认佛教与佛瓶之间的关系，甚至一些学者进一步注意到魂瓶与佛教之间的关联，认为魂瓶的出现与佛教有关。如罗世平在研究了楼阁式魂瓶之后，认为“江南吴晋墓葬出土的楼阁式佛饰罐和覆钵塔式佛饰罐真实呈现了佛教舍利安奉之法与汉地死后升仙观念的结合，在造型及制作方式上带有江南地区的埋葬特点，在功能上则与襄阳陶楼一致，同样体现了佛教初传时期浮图祠的一般面貌”②。李刚经过研究，认为五魂瓶上的中间大罐象征佛教的塔，其余的四个小罐则分别代表着东、西、南、北四天。这些研究颇有价值，但仅仅提出了魂瓶与佛教的关系，甚至仅仅认为魂瓶是佛教的一种建筑样式在墓室之中的体现，对于魂瓶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未能进一步深入研究。
许多学者都关注到后世所谓的堆塑形式的魂瓶，其风格借鉴了汉地佛教亭台楼阁形式的塔建筑。魂瓶中出现的亭台楼阁形式是多重的，尤其是七重、九重多见。其实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很少见到这么高的楼宇，如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中，以二重、三重楼阁为多，几乎见不到九重楼阁结构。这种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仅存在于佛教的塔。在佛教经典中，楼阁七重、九重却是随处可见，甚至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谚语。
“浮屠”是佛教术语，也译为“窣堵波”，其本意是“塔”。若与佛教的塔相比较，会发现其与魂瓶二者确实存在相似之处。如早期的桑奇第一大塔为覆钵形，而魂瓶主体是瓶，二者形式都为圆形；在后世的塔中，出现了九重、七重的结构，这点与魂瓶类似；更加有趣的是，后世的塔的顶端其实还是保留了早期圆形的建筑物，如塔尖上的葫芦形。此外，在后世一些器皿中，瓶子与塔之間的关系依旧存在，如唐黑釉塔式罐（图一）。
魂瓶与塔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解决一个工艺美术史的难题，即五罐瓶与魂瓶的关系问题。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五罐瓶与魂瓶之间的关系，认为五罐瓶是魂瓶的前身。对于二者的关系，有从形式风格演变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如仝涛等；也有从内涵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如闻一多等。其中对五罐瓶内涵的讨论最值得关注。对于五罐瓶，大多数学者认为五罐瓶表现的是葫芦造型，如申萍在其硕士论文中曾经梳理道：“早期的五联罐少有堆塑内容，鼓腹、敛口、中空的造型，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葫芦。‘葫’与‘壶’同音，日本学者也称魂瓶为‘神亭壶’。葫芦崇拜普遍存在于中国原始神话之中，因其生命顽强，多蔓多巧，又与待产孕妇体形相似，而被赋予了生生不息的象征意义。闻一多认为：‘至于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化身，我想是因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衍最妙的象征，故取比拟。’因此，以葫芦为魂瓶的基础造型，或许蕴含着对生育之神的崇拜。”③请注意此处对葫芦的理解是“生命顽强，多蔓多巧，又与待产孕妇体形相似，而被赋予了生生不息的象征意义”，换言之，学者们其实已经关注到葫芦具有的生生不息的特征，可惜没有进一步思考葫芦与塔的关系。
深入到五罐瓶与魂瓶背后，从佛教塔的影响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这两种形式其实是一种事物，都是对塔的形式的反映。
塔在中国是以楼阁的形式出现，其实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却是以“覆钵”的形式出现，如桑奇第一大塔。在印度，塔的造型类似于壶。宫治昭在其著作《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中，通过详尽的论述证明了窣堵波与胎、卵、壶之间的关系，认为储藏舍利的窣堵波象征了子宫，结合印度的壶文化主题，由此催生了覆钵造型；窣堵波之上的装饰，则展现了窣堵波的“乐园”含义，结合二者，作者得出“窣堵波作为‘生’与‘死’的双重象征”④的结论。 比之闻一多的臆测，宫治昭的推论似乎更加让人信服，即早期在佛塔的壶造型进入中土之后，由于“葫”与“壶”同音，出现了葫芦的造型，随着佛教的逐渐传入，人们开始把佛教的塔的形式，制作成了魂瓶的明器。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推知，魂瓶形式来源于佛教，而五罐瓶与魂瓶两种形式，其实反映了汉晋时期佛教建筑的本土化进程。
若比较魂瓶最初出现与消失的时间，或比较大量发现魂瓶出现与消失的时间，能够看出魂瓶的演变与佛教的传入及其被深度本地化的时间其实是相吻合的，换言之，魂瓶的出现和消失，与佛教密切相关。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无考，但是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佛教在公元前后即西汉末年时期传入中国。由于佛教精深的思想与异域特质，很快就吸引了大多数处于精神迷茫之中的儒学家，东汉儒学在佛教的影响下，不仅形成了著名的魏晋玄学，也促进了道教的形成。早期对佛教经典的阐释，大多是依据道家术语，故而此时的佛教经典与道家经典之间，往往互相混淆。這种现象随着唐代佛教的大盛以及几次大型的译经活动逐渐消失，最终使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巨大差异得以显现。
一些研究汉代的学者，如巫鸿等，早已指出，在佛教初传的汉代，由于民间对于佛教的认识不足，致使佛被看作是与中国本土神祇一样的神仙，故而出现把佛祖置于地下的现象，目的是为了祈求保护⑤。换言之，在汉代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之时，是由于对佛教的误解，导致民众把佛像带入墓室，把塔制作成“明器”，随着这种误解的消失，这种现象也就不再延续了。
综上所述，五罐瓶与魂瓶其实都是在佛塔影响下的产物，它们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塔寺形式，反映出中国古代佛教本土化的过程。
基金项目
本论文属于2020年金华市社会科学课题研究项目—“婺州窑魂瓶研究”（课题编号：YB202005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寿玲，1984年7月生，女，汉族，浙江诸暨人，讲师，艺术设计专业硕士，研究方向为艺术史。
注释
①朱伯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璀璨的陶瓷器》中，通过墓葬形式，提出对“魂瓶”的怀疑。他认为汉代前后双室墓，已经完整地复原了死者生前生活场所，以及安置好了死者的棺椁，若用魂瓶来安置死者的亡灵，显然是多此一举。《中国陶瓷全集·4》，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②罗世平：《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7期第24页。
③申萍：《汉晋时期的魂瓶与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国美术学院2016硕士论文。
④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⑤巫鸿：《礼仪中的美术》，《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一文，2005年第289-345页。
关键词：佛塔；五罐瓶；魂瓶
魂瓶，也被称为堆塑瓶，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中一种奇特的工艺品。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以实用器作为明器的例子，如著名的鼎、簋，但是这些器皿大多以组合的方式出现，如九鼎八簋制等。这些明器或是作为死者的纪念物，如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或是作为死者在冥界的实用之物。像魂瓶这样把多种形象综合在一起，以瓶、壶等形式为依托，作为重要祭祀器物的例子十分鲜见。
魂瓶多见于三国吴和西晋时期，主要出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浙江、江苏等地。它并不是之前墓葬传统的延续，而是在三国时期突然出现并开始流行的。作为中国墓葬传统中的异类陪葬品，对魂瓶的研究反映了中国工艺美术史的一个有趣的侧面。
当前学界大多认为，魂瓶属于明器，它的出现与中国祭祀传统以及道教、佛教有关。现在发现的魂瓶几乎都出土于墓穴，且其无实用目的，这与明器的内涵是对应的，故言其为明器似乎无可厚非。魂瓶上所刻画的事物，在古代中国的祭祀传统中确实存在，是后世学者认为其与中国传统有关的重要依据。最早的魂瓶出现时间无考，但大量的魂瓶出现于战乱时期的三国，故而许多专家认为，当是由于战乱，导致汉代以来的厚葬之风在魏晋被简化，从而出现了魂瓶，但其实这些观点依旧值得商榷。
三国时期，道家逐渐成为道教，确实是此时的一次重要思想变革，但是在墓葬问题上，其实无论是道教形成还是社会的变迁，对丧葬形式的影响都是非常微小的。众所周知，三国魏晋时期是士族强盛的时期，众多士族富可敌国，故汉代儒家的厚葬之风其实还在延续。从形制而言，三国吴越地区的墓葬也同样延续了汉代的横穴式，除了出土魂瓶之外其实还有许多祭祀物品，并非仅有魂瓶①。另外，魂瓶是较晚出现的事物，中国传统明器中虽有壶、罐或瓶等典型，但是魂瓶类型的器皿却是东汉至三国魏晋时期所特有的。魂瓶的器皿造型也颇为独特，若言其为特意为墓葬所做之“明器”，则当时特意为墓葬所做之物，亦大多为现实世界存在物的翻版，尤其东汉之前的明器更是如此，为何在此时出现了这种变异，令人费解。
笔者并不否认魂瓶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道家思想的关系，但是魂瓶与这些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能说明魂瓶的出现与其有关，换言之，魂瓶的出现应该另有原因。
魂瓶有一种特殊的样式，即所谓的“佛瓶”。学者在研究佛瓶时，都不否认佛教与佛瓶之间的关系，甚至一些学者进一步注意到魂瓶与佛教之间的关联，认为魂瓶的出现与佛教有关。如罗世平在研究了楼阁式魂瓶之后，认为“江南吴晋墓葬出土的楼阁式佛饰罐和覆钵塔式佛饰罐真实呈现了佛教舍利安奉之法与汉地死后升仙观念的结合，在造型及制作方式上带有江南地区的埋葬特点，在功能上则与襄阳陶楼一致，同样体现了佛教初传时期浮图祠的一般面貌”②。李刚经过研究，认为五魂瓶上的中间大罐象征佛教的塔，其余的四个小罐则分别代表着东、西、南、北四天。这些研究颇有价值，但仅仅提出了魂瓶与佛教的关系，甚至仅仅认为魂瓶是佛教的一种建筑样式在墓室之中的体现，对于魂瓶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未能进一步深入研究。
许多学者都关注到后世所谓的堆塑形式的魂瓶，其风格借鉴了汉地佛教亭台楼阁形式的塔建筑。魂瓶中出现的亭台楼阁形式是多重的，尤其是七重、九重多见。其实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很少见到这么高的楼宇，如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中，以二重、三重楼阁为多，几乎见不到九重楼阁结构。这种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仅存在于佛教的塔。在佛教经典中，楼阁七重、九重却是随处可见，甚至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谚语。
“浮屠”是佛教术语，也译为“窣堵波”，其本意是“塔”。若与佛教的塔相比较，会发现其与魂瓶二者确实存在相似之处。如早期的桑奇第一大塔为覆钵形，而魂瓶主体是瓶，二者形式都为圆形；在后世的塔中，出现了九重、七重的结构，这点与魂瓶类似；更加有趣的是，后世的塔的顶端其实还是保留了早期圆形的建筑物，如塔尖上的葫芦形。此外，在后世一些器皿中，瓶子与塔之間的关系依旧存在，如唐黑釉塔式罐（图一）。
魂瓶与塔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解决一个工艺美术史的难题，即五罐瓶与魂瓶的关系问题。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五罐瓶与魂瓶之间的关系，认为五罐瓶是魂瓶的前身。对于二者的关系，有从形式风格演变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如仝涛等；也有从内涵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如闻一多等。其中对五罐瓶内涵的讨论最值得关注。对于五罐瓶，大多数学者认为五罐瓶表现的是葫芦造型，如申萍在其硕士论文中曾经梳理道：“早期的五联罐少有堆塑内容，鼓腹、敛口、中空的造型，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葫芦。‘葫’与‘壶’同音，日本学者也称魂瓶为‘神亭壶’。葫芦崇拜普遍存在于中国原始神话之中，因其生命顽强，多蔓多巧，又与待产孕妇体形相似，而被赋予了生生不息的象征意义。闻一多认为：‘至于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化身，我想是因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衍最妙的象征，故取比拟。’因此，以葫芦为魂瓶的基础造型，或许蕴含着对生育之神的崇拜。”③请注意此处对葫芦的理解是“生命顽强，多蔓多巧，又与待产孕妇体形相似，而被赋予了生生不息的象征意义”，换言之，学者们其实已经关注到葫芦具有的生生不息的特征，可惜没有进一步思考葫芦与塔的关系。
深入到五罐瓶与魂瓶背后，从佛教塔的影响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这两种形式其实是一种事物，都是对塔的形式的反映。
塔在中国是以楼阁的形式出现，其实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却是以“覆钵”的形式出现，如桑奇第一大塔。在印度，塔的造型类似于壶。宫治昭在其著作《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中，通过详尽的论述证明了窣堵波与胎、卵、壶之间的关系，认为储藏舍利的窣堵波象征了子宫，结合印度的壶文化主题，由此催生了覆钵造型；窣堵波之上的装饰，则展现了窣堵波的“乐园”含义，结合二者，作者得出“窣堵波作为‘生’与‘死’的双重象征”④的结论。 比之闻一多的臆测，宫治昭的推论似乎更加让人信服，即早期在佛塔的壶造型进入中土之后，由于“葫”与“壶”同音，出现了葫芦的造型，随着佛教的逐渐传入，人们开始把佛教的塔的形式，制作成了魂瓶的明器。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推知，魂瓶形式来源于佛教，而五罐瓶与魂瓶两种形式，其实反映了汉晋时期佛教建筑的本土化进程。
若比较魂瓶最初出现与消失的时间，或比较大量发现魂瓶出现与消失的时间，能够看出魂瓶的演变与佛教的传入及其被深度本地化的时间其实是相吻合的，换言之，魂瓶的出现和消失，与佛教密切相关。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无考，但是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佛教在公元前后即西汉末年时期传入中国。由于佛教精深的思想与异域特质，很快就吸引了大多数处于精神迷茫之中的儒学家，东汉儒学在佛教的影响下，不仅形成了著名的魏晋玄学，也促进了道教的形成。早期对佛教经典的阐释，大多是依据道家术语，故而此时的佛教经典与道家经典之间，往往互相混淆。這种现象随着唐代佛教的大盛以及几次大型的译经活动逐渐消失，最终使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巨大差异得以显现。
一些研究汉代的学者，如巫鸿等，早已指出，在佛教初传的汉代，由于民间对于佛教的认识不足，致使佛被看作是与中国本土神祇一样的神仙，故而出现把佛祖置于地下的现象，目的是为了祈求保护⑤。换言之，在汉代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之时，是由于对佛教的误解，导致民众把佛像带入墓室，把塔制作成“明器”，随着这种误解的消失，这种现象也就不再延续了。
综上所述，五罐瓶与魂瓶其实都是在佛塔影响下的产物，它们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塔寺形式，反映出中国古代佛教本土化的过程。
基金项目
本论文属于2020年金华市社会科学课题研究项目—“婺州窑魂瓶研究”（课题编号：YB202005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寿玲，1984年7月生，女，汉族，浙江诸暨人，讲师，艺术设计专业硕士，研究方向为艺术史。
注释
①朱伯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璀璨的陶瓷器》中，通过墓葬形式，提出对“魂瓶”的怀疑。他认为汉代前后双室墓，已经完整地复原了死者生前生活场所，以及安置好了死者的棺椁，若用魂瓶来安置死者的亡灵，显然是多此一举。《中国陶瓷全集·4》，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②罗世平：《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7期第24页。
③申萍：《汉晋时期的魂瓶与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国美术学院2016硕士论文。
④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⑤巫鸿：《礼仪中的美术》，《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一文，2005年第289-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