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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决定着跨国合作发展的成败。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封闭文化和开放文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跨文化冲突持续不断，使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之间通过文化互动、相互学习、文化融合，使“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实现了文化层面的角色互换和行为互动，增强了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自觉性，找到文化繁荣和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应把“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摆在重要位置，通过跨文化治理，从国家层面、企业层面、民众层面增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自豪感，使民意跨过文化冲突和文化对峙，走向文化对话、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
关 键 词：“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9）07-0080-07
收稿日期：2019-04-23
作者简介：郭鸿炜（1982—），女，黑龙江富锦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中共梅州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治理。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人类面临的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堪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各民族和各种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持续不断，跨文化治理体系调整与变革亟待推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自我”与“他者”为应对文化冲突进行跨文化治理的过程。党中央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始终强调民心相通和文化包容的重要性，试图通过构建跨文化治理的制度化机制，寻求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1]要实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就必须“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为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和走深走实，必须在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消除文化阻隔，化解跨文化冲突带来的文化风险，找到“自我”与“他者”文化认同、融合的契合点，通过文化认同奠定民心相通的基础，以文明對话促成文明交融与融合，为民心相通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
一、“一带一路”民心相通面临的巨大挑战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统计，截至2018年8月，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达69个，[3]涵盖了亚洲、欧洲、非洲，由于各国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异巨大，难免会产生文化碰撞乃至冲突，这给实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带来了巨大挑战。当前，在“一带一路”跨文化治理进程中，具体存在三个方面的文化冲突：
（一）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封闭文化与开放文化之间的冲突
逆全球化思潮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现象”最为典型。英国脱欧表明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了严重挫折，“特朗普现象”则使逆全球化思维走向极致，导致国际规则碎片化。在“反移民、反全球化和美国优先”主张下，特朗普坚持在美墨边界修筑边境墙，[4]颁布“穆斯林禁令”，限制难民和移民进入美国定居或旅行。虽然这些思潮发生在西方国家，但这些国家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在全球化背景下，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使所有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这必然会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造成巨大的冲击。另外，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连连“退群”，包括退出TPP、TTI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任意肢解《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不断以“美国第一”的优先文化破坏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制造中美贸易摩擦，形成了封闭文化与开放文化之间的文化对峙和冲突。
（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
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切断了两千多年的古丝绸之路，“奥斯曼之墙”不仅阻隔了连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而且成为横亘在人们心里的一道墙，造成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隔膜。代表整个欧洲的一种扩张心理和侵略思潮的“奥斯曼之墙”，在当代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大量存在，这与东方文明寻求复兴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冲突。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西方国家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不断给“一带一路”建设抹黑，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了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5]呈加剧之势，美国不断强势介入伊斯兰文明内部纷争以获取自身利益，而穆斯林则对美国的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怀有敌对情绪，将其视为穆斯林文化的对立面，[6]这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严重影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实现。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
这种文化冲突是在冷兵器和现代武器对抗过程中，传统文化不接受现代文化的一种落后思潮，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巴厘岛巴东惨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些弱国、小国固守落后的传统文化，形成了拒斥“一带一路”现代文化的复杂心理和文化排斥，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不可小觑的阻力。
这三种文化冲突的客观存在，不利于“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乃至项目落地，严重阻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与“一带一路”宏伟目标的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文化冲突从根本上讲是“自我”与“他者”之间未能形成有效的文化认同而出现的心理上的隔阂，表现为文化迷茫、心理纠结和发展困惑。这就需要对封闭文化与开放文化、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有效的疏导和治理，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从文化冲突走向文化认同、文化对话乃至文化融合。 二、“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的理论解析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实质是跨文化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过程。党中央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成果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共享，不仅仅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更重要的是需要民心相通，通过文化融合方式，引导、疏导沿线国家和地区跨文化治理产生内外文化的亲和力，把风险和不确定性减少到可控程度。笔者认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既有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可遵循的规律性，也有推动跨文化治理水平提升的分析框架。
从跨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基本原理是寻求“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之间由冲突对峙转向融合的内在动力与转换条件。这既不是亨廷顿所强调的文化边界，也不是文明冲突的现代场所，[7]而是“自我”与“他者”交融的地域。“在这一地域，‘自我’和‘他者’体验着新的、可能还是扩展后的认同，分享着他们的实践活动。”[8]为此，“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跨文化治理要素包括遵循“共同行动”“多元现代化”“文化重塑”“文化认同”，通过这些要素的互动、整合，形成文化互动、相互学习与文化融合，从而实现文化繁荣和共同发展。
（一）形成文化互动，走出文化困境
“现代文明包含着一个具有文明礼仪的社会，以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解、克制为特征。具有文明礼仪的社会不仅与原始或者好战民族的野蛮和暴力截然对立，而且明显区别于军事贵族或者具有政府冲动的统治者所引发的剧烈动荡”。[9]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生源自于“文化交汇点”，即文明间交互培育的汇聚地，指“具有混合的文化，而混合的文化不仅创造了新颖独特的混合物，还通过传播手工艺品、观念、制度等建立了文明间的联系”。[10]正如伊本·赫勒敦所预言的那样：“事件的语法和法学涵义扩大为更为重要、具有預见性的发展规律：劳动力有剩余，思想充盈，从而创造了跨域时空的文明范例”。[11]从文化融合过程来讲，文化互动包括静态、过程和动态三种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通过开放国门、打开家门、敞开心灵门，对“一带一路”文化形成接受的态势;从动态的角度看，聚焦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对“一带一路”可接受的文化成分作为本土与外来交融的新文化加以发展;从过程演进看，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本土化、本地化发展，在均衡层面找到沿线国家和地区能够认同或放大的新文化功能。
在三组文化互动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正向激励、负向激励和无效激励的情形，为此，跨文化治理需要放大正向激励，减小负向激励，规避无效激励。实际上，正向激励是带有风险的，外来文化的引入对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和封闭文化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风险。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心态决定了其对待文化风险的态度，有的偏好文化风险，有的厌恶文化风险，还有中性的心态。通过文化互动的正向激励，让沿线国家和民族偏好对待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发展外来文化。
（二）促进相互学习，增强文化自信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的实质是“解中心化”和“去神秘化”的过程。所谓“解中心化”具体表现为“具有行为能力和认知能力的主体面对同一个世界的不同部分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12]所谓“去神秘化”表现为“合理化潜能在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发挥”。[13]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跨文化治理过程中，文化融合要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自我”的立场和态度。同时，在“自我”和“他者”的新社会网络中，允许存在一个认知——策略关系，以保持内外文化在交融中的平衡性和稳健性;规范一致立场，即在接受“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跨文化治理过程中，需要关注“他者”非客观化带给周边世界的道德——审美关系，进而使“自我”的主观上具有自主自觉意识，而且在文化融合的新社会网络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强制性引导关系;表现立场，要充分考虑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中的自我表现，即在客观上以较好的方式把“他者”的道德审美关系进行软文化的嵌入，“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自我”形成一个感官和直觉的自我关系，让这个“自我”有充分展现本国、本民族和本地自我展现文化自信的机会。此时的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相互学习包括：第一，学习先进生产力理念，在文化融合过程中形成认知——工具合理性的激励结构;第二，融入现代社会秩序文化，在新旧文化冲突对峙中形成道德实践合理性的激励框架;第三，引领现代生活新时尚潮流，在文化融合交融过程中形成审美-实践合理性的激励框架。“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相互学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学习传播方式，把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导入主权的“他者”;第二，通过教育方式，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一体化、开放化、人力资本提升、扶贫脱贫、社会保障、环境生态的经验嵌入到大众化的“他者”。总而言之，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转换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相互学习的文化交流题材，推动其参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学习，找出适应自己的发展道路;要把相互学习转化为提升国民技能和文明素质的契机，在推动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本提升、扶贫开发、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方面汲取中国智慧，增强沿线国家和地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
（三）达到文化融合，促进文化繁荣
文化融合就是“自我”实现了“他者”的跨文化融合，实质是一个体系、制度、秩序和道德伦理深度融合的过程，能够促进本地文化繁荣。从目前看，“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使得沿线国家和地区日益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每个国际体系或者国际社会都拥有界定其行为体和适当行为的一套规则或者规范”。这套规则或者规范即“国家制定的基本的实践规则，国家借此解决在无政府状态下实现共存需要应对的协调和合作问题”。[14]在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中还要注意到：“处于文明边缘的行为体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将文明中心的影响加以吸纳和重新组合，成为由相互依赖的因素构成的有效整体”。[15]这个一体化发展的文化融合实际是对中国压缩式发展的特征是共识性而不是先后性的文化认同。我们借鉴欧洲实践安全共同体规范性力量的经验，强调：“⑴用以构建相同的规范力量思维的知识;⑵包含实践生产者和应用者的实践共同体;⑶蕴含着宝贵的智慧和经验。将整个共同体连接为一体的，还有共同事业和相互承诺，以及规范力量所包含的国家和超国家的物质、制度和文化资源”。[16]基于此，“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文化融合和文化繁荣，需要强化经济建设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引领，把中国开放文化融入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活动之中，形成开放型经济发展格局;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既要尊重“自我”对西方“他者”文化的积淀，赢得政治认同;在文化交流中，寻求“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求同存异的最大公约数，保持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的独立性，促进文化繁荣与增强文化自觉;在推进社会一体发展过程中，注重将社会网络形成的存量社会资本转化为发展的力量，在开放融合过程中，找到外来资本与本地社会资本融合的制度接口，对保障改善民生进行制度创新;在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践行全球生态环境共生理念，积极承担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责任。总之，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作为“一带一路”文化发展的积极成分和智慧力量，嵌入本土本地文化，在文化融合中促进当地文化繁荣，使大众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滋润中国文化的智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总体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思维、大战略、大格局、大智慧，既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也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破解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难题提供有益借鉴。 三、“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跨文化治理就是要通过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东西方文化、封闭文化与开放文化之间的有效互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学习与文明对话，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使沿线国家和地区真正在文化层面放心、做事顺心、生活安心，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进而从文化冲突、文化对峙走向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
（一）国家层面：强调政治精英的民心相通
在宏观层面制定方针政策，使政治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社会精英阶层“放心”，这个层面的民心是通过跨文化治理实现文化融合的关键。在“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和平发展理念、“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的安全智慧和“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理念的指导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合作共赢。发展民主政治，既要通过主权国家之间战略沟通、战略互信和战略互动等方式赢得西方国家政治文化认同，化解东西方文化冲突，也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威胁、蛊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来，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中国还签署了一批对接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同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17]应继续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面展开战略对接工作，化解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风险。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顶层设计上要建立人文交流合作的制度化、机制化框架，与中东、拉美、中东欧等地区进一步深化交流，推动现有合作达到新高度。
（二）企业层面：走出去的企业家要以自己的诚心换取对方放心
企业“走出去”要基于东道国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东道国感受，避免和减少跨文化冲突，让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做事顺心。中国企业首先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对接，实现项目落地并有序展开合作。企业资本进入和组织形态拓展，要充分考虑外来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冲击与负面影响，在项目可行性论证的过程中，邀请当地一些代表参加论证，稳定这方面的民心情绪;在吸纳当地人参与就业过程中，谨防敌对国家反动势力的谣言蛊惑，从民生保障和改善的角度，使项目建设和投产运营能够转换为当地民众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物质保障，把企业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避免中国模式单一输出，也要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分享改革开放与现代工业发展成果，不断扩大经贸合作，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提供就业岗位，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一条繁荣与发展之路。如中国推动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等一批项目，建设瓜达尔港、比雷塞夫斯港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以中巴、中蒙俄、新欧亚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建设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这些项目的成功开展，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相互学习而实现的合作共赢。再如：中非在项目、建设、合作、施工和運营中进行集体学习，形成文化认同，非洲国家在学习先进文化的同时增强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为吸引中国投资，埃塞俄比亚还制定“工业园区法”。在这个过程中，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交融，非洲国家打开国门、家门、心灵大门接受外来文化。因此，共建“一带一路”，要充分尊重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小国的文化差异，充分考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制度模式与实际需求的差异，在文化融合过程中，排除消极和敌对文化对“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干扰，促进文化繁荣和增强文化自觉。
（三）民众层面：让中国发展成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共享
回顾共建“一带一路”五年多的历程，以文化心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的重要经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寻求文化求同存异的最大公约数，扩大利益发展同心圆，运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先进文化。在化人润心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民众群体的心态，照顾其民族感情和自尊，做到稳妥得当，化解东西方文化冲突和弱国小国的封闭排斥心理。加强人文交流合作，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18]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目标，激励“一带一路”沿线社会阶层、城乡社区和新兴社群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优势、资源互补，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大限度地避免去中心化的草根社区形成逆全球化的社区力量;中国文化组织、艺术人士、考古学者要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帮助其唤醒古丝绸之路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中国学者、研究人员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知识阶层加强人文交流，通过论坛、研讨会、交流会、人员互访、互派留学生等方式，深入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历史文化，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中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传播学家应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走出近代西方殖民阴影，告别西方中心论，重塑共同身份。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建设之路，更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之路。构建跨文化治理文化融合机制是实现民心相通的保障。通过文化融合激励方式找到文化由冲突对峙到文明对话的转折点，寻找文化认同、文化交融与文化融合的内在机理和畅通的通道。笔者认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的实现机制是通过文化互动、相互学习产生文化繁荣和自信的内在动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实践经验表明，在文化认同的持续激励下，加速文化融合，使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实现文化层面的角色互换和行为互动，增强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自觉性，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中，能够增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自豪感。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建议文化融合更多地关注制度文化、规则文化、契约文化的融合发展，使民意跨过文化冲突和文化对峙，逐步走向文化对话、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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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苗政军）
关 键 词：“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9）07-0080-07
收稿日期：2019-04-23
作者简介：郭鸿炜（1982—），女，黑龙江富锦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中共梅州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治理。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人类面临的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堪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各民族和各种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持续不断，跨文化治理体系调整与变革亟待推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自我”与“他者”为应对文化冲突进行跨文化治理的过程。党中央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始终强调民心相通和文化包容的重要性，试图通过构建跨文化治理的制度化机制，寻求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1]要实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就必须“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为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和走深走实，必须在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消除文化阻隔，化解跨文化冲突带来的文化风险，找到“自我”与“他者”文化认同、融合的契合点，通过文化认同奠定民心相通的基础，以文明對话促成文明交融与融合，为民心相通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
一、“一带一路”民心相通面临的巨大挑战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统计，截至2018年8月，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达69个，[3]涵盖了亚洲、欧洲、非洲，由于各国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异巨大，难免会产生文化碰撞乃至冲突，这给实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带来了巨大挑战。当前，在“一带一路”跨文化治理进程中，具体存在三个方面的文化冲突：
（一）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封闭文化与开放文化之间的冲突
逆全球化思潮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现象”最为典型。英国脱欧表明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了严重挫折，“特朗普现象”则使逆全球化思维走向极致，导致国际规则碎片化。在“反移民、反全球化和美国优先”主张下，特朗普坚持在美墨边界修筑边境墙，[4]颁布“穆斯林禁令”，限制难民和移民进入美国定居或旅行。虽然这些思潮发生在西方国家，但这些国家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在全球化背景下，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使所有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这必然会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造成巨大的冲击。另外，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连连“退群”，包括退出TPP、TTI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任意肢解《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不断以“美国第一”的优先文化破坏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制造中美贸易摩擦，形成了封闭文化与开放文化之间的文化对峙和冲突。
（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
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切断了两千多年的古丝绸之路，“奥斯曼之墙”不仅阻隔了连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而且成为横亘在人们心里的一道墙，造成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隔膜。代表整个欧洲的一种扩张心理和侵略思潮的“奥斯曼之墙”，在当代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大量存在，这与东方文明寻求复兴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冲突。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西方国家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不断给“一带一路”建设抹黑，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了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5]呈加剧之势，美国不断强势介入伊斯兰文明内部纷争以获取自身利益，而穆斯林则对美国的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怀有敌对情绪，将其视为穆斯林文化的对立面，[6]这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严重影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实现。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
这种文化冲突是在冷兵器和现代武器对抗过程中，传统文化不接受现代文化的一种落后思潮，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巴厘岛巴东惨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些弱国、小国固守落后的传统文化，形成了拒斥“一带一路”现代文化的复杂心理和文化排斥，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不可小觑的阻力。
这三种文化冲突的客观存在，不利于“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乃至项目落地，严重阻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与“一带一路”宏伟目标的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文化冲突从根本上讲是“自我”与“他者”之间未能形成有效的文化认同而出现的心理上的隔阂，表现为文化迷茫、心理纠结和发展困惑。这就需要对封闭文化与开放文化、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有效的疏导和治理，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从文化冲突走向文化认同、文化对话乃至文化融合。 二、“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的理论解析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实质是跨文化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过程。党中央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成果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共享，不仅仅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更重要的是需要民心相通，通过文化融合方式，引导、疏导沿线国家和地区跨文化治理产生内外文化的亲和力，把风险和不确定性减少到可控程度。笔者认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既有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可遵循的规律性，也有推动跨文化治理水平提升的分析框架。
从跨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基本原理是寻求“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之间由冲突对峙转向融合的内在动力与转换条件。这既不是亨廷顿所强调的文化边界，也不是文明冲突的现代场所，[7]而是“自我”与“他者”交融的地域。“在这一地域，‘自我’和‘他者’体验着新的、可能还是扩展后的认同，分享着他们的实践活动。”[8]为此，“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跨文化治理要素包括遵循“共同行动”“多元现代化”“文化重塑”“文化认同”，通过这些要素的互动、整合，形成文化互动、相互学习与文化融合，从而实现文化繁荣和共同发展。
（一）形成文化互动，走出文化困境
“现代文明包含着一个具有文明礼仪的社会，以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解、克制为特征。具有文明礼仪的社会不仅与原始或者好战民族的野蛮和暴力截然对立，而且明显区别于军事贵族或者具有政府冲动的统治者所引发的剧烈动荡”。[9]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生源自于“文化交汇点”，即文明间交互培育的汇聚地，指“具有混合的文化，而混合的文化不仅创造了新颖独特的混合物，还通过传播手工艺品、观念、制度等建立了文明间的联系”。[10]正如伊本·赫勒敦所预言的那样：“事件的语法和法学涵义扩大为更为重要、具有預见性的发展规律：劳动力有剩余，思想充盈，从而创造了跨域时空的文明范例”。[11]从文化融合过程来讲，文化互动包括静态、过程和动态三种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通过开放国门、打开家门、敞开心灵门，对“一带一路”文化形成接受的态势;从动态的角度看，聚焦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对“一带一路”可接受的文化成分作为本土与外来交融的新文化加以发展;从过程演进看，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本土化、本地化发展，在均衡层面找到沿线国家和地区能够认同或放大的新文化功能。
在三组文化互动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正向激励、负向激励和无效激励的情形，为此，跨文化治理需要放大正向激励，减小负向激励，规避无效激励。实际上，正向激励是带有风险的，外来文化的引入对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和封闭文化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风险。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心态决定了其对待文化风险的态度，有的偏好文化风险，有的厌恶文化风险，还有中性的心态。通过文化互动的正向激励，让沿线国家和民族偏好对待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发展外来文化。
（二）促进相互学习，增强文化自信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的实质是“解中心化”和“去神秘化”的过程。所谓“解中心化”具体表现为“具有行为能力和认知能力的主体面对同一个世界的不同部分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12]所谓“去神秘化”表现为“合理化潜能在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发挥”。[13]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跨文化治理过程中，文化融合要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自我”的立场和态度。同时，在“自我”和“他者”的新社会网络中，允许存在一个认知——策略关系，以保持内外文化在交融中的平衡性和稳健性;规范一致立场，即在接受“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跨文化治理过程中，需要关注“他者”非客观化带给周边世界的道德——审美关系，进而使“自我”的主观上具有自主自觉意识，而且在文化融合的新社会网络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强制性引导关系;表现立场，要充分考虑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中的自我表现，即在客观上以较好的方式把“他者”的道德审美关系进行软文化的嵌入，“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自我”形成一个感官和直觉的自我关系，让这个“自我”有充分展现本国、本民族和本地自我展现文化自信的机会。此时的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相互学习包括：第一，学习先进生产力理念，在文化融合过程中形成认知——工具合理性的激励结构;第二，融入现代社会秩序文化，在新旧文化冲突对峙中形成道德实践合理性的激励框架;第三，引领现代生活新时尚潮流，在文化融合交融过程中形成审美-实践合理性的激励框架。“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相互学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学习传播方式，把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导入主权的“他者”;第二，通过教育方式，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一体化、开放化、人力资本提升、扶贫脱贫、社会保障、环境生态的经验嵌入到大众化的“他者”。总而言之，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转换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相互学习的文化交流题材，推动其参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学习，找出适应自己的发展道路;要把相互学习转化为提升国民技能和文明素质的契机，在推动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本提升、扶贫开发、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方面汲取中国智慧，增强沿线国家和地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
（三）达到文化融合，促进文化繁荣
文化融合就是“自我”实现了“他者”的跨文化融合，实质是一个体系、制度、秩序和道德伦理深度融合的过程，能够促进本地文化繁荣。从目前看，“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使得沿线国家和地区日益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每个国际体系或者国际社会都拥有界定其行为体和适当行为的一套规则或者规范”。这套规则或者规范即“国家制定的基本的实践规则，国家借此解决在无政府状态下实现共存需要应对的协调和合作问题”。[14]在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中还要注意到：“处于文明边缘的行为体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将文明中心的影响加以吸纳和重新组合，成为由相互依赖的因素构成的有效整体”。[15]这个一体化发展的文化融合实际是对中国压缩式发展的特征是共识性而不是先后性的文化认同。我们借鉴欧洲实践安全共同体规范性力量的经验，强调：“⑴用以构建相同的规范力量思维的知识;⑵包含实践生产者和应用者的实践共同体;⑶蕴含着宝贵的智慧和经验。将整个共同体连接为一体的，还有共同事业和相互承诺，以及规范力量所包含的国家和超国家的物质、制度和文化资源”。[16]基于此，“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文化融合和文化繁荣，需要强化经济建设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引领，把中国开放文化融入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活动之中，形成开放型经济发展格局;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既要尊重“自我”对西方“他者”文化的积淀，赢得政治认同;在文化交流中，寻求“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求同存异的最大公约数，保持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的独立性，促进文化繁荣与增强文化自觉;在推进社会一体发展过程中，注重将社会网络形成的存量社会资本转化为发展的力量，在开放融合过程中，找到外来资本与本地社会资本融合的制度接口，对保障改善民生进行制度创新;在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践行全球生态环境共生理念，积极承担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责任。总之，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作为“一带一路”文化发展的积极成分和智慧力量，嵌入本土本地文化，在文化融合中促进当地文化繁荣，使大众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滋润中国文化的智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总体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思维、大战略、大格局、大智慧，既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也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破解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难题提供有益借鉴。 三、“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跨文化治理就是要通过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东西方文化、封闭文化与开放文化之间的有效互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学习与文明对话，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使沿线国家和地区真正在文化层面放心、做事顺心、生活安心，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进而从文化冲突、文化对峙走向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
（一）国家层面：强调政治精英的民心相通
在宏观层面制定方针政策，使政治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社会精英阶层“放心”，这个层面的民心是通过跨文化治理实现文化融合的关键。在“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和平发展理念、“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的安全智慧和“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理念的指导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合作共赢。发展民主政治，既要通过主权国家之间战略沟通、战略互信和战略互动等方式赢得西方国家政治文化认同，化解东西方文化冲突，也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威胁、蛊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来，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中国还签署了一批对接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同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17]应继续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面展开战略对接工作，化解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风险。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顶层设计上要建立人文交流合作的制度化、机制化框架，与中东、拉美、中东欧等地区进一步深化交流，推动现有合作达到新高度。
（二）企业层面：走出去的企业家要以自己的诚心换取对方放心
企业“走出去”要基于东道国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东道国感受，避免和减少跨文化冲突，让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做事顺心。中国企业首先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对接，实现项目落地并有序展开合作。企业资本进入和组织形态拓展，要充分考虑外来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冲击与负面影响，在项目可行性论证的过程中，邀请当地一些代表参加论证，稳定这方面的民心情绪;在吸纳当地人参与就业过程中，谨防敌对国家反动势力的谣言蛊惑，从民生保障和改善的角度，使项目建设和投产运营能够转换为当地民众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物质保障，把企业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避免中国模式单一输出，也要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分享改革开放与现代工业发展成果，不断扩大经贸合作，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提供就业岗位，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一条繁荣与发展之路。如中国推动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等一批项目，建设瓜达尔港、比雷塞夫斯港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以中巴、中蒙俄、新欧亚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建设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这些项目的成功开展，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相互学习而实现的合作共赢。再如：中非在项目、建设、合作、施工和運营中进行集体学习，形成文化认同，非洲国家在学习先进文化的同时增强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为吸引中国投资，埃塞俄比亚还制定“工业园区法”。在这个过程中，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交融，非洲国家打开国门、家门、心灵大门接受外来文化。因此，共建“一带一路”，要充分尊重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小国的文化差异，充分考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制度模式与实际需求的差异，在文化融合过程中，排除消极和敌对文化对“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干扰，促进文化繁荣和增强文化自觉。
（三）民众层面：让中国发展成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共享
回顾共建“一带一路”五年多的历程，以文化心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的重要经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寻求文化求同存异的最大公约数，扩大利益发展同心圆，运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先进文化。在化人润心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民众群体的心态，照顾其民族感情和自尊，做到稳妥得当，化解东西方文化冲突和弱国小国的封闭排斥心理。加强人文交流合作，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18]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目标，激励“一带一路”沿线社会阶层、城乡社区和新兴社群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优势、资源互补，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大限度地避免去中心化的草根社区形成逆全球化的社区力量;中国文化组织、艺术人士、考古学者要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帮助其唤醒古丝绸之路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中国学者、研究人员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知识阶层加强人文交流，通过论坛、研讨会、交流会、人员互访、互派留学生等方式，深入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历史文化，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中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传播学家应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走出近代西方殖民阴影，告别西方中心论，重塑共同身份。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建设之路，更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之路。构建跨文化治理文化融合机制是实现民心相通的保障。通过文化融合激励方式找到文化由冲突对峙到文明对话的转折点，寻找文化认同、文化交融与文化融合的内在机理和畅通的通道。笔者认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的实现机制是通过文化互动、相互学习产生文化繁荣和自信的内在动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实践经验表明，在文化认同的持续激励下，加速文化融合，使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实现文化层面的角色互换和行为互动，增强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自觉性，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中，能够增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自豪感。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建议文化融合更多地关注制度文化、规则文化、契约文化的融合发展，使民意跨过文化冲突和文化对峙，逐步走向文化对话、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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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苗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