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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史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宣传倡导”中诞生，是现代环保运动的产物。虽然环境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领域，但它仍然被束缚在学术岗位上。仅仅产出优秀的学术书籍和文章并不能确保形成一个读者群，也无法确保决策者、商业领袖或环保主义者谨遵“历史教训”。环境这一主题已在公众史学领域受到了欢迎，《公众史学家》杂志定期刊登环境问题文章，咨询公司、博物馆、档案馆、历史机构和政府历史办公室实施了很多环境项目，但这些活动还没有在公众史学和环境史之间形成一种明确的关系。学院派史学家、历史顾问和机构的史学家的著作已提供了一系列有关环境的看法，但“宣传倡导”的幽灵限制了三个团体的工作，制约了环境史在公共领域的潜力。有必要直面宣传倡导的问题，拓宽历史问题的范围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可以将环境史视作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用来研究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工具。需要找到一个中间地带，在其中设计具有重大历史根源的相关环境政策研究，以便公众了解。环境史三方的综合技能与专门知识可以被拆散使用，以吸引决策者和公众的注意。对学院派史学家和公众史学家来说，环境史研究可能没有共同的根基，但这两个群体有许多共同的兴趣。让环境史成为使公众更好地理解历史价值的一种手段，让丰富的专业知识引领人们理解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基本关系。
[关键词]公众史学;环境;环境史;宣传倡导者;公共领域
公众史学家最不愿被称为“宣传倡导者”（advocate）。与客户保持适当的关系，或者在公共领域运转，一般被认为要不加掩饰地不偏不倚;否则，获得声誉就会丢面子，更糟糕的则是会丢掉工作。然而，环境史这一领域却是从“宣传倡导”中诞生的。它之所以新颖并吸引人，是因为致力于研究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长期关系的历史学家坚信，要纠正或预防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滥用。
虽然现代环保运动的根源可以远远回溯到欧洲和美国的往昔，但它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因户外休闲、荒野和开放空间，以及对环境污染的担忧等一系列自然环境问题而引起的，并且是生态科学逐步成熟的产物。犬儒主义者（Cynics）企图让人们相信，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精英赞助或支持环保活动，是为了分散抗议者对反战、反贫困或民权问题的注意力。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为针对包括环保在内的许多事务而提出问题提供了土壤，并在热心的大学生和其他人当中产生了自愿支持者群体。
但是环保运动不仅来源于年轻一代的理想主义，它同时得到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的大力支持，在政治功能上形成了由跨越阶级界线和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组成的联盟。更早的保护主义者组织，如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和奥杜邦学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受到关注。从企业扶持的“未来资源研究所”（Resources for the Future），到更激进的“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乃至后来的“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这些较新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利益。
然而，环保主义者普遍认同生态平衡的脆弱性，相信自然的内在价值，亲自关心健康和健身，并承诺要自力更生。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其改革策略也不尽相同。一些人认为政府干预是分配资源或保护荒野的合理方式，其他人则对任何大型机构作为唯一的环境保护者持怀疑态度。有些人服务于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另一些人则指责资本主义促进了不受控制的经济增长、物质主义以及资源浪费，甚至为达到其自身目的而利用环保运动。①
鉴于其广泛的吸引力和诞生的时机，现代环保运动催生了一个充满当代信念的史学门类也就不足为奇了。该领域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很好地捕捉了这种情绪，他指出：“虽然环境史……的诞生出于某种道德目的，其背后有强大的政治承诺，但是随着它的成熟，它变成了一项学术事业;既不由任何简单的也不由任何单一的道德与政治议程来推动。它的主要目标是加深我们的一种认识，即人类如何一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又如何影响着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②
不管怎样，其他历史学家对宣传倡导问题及其与环境史领域的关系采取了更具批判性的立场。劳伦斯·雷克斯特劳（Lawrence Rakestraw）在1972年的著述中相当强烈地指出：“当代资源保护历史中，有许多是关于因果关系的魔鬼理论，强调冲突与环境掠夺。”③10年后，美国环境史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的组织者、《环境（历史）评论》[Environmental（History） Review]的主编约翰·奥佩（John Opie）多少有些辩护性地断言：“环境史学家总是被宣传倡导的幽灵所困扰……只要环境史学家将他们自己和今天的环保运动联系起来，这种指责就是有力的，而且往往是公正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询问，宣传倡导是否具有某些优点？”④芭芭拉·莱布哈特（Barbara Leibhardt）认为，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环境史学家是否有他们自己的道德动机，能否“在一场重视科学证据的对话中”有所言说。她总结道：“环境史之所以有争议，恰恰是因为历史学家希望与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话，并将他们的历史证据用于当代问题。”⑤
诚然，尽管对该领域的宣传倡导作用及其目标受众进行了自我反省，环境史——正如學术界的实践——却很少获得强烈的公众表达。在我看来，环境史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最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由于这门学科的广度和规模，它迫使从业者通过对科学、环保主义和历史的理解来研究过去，并基于资料提出重大问题。但至少从总体上说，它还没有找到一条一致的路径，来与政策团体达成一致，或者就环保运动本身成功地与许多人对话——更不用说普罗大众了。
1986年，《国家公园：美国经验》（National Park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1979）的作者艾尔弗雷德·伦特（Alfred Runte），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通讯》[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OAH）Newsletter]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最终，通过他们的作品在其他学科和读者乃至一般公众当中的接受程度，可以很好地衡量环境史学家的影响力。”他补充道：“环境史学家受到广大学科的学者的尊重——或至少得到关注——不仅说明该领域的公信力越来越高，而且说明其广泛的相关性和有用性得到了认识。”伦特援引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的《荒野与美国思想》（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1967），指出它在学者和资源管理者中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还被《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列为过去25年美国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100本书之一。他还提到，斯蒂芬·派恩（Stephen Pyne）的《美国之火》（Fire in America，1982）受到林业工作者、公园管理者和山地科学家的欢迎，而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唐纳德·沃斯特、唐纳德·皮萨尼（Donald Pisani）等作者和他自己的著作也得到政府官员、其他专业人士和基金会的关注。伦特对环境史学家发现咨询机会、成为“资源教育工作者”和影响政策制定的可能性表示乐观。虽然他说这一领域被批评过于有“先见之明”（presentistic），其著作通常被视为“宣传倡导史”（advocacy history），但他辩解说：“幸运的是，这样的指责和怀疑只是加强了环境史学家的决心，使他们能清晰地区分情感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可与那些研究19世纪四五十年代奴隶制道德含义的学者的问题相比。”他总结道，环境史学家只是试图论及“显然尚未解决的问题”。① 虽然我认同伦特对环境史在公共领域的潜在作用的热情，也肯定它的公信力和相关性，但我并不认为他援引的少数几个例子就代表了一种趋势，也不认为环境史学家已找到了一种拥有大量读者或者让决策者了解其著作的有效方法。环境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领域，但它仍然被紧紧地束缚在学术岗位上。
僅仅产出优秀的学术书籍和文章，并不能确保在多元化的目标读者中形成一个读者群，也无法确保决策者、商业领袖或环保主义者谨遵“历史教训”而行动;这“历史教训”并不是针对特别的关切或公众辩论的问题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众史学家的环境史实践也未能获得广泛的受众。其实，在很多方面，环境史——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未形成一个清晰可辨的公众史学维度。公众史学家利用传统来面对环境问题，其意图不同于环境史的学术追求，由此产生的活动已经扩散到多个场所。
“环境史是公众史学家感兴趣的一个自然领域。”马丁·罗伊斯（Martin Reuss）、谢利·布克斯潘（Shelley Bookspan）、克雷格·科尔滕（Craig Colten）和迈克尔·麦克马洪（Michal McMahon）在1991年的一期《美国环境史学会资讯》（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s）中如是说。他们的观察是基于以下理念：（1）“公众史学家通常急于利用历史为当代问题的讨论提供背景和见解，而在今天，几乎没有任何问题比环境的未来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行动”;（2）“要正确理解环境史，就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这为公众史学家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信息）。①
这些观察结果为将公众史学与环境史联系起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上，环境这一主题多年来已在公众史学领域受到了欢迎;《公众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杂志定期刊登有关环境问题的文章。②咨询公司、博物馆、档案馆、历史机构和政府历史办公室实施了很多环境项目。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活动无论在叙述层面还是在方法层面，都还没有在公众史学和环境史之间形成一种明确的关系;它们也没有被证实有着重大的公共影响。
“宣传倡导”传统作为学术界的实践是环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常在公众史学的世界里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变模糊和限制了公众对历史学家正在从事的一些关于环境的最有趣研究的关注。由于某些专业因素，批评人士有时会指责公众史学家是其客户、机构或公司的赤裸裸的宣传者。在这个意义上，“宣传倡导”被认为是“偏见”，而对于学院派环境史学家来说，“宣传倡导”通常被理解为“信念”。
对公众史学家来说，由于其机构的从属关系或者他们所执行的任务，“宣传倡导”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学院派史学家通过终身任职或某种形式的学术自由，可以免受对其信念的攻击，而公众史学家通常则必须遵守客户关系中的保密要求，或者作为政府或私营企业的雇员，必须表现出对机构的忠诚。
在历史咨询业务中，保持“客户的信心”是必须要首先考虑的问题。③近年来，历史学家为私营单位和政府客户提供的环境服务范围令人印象深刻。例如，艾伦·纽厄尔（Alan Newell）的历史研究联合公司（Historical Research Associates， Inc.），在蒙大拿州的密苏拉（Missoula， Montana）、华盛顿州的西雅图（Seattle， Washington）以及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 New Mexico）展开业务，筹划环境影响报告和历史资源调查的文化资源部分，撰写自然资源管理史，并负责调查有毒废弃物场所的潜在责任方（Potentially Responsible Party）。其诉讼支持形成了关于西部河流的历史航行、水权、历史土地利用以及美洲土著问题的报告。PHR环境咨询公司（PHR Environmental Consultants， Inc.）——谢利·布克斯潘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环境研究和调查公司——更侧重于场地评估，提供污染责任纠纷服务、潜在责任方研究、诉讼支持以及一系列超出通常所认为的历史研究的技术服务。
这些公司和其他公司依靠跨学科的专业知识来开展工作，必须与当前的政府法规步调一致，并坚持法律和伦理的保密界限。PHR的资质声明中指出：“作为一项总体政策，PHR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所有与客户达成协议的建议、工作计划、数据和调查结果作为客户的机密工作成果予以考虑和对待。”然而，该声明得出结论，PHR“并不承担客户的宣传者的角色”。
鉴于历史咨询的性质，违反保密性或任何宣传倡导暗示都可能对业务造成损害。因此，这种类型的公众史学中的“公众”往往界定得非常狭隘。虽然一些由客户驱动的工作的结果——例如环境影响评估——最终可能会有更广泛的受众，但咨询公司大部分工作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让公众对这类环境历史发表意见。
这里仅举几例。史家受雇于美国陆军工兵部队（U. 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美国环保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等，他们制作了历史，准备了展览，组织了收藏，并进行了资源评估，这大大增加了关于环境的信息。然而，政府的作用导致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对环境问题感兴趣的、为机构服务的史学家必须面对他们自身的“宣传倡导”问题。“宫廷史家”或“御用史家”的标签常常困扰那些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历史学家，在人们提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那些与环境有关的问题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我记得几年前美国陆军工兵部队历史分部决定编写环境史系列丛书时遭到的质疑和担忧，尽管该丛书的目的是就该部队在环境事务中的作用扩大对话，但我的一些同事认为它只会为过去军队的行为辩护。机构的历史，例如乔治·玛祖赞（George Mazuzan）和塞缪尔·沃克尔（J. Samuel Walker）合著的关于核管理委员会的《控制原子：核监管的开端，1946—1962》（Controlling the Atom：The Beginnings of Nuclear Regulation， 1946-1962，1984），这项研究因为赞助机构以及历史学家获取数据时享有特权而受到仔细的审查——尽管这部著作的质量公认很高。① 与私营企业或贸易团体有联系的历史学家，同那些为政府工作的历史学家一样，因为在环境方面的工作而受到批评。1975年在美国公共工程协会（American Public Works Association， APWA）的支持下成立的公共工程历史学会（The Public Works Historical Society），其成员是包括专业史学家、工程师和公共工程从业者在内的独特组合。然而，APWA的赞助引发了关于该学会关注环境问题的性质。有些人会问，在多大程度上，因强调与公共工程研究相关的工程和技术问题而忽略了其他问题？虽然该学会并没有为其努力主张赞助者的利益找借口，但还是有人质疑其独特的宣传倡导方式。
对机构历史的许多批评仅仅与这糟糕东西的性质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它还与环境问题通常具有政治上的不稳定性有关。然而，与学院派史学家和历史顾问相比，服务于机构的——尤其是政府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触到更广泛、更多样化的公众：从政策决策者到博物馆游客，从档案收藏到国家公园。即使是像公共工程历史学会这样的私人赞助团体，也已经明显地超越历史惯例，而进入公共工程集会，进入专业工程学会会议，乃至进入城市管理者和其他官员的办公室。
当然，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观点：学院派史学家、历史顾问和机构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已经为许多读者和许多场景提供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环境的看法。然而，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的迹象，我认为仅仅采取“百花齐放”的态度还是不够的。我想说的是，“宣传倡导”的幽灵限制了这三个团体的工作，它们之间缺乏任何严肃的知识交流，由此制约了环境史在公共领域的潜力。
有必要直面宣传倡导的问题。虽然它对每个群体的影响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它对所有对环境感兴趣的学院派史学家、历史顾问和机构的史学家都有限制。拓宽所探寻的历史问题的范围，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劳伦斯·雷克斯特劳对资源保护史上的“魔鬼理论”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例如，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接受报纸和电视对西北森林环境斗争的描述，认为这只是伐木工和斑点猫头鹰之间的对抗。然而，人们常常倾向于这么形容“商界人士”或“环保主义者”，仿佛他们在语言上和行动上是统一体。
我更倾向于不把环境史当作诸如社会史、城市史或政治史的一个研究领域，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如果你愿意，就将它作为一种工具，用来研究人类与物质环境（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从三维角度看待历史，超越线性的年代史观，将对时间的重视扩大到对地方（空间）的重视。对环境史学家来说，景观和书面材料都成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更传统的对自然、荒野甚至人造环境的关注，被扩展到文化、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环境史将视角而非观点置于首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宣传倡导更容易去政治化。
在公共领域，环境史又该做什么？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如果各个类型的环境史都重新审视它们在市场中的作用，并将注意力集中于它们的资源和专长，公众将会得到更好的服务。正如我所说的，学院派史学家、历史顾问和机构的史学家的贡献都值得称赞，而且每个群体都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其他群体。
唐纳德·沃斯特、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阿瑟·麦卡沃伊（Arthur McAvoy）、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卡洛琳·麦钱特（Carolyn Merchant）、威廉·克罗农和乔尔·塔尔（Joel Tarr）等人的著作蕴含精妙的理论，它们提供了许多机会，可以探索和应用重要的新观念——如混沌理论或盖亚理论（gaia theory），提出解决环境公平（environmental equity）或生态种族主义（eco-racism）等重大问题的方法，或者用新的眼光审视老问题。理查德·怀特在1985年的一篇环境史研究综述中指出：“环境史学家现在需要后退一步，就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提出一些基本问题。这一领域最近的成果，在重新关注环境和社会变化之间联系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自然在这类研究中的地位。”①我相信，有几位历史学者正在奋起迎接怀特的挑战。
就历史顾问而言，他们正在展示应用于当前环境问题的复杂的历史研究方法的价值。除了前面提到的例子外，历史专业出身的布鲁斯·皮亚塞基（Bruce Piasecki）还在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指导环境管理和政策项目，编辑《企业环境战略》（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期刊，并为众多通过私营企业进行环境修复的项目提供咨询。从事咨询工作的历史学者充分掌握当前的环境法律法规知识，能够运用多学科方法解决实际的环境问题，同时具备处理一系列公私部门客户的经验，使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成为学院派史学家更具理论性和分析性成果的天然补充。
机构的史学家不断进行研究，开发展览，并为政府的几个部门以及私营部门的一些特定领域的决策者提供建议。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能源部门的技术与社会系统（TASS）小组是一个跨学科小组，在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评估和社会对技术的反应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其中包括历史方面的投入。该小组成员、文化资源专家莉莲·特莱廷（Lillian Trettin）是一位宣傳倡导者，倡导在传统上由科学和技术专业占主导地位的环境影响评估中更多地运用历史视角。与学术界和咨询领域的大多数同行相比，机构的史学者可以作出重大贡献，即以最有效的方式将史学家的环境思想呈现给具有广泛代表的公众。
作为独立的群体，学院派史学家、历史顾问和机构的史学家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来传播他们的劳动成果：将学术论文改造成通俗期刊、儿童杂志和图书以及政策性期刊上更易阅读的文章;制作纪录片和其他视觉媒体简报;与狭窄的专业圈子之外的专业团体讨论研究成果;推广更多的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展览;争取参与各类文化资源管理项目，等等。换句话说，要撒一张更大的网。 除了“多就是美”之外，还有三个重要问题：三个不同群体的环境史学家可以共享什么专门知识？工作在哪里汇聚或交集？集体的努力如何才能为公众所接受？
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最容易回答：学院派史学家对环境史这个领域的理论构建贡献最大。任何对环境史感兴趣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好读一读克罗农、沃斯特、克罗斯比、怀特和其他学者的著作。相反，学院派史学家将会从历史顾问的专业的跨学科知识以及机构的史学家所要求的对公开演讲的关注中受益无穷。这并不是说我有些武断地划分的三个环境史学家群体是与世隔绝的，以致他们从不依赖他人的专业知识，而是想勉力表明一个明显的观点，那就是需要更多的知识交流。
环境史学家之间的交集或汇聚点也相当明显。那些选择将环境问题作为历史发展中心点的人，已经与传统的历史学家分道扬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将环境史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来分享的，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这门学科在让我们了解当代世界——关于环境问题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方面的价值。对于公众史学家在从事环境史研究中必须掌握哪些方面的信息，前文已列出罗伊斯、布克斯潘、科尔滕和麦克马洪等人的讨论，包括环境组织和政治，环境政策，当代环境问题及其应对，科学和工程决策，环境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伦理。他们认为，环境史课程“必须整合多种观点、学科和主题，以解决公众史学家可能面临的所有问题”。①虽然讨论集中在公众史学家的需求上，并强调环境史学家著述的最新维度，但信息是明确的，即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是该领域效用的关键。
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增强环境史学家的公众参与度。一种方式是上文提到的“布道”，即让环境史学家四处传播“福音”;另一种方式则是另起炉灶。我可以建议开发一种新的环境政策历史文献吗？现在正是利用学院派史学家和公众史学家展示高质量的环境学术成果和开展环境活动的有利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学术性的历史既不是专门为决策者撰写的，也不会出现在决策者或公众可能寻求新观念的地方。受保密性或更严苛的合同的限制，历史顾问的许多成果甚至可能更难以让众接触。机构的历史，就其本身而言，往往不能或不会突出一个具体的环境问题。
需要找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中间地带，在其中设计具有重大历史根源的相关环境政策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公众加以了解。环境史所有三方的综合技能与专门知识可以被分解打散，以吸引决策者和公众的注意。这多半意味着，文笔上乘且精心设计的研究报告可以在印刷品中出现、在展览中表现，或者在电影、视频或静态图片中直观地显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环境政策史的目的都是通过使用经过检验的历史方法和技艺，向公众介绍关键问题。
我并不是说，环境史学家由于回避这些方法，因此没能让公众了解他们。不过人们却鲜少努力将学院派史学家和公众史学家的技艺与能力结合起来，以应对环境问题。虽然对学院派史学家和公众史学家来说，环境史研究可能没有共同的根基，但这两个群体却有许多共同的兴趣。让环境史成为使公众更好地理解历史价值的一种手段，让我们丰富的专业知识引领人们理解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基本关系。
[本文系作者担任美国“全国公众史學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主席时的年度演讲，原载于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15， no. 4， Autumn，1993，pp. 10-20。此次翻译已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授权。]
责任编辑：安 吉
责任校对：徐 敏
[关键词]公众史学;环境;环境史;宣传倡导者;公共领域
公众史学家最不愿被称为“宣传倡导者”（advocate）。与客户保持适当的关系，或者在公共领域运转，一般被认为要不加掩饰地不偏不倚;否则，获得声誉就会丢面子，更糟糕的则是会丢掉工作。然而，环境史这一领域却是从“宣传倡导”中诞生的。它之所以新颖并吸引人，是因为致力于研究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长期关系的历史学家坚信，要纠正或预防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滥用。
虽然现代环保运动的根源可以远远回溯到欧洲和美国的往昔，但它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因户外休闲、荒野和开放空间，以及对环境污染的担忧等一系列自然环境问题而引起的，并且是生态科学逐步成熟的产物。犬儒主义者（Cynics）企图让人们相信，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精英赞助或支持环保活动，是为了分散抗议者对反战、反贫困或民权问题的注意力。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为针对包括环保在内的许多事务而提出问题提供了土壤，并在热心的大学生和其他人当中产生了自愿支持者群体。
但是环保运动不仅来源于年轻一代的理想主义，它同时得到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的大力支持，在政治功能上形成了由跨越阶级界线和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组成的联盟。更早的保护主义者组织，如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和奥杜邦学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受到关注。从企业扶持的“未来资源研究所”（Resources for the Future），到更激进的“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乃至后来的“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这些较新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利益。
然而，环保主义者普遍认同生态平衡的脆弱性，相信自然的内在价值，亲自关心健康和健身，并承诺要自力更生。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其改革策略也不尽相同。一些人认为政府干预是分配资源或保护荒野的合理方式，其他人则对任何大型机构作为唯一的环境保护者持怀疑态度。有些人服务于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另一些人则指责资本主义促进了不受控制的经济增长、物质主义以及资源浪费，甚至为达到其自身目的而利用环保运动。①
鉴于其广泛的吸引力和诞生的时机，现代环保运动催生了一个充满当代信念的史学门类也就不足为奇了。该领域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很好地捕捉了这种情绪，他指出：“虽然环境史……的诞生出于某种道德目的，其背后有强大的政治承诺，但是随着它的成熟，它变成了一项学术事业;既不由任何简单的也不由任何单一的道德与政治议程来推动。它的主要目标是加深我们的一种认识，即人类如何一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又如何影响着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②
不管怎样，其他历史学家对宣传倡导问题及其与环境史领域的关系采取了更具批判性的立场。劳伦斯·雷克斯特劳（Lawrence Rakestraw）在1972年的著述中相当强烈地指出：“当代资源保护历史中，有许多是关于因果关系的魔鬼理论，强调冲突与环境掠夺。”③10年后，美国环境史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的组织者、《环境（历史）评论》[Environmental（History） Review]的主编约翰·奥佩（John Opie）多少有些辩护性地断言：“环境史学家总是被宣传倡导的幽灵所困扰……只要环境史学家将他们自己和今天的环保运动联系起来，这种指责就是有力的，而且往往是公正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询问，宣传倡导是否具有某些优点？”④芭芭拉·莱布哈特（Barbara Leibhardt）认为，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环境史学家是否有他们自己的道德动机，能否“在一场重视科学证据的对话中”有所言说。她总结道：“环境史之所以有争议，恰恰是因为历史学家希望与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话，并将他们的历史证据用于当代问题。”⑤
诚然，尽管对该领域的宣传倡导作用及其目标受众进行了自我反省，环境史——正如學术界的实践——却很少获得强烈的公众表达。在我看来，环境史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最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由于这门学科的广度和规模，它迫使从业者通过对科学、环保主义和历史的理解来研究过去，并基于资料提出重大问题。但至少从总体上说，它还没有找到一条一致的路径，来与政策团体达成一致，或者就环保运动本身成功地与许多人对话——更不用说普罗大众了。
1986年，《国家公园：美国经验》（National Park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1979）的作者艾尔弗雷德·伦特（Alfred Runte），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通讯》[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OAH）Newsletter]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最终，通过他们的作品在其他学科和读者乃至一般公众当中的接受程度，可以很好地衡量环境史学家的影响力。”他补充道：“环境史学家受到广大学科的学者的尊重——或至少得到关注——不仅说明该领域的公信力越来越高，而且说明其广泛的相关性和有用性得到了认识。”伦特援引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的《荒野与美国思想》（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1967），指出它在学者和资源管理者中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还被《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列为过去25年美国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100本书之一。他还提到，斯蒂芬·派恩（Stephen Pyne）的《美国之火》（Fire in America，1982）受到林业工作者、公园管理者和山地科学家的欢迎，而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唐纳德·沃斯特、唐纳德·皮萨尼（Donald Pisani）等作者和他自己的著作也得到政府官员、其他专业人士和基金会的关注。伦特对环境史学家发现咨询机会、成为“资源教育工作者”和影响政策制定的可能性表示乐观。虽然他说这一领域被批评过于有“先见之明”（presentistic），其著作通常被视为“宣传倡导史”（advocacy history），但他辩解说：“幸运的是，这样的指责和怀疑只是加强了环境史学家的决心，使他们能清晰地区分情感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可与那些研究19世纪四五十年代奴隶制道德含义的学者的问题相比。”他总结道，环境史学家只是试图论及“显然尚未解决的问题”。① 虽然我认同伦特对环境史在公共领域的潜在作用的热情，也肯定它的公信力和相关性，但我并不认为他援引的少数几个例子就代表了一种趋势，也不认为环境史学家已找到了一种拥有大量读者或者让决策者了解其著作的有效方法。环境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领域，但它仍然被紧紧地束缚在学术岗位上。
僅仅产出优秀的学术书籍和文章，并不能确保在多元化的目标读者中形成一个读者群，也无法确保决策者、商业领袖或环保主义者谨遵“历史教训”而行动;这“历史教训”并不是针对特别的关切或公众辩论的问题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众史学家的环境史实践也未能获得广泛的受众。其实，在很多方面，环境史——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未形成一个清晰可辨的公众史学维度。公众史学家利用传统来面对环境问题，其意图不同于环境史的学术追求，由此产生的活动已经扩散到多个场所。
“环境史是公众史学家感兴趣的一个自然领域。”马丁·罗伊斯（Martin Reuss）、谢利·布克斯潘（Shelley Bookspan）、克雷格·科尔滕（Craig Colten）和迈克尔·麦克马洪（Michal McMahon）在1991年的一期《美国环境史学会资讯》（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s）中如是说。他们的观察是基于以下理念：（1）“公众史学家通常急于利用历史为当代问题的讨论提供背景和见解，而在今天，几乎没有任何问题比环境的未来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行动”;（2）“要正确理解环境史，就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这为公众史学家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信息）。①
这些观察结果为将公众史学与环境史联系起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上，环境这一主题多年来已在公众史学领域受到了欢迎;《公众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杂志定期刊登有关环境问题的文章。②咨询公司、博物馆、档案馆、历史机构和政府历史办公室实施了很多环境项目。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活动无论在叙述层面还是在方法层面，都还没有在公众史学和环境史之间形成一种明确的关系;它们也没有被证实有着重大的公共影响。
“宣传倡导”传统作为学术界的实践是环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常在公众史学的世界里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变模糊和限制了公众对历史学家正在从事的一些关于环境的最有趣研究的关注。由于某些专业因素，批评人士有时会指责公众史学家是其客户、机构或公司的赤裸裸的宣传者。在这个意义上，“宣传倡导”被认为是“偏见”，而对于学院派环境史学家来说，“宣传倡导”通常被理解为“信念”。
对公众史学家来说，由于其机构的从属关系或者他们所执行的任务，“宣传倡导”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学院派史学家通过终身任职或某种形式的学术自由，可以免受对其信念的攻击，而公众史学家通常则必须遵守客户关系中的保密要求，或者作为政府或私营企业的雇员，必须表现出对机构的忠诚。
在历史咨询业务中，保持“客户的信心”是必须要首先考虑的问题。③近年来，历史学家为私营单位和政府客户提供的环境服务范围令人印象深刻。例如，艾伦·纽厄尔（Alan Newell）的历史研究联合公司（Historical Research Associates， Inc.），在蒙大拿州的密苏拉（Missoula， Montana）、华盛顿州的西雅图（Seattle， Washington）以及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 New Mexico）展开业务，筹划环境影响报告和历史资源调查的文化资源部分，撰写自然资源管理史，并负责调查有毒废弃物场所的潜在责任方（Potentially Responsible Party）。其诉讼支持形成了关于西部河流的历史航行、水权、历史土地利用以及美洲土著问题的报告。PHR环境咨询公司（PHR Environmental Consultants， Inc.）——谢利·布克斯潘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环境研究和调查公司——更侧重于场地评估，提供污染责任纠纷服务、潜在责任方研究、诉讼支持以及一系列超出通常所认为的历史研究的技术服务。
这些公司和其他公司依靠跨学科的专业知识来开展工作，必须与当前的政府法规步调一致，并坚持法律和伦理的保密界限。PHR的资质声明中指出：“作为一项总体政策，PHR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所有与客户达成协议的建议、工作计划、数据和调查结果作为客户的机密工作成果予以考虑和对待。”然而，该声明得出结论，PHR“并不承担客户的宣传者的角色”。
鉴于历史咨询的性质，违反保密性或任何宣传倡导暗示都可能对业务造成损害。因此，这种类型的公众史学中的“公众”往往界定得非常狭隘。虽然一些由客户驱动的工作的结果——例如环境影响评估——最终可能会有更广泛的受众，但咨询公司大部分工作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让公众对这类环境历史发表意见。
这里仅举几例。史家受雇于美国陆军工兵部队（U. 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美国环保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等，他们制作了历史，准备了展览，组织了收藏，并进行了资源评估，这大大增加了关于环境的信息。然而，政府的作用导致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对环境问题感兴趣的、为机构服务的史学家必须面对他们自身的“宣传倡导”问题。“宫廷史家”或“御用史家”的标签常常困扰那些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历史学家，在人们提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那些与环境有关的问题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我记得几年前美国陆军工兵部队历史分部决定编写环境史系列丛书时遭到的质疑和担忧，尽管该丛书的目的是就该部队在环境事务中的作用扩大对话，但我的一些同事认为它只会为过去军队的行为辩护。机构的历史，例如乔治·玛祖赞（George Mazuzan）和塞缪尔·沃克尔（J. Samuel Walker）合著的关于核管理委员会的《控制原子：核监管的开端，1946—1962》（Controlling the Atom：The Beginnings of Nuclear Regulation， 1946-1962，1984），这项研究因为赞助机构以及历史学家获取数据时享有特权而受到仔细的审查——尽管这部著作的质量公认很高。① 与私营企业或贸易团体有联系的历史学家，同那些为政府工作的历史学家一样，因为在环境方面的工作而受到批评。1975年在美国公共工程协会（American Public Works Association， APWA）的支持下成立的公共工程历史学会（The Public Works Historical Society），其成员是包括专业史学家、工程师和公共工程从业者在内的独特组合。然而，APWA的赞助引发了关于该学会关注环境问题的性质。有些人会问，在多大程度上，因强调与公共工程研究相关的工程和技术问题而忽略了其他问题？虽然该学会并没有为其努力主张赞助者的利益找借口，但还是有人质疑其独特的宣传倡导方式。
对机构历史的许多批评仅仅与这糟糕东西的性质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它还与环境问题通常具有政治上的不稳定性有关。然而，与学院派史学家和历史顾问相比，服务于机构的——尤其是政府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触到更广泛、更多样化的公众：从政策决策者到博物馆游客，从档案收藏到国家公园。即使是像公共工程历史学会这样的私人赞助团体，也已经明显地超越历史惯例，而进入公共工程集会，进入专业工程学会会议，乃至进入城市管理者和其他官员的办公室。
当然，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观点：学院派史学家、历史顾问和机构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已经为许多读者和许多场景提供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环境的看法。然而，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的迹象，我认为仅仅采取“百花齐放”的态度还是不够的。我想说的是，“宣传倡导”的幽灵限制了这三个团体的工作，它们之间缺乏任何严肃的知识交流，由此制约了环境史在公共领域的潜力。
有必要直面宣传倡导的问题。虽然它对每个群体的影响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它对所有对环境感兴趣的学院派史学家、历史顾问和机构的史学家都有限制。拓宽所探寻的历史问题的范围，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劳伦斯·雷克斯特劳对资源保护史上的“魔鬼理论”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例如，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接受报纸和电视对西北森林环境斗争的描述，认为这只是伐木工和斑点猫头鹰之间的对抗。然而，人们常常倾向于这么形容“商界人士”或“环保主义者”，仿佛他们在语言上和行动上是统一体。
我更倾向于不把环境史当作诸如社会史、城市史或政治史的一个研究领域，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如果你愿意，就将它作为一种工具，用来研究人类与物质环境（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从三维角度看待历史，超越线性的年代史观，将对时间的重视扩大到对地方（空间）的重视。对环境史学家来说，景观和书面材料都成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更传统的对自然、荒野甚至人造环境的关注，被扩展到文化、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环境史将视角而非观点置于首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宣传倡导更容易去政治化。
在公共领域，环境史又该做什么？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如果各个类型的环境史都重新审视它们在市场中的作用，并将注意力集中于它们的资源和专长，公众将会得到更好的服务。正如我所说的，学院派史学家、历史顾问和机构的史学家的贡献都值得称赞，而且每个群体都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其他群体。
唐纳德·沃斯特、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阿瑟·麦卡沃伊（Arthur McAvoy）、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卡洛琳·麦钱特（Carolyn Merchant）、威廉·克罗农和乔尔·塔尔（Joel Tarr）等人的著作蕴含精妙的理论，它们提供了许多机会，可以探索和应用重要的新观念——如混沌理论或盖亚理论（gaia theory），提出解决环境公平（environmental equity）或生态种族主义（eco-racism）等重大问题的方法，或者用新的眼光审视老问题。理查德·怀特在1985年的一篇环境史研究综述中指出：“环境史学家现在需要后退一步，就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提出一些基本问题。这一领域最近的成果，在重新关注环境和社会变化之间联系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自然在这类研究中的地位。”①我相信，有几位历史学者正在奋起迎接怀特的挑战。
就历史顾问而言，他们正在展示应用于当前环境问题的复杂的历史研究方法的价值。除了前面提到的例子外，历史专业出身的布鲁斯·皮亚塞基（Bruce Piasecki）还在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指导环境管理和政策项目，编辑《企业环境战略》（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期刊，并为众多通过私营企业进行环境修复的项目提供咨询。从事咨询工作的历史学者充分掌握当前的环境法律法规知识，能够运用多学科方法解决实际的环境问题，同时具备处理一系列公私部门客户的经验，使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成为学院派史学家更具理论性和分析性成果的天然补充。
机构的史学家不断进行研究，开发展览，并为政府的几个部门以及私营部门的一些特定领域的决策者提供建议。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能源部门的技术与社会系统（TASS）小组是一个跨学科小组，在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评估和社会对技术的反应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其中包括历史方面的投入。该小组成员、文化资源专家莉莲·特莱廷（Lillian Trettin）是一位宣傳倡导者，倡导在传统上由科学和技术专业占主导地位的环境影响评估中更多地运用历史视角。与学术界和咨询领域的大多数同行相比，机构的史学者可以作出重大贡献，即以最有效的方式将史学家的环境思想呈现给具有广泛代表的公众。
作为独立的群体，学院派史学家、历史顾问和机构的史学家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来传播他们的劳动成果：将学术论文改造成通俗期刊、儿童杂志和图书以及政策性期刊上更易阅读的文章;制作纪录片和其他视觉媒体简报;与狭窄的专业圈子之外的专业团体讨论研究成果;推广更多的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展览;争取参与各类文化资源管理项目，等等。换句话说，要撒一张更大的网。 除了“多就是美”之外，还有三个重要问题：三个不同群体的环境史学家可以共享什么专门知识？工作在哪里汇聚或交集？集体的努力如何才能为公众所接受？
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最容易回答：学院派史学家对环境史这个领域的理论构建贡献最大。任何对环境史感兴趣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好读一读克罗农、沃斯特、克罗斯比、怀特和其他学者的著作。相反，学院派史学家将会从历史顾问的专业的跨学科知识以及机构的史学家所要求的对公开演讲的关注中受益无穷。这并不是说我有些武断地划分的三个环境史学家群体是与世隔绝的，以致他们从不依赖他人的专业知识，而是想勉力表明一个明显的观点，那就是需要更多的知识交流。
环境史学家之间的交集或汇聚点也相当明显。那些选择将环境问题作为历史发展中心点的人，已经与传统的历史学家分道扬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将环境史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来分享的，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这门学科在让我们了解当代世界——关于环境问题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方面的价值。对于公众史学家在从事环境史研究中必须掌握哪些方面的信息，前文已列出罗伊斯、布克斯潘、科尔滕和麦克马洪等人的讨论，包括环境组织和政治，环境政策，当代环境问题及其应对，科学和工程决策，环境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伦理。他们认为，环境史课程“必须整合多种观点、学科和主题，以解决公众史学家可能面临的所有问题”。①虽然讨论集中在公众史学家的需求上，并强调环境史学家著述的最新维度，但信息是明确的，即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是该领域效用的关键。
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增强环境史学家的公众参与度。一种方式是上文提到的“布道”，即让环境史学家四处传播“福音”;另一种方式则是另起炉灶。我可以建议开发一种新的环境政策历史文献吗？现在正是利用学院派史学家和公众史学家展示高质量的环境学术成果和开展环境活动的有利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学术性的历史既不是专门为决策者撰写的，也不会出现在决策者或公众可能寻求新观念的地方。受保密性或更严苛的合同的限制，历史顾问的许多成果甚至可能更难以让众接触。机构的历史，就其本身而言，往往不能或不会突出一个具体的环境问题。
需要找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中间地带，在其中设计具有重大历史根源的相关环境政策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公众加以了解。环境史所有三方的综合技能与专门知识可以被分解打散，以吸引决策者和公众的注意。这多半意味着，文笔上乘且精心设计的研究报告可以在印刷品中出现、在展览中表现，或者在电影、视频或静态图片中直观地显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环境政策史的目的都是通过使用经过检验的历史方法和技艺，向公众介绍关键问题。
我并不是说，环境史学家由于回避这些方法，因此没能让公众了解他们。不过人们却鲜少努力将学院派史学家和公众史学家的技艺与能力结合起来，以应对环境问题。虽然对学院派史学家和公众史学家来说，环境史研究可能没有共同的根基，但这两个群体却有许多共同的兴趣。让环境史成为使公众更好地理解历史价值的一种手段，让我们丰富的专业知识引领人们理解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基本关系。
[本文系作者担任美国“全国公众史學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主席时的年度演讲，原载于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15， no. 4， Autumn，1993，pp. 10-20。此次翻译已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授权。]
责任编辑：安 吉
责任校对：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