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迟到。这是小时候母亲常常用训诫口气强调的一句话。这句话烙印在我的记忆里，就像小时候种的牛痘，几十年过去了，印还在那里。
　　那时我还没上学，母亲每天出工，无论她去哪里，我横直爱跟着，不管耽搁她多少时间和活路。
　　夏天，日头毒辣。为了让我躲避恶毒的日头，母亲不再让我跟着她到田间玩。第三天，我拽著母亲的衣角，死活要跟她去挞谷子。母亲说，日头太大，小孩子不能去晒，会生病，还会耽搁大人的活路，让我快放手，她不能迟到，不能被扣工分。可好说歹说，就是脱不了身，眼看别的社员一个个挑着箩筐、背着禾镰往田间去了，气得她一边用力掰开我的手，一边斥骂，你这个不听话的死妹崽呀，我迟到了啊，我已经迟到啦！母亲的叫骂声越大，我哭得越使劲，母亲甩开我，在前面跑，我拼着小命在后面追，阳光的热浪阵阵袭来，最后，在一条山路上，母亲抓起楠竹鞭子，劈头盖脸刷了下来，她不再骂了，我们一起哭，一起痛，直到我全身都是血紫的鞭痕，母亲才抱我回家，放到木板床上，一边往我身上擦清凉油，一边叹气，唉——死妹崽，你为什么恁犟啊？
　　以后，我每天仍然听到母亲高声喊，快点！快点！不能迟到，不能迟到啊！因为迟到，别人抢走了原本分包给母亲的活，母亲只得到一份平工（平工比包工挣的工分少近一半）。
　　到了年底，父亲从队会计那儿结算回来后，说，家里全年口粮勉强够吃9个月，今年又超支了。因为我迟到，母亲一年竟被扣去了1000多个工分。
　　那本《毛主席语录》的空白页上依然记着：1977年。4月15日：借玉兵姑爹，米10斤；5月7日：借石龙五表伯，老谷80斤；6月30日：借杨朝常，米5斤；9月27日：借韦家，钱3元；10月2日：借何国凡，钱5元；10月2日：借何明凡，钱3元。
　　这是母亲的字迹，歪歪扭扭，却丝毫没有褪色，我想，这就是那“迟到”的记录吧，它像泪痕一般风干在岁月的脸上。
　　不再听到母亲在耳边喊“不能迟到，不能迟到啊”，但那喊声却固化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直在我耳边回响。从读书到参加工作，从乡村到城市，从顽童到身为人母，那喊声从未离我而去，后来，那声音又从我的嘴里一次次地喊出来——“快点！快点！不能迟到，不能迟到啊！”我催促孩子，也催促自己。
　　然而，迟到和不能迟到——这个以时间和空间为变量的人生函数，解答的微小误差是那样地难以避免。在公园，在车站，有多少个迟到的约会？有多少次晚点的列车？在你、我、他身边，有多少份迟来的问候、关爱与祝福？……有时“迟到”甚至会让你失去一生的机遇。
　　然而，当我不得不放弃更多的睡眠，离开慵懒和静止，像陀螺一样转起来时，城市越来越大，时空却是一条越来越窄的狭缝，人们在里面奔跑，不断提速，于是，我不得不比母亲更大声、更紧张地喊“不能迟到，不能迟到啊！”
　　时光在起伏的山坡上生长，杉林一样浓密，青草一样柔软，野百合一样散发着清香。它们在“不能迟到”的呼喊声中，越来越远，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