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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青史研究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出现了过于关注知青群体，忽视同时代其他相关群体的问题。知青带队干部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重要力量之一，是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个好办法，也是培养和教育干部的一种好形式。对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与思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更好地认识中国。学界对于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为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高潮阶段，21世纪为回潮阶段。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相关著作、硕博论文、回忆录、地方志、文史资料的梳理，可以了解到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的瓶颈主要体现在资料的限制与利用方面。本文对相关研究瓶颈做出了提供了一些方法，以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知青;带队干部;理论方法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由官方组织的群众运动。自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上山下乡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时，美国学者就开始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话题，经过90年代的快速发展以及新世纪的全面推进与创新，知青史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何突破以往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知青史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知青史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构建成为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话题。1996年，李玉琦指出知青史研究应该是透过知青上山下乡这一现象和知青的命运看到这一事件与一代人生活的发展的关系，看到这一事件产生的多重因素和根源。知青问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须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相关学科出发进行综合性研究。2018年金光耀、金大陆两位学者指出知青史当然是以知青为研究重点的历史，但不能仅仅只有知青的歷史。知青史研究必须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涉及其他人群，例如农民、知青家长、带队干部、城市街道干部等纳入进来。美国埃默里大学徐彬助理教授建议，知青史研究要走出“知青书写、关于知青、服务知青”的局面。上述学者的观点反映出知青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过于关注知青群体，忽视同时代其他相关群体。同时又折射出今后知青史研究的新的发展方向——以其他群体视角作为切入点来进行知青史研究，超越知青叙事，走出知青史，走进中国当代史。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其他群体的支持，其中，知青带队干部群体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带队干部是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个好办法，也是培养和教育干部的一种好形式。他们协助各地农村党组织充实和加强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同时调动了城乡两个方面共同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积极性。知青带队干部既是培养教育知识青年的政治辅导员（知青的贴心人、娘家人）、各级领导班子的参谋和助手，又是工厂与农村、工人与贫下中农的联络员，像一条纽带把工厂、社队、家长、知识青年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和管理。
一、知青带队干部研究概况
学术界对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专题研究尚付阙如，目前所见的仅限于通史类著作和文史资料的回忆性文章，并没有专题论文对带队干部群体进行详细的论述。学术界对知青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990年代为知青史研究的高潮阶段，21世纪为全面推进与创新时期。对于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研究大体与知青史研究同步，分为三个阶段。
1.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步阶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涉及知青带队干部的文章主要体现在宣传带队干部的成功典型和带队干部的规章制度方面。
《大有希望的事业——推荐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场的经验》一书，介绍了红湘江机器厂知识青年带队干部朱传富的事迹。《人民日报》1974年6月12日《一个很好的典型——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场的调查报告》一文中指出：“白关公社白关大队林场的模范带队干部朱传富，就是红湘江机器厂的工人和家属三次协商推选出来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深得家长和知识青年的好评。”[1]从此带队干部朱传富的经验在全国推广。河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编的《满腔热情培养新一代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经验》一书中，主要介绍了郑州国棉二厂的一名干部到郑州市郊区祭城公社五·七青年农场十七连当带队干部。白天和知识青年一起下地劳动，晚上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块造大寨田，并肩战斗了两年，在沙碱薄地上，粮食总产由第一年的25000斤增长到5万多斤。《阳光普照——防震抗灾诗选》一书中称赞带队干部是好领队，贫下中农的好参谋。不愧是带队的好干部，冲锋时你是一支号，育苗你是一把锄。吉林省财政局主编的《行政文教财务制度选编》第2册[2]与吉林省财政局编写的《公交企业财务制度汇编》第2辑具体说明了带队干部的任务、选派与轮换、经费开支与生活待遇、组织领导等问题。
这一时期，由于国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结束，处于政治形势的考量，关于知识青年的资料多是从地方到中央编写的典型经验的总结，其中涉及知青带队干部的内容少之又少，尚未发现这一时期国内专门研究带队干部的文章。
2.20世纪90年代：高潮阶段
20世纪90年代知青史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知青史研究进入高潮时期。对知青带队干部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在一些通史类著作中。
1993年托马斯·伯恩斯坦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3]。该书将派遣带队干部当作“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一个措施来叙述。将派遣带队干部的原因归结为也许正是因为农村领导者不太愿意在知青工作上花费时间，1974年和1975年才动员城市干部去承担这个重任。火木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4]与刘文杰的《激扬与蹉跎》主要介绍了1973年全国知青会议召开前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如何部署带队干部工作。刘小萌的《中国知青事典》[5]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对带队干部描述最为详尽的著作。主要介绍了带队干部20世纪50—70年代的发展历程。刘晓萌也指出带队干部的制度化，既宣告了“再教育”理论的初步破产，也是上山下乡运动走向失败的一个先兆。20世纪对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的文章大多承袭了这个观点。需要指出的是吴洵主编的《中国知青总纪实》[6]一书中关于知青带队干部的描述与刘小萌的《中国知青事典》一书中的描述是一样的，但吴书并没有标明出处。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7]一书认为带队干部同安置地区紧密配合，在做好知青的安置工作，特别是在保护知青、进行培养教育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文杰的《周恩来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主要梳理了1970—1973年周恩来派遣带队干部关心知青生活的史实。 这一时期，史学界对知青带队干部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在知青带队干部的缘起与评价上。本文并不认同带队干部使“再教育”理论破产说。本文在分析带队干部破解知青生活问题的基础上，总结出带队干部除保护、培养教育知青外更加细致具体的作用，并指出带队干部面临的困境与不足，使带队干部这一形象更加形象、具体、客观。
3.21世纪：回潮阶段
21世纪是知青史研究的全面推进与创新时期，但对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研究却处于回潮阶段。这一阶段史学界关于知青带队干部的研究仅限于几本通史性的著作和硕博论文中，并且只是点到为止，并未详细论述。与史学界的“冷清”形成对比的是这一时期回忆性质的文章与涉及带队干部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为进一步研究拓宽了视野。
（1）著作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书主要对带队干部的职责、选派和轮换、经费开支和生活待遇以及组织领导和管理做了交代。孙成民的《四川知青史》第3卷[8]一书较详细论述了四川知青带队干部的缘起、发展、制度建设与作用。由金光耀、金大陆主编的《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9]一书中有关带队干部的史料地区差异很明显，如其中的鞍山市中有关带队干部制度规定的比较全面，涉及到学习制度、劳动制度、请假制度、汇报制度等方面。而其他地方如秀山县、七台河市、锦西市、辽中县、本溪县等都只涉及了带队干部的数量。但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在涉及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时均未涉及带队干部的相关内容。
（2）硕博论文
张曙的《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10]一文将选派带队干部作为化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矛盾的具体措施。文章主要论述了选派带队干部的发展过程，与刘小萌的思路基本一致。最后文章指出派遣带队干部会疏远农民与知青的关系，这与刘小萌的观点也大同小异。张弘的《1968—1980甘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11]一文在对知识青年的管理一节中提出由于带队干部很少关心过问知识青年，但是仅写了这样一句话，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最后对带队干部的评价采取了伯恩斯坦和刘小萌的观点。吴小静的《知识青年安置研究（1962-1980年）——以甘肃省为例》[12]一文在第三部分甘肃省对知识青年的教育和管理中，主要梳理了甘肃省自1964年建立连队干部带队制到1974年株洲模式推广后对口派带队干部的史实。赵兴飞的《知青群体成因探析——以贵阳市为例》[13]一文中有一节为带队干部的“不作为”，该文提出：知识青年与带队干部的关系相当微妙。但是下面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写的大都是农村社队干部与知青的关系，并没有论证出知识青年与带队干部的关系为何是微妙的，是如何形成一种微妙关系的。
（3）知青带队干部回忆类文章
这一时期关于知青带队干部回忆类文章主要体现在各地文史资料汇编和报刊类文章上。
各地文史资料汇编：齐国亮的《我在仁寿公社带知青的日子里》一文主要讲述了1974年齐国亮在仁寿公社带知青的日子。姚锡伦的《知青往事》一文主要讲述了姚锡伦1979到双流东山地区蓝家店的兴隆公社带队的经历。莫小米的《莫小米自选集之我是谁》一书中提到1976年春商店营业员的工作实在太过乏味，他就主动请缨了到浙江桐庐县九岭公社新义大队带队的故事。黄亦钊的《记水门知青点带队干部务实作风》一文中讲述了水门知青点带队干部陈希笃同志抓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开展文艺体育活动等故事。顾水根的《任大塘公社知青带队干部的日子》一文中讲述了1975年任大塘公社知青带队干部顾水根花费半个月的左右的时间，找知识青年谈心，了解情况。因知青口粮和劳动工具缺少的事向公社反映，得到解决。帮助所在大队回原单位要聚乙烯的故事。还有蒋春明的《我当知青带队干部》和戴应杰的《带队干部的回忆》等文章都是讲述自己担任知青带队干部的故事，在此便不一一赘述。
报刊类文章：余谟清的《我的“带队干部”岁月》一文主要讲述了淮南市第三中学的老师余谟清在1974年春—1976年春到戈店公社带队的经历，文中主要讲述了自己为回乡知青招工工作奔走的故事。张锐的《回忆知青带队生活》一文主要讲述了张锐1978年—1979年到历城县遥墙人民公社渔场带队的经历。此类型的文章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4）涉及知青带队干部的文學作品
罗志伟的《知青春秋》一书中提到知青认为公司派来的两个带队干部，对知青还是比较关心的，捎个口信，带点吃的之类的也都热心。他们回城休假，来回车票都是可以报销的，比起知青们的待遇要优越很多。秦德龙的《一滴墨的测试》一书中提到了知青带队干部老段，是从郑州柴油机厂来的，很爱喝酒。他让知青小猛子把柴油买进来，再把柴油卖出去。这样一转，钱就赚出来了。老段有这方面的关系，他指点小猛子一趟一趟往郑州跑，跑出来许多生意。最后老段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小猛。张立功的《洹河梦》一书中提到了1974年湖北省广播事业局干部职工子女有32个高中毕业生要下放到钟祥县旧口区花园公社。局党组研究决定派局政治处一位姓胡的同志下乡带队一年，胡以家庭困难为借口拒绝下去的细节。后来派下去的带队干部为所在大队弄好了自来水，要来了拖拉机指标，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何丹萌的《冬月流水》一书中提到了弟弟下乡的时候才15岁，为了照顾弟弟，父亲自告奋勇去做知青点的带队干部的细节。
总之，史学界对带队干部相关的细节的研究仍有挖掘的空间。已有的对知青带队干部问题的梳理大多是对带队干部制度的缘起、评价以及具体事例问题上，对知青带队干部产生的时代背景、带队干部群体的选拔管理与培养、带队干部群体的主要工作以及遇到的困难与克服等问题的研究尚付阙如。在知青带队干部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还需要进一步搜集资料，以便深入探讨。
二、带队干部群体研究的突破点
史学界对知青带队干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本书[14]上。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在知青带队干部的缘起与评价上。在知青带队干部的缘起方面，伯恩斯坦认为是农村的领导不愿意在知青身上花费时间;刘小萌认为带队干部缘起于50年代垦荒队的随行干部;顾洪章认为带队干部的缘起是[1963]561号文件中做出的规定。对于带队干部的评价方面伯恩斯坦认为带队干部的出现有利于减轻当地干部管理知青的负担，有助于贯彻决策者要求经常关心知青的意图。同时他也指出知青和城市干部的差异可以使知青更加感到他们相对被剥夺了，从而引起他们的仇恨。伯恩斯坦承认想评价带队干部促进知青适应的实际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刘小萌认为带队干部与知青利益一致，关系密切，无异知青利益的保护人。但带队干部的制度化，与其说是扫清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障碍，不如说是宣告了“再教育”理论的初步破产，也是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可避免走向失败的一个先兆。顾洪章认为带队干部同安置地区紧密配合，在做好知青的安置工作，特别是在保护知青、进行培养教育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三种观点为20世纪的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奠定了基调，但以后对带队干部的研究也未跳出这三种观点。 实际上，带队干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群体。通过翻阅有关知青带队干部的资料可以发现，知青带队干部问题牵涉甚广。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人们理所应当的认为知青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他们和学校、知青家长、街道干部、以及农民（社队干部与普通农民）等群体都会发生某些联系并且一直处于核心位置。虽然知青带队干部群体也是因为知青而产生的，但带队干部的出现却取代了知青在农村社会“城市代言人”的身份，带队干部不仅与城市派出单位、家长保持着联系，而且在农村也与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以及农民保持着联系。因厂社挂钩后工业支援农业的关系，与知青相比，带队干部往往更受到当地社队干部的欢迎。所以带队干部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不仅仅是依附知青而存在的，它有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发展演变轨迹，带队干部的出现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文革”时期城乡之间的经济往来。干部与知青的可以说是知青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以往所谈的干部支持知青上山下乡应该视为一个发展过程而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先验式结论。其中涉及到的干部与知青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双方的关系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其中存在哪些问题与矛盾？干部在管理知青上山下乡中到底做了哪些工作，遇到了什么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但如果大而化之的谈论这些问题未免流于表面，显得空洞，而通过带队干部的研究就可以将这些大的问题降到一个可操作的层面，从微观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从这个方面来说其学术价值体现在：第一，通过带队干部群体的研究可以从可操作层面来考察干部与知青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一关系建立的微观机制，双方在建立关系中的互动，从带队干部的角度回答干部管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第二，通过带队干部的研究来解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的生存、抵抗方式，尤其是在艰难时期干部管理知青的方式。
史学界对于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产生的时代背景、选拔培养与管理、工作实践、面对的困境及应对等方面都缺乏相关论述，这也是对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很好的突破点。
结语
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首先还是要做好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依靠不断搜集的史料加深对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认知。在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再将知青带队干部群体涉及的细节问题置于大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研究，这样才能看待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社会关系与互动，才能让带队干部群体研究摆脱以知青为中心的局面，使带队干部群体“活”起来。不同的史料内容，不同的理论视角，才能让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研究更加鲜活，内容更加充实，群体更加饱满，才能避免限于重复，更好地展开下一步地研究。
参考文献：
[1]《一个很好的典型——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场的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74年6月12日.
[2]吉林省财政局主编：《行政文教财务制度选编》第2册，吉林省财政局，1975年.
[3]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李枫等译，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4]火木：《光榮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年.
[5]刘小萌：《中国知青事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6]吴洵主编：《中国知青总纪实》，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
[7]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
[8]孙成民：《四川知青史》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
[9]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10]张曙：《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2001年.
[11]张弘：《1968—1980甘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2011年.
[12]吴小静：《知识青年安置研究（1962-1980年）——以甘肃省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2011年.
[13]赵兴飞：《知青群体成因探析——以贵阳市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年.
[14]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李枫等译，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15]刘小萌：《中国知青事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6]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
基金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CXZZSS2019013）。
关键词：知青;带队干部;理论方法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由官方组织的群众运动。自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上山下乡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时，美国学者就开始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话题，经过90年代的快速发展以及新世纪的全面推进与创新，知青史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何突破以往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知青史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知青史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构建成为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话题。1996年，李玉琦指出知青史研究应该是透过知青上山下乡这一现象和知青的命运看到这一事件与一代人生活的发展的关系，看到这一事件产生的多重因素和根源。知青问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须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相关学科出发进行综合性研究。2018年金光耀、金大陆两位学者指出知青史当然是以知青为研究重点的历史，但不能仅仅只有知青的歷史。知青史研究必须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涉及其他人群，例如农民、知青家长、带队干部、城市街道干部等纳入进来。美国埃默里大学徐彬助理教授建议，知青史研究要走出“知青书写、关于知青、服务知青”的局面。上述学者的观点反映出知青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过于关注知青群体，忽视同时代其他相关群体。同时又折射出今后知青史研究的新的发展方向——以其他群体视角作为切入点来进行知青史研究，超越知青叙事，走出知青史，走进中国当代史。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其他群体的支持，其中，知青带队干部群体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带队干部是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个好办法，也是培养和教育干部的一种好形式。他们协助各地农村党组织充实和加强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同时调动了城乡两个方面共同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积极性。知青带队干部既是培养教育知识青年的政治辅导员（知青的贴心人、娘家人）、各级领导班子的参谋和助手，又是工厂与农村、工人与贫下中农的联络员，像一条纽带把工厂、社队、家长、知识青年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和管理。
一、知青带队干部研究概况
学术界对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专题研究尚付阙如，目前所见的仅限于通史类著作和文史资料的回忆性文章，并没有专题论文对带队干部群体进行详细的论述。学术界对知青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990年代为知青史研究的高潮阶段，21世纪为全面推进与创新时期。对于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研究大体与知青史研究同步，分为三个阶段。
1.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步阶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涉及知青带队干部的文章主要体现在宣传带队干部的成功典型和带队干部的规章制度方面。
《大有希望的事业——推荐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场的经验》一书，介绍了红湘江机器厂知识青年带队干部朱传富的事迹。《人民日报》1974年6月12日《一个很好的典型——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场的调查报告》一文中指出：“白关公社白关大队林场的模范带队干部朱传富，就是红湘江机器厂的工人和家属三次协商推选出来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深得家长和知识青年的好评。”[1]从此带队干部朱传富的经验在全国推广。河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编的《满腔热情培养新一代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经验》一书中，主要介绍了郑州国棉二厂的一名干部到郑州市郊区祭城公社五·七青年农场十七连当带队干部。白天和知识青年一起下地劳动，晚上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块造大寨田，并肩战斗了两年，在沙碱薄地上，粮食总产由第一年的25000斤增长到5万多斤。《阳光普照——防震抗灾诗选》一书中称赞带队干部是好领队，贫下中农的好参谋。不愧是带队的好干部，冲锋时你是一支号，育苗你是一把锄。吉林省财政局主编的《行政文教财务制度选编》第2册[2]与吉林省财政局编写的《公交企业财务制度汇编》第2辑具体说明了带队干部的任务、选派与轮换、经费开支与生活待遇、组织领导等问题。
这一时期，由于国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结束，处于政治形势的考量，关于知识青年的资料多是从地方到中央编写的典型经验的总结，其中涉及知青带队干部的内容少之又少，尚未发现这一时期国内专门研究带队干部的文章。
2.20世纪90年代：高潮阶段
20世纪90年代知青史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知青史研究进入高潮时期。对知青带队干部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在一些通史类著作中。
1993年托马斯·伯恩斯坦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3]。该书将派遣带队干部当作“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一个措施来叙述。将派遣带队干部的原因归结为也许正是因为农村领导者不太愿意在知青工作上花费时间，1974年和1975年才动员城市干部去承担这个重任。火木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4]与刘文杰的《激扬与蹉跎》主要介绍了1973年全国知青会议召开前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如何部署带队干部工作。刘小萌的《中国知青事典》[5]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对带队干部描述最为详尽的著作。主要介绍了带队干部20世纪50—70年代的发展历程。刘晓萌也指出带队干部的制度化，既宣告了“再教育”理论的初步破产，也是上山下乡运动走向失败的一个先兆。20世纪对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的文章大多承袭了这个观点。需要指出的是吴洵主编的《中国知青总纪实》[6]一书中关于知青带队干部的描述与刘小萌的《中国知青事典》一书中的描述是一样的，但吴书并没有标明出处。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7]一书认为带队干部同安置地区紧密配合，在做好知青的安置工作，特别是在保护知青、进行培养教育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文杰的《周恩来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主要梳理了1970—1973年周恩来派遣带队干部关心知青生活的史实。 这一时期，史学界对知青带队干部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在知青带队干部的缘起与评价上。本文并不认同带队干部使“再教育”理论破产说。本文在分析带队干部破解知青生活问题的基础上，总结出带队干部除保护、培养教育知青外更加细致具体的作用，并指出带队干部面临的困境与不足，使带队干部这一形象更加形象、具体、客观。
3.21世纪：回潮阶段
21世纪是知青史研究的全面推进与创新时期，但对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研究却处于回潮阶段。这一阶段史学界关于知青带队干部的研究仅限于几本通史性的著作和硕博论文中，并且只是点到为止，并未详细论述。与史学界的“冷清”形成对比的是这一时期回忆性质的文章与涉及带队干部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为进一步研究拓宽了视野。
（1）著作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书主要对带队干部的职责、选派和轮换、经费开支和生活待遇以及组织领导和管理做了交代。孙成民的《四川知青史》第3卷[8]一书较详细论述了四川知青带队干部的缘起、发展、制度建设与作用。由金光耀、金大陆主编的《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9]一书中有关带队干部的史料地区差异很明显，如其中的鞍山市中有关带队干部制度规定的比较全面，涉及到学习制度、劳动制度、请假制度、汇报制度等方面。而其他地方如秀山县、七台河市、锦西市、辽中县、本溪县等都只涉及了带队干部的数量。但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在涉及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时均未涉及带队干部的相关内容。
（2）硕博论文
张曙的《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10]一文将选派带队干部作为化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矛盾的具体措施。文章主要论述了选派带队干部的发展过程，与刘小萌的思路基本一致。最后文章指出派遣带队干部会疏远农民与知青的关系，这与刘小萌的观点也大同小异。张弘的《1968—1980甘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11]一文在对知识青年的管理一节中提出由于带队干部很少关心过问知识青年，但是仅写了这样一句话，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最后对带队干部的评价采取了伯恩斯坦和刘小萌的观点。吴小静的《知识青年安置研究（1962-1980年）——以甘肃省为例》[12]一文在第三部分甘肃省对知识青年的教育和管理中，主要梳理了甘肃省自1964年建立连队干部带队制到1974年株洲模式推广后对口派带队干部的史实。赵兴飞的《知青群体成因探析——以贵阳市为例》[13]一文中有一节为带队干部的“不作为”，该文提出：知识青年与带队干部的关系相当微妙。但是下面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写的大都是农村社队干部与知青的关系，并没有论证出知识青年与带队干部的关系为何是微妙的，是如何形成一种微妙关系的。
（3）知青带队干部回忆类文章
这一时期关于知青带队干部回忆类文章主要体现在各地文史资料汇编和报刊类文章上。
各地文史资料汇编：齐国亮的《我在仁寿公社带知青的日子里》一文主要讲述了1974年齐国亮在仁寿公社带知青的日子。姚锡伦的《知青往事》一文主要讲述了姚锡伦1979到双流东山地区蓝家店的兴隆公社带队的经历。莫小米的《莫小米自选集之我是谁》一书中提到1976年春商店营业员的工作实在太过乏味，他就主动请缨了到浙江桐庐县九岭公社新义大队带队的故事。黄亦钊的《记水门知青点带队干部务实作风》一文中讲述了水门知青点带队干部陈希笃同志抓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开展文艺体育活动等故事。顾水根的《任大塘公社知青带队干部的日子》一文中讲述了1975年任大塘公社知青带队干部顾水根花费半个月的左右的时间，找知识青年谈心，了解情况。因知青口粮和劳动工具缺少的事向公社反映，得到解决。帮助所在大队回原单位要聚乙烯的故事。还有蒋春明的《我当知青带队干部》和戴应杰的《带队干部的回忆》等文章都是讲述自己担任知青带队干部的故事，在此便不一一赘述。
报刊类文章：余谟清的《我的“带队干部”岁月》一文主要讲述了淮南市第三中学的老师余谟清在1974年春—1976年春到戈店公社带队的经历，文中主要讲述了自己为回乡知青招工工作奔走的故事。张锐的《回忆知青带队生活》一文主要讲述了张锐1978年—1979年到历城县遥墙人民公社渔场带队的经历。此类型的文章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4）涉及知青带队干部的文學作品
罗志伟的《知青春秋》一书中提到知青认为公司派来的两个带队干部，对知青还是比较关心的，捎个口信，带点吃的之类的也都热心。他们回城休假，来回车票都是可以报销的，比起知青们的待遇要优越很多。秦德龙的《一滴墨的测试》一书中提到了知青带队干部老段，是从郑州柴油机厂来的，很爱喝酒。他让知青小猛子把柴油买进来，再把柴油卖出去。这样一转，钱就赚出来了。老段有这方面的关系，他指点小猛子一趟一趟往郑州跑，跑出来许多生意。最后老段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小猛。张立功的《洹河梦》一书中提到了1974年湖北省广播事业局干部职工子女有32个高中毕业生要下放到钟祥县旧口区花园公社。局党组研究决定派局政治处一位姓胡的同志下乡带队一年，胡以家庭困难为借口拒绝下去的细节。后来派下去的带队干部为所在大队弄好了自来水，要来了拖拉机指标，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何丹萌的《冬月流水》一书中提到了弟弟下乡的时候才15岁，为了照顾弟弟，父亲自告奋勇去做知青点的带队干部的细节。
总之，史学界对带队干部相关的细节的研究仍有挖掘的空间。已有的对知青带队干部问题的梳理大多是对带队干部制度的缘起、评价以及具体事例问题上，对知青带队干部产生的时代背景、带队干部群体的选拔管理与培养、带队干部群体的主要工作以及遇到的困难与克服等问题的研究尚付阙如。在知青带队干部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还需要进一步搜集资料，以便深入探讨。
二、带队干部群体研究的突破点
史学界对知青带队干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本书[14]上。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在知青带队干部的缘起与评价上。在知青带队干部的缘起方面，伯恩斯坦认为是农村的领导不愿意在知青身上花费时间;刘小萌认为带队干部缘起于50年代垦荒队的随行干部;顾洪章认为带队干部的缘起是[1963]561号文件中做出的规定。对于带队干部的评价方面伯恩斯坦认为带队干部的出现有利于减轻当地干部管理知青的负担，有助于贯彻决策者要求经常关心知青的意图。同时他也指出知青和城市干部的差异可以使知青更加感到他们相对被剥夺了，从而引起他们的仇恨。伯恩斯坦承认想评价带队干部促进知青适应的实际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刘小萌认为带队干部与知青利益一致，关系密切，无异知青利益的保护人。但带队干部的制度化，与其说是扫清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障碍，不如说是宣告了“再教育”理论的初步破产，也是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可避免走向失败的一个先兆。顾洪章认为带队干部同安置地区紧密配合，在做好知青的安置工作，特别是在保护知青、进行培养教育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三种观点为20世纪的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奠定了基调，但以后对带队干部的研究也未跳出这三种观点。 实际上，带队干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群体。通过翻阅有关知青带队干部的资料可以发现，知青带队干部问题牵涉甚广。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人们理所应当的认为知青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他们和学校、知青家长、街道干部、以及农民（社队干部与普通农民）等群体都会发生某些联系并且一直处于核心位置。虽然知青带队干部群体也是因为知青而产生的，但带队干部的出现却取代了知青在农村社会“城市代言人”的身份，带队干部不仅与城市派出单位、家长保持着联系，而且在农村也与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以及农民保持着联系。因厂社挂钩后工业支援农业的关系，与知青相比，带队干部往往更受到当地社队干部的欢迎。所以带队干部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不仅仅是依附知青而存在的，它有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发展演变轨迹，带队干部的出现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文革”时期城乡之间的经济往来。干部与知青的可以说是知青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以往所谈的干部支持知青上山下乡应该视为一个发展过程而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先验式结论。其中涉及到的干部与知青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双方的关系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其中存在哪些问题与矛盾？干部在管理知青上山下乡中到底做了哪些工作，遇到了什么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但如果大而化之的谈论这些问题未免流于表面，显得空洞，而通过带队干部的研究就可以将这些大的问题降到一个可操作的层面，从微观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从这个方面来说其学术价值体现在：第一，通过带队干部群体的研究可以从可操作层面来考察干部与知青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一关系建立的微观机制，双方在建立关系中的互动，从带队干部的角度回答干部管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第二，通过带队干部的研究来解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的生存、抵抗方式，尤其是在艰难时期干部管理知青的方式。
史学界对于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产生的时代背景、选拔培养与管理、工作实践、面对的困境及应对等方面都缺乏相关论述，这也是对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很好的突破点。
结语
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首先还是要做好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依靠不断搜集的史料加深对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认知。在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再将知青带队干部群体涉及的细节问题置于大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研究，这样才能看待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社会关系与互动，才能让带队干部群体研究摆脱以知青为中心的局面，使带队干部群体“活”起来。不同的史料内容，不同的理论视角，才能让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的研究更加鲜活，内容更加充实，群体更加饱满，才能避免限于重复，更好地展开下一步地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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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吉林省财政局主编：《行政文教财务制度选编》第2册，吉林省财政局，1975年.
[3]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李枫等译，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4]火木：《光榮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年.
[5]刘小萌：《中国知青事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6]吴洵主编：《中国知青总纪实》，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
[7]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
[8]孙成民：《四川知青史》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
[9]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10]张曙：《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2001年.
[11]张弘：《1968—1980甘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2011年.
[12]吴小静：《知识青年安置研究（1962-1980年）——以甘肃省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2011年.
[13]赵兴飞：《知青群体成因探析——以贵阳市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年.
[14]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李枫等译，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15]刘小萌：《中国知青事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6]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
基金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CXZZSS2019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