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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要推动制度创新,重点是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方向是要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发展质量
中国的城镇化在今后一段时间将进入加快发展的阶段。
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城镇化人口比重的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规律。诺瑟姆把城镇化分为几个阶段,他认为,当城镇化率在50%上下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城镇化发展最快,而且有一种加快发展的趋势,这种加快趋势一直要等到城市人口超过70%以后才会趋缓。
仅以1999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分析,世界城镇人口年均递增2.1%,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年均递增2.0%。同一时期,这个数字在中国是4.6%,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城镇化水平提高了5.75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的提高幅度高2.75个百分点。
到2007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45%左右,进入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
推进城镇化成为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城镇化此次得到强调,有三个背景:
第一,着眼于“推进城乡改革,增强农村农业发展活力”。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关键是要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还是要通过城镇化的发展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一个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双轮推动、协调推进的过程。
第二,从当前来考虑,中国需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较快平稳发展。城镇化推进有利于调整城乡结构,优化区域布局、优化资源配置。
第三,中国需要城镇化提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从转移人口、发展县域经济、农村居民进城后扩大消费等方面来看,城镇化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城镇化可能年年都在讲,不同时期重点不同。
今年讲的城镇化,需要把握几个要点,我总结为:一个关键、一个重点、一个方向。关键是要推动制度创新,重点是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方向是要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发展质量。
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城市的发展,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这些不与体制、机制创新结合,实际上缺乏发展后劲,是不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中央“一号文件”列出的土地制度、就业制度、社保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等都需要创新,来满足城镇化的要求。
制度创新方面有很多具体的内容,比如“户籍制度改革要深化,主要是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的落户条件”;“多渠道、多形式改造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一代农民工的问题”;“加快小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体制配套政策改革,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继续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等等。
为什么要将重点放在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上呢?可以说,至少在“十二五”期间,政府的工作重心是优化城市结构,加快中小城镇发展。城市的协调发展是大、中、小配套。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并不少,仅以西部为例,像成都、兰州等大城市发展很快,而中小城市、小城镇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从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看,中小城市的作用也在增强。通过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分析,特别是2009年农村新增外出劳动力转移情况来看,大中城市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在下降,而中小城市在上升,对就业和收入的贡献在提高。
城镇化的方向是提升城市的发展水平,无论中小城市还是小城镇都是如此。首先要加强规划引导,在一个区域,要有布局规划。同时,对每个城市来讲,要有功能规划。比如四川几个不同的城市,有些是旅游为主的,有些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有些是以某个产业为主的,它们的发展路径就完全不同。
其次,要依靠产业政策引导产业集中、产业集聚。一个城市真正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企业,有产业。在这个环节中,农村土地问题备受关注。在土地利用上,“一号文件”强调两点:“安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要支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在县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用,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主要用于产业集聚发展,方便农民就近转移”。
再次,要推进全城镇化,不要搞“半”城镇化。不能让农民工老是像候鸟一样在城镇与农村之间“飞来飞去”。促进农民变市民的就业和社保政策要尽快建立起来,实现真正的全城镇化,让农民变为市民,实现稳定居住、稳定就业。
(宋洪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从1998年起连续十二年参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连续七年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本文为《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禹志明根据采访记录整理)
中国的城镇化在今后一段时间将进入加快发展的阶段。
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城镇化人口比重的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规律。诺瑟姆把城镇化分为几个阶段,他认为,当城镇化率在50%上下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城镇化发展最快,而且有一种加快发展的趋势,这种加快趋势一直要等到城市人口超过70%以后才会趋缓。
仅以1999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分析,世界城镇人口年均递增2.1%,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年均递增2.0%。同一时期,这个数字在中国是4.6%,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城镇化水平提高了5.75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的提高幅度高2.75个百分点。
到2007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45%左右,进入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
推进城镇化成为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城镇化此次得到强调,有三个背景:
第一,着眼于“推进城乡改革,增强农村农业发展活力”。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关键是要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还是要通过城镇化的发展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一个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双轮推动、协调推进的过程。
第二,从当前来考虑,中国需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较快平稳发展。城镇化推进有利于调整城乡结构,优化区域布局、优化资源配置。
第三,中国需要城镇化提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从转移人口、发展县域经济、农村居民进城后扩大消费等方面来看,城镇化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城镇化可能年年都在讲,不同时期重点不同。
今年讲的城镇化,需要把握几个要点,我总结为:一个关键、一个重点、一个方向。关键是要推动制度创新,重点是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方向是要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发展质量。
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城市的发展,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这些不与体制、机制创新结合,实际上缺乏发展后劲,是不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中央“一号文件”列出的土地制度、就业制度、社保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等都需要创新,来满足城镇化的要求。
制度创新方面有很多具体的内容,比如“户籍制度改革要深化,主要是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的落户条件”;“多渠道、多形式改造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一代农民工的问题”;“加快小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体制配套政策改革,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继续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等等。
为什么要将重点放在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上呢?可以说,至少在“十二五”期间,政府的工作重心是优化城市结构,加快中小城镇发展。城市的协调发展是大、中、小配套。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并不少,仅以西部为例,像成都、兰州等大城市发展很快,而中小城市、小城镇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从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看,中小城市的作用也在增强。通过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分析,特别是2009年农村新增外出劳动力转移情况来看,大中城市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在下降,而中小城市在上升,对就业和收入的贡献在提高。
城镇化的方向是提升城市的发展水平,无论中小城市还是小城镇都是如此。首先要加强规划引导,在一个区域,要有布局规划。同时,对每个城市来讲,要有功能规划。比如四川几个不同的城市,有些是旅游为主的,有些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有些是以某个产业为主的,它们的发展路径就完全不同。
其次,要依靠产业政策引导产业集中、产业集聚。一个城市真正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企业,有产业。在这个环节中,农村土地问题备受关注。在土地利用上,“一号文件”强调两点:“安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要支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在县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用,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主要用于产业集聚发展,方便农民就近转移”。
再次,要推进全城镇化,不要搞“半”城镇化。不能让农民工老是像候鸟一样在城镇与农村之间“飞来飞去”。促进农民变市民的就业和社保政策要尽快建立起来,实现真正的全城镇化,让农民变为市民,实现稳定居住、稳定就业。
(宋洪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从1998年起连续十二年参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连续七年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本文为《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禹志明根据采访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