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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就在于让自己的潜在战略对手相信，其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所冒的风险会大于收益。
进入2012年以来，联合军演、单边军演、陆上军演、海上军演、空中军演、例行性军演、挑衅性军演、威慑性军演、针对性军演……轮番登场、此起彼伏。更有最新的各种数据证明亚洲已经是世界军购第一大洲，印度则成为世界军购排行榜的状元。整个世界到处硝烟弥漫，东北亚的军备竞赛更增添了片片阴云，仿佛一部部战争大片，令全球观众目不暇接。在这些眼花缭乱的事件中，只有一个内容是不变的，那就是军事演习和军备竞赛都跟“威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威慑就在于让自己的潜在战略对手相信，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所冒的风险会大于收益。
在大国战争逐渐绝迹的历史和现在，威慑往往就隐含在充满各种信号和警示的相互交流之中。如海军的调遣、互派军事观察员、缔结同盟条约，等等。尤其在核时代，有人断言，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威慑才是和平得以长期维持的关键。
但是，历史并不总是和平的，威慑本身也未必可靠。它时而成功，时而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类似的战略却导致了英国向法俄靠拢，为什么在类似的多极国际格局中，同样的战略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呢?显然，威慑并不总是能够达到目的，甚至还可能导致最差的结局。
威慑与意图
威慑其实是让假想敌的内心产生恐惧，从而阻止他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来。但是这种恐惧的根源有两个：第一，对手要认可威慑方所具备的实力，很难想象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威慑强大的美国；第二，对手还要相信威慑方动用实力来达到目的的决心，换句话说，对手要确认威慑方的意图。如果对手认为威慑方并不具备真实的进攻性意图，那么简单的展示实力或者言语威胁就毫无意义了。因此威慑的成功条件就是上述两个因素的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比如目前对叙利亚，英、法和美国始终以制裁相威胁，既展示出它们具备惩罚性制裁的能力，也表现出制裁的意愿。而叙利亚在不久前修改了选举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欧美威慑成功的结果。
我们知道，国家的实力可以通过诸多指标来衡量，例如人口、土地、GDP和军费开支，又或者是能源消耗量、科研专利数量，等等。但是意图的确定就非常困难了，同时恰恰因为国家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以进攻性军事力量攻击它。然而这又不是绝对的，国家并非一定怀有敌意，有时很多国家也表现出仁慈善良的一面，只是问题在于具体到某一次事件时，谁能百分之百地确定对方的想法呢?而且即便是之前确定的意图也存在稍瞬即变的可能。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惟一的军事计划是基于“对加拿大安全的主要外部威胁是美国军队可能发动的武装入侵”，于是军事与情报部门下令对美国若干城市进行侦查活动。而在1929年美国出台的“红色基本作战方案”中，假想敌则是英国，因为当时英美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甚至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英国国防委员会主席还认为英国应该注意防范法国。如今回顾这些事，人们会觉得十分可笑，但这就是历史事实。简言之，国家永远无法判定其他国家在具备进攻能力的同时是否具有进攻的意图。
示弱的风险
意图不可确定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战争往往就是因为威慑而爆发。威慑是威慑方与被威慑方的相互作用，因此后者的判断往往会对局势的发展产生绝对影响。
让我们把时间推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1935年，德国废弃了《几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它声称其他国家并没有裁军，而且法国和俄国的军备还在增加。这一点按照平等的法律原则来说是不无道理的。英国向德国做出让步，允许德国拥有一支海军，但其力量不得超过英国的35％。同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地区，随后又宣布对其水路的国际控制无效。1938年德国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吞并奥地利。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一再满足德国的要求。直到希特勒提出德国“最后的领土需求”是获得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英国还认为妥协是最好的战略。
显然，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最终使得德国积累了巨大的优势，同时也使德国误解了英国的能力与意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希特勒始终认为，英国既然不会阻止德国吞并奥地利，那么就更不会为德国入侵波兰而发动一场战争了。可历史证明，希特勒错了，英国首相张伯伦也错了。在事情的最开始，德国只是对英国进行试探，其通过威慑手段涉及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没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但英国的让步却鼓励了德国的得寸进尺。而后英国也发现自己所处的窘境，逐渐开始愿意付出较大代价来避免更大的退让，但此时的德国却已经因为英国的一系列退让而建立起一种决心，即英国不会愿意付出巨大代价来阻止自己改变欧洲的权力版图，于是更加变本加厉地行动起来，最终英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退让并因此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要么兵戎相见。英国选择了后者，而德国的成慑至此也归于失败，不得不与英国展开殊死决斗，这就是二战的由来。
由此我们似乎得到一个结论，为了避免类似的灾难性境地，国家必须表现出进行战争的能力和意愿，既不能忽视无关紧要的冲突，也不能就事论事地看待争端。本身没有多大价值的事件可能就会成为行为体意愿的重要表现。比如，在1962年美苏两国之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总统肯尼迪虽然早就命令美国导弹撤出土耳其，但事发后他拒绝将撤出这些导弹作为换取苏联合作的条件。这时我们就发现了成慑中非常有趣的内容了，即在相互威慑的过程中谁先退让似乎就意味着谁将失败。这与“胆小鬼”的游戏十分相似：两个人驾车相对行驶，如果都不拐弯躲避，两车相撞同归于尽；如果有谁胆子小并先躲避，那么他就输了游戏，不过至少还能保条性命。如果增加这个游戏的回合，我们会发现，总是胆小的那个人即便某一次鼓足了勇气不躲避，另一方也很难相信，最终的结果就是同归于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的结果。而肯尼迪显然并不愿意被苏联误解为自己胆小，所以表现出了十分强硬的态度。在古巴导弹危机的顶点，双方军舰已经列开阵势，最终是苏联选择了“拐弯”，从而避免了最终不断升级至核战争的风险。
强硬的反噬
上述被威慑方选择的策略都是让步，也就是威慑成功的结果。还有另一种可能即为成慑失败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被威慑方选择强硬的回答，甚至可能直接以决一死战的心态来回应成慑方，这就会导致成慑的另一个结果。例如，美国不断在俄罗斯周边进行军事演习来检验和显示自己的作战能力，而俄罗斯也会不断提升军事力量来回应美国的行为，这就很容易导致双方进行新一轮乃至无数轮的军备竞赛，局势也就随之像螺旋一样逐步紧张。历史 上，类似的例证是十分充分的。国家总是希望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结果增加的实力既太多又太少：说太多是因为国家增强的实力足够使它有能力发起侵略；说太少则是因为对方感觉到威胁，于是也增强自己的实力，这样又削弱了第一个增强实力的国家的安全。
再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们甚至可以说，英国正是吸取了一战的教训才会在二战前期对德国一忍再忍。通过解密一战前的外交档案，我们就会发现，那时的德国与其说希望赢得战争，不如说希望依靠和平手段就能改变现有权力分配，因此德国的最高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英国加入法俄形成的协约国一方。然而，战争成为了德国威慑战略失败的代价。在19、20世纪之交时，尽管因为德国实力迅速接近英国，使得英国对德国可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而感到不安，但英国在世界诸多领域的麻烦仍然需要德国的支持，为此才提出与德国进行一系列的非正式合作等建议。而后者实际上也希望通过改善与英国的关系来缓解日益面临的崛起压力，只不过德国更倾向于俾斯麦的老方法——威慑。
德皇威廉二世认为英国与俄法的实际矛盾远大于英德间的结构性矛盾，因此英国更需要德国的帮助，而德国的强硬立场就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使得英国被迫与德国缔结更加紧密、更加有约束力的协议。但事实上，德皇不仅高估了英国与俄法两国的疏远程度，更没有意识到德国的强硬行为最终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使得英国开始认定德国是一个不负责的危险国家。
在19世纪末期英国人与布尔人争夺南非殖民地的战争中，威廉二世也一直强烈反对英国的南非政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克鲁格电报”，德皇居然祝贺南非特兰士瓦邦总统克鲁格击退了来自英国控制的开普殖民地的入侵部队。实际上，德国这个试图“恐吓英国，使之加入三国同盟”的做法也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这次事件使得所有英国精英和公众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放肆地干预另一个国家的重大利益，这个国家就是不坚持原则的、轻率的、并且是毫无道理地敌视他国。
1905年，英国业已加入协约国，与俄法结成针对德奥意的同盟。德国为了向法国表明英国是不可靠的伙伴，以此打破新结成的英法联盟，再次使用了威慑政策。尽管法国拥有了英国的支持，但德国的立场始终没有软化，并力图最大限度地延长针对殖民地主导权而引起的摩洛哥危机。德国就是希望向法国证明，英国的支持并不能让德国屈服，也就是说英国的存在并不能对格局产生绝对影响，因此法国不如选择与德国合作更为实际。但最终英法联盟反而因此更加巩固，而英法对德的敌意再次加强。
上述类似螺旋上升的紧张局势的产生显然也是由于意图的不确定性，而深层次的内容则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性，即每个国家都是自助国家，在危机时刻，只能依靠自己来拯救自己，依靠自己来防御所面临的一切成胁。于是国家的任何行为总是基于一种基本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有一个特点，即自己可能因为对方而产生深切的恐惧，但却无法理解对方因为自己而产生的恐惧感，甚至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要这般出奇地感到恐惧。因此，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备竞赛才一次次反复出现，直到今天仍然大行其道。这种困境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
而最近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中，印度成为世界上军购榜排名第一的国家，同时亚洲也超越欧洲成为世界进口武器费用最高的大洲。一时间，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军备竞赛的论调四起，好不热闹。显然，军备竞赛还是由于意图的不确定性而引发了潜在的威慑。今天的亚洲必须要以史为鉴，否则就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是以后人而复哀后人者矣”的悲剧了。
威慑的结论
威慑不仅可以产生屈服，也会产生敌意。屈服可以让对手建立起得寸进尺的决心以及对屈服者不切实际的蔑视；敌意则会将潜在的敌人塑造成真正的敌人。前者往往使得侵略者低估自卫方的决心，而后者其实高估了对方的敌对意图。如果根据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历史经验，那么即使对于无关紧要的事件也要显示出不惜作战的意愿，并且避免任何示弱的表现。而根据英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经验，上述做法无异于加剧紧张状态、制造不相容的虚幻现实。因此，面对威慑，尤其是相互威慑的时候，双方的选择都是十分痛苦而艰难的。曾经有一部美国大片叫做《核弹危机》，表现纳粹德国的后裔扰乱世界之心不死，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了一枚美国制造的原子弹，且以此设法挑起了美俄之间的敌意，并几乎引起了世界上第一场核战争。这是一个典型的螺旋模式，最终俄国总统率先相信了影片主人公的言辞，降低了战斗准备的等级，双方从而依次降低警备级别，最终将战争化为无形。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一方的示弱很难被理解为基于实力的慷慨以及对现状的维护，换言之，本文所列举的诸多悲剧始终在国际政治的上空盘旋，阴云不散。这就是国际政治大师斯坦利·霍夫曼得出“如今的国际关系与几千年前并没有本质不同”这一结论的根本原因。
另有论者指出，面对改变现状的国家时一定要示强，而面对维持现状的国家时根据情况可以示弱。但是在意图无法确定的前提下又如何去分辨一个国家到底属于改变现状者还是维持现状者呢?这实际上就是当前美国作为霸权国对崛起中国的矛盾所在。美国希望中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但是又不能接受中国的实力有接近美国的趋势。换言之，美国很难允许中国国力发展到能够挑战自己的情况出现，因此美国不得不未雨绸缪。但是矛盾的另一面则是，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把一个本来属于维护现状国家的中国推到改变现状的境地，从而塑造一个自我实现的敌人。因此，我们发现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从不明确指出自己的假想敌，更是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强调友谊，与中国周边国家领导人会面时则强调安全。威慑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无数的历史证明这一手段行之有效，但根据上述分析，威慑的反噬作用更可怕。
进入2012年以来，联合军演、单边军演、陆上军演、海上军演、空中军演、例行性军演、挑衅性军演、威慑性军演、针对性军演……轮番登场、此起彼伏。更有最新的各种数据证明亚洲已经是世界军购第一大洲，印度则成为世界军购排行榜的状元。整个世界到处硝烟弥漫，东北亚的军备竞赛更增添了片片阴云，仿佛一部部战争大片，令全球观众目不暇接。在这些眼花缭乱的事件中，只有一个内容是不变的，那就是军事演习和军备竞赛都跟“威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威慑就在于让自己的潜在战略对手相信，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所冒的风险会大于收益。
在大国战争逐渐绝迹的历史和现在，威慑往往就隐含在充满各种信号和警示的相互交流之中。如海军的调遣、互派军事观察员、缔结同盟条约，等等。尤其在核时代，有人断言，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威慑才是和平得以长期维持的关键。
但是，历史并不总是和平的，威慑本身也未必可靠。它时而成功，时而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类似的战略却导致了英国向法俄靠拢，为什么在类似的多极国际格局中，同样的战略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呢?显然，威慑并不总是能够达到目的，甚至还可能导致最差的结局。
威慑与意图
威慑其实是让假想敌的内心产生恐惧，从而阻止他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来。但是这种恐惧的根源有两个：第一，对手要认可威慑方所具备的实力，很难想象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威慑强大的美国；第二，对手还要相信威慑方动用实力来达到目的的决心，换句话说，对手要确认威慑方的意图。如果对手认为威慑方并不具备真实的进攻性意图，那么简单的展示实力或者言语威胁就毫无意义了。因此威慑的成功条件就是上述两个因素的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比如目前对叙利亚，英、法和美国始终以制裁相威胁，既展示出它们具备惩罚性制裁的能力，也表现出制裁的意愿。而叙利亚在不久前修改了选举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欧美威慑成功的结果。
我们知道，国家的实力可以通过诸多指标来衡量，例如人口、土地、GDP和军费开支，又或者是能源消耗量、科研专利数量，等等。但是意图的确定就非常困难了，同时恰恰因为国家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以进攻性军事力量攻击它。然而这又不是绝对的，国家并非一定怀有敌意，有时很多国家也表现出仁慈善良的一面，只是问题在于具体到某一次事件时，谁能百分之百地确定对方的想法呢?而且即便是之前确定的意图也存在稍瞬即变的可能。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惟一的军事计划是基于“对加拿大安全的主要外部威胁是美国军队可能发动的武装入侵”，于是军事与情报部门下令对美国若干城市进行侦查活动。而在1929年美国出台的“红色基本作战方案”中，假想敌则是英国，因为当时英美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甚至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英国国防委员会主席还认为英国应该注意防范法国。如今回顾这些事，人们会觉得十分可笑，但这就是历史事实。简言之，国家永远无法判定其他国家在具备进攻能力的同时是否具有进攻的意图。
示弱的风险
意图不可确定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战争往往就是因为威慑而爆发。威慑是威慑方与被威慑方的相互作用，因此后者的判断往往会对局势的发展产生绝对影响。
让我们把时间推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1935年，德国废弃了《几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它声称其他国家并没有裁军，而且法国和俄国的军备还在增加。这一点按照平等的法律原则来说是不无道理的。英国向德国做出让步，允许德国拥有一支海军，但其力量不得超过英国的35％。同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地区，随后又宣布对其水路的国际控制无效。1938年德国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吞并奥地利。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一再满足德国的要求。直到希特勒提出德国“最后的领土需求”是获得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英国还认为妥协是最好的战略。
显然，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最终使得德国积累了巨大的优势，同时也使德国误解了英国的能力与意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希特勒始终认为，英国既然不会阻止德国吞并奥地利，那么就更不会为德国入侵波兰而发动一场战争了。可历史证明，希特勒错了，英国首相张伯伦也错了。在事情的最开始，德国只是对英国进行试探，其通过威慑手段涉及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没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但英国的让步却鼓励了德国的得寸进尺。而后英国也发现自己所处的窘境，逐渐开始愿意付出较大代价来避免更大的退让，但此时的德国却已经因为英国的一系列退让而建立起一种决心，即英国不会愿意付出巨大代价来阻止自己改变欧洲的权力版图，于是更加变本加厉地行动起来，最终英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退让并因此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要么兵戎相见。英国选择了后者，而德国的成慑至此也归于失败，不得不与英国展开殊死决斗，这就是二战的由来。
由此我们似乎得到一个结论，为了避免类似的灾难性境地，国家必须表现出进行战争的能力和意愿，既不能忽视无关紧要的冲突，也不能就事论事地看待争端。本身没有多大价值的事件可能就会成为行为体意愿的重要表现。比如，在1962年美苏两国之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总统肯尼迪虽然早就命令美国导弹撤出土耳其，但事发后他拒绝将撤出这些导弹作为换取苏联合作的条件。这时我们就发现了成慑中非常有趣的内容了，即在相互威慑的过程中谁先退让似乎就意味着谁将失败。这与“胆小鬼”的游戏十分相似：两个人驾车相对行驶，如果都不拐弯躲避，两车相撞同归于尽；如果有谁胆子小并先躲避，那么他就输了游戏，不过至少还能保条性命。如果增加这个游戏的回合，我们会发现，总是胆小的那个人即便某一次鼓足了勇气不躲避，另一方也很难相信，最终的结果就是同归于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的结果。而肯尼迪显然并不愿意被苏联误解为自己胆小，所以表现出了十分强硬的态度。在古巴导弹危机的顶点，双方军舰已经列开阵势，最终是苏联选择了“拐弯”，从而避免了最终不断升级至核战争的风险。
强硬的反噬
上述被威慑方选择的策略都是让步，也就是威慑成功的结果。还有另一种可能即为成慑失败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被威慑方选择强硬的回答，甚至可能直接以决一死战的心态来回应成慑方，这就会导致成慑的另一个结果。例如，美国不断在俄罗斯周边进行军事演习来检验和显示自己的作战能力，而俄罗斯也会不断提升军事力量来回应美国的行为，这就很容易导致双方进行新一轮乃至无数轮的军备竞赛，局势也就随之像螺旋一样逐步紧张。历史 上，类似的例证是十分充分的。国家总是希望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结果增加的实力既太多又太少：说太多是因为国家增强的实力足够使它有能力发起侵略；说太少则是因为对方感觉到威胁，于是也增强自己的实力，这样又削弱了第一个增强实力的国家的安全。
再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们甚至可以说，英国正是吸取了一战的教训才会在二战前期对德国一忍再忍。通过解密一战前的外交档案，我们就会发现，那时的德国与其说希望赢得战争，不如说希望依靠和平手段就能改变现有权力分配，因此德国的最高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英国加入法俄形成的协约国一方。然而，战争成为了德国威慑战略失败的代价。在19、20世纪之交时，尽管因为德国实力迅速接近英国，使得英国对德国可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而感到不安，但英国在世界诸多领域的麻烦仍然需要德国的支持，为此才提出与德国进行一系列的非正式合作等建议。而后者实际上也希望通过改善与英国的关系来缓解日益面临的崛起压力，只不过德国更倾向于俾斯麦的老方法——威慑。
德皇威廉二世认为英国与俄法的实际矛盾远大于英德间的结构性矛盾，因此英国更需要德国的帮助，而德国的强硬立场就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使得英国被迫与德国缔结更加紧密、更加有约束力的协议。但事实上，德皇不仅高估了英国与俄法两国的疏远程度，更没有意识到德国的强硬行为最终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使得英国开始认定德国是一个不负责的危险国家。
在19世纪末期英国人与布尔人争夺南非殖民地的战争中，威廉二世也一直强烈反对英国的南非政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克鲁格电报”，德皇居然祝贺南非特兰士瓦邦总统克鲁格击退了来自英国控制的开普殖民地的入侵部队。实际上，德国这个试图“恐吓英国，使之加入三国同盟”的做法也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这次事件使得所有英国精英和公众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放肆地干预另一个国家的重大利益，这个国家就是不坚持原则的、轻率的、并且是毫无道理地敌视他国。
1905年，英国业已加入协约国，与俄法结成针对德奥意的同盟。德国为了向法国表明英国是不可靠的伙伴，以此打破新结成的英法联盟，再次使用了威慑政策。尽管法国拥有了英国的支持，但德国的立场始终没有软化，并力图最大限度地延长针对殖民地主导权而引起的摩洛哥危机。德国就是希望向法国证明，英国的支持并不能让德国屈服，也就是说英国的存在并不能对格局产生绝对影响，因此法国不如选择与德国合作更为实际。但最终英法联盟反而因此更加巩固，而英法对德的敌意再次加强。
上述类似螺旋上升的紧张局势的产生显然也是由于意图的不确定性，而深层次的内容则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性，即每个国家都是自助国家，在危机时刻，只能依靠自己来拯救自己，依靠自己来防御所面临的一切成胁。于是国家的任何行为总是基于一种基本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有一个特点，即自己可能因为对方而产生深切的恐惧，但却无法理解对方因为自己而产生的恐惧感，甚至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要这般出奇地感到恐惧。因此，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备竞赛才一次次反复出现，直到今天仍然大行其道。这种困境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
而最近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中，印度成为世界上军购榜排名第一的国家，同时亚洲也超越欧洲成为世界进口武器费用最高的大洲。一时间，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军备竞赛的论调四起，好不热闹。显然，军备竞赛还是由于意图的不确定性而引发了潜在的威慑。今天的亚洲必须要以史为鉴，否则就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是以后人而复哀后人者矣”的悲剧了。
威慑的结论
威慑不仅可以产生屈服，也会产生敌意。屈服可以让对手建立起得寸进尺的决心以及对屈服者不切实际的蔑视；敌意则会将潜在的敌人塑造成真正的敌人。前者往往使得侵略者低估自卫方的决心，而后者其实高估了对方的敌对意图。如果根据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历史经验，那么即使对于无关紧要的事件也要显示出不惜作战的意愿，并且避免任何示弱的表现。而根据英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经验，上述做法无异于加剧紧张状态、制造不相容的虚幻现实。因此，面对威慑，尤其是相互威慑的时候，双方的选择都是十分痛苦而艰难的。曾经有一部美国大片叫做《核弹危机》，表现纳粹德国的后裔扰乱世界之心不死，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了一枚美国制造的原子弹，且以此设法挑起了美俄之间的敌意，并几乎引起了世界上第一场核战争。这是一个典型的螺旋模式，最终俄国总统率先相信了影片主人公的言辞，降低了战斗准备的等级，双方从而依次降低警备级别，最终将战争化为无形。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一方的示弱很难被理解为基于实力的慷慨以及对现状的维护，换言之，本文所列举的诸多悲剧始终在国际政治的上空盘旋，阴云不散。这就是国际政治大师斯坦利·霍夫曼得出“如今的国际关系与几千年前并没有本质不同”这一结论的根本原因。
另有论者指出，面对改变现状的国家时一定要示强，而面对维持现状的国家时根据情况可以示弱。但是在意图无法确定的前提下又如何去分辨一个国家到底属于改变现状者还是维持现状者呢?这实际上就是当前美国作为霸权国对崛起中国的矛盾所在。美国希望中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但是又不能接受中国的实力有接近美国的趋势。换言之，美国很难允许中国国力发展到能够挑战自己的情况出现，因此美国不得不未雨绸缪。但是矛盾的另一面则是，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把一个本来属于维护现状国家的中国推到改变现状的境地，从而塑造一个自我实现的敌人。因此，我们发现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从不明确指出自己的假想敌，更是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强调友谊，与中国周边国家领导人会面时则强调安全。威慑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无数的历史证明这一手段行之有效，但根据上述分析，威慑的反噬作用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