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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在家乡小城找不到工作。这首先是我读的学校不够过硬——我初中时开始发表文章,便开始自以为是地偏起科来,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但我的要求也不高,暂且在某个文化单位当个“临时工”也可以,我们那儿很多没读过什么书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解决工作的,当然,我也得承认,这是大院子女的惯性思维。
这个“大院”,跟王朔、冯小刚他们的大院没法比,不过是小城的市委家属院而已。我父亲是个正科级干部,我后来才明白,像他这种“主任科员”没有实权,也没有优势可言。
但我从小就在市委办公大楼里出没,叔叔伯伯们都知道我写文章,热情地喊我“大才女”。这种虚假的繁荣,使我在读书时曾抱有一种幻想。可是,当我站到他们面前,不管那些叔叔伯伯是文化局的,还是文联的,笑容依旧,只是“大才女”的称呼变成了一串熟练的“哈哈哈”,然后,看看天,看看手表,找个理由,顺利地金蝉脱壳了。
能以“哈哈”应对,还算客气。我又去见一位更熟悉的“伯伯”,他在某文化单位任要职,曾欣赏我的某篇文章,我对他抱以更多的希望。但在他家的客厅里,他的脸色冰冷如铁,他说:“你说你会写文章,可我手下的每一个人都会写。”我在没有被他的脸色击垮之前,勉强念出来之前准备好的最后一句台词: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试试吧。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每晚都不能入睡,小城的夜寂静如井底,把心沁得冰凉。我怀疑自己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了,想起小时候上学时经过的那条巷子,那里是小城的贫民窟,一排黑乎乎的小屋,经过时可以看见居民在里面刷牙、洗脸、吃饭,以及站在床上穿衣服,我想,那也许就是我的将来。
想过要离开,去别的地方,再也不回来,死在外面都不回来了。许多人年轻时,对家乡都有这种怨气吧,鲁迅写绍兴,也殊无好感,可能是因为,撇开在父母羽翼呵护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与家乡零距离接触的那几年,正好是我们最弱小的时候,受伤在所难免,结怨就理所当然。
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旅行。我顺便去拜访曾著文力推我的副刊编辑,他是一个羞涩拘谨的男子,却告诉了我一个改变我人生走向的消息,他说:“省城的某报在招聘,你一定要去试试。”
我去了那家报社,除了一张身份证,没有带任何证件。我嗫嚅着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明我的情况,一位女士回头笑问背对着我的年长者:“吴老师,你看能给报名吗?”年长者没有转身,说:“够条件就给报,不够条件当然不给报。”女士无奈地笑看着我,我知趣地退出。
我并没有转身走开,想了想,径直走进总编办公室,一口气说完我的情况。那位总编没有表情,只是在听完后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报个名。”
就那样报上了名,笔试、面试,不敢抱太大希望。那是1998年,该报打出的广告是年薪3万,应聘者挤破门槛。
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我接到报社办公室的电话,通知我后天去报到。后来我听说,在面试之后的会议上,是那个曾背对着我的吴老师替我慷慨陈词,说:“这样的人不要我们要谁?”又有人告诉我,会议结束后,他坐在休息室里抽烟,眯着眼,微微笑着,有人问他有没有招到人才,他说:“有个叫闫红的很有灵气。”我完全想不出是哪句话打动了他,当时因为我过于紧张,几乎语无伦次。
我来到合肥,就像随手抽中的一根签,上面写着“上上大吉”。虽然一年之后,我就因在“敌报”上发表散文而被辞退,但当我来到“敌报”,跟总编自荐之后,总编面无表情地听完,对我说:“你明天来上班吧。”
这家“敌报”社,就是最初推荐我的那家报纸,《解读小才女》的作者成了我的同事。
之后的生活顺风顺水,我在这里结婚、买房、生子,人际关系简单到可以忽略,也没有让人厌烦头疼的人情往来。这似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座城市,它不繁华也不喧嚣,更不排外。它房价适中,气候温和,街道干净,街边栽种着浓密的灌木与花草,新区里多公园与小湖,一年四季桃花红、李花白,桂花、梅花开个没完。它更大的好处是小,以我自己的生活为例,学校、单位、超市、电影院、书店、大剧院、体育场,皆可步行抵达,而步行时可以一路赏鉴那些默默开放的花朵,以及突然惊飞的一只白顶黑背的小鸟。哦,对了,有一次,我还在路边邂逅一条小蛇,可见生态环境之好。
有时也不免想,假如当年我没有出来,会怎么样?最好的情形也不过是终于博得谁的同情,去某个文化单位做个“临时工”,拿着比别人少一大截的工资,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眼巴巴地等着转正,一等可能就是五六年、七八年——有几个和我处境相同的人,在那里是这样过的。
说了这么多,我不是说小城市不好。我相信中国一定有无数可爱的小城市,甚至于家乡的小城也不见得就不好,也许是我运气不好,也许只是那地方不适合我,应该会有很多人,在那里拥有着真实的幸福,但是,若我在那里,确实只是等死。
这些年,也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大一点的城市呢?”本省的一位作家直接问:“你为什么不去北京?”我没法回答,我不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在被那家报社辞退的那一年,我给北京的一家报社投去过简历,没有收到回复。
那时我24岁,很年轻,如果能去成,可能也就去了。那几年,是去北京的黄金年代,亲戚买的东四环外的房子6000元一平方米。一开始去可能有点艰难,咬紧牙关,打拼几年,总能够生存下去,我不知道如果去了,现在的我是什么样。
现在的我和北京,都明显不再相宜。房价且不说,交通也让我头疼。还有各种限购、抽签上牌,这座城市对于新移民可谓严防死守。
再说又何必去北京呢?网络这么发达,长途话费一分钟0.15元,包月套餐都用不完,传说中的那些歌剧、舞剧、演唱会,早已将二三线城市当成新市场,在这里并不缺少什么。
但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在微信朋友圈里围观朋友们的生活,总觉得他们比我活得要投入。的确,那么高成本地生活着,一定要更加不辜负自己的心吧,不妥协,也不轻易放弃自己。从合肥去北京的一位作者就对我说,她回到合肥,见到很多女人,不过30多岁,口口声声说把小孩弄好就行了。她总可惜她们太早地放弃了自己。
她这话让我警醒。
我在北京见过一个女人,锦州人,退休后来到北京,租了一间小房子,学画画,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很精神,很有斗志的样子。我觉得她为我指了一条路:等我老了,没准也会选择做个老北漂,那时我就不想买房子了吧,那时坐地铁该有人给我让座了吧,趁着胳膊腿还能动,我在北京城里东溜西逛……想想这样的夕阳红,觉得人生还有点奔头。
这个“大院”,跟王朔、冯小刚他们的大院没法比,不过是小城的市委家属院而已。我父亲是个正科级干部,我后来才明白,像他这种“主任科员”没有实权,也没有优势可言。
但我从小就在市委办公大楼里出没,叔叔伯伯们都知道我写文章,热情地喊我“大才女”。这种虚假的繁荣,使我在读书时曾抱有一种幻想。可是,当我站到他们面前,不管那些叔叔伯伯是文化局的,还是文联的,笑容依旧,只是“大才女”的称呼变成了一串熟练的“哈哈哈”,然后,看看天,看看手表,找个理由,顺利地金蝉脱壳了。
能以“哈哈”应对,还算客气。我又去见一位更熟悉的“伯伯”,他在某文化单位任要职,曾欣赏我的某篇文章,我对他抱以更多的希望。但在他家的客厅里,他的脸色冰冷如铁,他说:“你说你会写文章,可我手下的每一个人都会写。”我在没有被他的脸色击垮之前,勉强念出来之前准备好的最后一句台词: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试试吧。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每晚都不能入睡,小城的夜寂静如井底,把心沁得冰凉。我怀疑自己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了,想起小时候上学时经过的那条巷子,那里是小城的贫民窟,一排黑乎乎的小屋,经过时可以看见居民在里面刷牙、洗脸、吃饭,以及站在床上穿衣服,我想,那也许就是我的将来。
想过要离开,去别的地方,再也不回来,死在外面都不回来了。许多人年轻时,对家乡都有这种怨气吧,鲁迅写绍兴,也殊无好感,可能是因为,撇开在父母羽翼呵护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与家乡零距离接触的那几年,正好是我们最弱小的时候,受伤在所难免,结怨就理所当然。
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旅行。我顺便去拜访曾著文力推我的副刊编辑,他是一个羞涩拘谨的男子,却告诉了我一个改变我人生走向的消息,他说:“省城的某报在招聘,你一定要去试试。”
我去了那家报社,除了一张身份证,没有带任何证件。我嗫嚅着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明我的情况,一位女士回头笑问背对着我的年长者:“吴老师,你看能给报名吗?”年长者没有转身,说:“够条件就给报,不够条件当然不给报。”女士无奈地笑看着我,我知趣地退出。
我并没有转身走开,想了想,径直走进总编办公室,一口气说完我的情况。那位总编没有表情,只是在听完后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报个名。”
就那样报上了名,笔试、面试,不敢抱太大希望。那是1998年,该报打出的广告是年薪3万,应聘者挤破门槛。
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我接到报社办公室的电话,通知我后天去报到。后来我听说,在面试之后的会议上,是那个曾背对着我的吴老师替我慷慨陈词,说:“这样的人不要我们要谁?”又有人告诉我,会议结束后,他坐在休息室里抽烟,眯着眼,微微笑着,有人问他有没有招到人才,他说:“有个叫闫红的很有灵气。”我完全想不出是哪句话打动了他,当时因为我过于紧张,几乎语无伦次。
我来到合肥,就像随手抽中的一根签,上面写着“上上大吉”。虽然一年之后,我就因在“敌报”上发表散文而被辞退,但当我来到“敌报”,跟总编自荐之后,总编面无表情地听完,对我说:“你明天来上班吧。”
这家“敌报”社,就是最初推荐我的那家报纸,《解读小才女》的作者成了我的同事。
之后的生活顺风顺水,我在这里结婚、买房、生子,人际关系简单到可以忽略,也没有让人厌烦头疼的人情往来。这似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座城市,它不繁华也不喧嚣,更不排外。它房价适中,气候温和,街道干净,街边栽种着浓密的灌木与花草,新区里多公园与小湖,一年四季桃花红、李花白,桂花、梅花开个没完。它更大的好处是小,以我自己的生活为例,学校、单位、超市、电影院、书店、大剧院、体育场,皆可步行抵达,而步行时可以一路赏鉴那些默默开放的花朵,以及突然惊飞的一只白顶黑背的小鸟。哦,对了,有一次,我还在路边邂逅一条小蛇,可见生态环境之好。
有时也不免想,假如当年我没有出来,会怎么样?最好的情形也不过是终于博得谁的同情,去某个文化单位做个“临时工”,拿着比别人少一大截的工资,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眼巴巴地等着转正,一等可能就是五六年、七八年——有几个和我处境相同的人,在那里是这样过的。
说了这么多,我不是说小城市不好。我相信中国一定有无数可爱的小城市,甚至于家乡的小城也不见得就不好,也许是我运气不好,也许只是那地方不适合我,应该会有很多人,在那里拥有着真实的幸福,但是,若我在那里,确实只是等死。
这些年,也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大一点的城市呢?”本省的一位作家直接问:“你为什么不去北京?”我没法回答,我不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在被那家报社辞退的那一年,我给北京的一家报社投去过简历,没有收到回复。
那时我24岁,很年轻,如果能去成,可能也就去了。那几年,是去北京的黄金年代,亲戚买的东四环外的房子6000元一平方米。一开始去可能有点艰难,咬紧牙关,打拼几年,总能够生存下去,我不知道如果去了,现在的我是什么样。
现在的我和北京,都明显不再相宜。房价且不说,交通也让我头疼。还有各种限购、抽签上牌,这座城市对于新移民可谓严防死守。
再说又何必去北京呢?网络这么发达,长途话费一分钟0.15元,包月套餐都用不完,传说中的那些歌剧、舞剧、演唱会,早已将二三线城市当成新市场,在这里并不缺少什么。
但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在微信朋友圈里围观朋友们的生活,总觉得他们比我活得要投入。的确,那么高成本地生活着,一定要更加不辜负自己的心吧,不妥协,也不轻易放弃自己。从合肥去北京的一位作者就对我说,她回到合肥,见到很多女人,不过30多岁,口口声声说把小孩弄好就行了。她总可惜她们太早地放弃了自己。
她这话让我警醒。
我在北京见过一个女人,锦州人,退休后来到北京,租了一间小房子,学画画,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很精神,很有斗志的样子。我觉得她为我指了一条路:等我老了,没准也会选择做个老北漂,那时我就不想买房子了吧,那时坐地铁该有人给我让座了吧,趁着胳膊腿还能动,我在北京城里东溜西逛……想想这样的夕阳红,觉得人生还有点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