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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永忠，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90年毕业于长春理工大学（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光学材料专业后，在西南交大图书馆流通部、文献建设部、阅览部、信息服务部、电子阅览室、办公室等多个部门任职，现主要分管办公室及系统技术与数字资源建设工作。
在密集的论坛安排中，不少代表都感到分身乏术而不停地穿梭于三个分论坛之间，但有一个人却十分从容地选择着自己感兴趣的报告去听。他，就是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廖永忠。“图书馆的发展虽然很快，但也不会每年都发生巨大变化。与去年的论坛相比，今年比较新的话题主要有关联数据、语义网、学科服务推送平台等。我比较关注的是关联数据、学科馆员、馆长论坛等内容，所以重点听这些方面的报告。”廖永忠对记者说。
谈起图书馆的建设问题，廖永忠仍然遵循着有选择、有重点的原则，采访一开始，他就给自己学校的图书馆定了位—中小馆，工作原则也定了调—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反复强调，想做的事情很多，在资金和人力都有限的条件下，就要选择一些“性价比”较高的事情去做。
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们不妨先随着廖馆长的介绍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中小馆”的基本情况。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包括成都九里校区馆、犀浦校区馆和峨眉校区馆及其他院系分馆、资料室。由于峨眉校区馆相对独立，所以图书馆的主要工作范围就在成都的两个校区内。两个校区的图书馆总面积近4.7万平方米，藏书总量近300万册。目前图书馆共有职工120余人，其中40人为外聘人员。图书馆的管理结构为“五部一室”，即读者服务部、综合管理部、信息服务部、文献建设部、系统与技术部和办公室。
为了支撑学校的科研和教学，很多大学图书馆除了采购数据库，也会自建一些特色资源库，西南交大也不例外。廖永忠说，他们自建资源库的总体原则是“有用”，而不能“自娱自乐”。如果图书馆只考虑自己对哪方面感兴趣，或是哪个库好建就去做，而建成之后放在那里没人用，只会造成浪费。由于精力有限，所以对于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他们的选择就是“不做”。这样把精力集中在对一些重点学科的服务和支持上，比如交通运输和土木工程是西南交大的传统和重点学科，他们就优先保障这两个学科的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2011年，图书馆完成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中有关轨道交通特色资源建设项目。同时，他们还把精力放在原来比较薄弱但现在需求又较大的地方，比如加大了外文原版图书的购买力度。
数字化的改变和影响
由于主管系统与技术，廖永忠对数字图书馆的理解和感受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给图书馆自身管理带来的改变。目前西南交大图书馆使用的是前些年他们自主研发的图书馆联盟管理系统（BSLC），可彻底解决远距离、大范围、多用户联合作业问题，同时将各成员馆的数据在逻辑上进行严格分割，保障了彼此间数据的独立性和安全性。2009年至2010年，该平台实现了虚拟化管理及远程监控管理，减少了技术人员的人数和工作量，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同时解决了原来备份数据无法验证的问题，可即时验证数据的准确性，让技术人员从繁杂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去做些研究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技术。目前系统与技术部门采用“三一三”模式，即三人从事开发工作，一人做维护，三人在数字资源建设岗位工作。未来，BSLC将向全面系统化方向发展，将设备、人员、考核、评估整合在一起，使图书馆的管理由原来的“以人管人”变为“以系统和规章制度管人”。
另一方面就是对读者的影响。数字图书馆表面上看是载体的改变，使文献资源变得具有可复制性，让实体空间变小，但更重要的改变是在用户需求上，图书馆所要做的是采用何种方式让读者消化和吸收这些资源。至于已经从主角走向边缘化的纸本资源，在廖永忠看来其将来存在的意义更多是在延续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满足一种心理需求。所以他认为将来出版业可以走“按需出版、按需定制”的道路。出版商将图书做成电子版放在网络上，读者看了这本书之后如果有需要，可将整本书或是其中的某个章节点击打印并付费。如果有的读者出于阅读习惯或保存、收藏的需要，可以将多个兴趣点或知识点定制成纸本图书。这样出版商就不必花钱印制大量图书，如果卖不出去还要赔钱，造成浪费。对于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有需要的就维持，如果不需要就要改变，比如图书的借还服务将来就有可能出现较大变化，读者对图书的使用可能会没有借还的概念，想用就拿走，想还就还，下载也行，图书的使用变得“随心所欲”，没有了目前的很多限制。
对于技术的选择，廖永忠的观点是不能站在图书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要更多地站在学校、社会和读者的角度。他说：“技术更新太快了，让人常有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一项技术的选择要经历从考察到应用的过程，有时当它投入使用时就可能过时了。所以选择一项技术不能只顾眼前，要考虑它的兼容性、插件式、模块化等问题。”
细分用户做好个性化服务
要想满足读者需求做好服务，廖永忠认为首先要对读者进行细分，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为他们做一些该做的事，基本原则就是“无限细分、特殊保障、集中力量”。比如对于学习型读者，可为他们建立“学习中心”，将与他们学习相关的各种资料的各种形式集中起来，甚至将课程的知识点都提炼出来，供他们检索使用。而对于各级研究型读者，可为他们建设各级“学科推送平台”，并且保证所推送的资料是最新、最齐全的。这种平台应该多层次建设，第一层由图书馆来做，因为图书馆对各种资料，包括网络上的和实验室的资料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第二层以上的就要有相关研究人员来参与。
谈到学科服务，廖永忠说目前比较合适的办法还是“团队”对“团队”，即图书馆组织一个学科团队来针对某个重点学科的科研团队进行深度服务，可以从研究策略到推送平台一步一步去做。同时也可以和各院系共同培养“学科服务秘书”，因为即便图书馆将十分齐全的资料推送给教授，他们也可能没有时间去系统地阅读，因此可以让研究生、博士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二次筛选和加工，这些“秘书”有专业深度，图书馆则对其进行信息素养培训，多方合作，一起努力做好学科服务。
呼吁建立“技术联盟”
廖永忠说，现在高校图书馆的联盟多为“文献联盟”，他特别希望能建一个“技术联盟”。他笑言，图书馆总是说要做好学科服务，其实对自己都没有做好学科服务。软件开发、考察报告、战略决策、合作项目进展情况，这些都极具参考价值，很多事情需要大家联合起来才能完成。
数字化环境对图书馆的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人员不能沉浸在自己的技术世界里，需要站在未来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廖永忠认为，技术人员要想在和时间赛跑的过程中不落后，首先理念要跟得上，能看到事物的变化和差异，保留对未来需求变化的应变能力。而在有限的条件下，就要选择“性价比”较高的事情去做，有的事情有钱也不做，有的事情没钱也要做，如“移动图书馆”。其次要学会选择适当的技术手段去实现理念，因为技术手段是有生命周期的，如果选择一项处于“儿童期”或“衰老期”的技术来为自己工作，显然是不合适的。第三就是要做效益评估，也就是要看看和时间赛跑的结果。他说：“虽然大家的起跑线可能不同，但是对于自己投入的资金和精力，要看看到底做了些什么，产生了什么结果。信息技术让每个人更多地受制于系统，每个人都是系统中的一个零部件，单靠个体发挥的效能很小，所以今后技术协作将是主旋律。”
采访后记：
对廖馆长的采访，时间和地点都是他定的，午餐后，在酒店餐厅门外的一个小休息区，那里有两三套铁制桌椅。之后才觉得这个选择真不错，既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时间，又十分清静便于交流，是几个采访中较为从容的一个。这样记者不由想起了他在选择听报告时的从容。
不过，更能体现他选择智慧的，还是他在管理图书馆时的“性价比”理论，那种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重点、有选择的思路，无论是对于那些实力雄厚的大馆，还是对于中小馆来说，都值得借鉴。
廖馆长说，以前四川人的“盆地意识”比较强，习惯站在盆地里面看世界，现在他们要更多地走出去。这个行业需要像中科院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等这样的前行者和理论者，让随行者有迹可循。这样每当按自己的设想做完一件事后，看到符合前面行路人的方向，心里也就踏实多了。
在密集的论坛安排中，不少代表都感到分身乏术而不停地穿梭于三个分论坛之间，但有一个人却十分从容地选择着自己感兴趣的报告去听。他，就是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廖永忠。“图书馆的发展虽然很快，但也不会每年都发生巨大变化。与去年的论坛相比，今年比较新的话题主要有关联数据、语义网、学科服务推送平台等。我比较关注的是关联数据、学科馆员、馆长论坛等内容，所以重点听这些方面的报告。”廖永忠对记者说。
谈起图书馆的建设问题，廖永忠仍然遵循着有选择、有重点的原则，采访一开始，他就给自己学校的图书馆定了位—中小馆，工作原则也定了调—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反复强调，想做的事情很多，在资金和人力都有限的条件下，就要选择一些“性价比”较高的事情去做。
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们不妨先随着廖馆长的介绍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中小馆”的基本情况。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包括成都九里校区馆、犀浦校区馆和峨眉校区馆及其他院系分馆、资料室。由于峨眉校区馆相对独立，所以图书馆的主要工作范围就在成都的两个校区内。两个校区的图书馆总面积近4.7万平方米，藏书总量近300万册。目前图书馆共有职工120余人，其中40人为外聘人员。图书馆的管理结构为“五部一室”，即读者服务部、综合管理部、信息服务部、文献建设部、系统与技术部和办公室。
为了支撑学校的科研和教学，很多大学图书馆除了采购数据库，也会自建一些特色资源库，西南交大也不例外。廖永忠说，他们自建资源库的总体原则是“有用”，而不能“自娱自乐”。如果图书馆只考虑自己对哪方面感兴趣，或是哪个库好建就去做，而建成之后放在那里没人用，只会造成浪费。由于精力有限，所以对于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他们的选择就是“不做”。这样把精力集中在对一些重点学科的服务和支持上，比如交通运输和土木工程是西南交大的传统和重点学科，他们就优先保障这两个学科的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2011年，图书馆完成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中有关轨道交通特色资源建设项目。同时，他们还把精力放在原来比较薄弱但现在需求又较大的地方，比如加大了外文原版图书的购买力度。
数字化的改变和影响
由于主管系统与技术，廖永忠对数字图书馆的理解和感受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给图书馆自身管理带来的改变。目前西南交大图书馆使用的是前些年他们自主研发的图书馆联盟管理系统（BSLC），可彻底解决远距离、大范围、多用户联合作业问题，同时将各成员馆的数据在逻辑上进行严格分割，保障了彼此间数据的独立性和安全性。2009年至2010年，该平台实现了虚拟化管理及远程监控管理，减少了技术人员的人数和工作量，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同时解决了原来备份数据无法验证的问题，可即时验证数据的准确性，让技术人员从繁杂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去做些研究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技术。目前系统与技术部门采用“三一三”模式，即三人从事开发工作，一人做维护，三人在数字资源建设岗位工作。未来，BSLC将向全面系统化方向发展，将设备、人员、考核、评估整合在一起，使图书馆的管理由原来的“以人管人”变为“以系统和规章制度管人”。
另一方面就是对读者的影响。数字图书馆表面上看是载体的改变，使文献资源变得具有可复制性，让实体空间变小，但更重要的改变是在用户需求上，图书馆所要做的是采用何种方式让读者消化和吸收这些资源。至于已经从主角走向边缘化的纸本资源，在廖永忠看来其将来存在的意义更多是在延续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满足一种心理需求。所以他认为将来出版业可以走“按需出版、按需定制”的道路。出版商将图书做成电子版放在网络上，读者看了这本书之后如果有需要，可将整本书或是其中的某个章节点击打印并付费。如果有的读者出于阅读习惯或保存、收藏的需要，可以将多个兴趣点或知识点定制成纸本图书。这样出版商就不必花钱印制大量图书，如果卖不出去还要赔钱，造成浪费。对于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有需要的就维持，如果不需要就要改变，比如图书的借还服务将来就有可能出现较大变化，读者对图书的使用可能会没有借还的概念，想用就拿走，想还就还，下载也行，图书的使用变得“随心所欲”，没有了目前的很多限制。
对于技术的选择，廖永忠的观点是不能站在图书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要更多地站在学校、社会和读者的角度。他说：“技术更新太快了，让人常有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一项技术的选择要经历从考察到应用的过程，有时当它投入使用时就可能过时了。所以选择一项技术不能只顾眼前，要考虑它的兼容性、插件式、模块化等问题。”
细分用户做好个性化服务
要想满足读者需求做好服务，廖永忠认为首先要对读者进行细分，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为他们做一些该做的事，基本原则就是“无限细分、特殊保障、集中力量”。比如对于学习型读者，可为他们建立“学习中心”，将与他们学习相关的各种资料的各种形式集中起来，甚至将课程的知识点都提炼出来，供他们检索使用。而对于各级研究型读者，可为他们建设各级“学科推送平台”，并且保证所推送的资料是最新、最齐全的。这种平台应该多层次建设，第一层由图书馆来做，因为图书馆对各种资料，包括网络上的和实验室的资料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第二层以上的就要有相关研究人员来参与。
谈到学科服务，廖永忠说目前比较合适的办法还是“团队”对“团队”，即图书馆组织一个学科团队来针对某个重点学科的科研团队进行深度服务，可以从研究策略到推送平台一步一步去做。同时也可以和各院系共同培养“学科服务秘书”，因为即便图书馆将十分齐全的资料推送给教授，他们也可能没有时间去系统地阅读，因此可以让研究生、博士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二次筛选和加工，这些“秘书”有专业深度，图书馆则对其进行信息素养培训，多方合作，一起努力做好学科服务。
呼吁建立“技术联盟”
廖永忠说，现在高校图书馆的联盟多为“文献联盟”，他特别希望能建一个“技术联盟”。他笑言，图书馆总是说要做好学科服务，其实对自己都没有做好学科服务。软件开发、考察报告、战略决策、合作项目进展情况，这些都极具参考价值，很多事情需要大家联合起来才能完成。
数字化环境对图书馆的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人员不能沉浸在自己的技术世界里，需要站在未来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廖永忠认为，技术人员要想在和时间赛跑的过程中不落后，首先理念要跟得上，能看到事物的变化和差异，保留对未来需求变化的应变能力。而在有限的条件下，就要选择“性价比”较高的事情去做，有的事情有钱也不做，有的事情没钱也要做，如“移动图书馆”。其次要学会选择适当的技术手段去实现理念，因为技术手段是有生命周期的，如果选择一项处于“儿童期”或“衰老期”的技术来为自己工作，显然是不合适的。第三就是要做效益评估，也就是要看看和时间赛跑的结果。他说：“虽然大家的起跑线可能不同，但是对于自己投入的资金和精力，要看看到底做了些什么，产生了什么结果。信息技术让每个人更多地受制于系统，每个人都是系统中的一个零部件，单靠个体发挥的效能很小，所以今后技术协作将是主旋律。”
采访后记：
对廖馆长的采访，时间和地点都是他定的，午餐后，在酒店餐厅门外的一个小休息区，那里有两三套铁制桌椅。之后才觉得这个选择真不错，既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时间，又十分清静便于交流，是几个采访中较为从容的一个。这样记者不由想起了他在选择听报告时的从容。
不过，更能体现他选择智慧的，还是他在管理图书馆时的“性价比”理论，那种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重点、有选择的思路，无论是对于那些实力雄厚的大馆，还是对于中小馆来说，都值得借鉴。
廖馆长说，以前四川人的“盆地意识”比较强，习惯站在盆地里面看世界，现在他们要更多地走出去。这个行业需要像中科院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等这样的前行者和理论者，让随行者有迹可循。这样每当按自己的设想做完一件事后，看到符合前面行路人的方向，心里也就踏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