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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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唐代儒玄合流,王弼《周易注》通行天下。在这种背景下,杜甫的易学接受面向应该是王弼义理之学,但考察过杜甫引《易》诗之后,却发现其中少有王弼义理,而多用汉儒易学。这种貌似不合拍的现象,并非是说杜甫不通王弼义理,而是反映了杜甫引《易》之诗蕴含着儒家道德旨归,秉持了汉儒易学的政治思维。同时,杜诗中王弼义理的缺失,也反映出中唐以前象数易学的接受、传播态势未曾寂寥;而汉易学不绝如缕地传播,为杜甫引《易》诗采用汉儒易学思维提供了可能性。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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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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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学科高峰计划国学(儒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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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唐代儒玄合流,王弼《周易注》通行天下。在这种背景下,杜甫的易学接受面向应该是王弼义理之学,但考察过杜甫引《易》诗之后,却发现其中少有王弼义理,而多用汉儒易学。这种貌似不合拍的现象,并非是说杜甫不通王弼义理,而是反映了杜甫引《易》之诗蕴含着儒家道德旨归,秉持了汉儒易学的政治思维。同时,杜诗中王弼义理的缺失,也反映出中唐以前象数易学的接受、传播态势未曾寂寥;而汉易学不绝如缕地传播,为杜甫引《易》诗采用汉儒易学思维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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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自平著,台北市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年9月初版。本书接续作者2012年出版的《世变与学术——明清之际士林〈易〉学与殿堂〈易〉学》一书,对清初及清中叶的易学十家进行类型学的研究。该书共五篇,计十章,各章由已发表之十篇单篇论文改写而成。第一篇“开启宋《易》图书学反省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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