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8日，苏联政府同意刘晓为新任驻苏大使后，张闻天就开始了他的辞行拜会。总理来电，催他早日回部主持常务。张闻天于1月19日乘火车回国。
　　反 右
　　1957年2月，我跟张闻天去东南亚视察使馆工作。转到印尼，国内就开始了反右派。周总理开始电召张闻天回国主持外交部运动。张闻天对于搞运动没兴趣，所以他就请求视察完驻印尼和驻缅使馆再回去。后来国内一再电催，他们夫妇俩才于7月中乘飞机赶回北京。当我们回到外交部，反右派斗争已经搞得热火朝天了。张闻天回部主持运动，有些人已被划右派，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无法扭转了。他在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了运动情况后，就开始设法降温，尽量保护一批知识分子干部。
　　乔冠华曾被说成是外交部右派的头子，他们家是裴多菲俱乐部，是右派的大本营等等。在大鸣大放期间，他们家常聚集一些人议论天下大事，那些人回到本单位也继续鸣放，其中好几个后来就被划成了右派。乔冠华似乎不但有“自由化”思想，而且也喜欢开玩笑出洋相，在抗战时的重庆曾沾上“二流堂”的边，日内瓦会议期间又吹出个“废话协会”，整风中鸣放出一些怪论是可想而知的。据说，他就提过两党制的问题，意思是要有监督机制，如果搞美国式的两党制不合适，也可以在党内搞成两派嘛。但乔颇有才华和能力，工作认真负责，一直得到周恩来的赏识和重用，在外交界和全国知识界都有点儿名气。他是绝不会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至于在反右派中出点问题，恐怕除了思想认识外，也同他心胸不够宽广、名位观念过重有关系。
　　对于乔冠华的处理，可能是张闻天在反右派运动中最感棘手的一件事。一方面是来自下面的压力很大。不少干部认为乔的问题严重，纷纷议论说，一些受他影响和鸣放期间去过他们家的人被划成了右派，他反而不划，就太不公平了。张闻天并不同意把乔打成右派。他本来就不主张把许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何况乔这样高级的干部。而且我估计，还有一层周总理的关系。请示吧，明知总理不便表态，不是等于将总理的军？不请示吧，违背组织原则，处理这样一级干部怎能不通过党组书记？但又不能不照顾下面的反应。所以他和刘英商量好的办法就是拖，来个冷处理。一是拖过运动高潮，下面的反应就不会大了。二是等早已确定的部长陈毅正式上任，这样也好转圜。所以乔的问题一直拖到反右派运动过去的1958年三四月才处理。陈毅虽然上纲很高（说成外交部右派的头子之类），但还是同意只给一个较轻的处理。只给一个党内警告，被撤销了党组成员。由此可见，在反右派运动中，设法让乔冠华渡过难关，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张闻天是顶着一定压力，费了不少心血，尽了很大努力的。
　　张闻天和陈毅
　　我从驻苏使馆回到外交部就听说陈毅一再提出想做外交工作，后来也确实看到他参加的外事活动特别多，超过所有其他国务院副总理，显得非常突出。但在他的分工中除常务外有政法、文教、科学院和部分国防，却没有外交。1955年随周恩来出席万隆亚非会议，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上就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做发言，陈毅要做外交工作的大局就已基本上看定了。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直到1958年2月才宣布他代替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
　　对于陈毅来外交部，张闻天早就料到了，估计他的心情会是复杂的。他固然是个能上能下、不计较名位的人，但是明显地得不到信任，恐怕总会感到不那么愉快。对于和陈毅相处，一方面，他一直听说陈毅坦率直爽，以为比较容易相处；另一方面，两人终究没有共过事，不完全能摸准对方的脾气，这又使他的处境有点微妙或者说是难办。大胆抓工作吧，他可能顾虑被怀疑为擅权，是不是目无领导；缩手缩脚、摸领导意图或遇事退后，这又完全违背他的精神和性格。为了确定今后走向，在陈毅上任前他先去摸了一下底，主动找陈恳谈。据《张闻天年谱》记载，他事后检讨说，他是欢迎陈毅来任部长的，两人也谈得很好，陈毅强调他是专职部长，要每天来部上班，大小事都要管。面对这种情况，张闻天认为自己应该在工作上“尽量后退一些，请他抓起来”。张闻天还向办公厅做了布置，为部长每天来上班做好准备。至于张闻天自己，为了让陈毅更多和更放手地抓工作，他采取了几项措施（大约也流露出一定的个人情绪），一是建议设两个常务副部长：自己仍然留任，但偏重于形势和政策的研究；另一位为章汉夫，着重日常外交业务的处理。这一建议得到周恩来和陈毅的赞同，陈毅还表示研究工作正是他的不足之处。二是每天只上午上班（实际上还是经常下午也来，因为那是“大跃进”时期，开会和要办的事比较多）。三是成立综合业务组，除为部里起草文件报告、编写内部通报刊物、接收原研究室的业务外，还为张闻天的某些研究工作服务。陈毅上任后除去头几天来部里主持开了几次会以外，并没有来外交部上班，后来也一直没见过他来上班，还是在中南海内办公。
　　根据我个人两年的观察体会，陈毅和张闻天的作风大不相同。张闻天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作家而不是诗人）的气质，陈毅则是将军（元帅）加诗人，作风显得粗犷和豪放，工作放手，不拘细节，容易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但有时在外交场合就显得不完全适应了。这里顺便举两个例子。一是1965年9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谈话，其中提到：让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一齐都来吧，趁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干脆打完了再建设。当时可是吓了外国记者一跳。二是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一天印度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梅农来访。这位老兄有点瘸，拄了个拐棍。陈老总起身接待时开玩笑说，大家在讨论解除武装，你怎么还带着“武器”（指拐棍）。梅农听了翻译扭头就走，怎么解释也消不了气，弄得很尴尬。而且他当部长，并不像跟张闻天说的那样，“部里什么事情都要管，每天要到部里办公”，而是部里的日常工作基本不管。一些重大问题如炮打金门和中美会谈，是周总理在直接抓。最近我又翻阅了一下陈毅和张闻天的《年谱》，《年谱》载明，陈毅更多的是对外宾的欢迎欢送、接见陪见、设宴赴宴、参观访问以及在文化界、科学界和军方的出面。张闻天正好相反，对外活动比较少（这既与他的地位职务有关，也是他不喜欢交际的表现），而参加有关形势政策及外交业务的讨论会或找相关人员谈话则比较多。其实，根据陈毅的性格和作风看，他就是只进行些大面上的活动，外交部的一切工作仍照以前那样由张闻天等几个副部长和各单位去办，他主要是承上启下，对重要文件向上照转，再大一点的事情自有周总理以至毛主席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