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市的新书《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学术专著。该书在以下四方面颇具新意：其一，内容涉及人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即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其二，以16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向东方渗透的过程为背景，将中日两国对异质文化的反应作为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探其源流、论其得失；其三，对科学技术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予以充分重视，并将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的落差归于两国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认识和运用程度的差异；其四，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历史问题提出新见解，如对早期东来的耶稣会士的评价、对日本“锁国论”的评价等。
　　该书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流布东方的西学源头，充分肯定了那些把天文历算、地理学、力学、光学、水利、兵器、测量仪器等西方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来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认为他们是传播西方文化的使者。
　　作者大体以1720年康熙御批禁教和德川幕府对汉译西书开禁为标志，把16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划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所携西方文化除了天主教的教义外还有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中国对之取舍分明，即重实用、轻教理。明代的学人提倡“经世致用”汲取西学中的科学技术，将之与所推崇的实学风尚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方科学的高潮”（见该书《序》），并取得了累累硕果。清初之时，许多有科学知识的传教士被收为御用，成为新王朝的倚重的工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天主教的传播在中国举步维艰，而中国在吸纳西方科学方面则是成功的。同是在第一阶段，赴日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在日本却经历了大起大落，以至遭禁后几近绝迹。在第二阶段，由于清廷采取排他性的文化政策和科学技术上的固步自封，使西学在中国陷于萎落。及至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倚仗坚船利炮叩中国国门时，中国竟举国昏昏然不知域外世情。作者认为：“中国早期西学的先天不足，决定性地延宕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关键症结”（见该书255页）。在这一阶段，日本的德川幕府虽然仍厉行旨在禁教的锁国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网开一面，允许与荷兰通商，由此产生了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兰学”。兰学以其务实的内涵深受日本知识分子的青睐，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兰学塾”而融入日本社会。经过绵延百年的浸润，到列强叩关时日本对西方社会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因而才有了近代日本的崛起。
　　一般说来，异质文化间的接触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冲突与融合。当然，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总是冲突之中有融合，融合之中也有冲突。一种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形成需要漫长的积累和演进过程，其核心部分必然是它的社会价值观。任何凭借这种社会价值观维系的组织、政权都必然以维护这种价值观为己任。当两种互为异质的文化体系发生接触时，既成的社会价值观就成了衡量对方的尺度。在不涉及自身社会价值观的领域，易于对异质文化持宽容态度，如书中谈到的中日对其西方实学的吸纳、器物的使用等。中日两国学人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所谓“经世致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魂洋才”也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但是，一旦异质文化间的社会价值观发生碰撞，那么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耶稣会士有多么渊博的科学知识，掌握多少技能，都不过是为了服务于他们东来的目的即“为基督征服全世界”。他们与西方商人和殖民主义者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商人追逐的是利益，殖民者要扩张地盘，而传教士攫取的是人的灵魂。因此，耶稣会教士的传教行为对当地社会价值观构成威胁或潜在的威胁时，必然引发强烈的排异与拒斥。本书中所列举的“仇教者的破邪风潮”、天主教在日本遭禁、康熙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都是如此。
　　该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细致严谨的分析对中国早期西学和日本兰学分别进行了专题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两者进行对比，理清脉络、指明得失，并深刻剖析了西学和兰学产生差异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
　　《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赵德宇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6定价：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