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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益言于2017年5月14日病逝，他的去世，让我感到无比沉痛。我是1958年10月向他和罗广斌约写长篇小说《红岩》时相识的，六十年的相识相交，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的眼前。
杨益言个子不高，但他一生腰板始终是笔挺的；虽然他很单薄瘦弱，但他的精神气质始终是昂扬饱满的；他无疑是一位经受了严峻考验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位对党、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老战士。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在上海作为一名进步的大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走上了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的第一线，成为一名英勇的“反暴”战士。在他被捕关进了人间魔窟“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后，他受尽了恐吓和酷刑，经受了血与火、灵与肉的考验；始终无口供，机智巧妙地与敌特周旋，反映了他那坚如磐石的革命者的意志和信仰。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尽了中1977年8月19日杨益言在中青社修订《红岩》时留影
伤、诽谤，政治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身心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几乎命丧黄泉……对杨益言来说，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身处恶境，对党的信任、对革命的信念、对自己追求的事业，总是满怀信心，充满希望，从没有动摇过。杨益言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咸，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真假善伪的面孔，但最终杨益言还是杨益言，从没有改变他诚实、诚恳、诚挚的本色。他也说，有时不善于察人，但他那直率坦诚、诚实待人的秉性始终未改。无论是在什么岗位上，他总是一心一意地干实事、干好事。大事他干，小事他也干；难事他干，苦事他也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他干，别人干不成的事他去干……只要有益于他热爱的事业，有益于社会进步，他任劳任怨、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地去干，并且把事情干成、干好。他就像一头老黄牛，不息地耕耘，默默地奉献。想想杨益言这六十年来的经历，他无偿地做了几百次报告，他写下的长篇、中篇、短篇加起来有二百多万字，他不时地被省、市、中央的电视台邀去做节目。他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中的影响大不大？他对精神文明、社会进步的贡献大不大？无疑这是人所共知、人人肯定的事实。他只是默默地工作，他计较过什么吗？他争过名和利吗？没有！他从不计较报酬，有报酬，他这么干；没报酬，他也是这么干。尽管他淡泊名利，无私厚道，坦诚实在，但在他的一生中，仍遇到了无尽的烦恼，难言的苦衷。但杨益言终究是杨益言，他毕竟经受过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血与泪的学生运动的考验；他毕竟是挺着胸膛，从人间魔窟中走出来的钢铁战士！他是坚定的、坚强的、坚忍不拔的革命者，他始终以至诚、坦荡、博大、宽容的胸怀对待历史、对待社会、对待发生在他身边的人和事，始终保持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本色，这就是刚刚离我们远去的杨益言。
一生陪伴杨益言的“同济情”
杨益言生于1925年，在他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就赶上了1931年的“九一八”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他上初中一年级的第一课就是背上长枪上军事训练课。这以后他又亲眼目睹了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残杀无辜平民的“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惨案。当时十四岁的少年杨益言义愤填膺，立志要报效祖国，抗击日寇，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和人民。他怀着一腔热血，努力学习，准备将来报考工科，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944年高中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南迁四川的上海同济大学电机工程系。次年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同济大学于1946年迁回上海。杨益言怀着满腔热忱，满怀喜悦，走进了大上海，本想从此开始专心求学，实现自己的追求与理想。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却投身到另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政治大搏斗的漩涡之中，他自觉地站到共产党一边，成为白区第二条战线上的一名忠勇的战士。
当时上海的学生运动和全国的学生运动一样，是从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暴虐统治开始的，满怀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杨益言毅然决然地走进上海大学生抗暴的行列之中。由于杨益言喜欢写作，最初他写些反映家乡生活的散文，先后在上海的《观察》《时与文》两个刊物上发表了五六篇文章。由于他爱写作，写得又快，后来成为同济大学学运新闻组的重要成员、油印《快报》的总编辑。
杨益言生前讲起半个世纪前他在同济大学求学的这段经历时，是很激动的。他说：“当时地下党和我联系的白巨源同学，将重要的消息告诉我，我迅速地把它变成文字刻写在油印的蜡纸上。陪伴我的是一张刻写蜡纸的油印小桌子，时而放在游行队伍中的卡车上，时而放在集会的幕后。斗争越激烈，油印《快报》出刊的速度也就越快，一般是每隔十五到二十分钟，就出一期《快报》。所以一次游行下来，要出十几期《快报》。这份简明扼要的《快报》，不仅迅速及时地传递了学运的行动和信息，更重要的是在学运中发挥了鼓舞同学、团结同学、动员同学以及促进学运高潮到来的战斗作用。”
杨益言：从“同济学子”到“红岩之子”1948年1月同济大学进行第三届学生自治会的改选，实际上是一场在我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同学与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分子组成的候选人之间的进步与反动、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最后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特务分子的候选人统统落选，许多进步学生进入自治会，民主选举取得彻底胜利。反动的校方领导立刻露出了狰狞的面孔，首先开除领头的进步学生，想以高压的手段，把刚刚诞生的学生自治会扼杀在摇篮之中。学生自治会立即决定举行两天罢课，抗议校方的迫害，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校方针锋相对，公开恫吓，扬言如不复课，“必要时通知治安机关维持校内秩序”，露出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面孔。上海地下党大学区委和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提出“反迫害、争民主”的政治口号，坚决回击反动校方的进攻。但反动的校方也下了决心，又开除了一批学生，接着又处分了一批学生。矛盾迅速激化，学生自治会决定无限期罢课，校方仍不让步。学生又绝食一天，仍无结果。于是学生自治会决定1948年1月29日组织同学赴南京请愿，强烈要求校長丁文渊引咎辞职。与此同时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在同济大学工学院内召开了“支援同济大学争民主反迫害大会”，六十多个大中学校的一千五百多名代表，响亮地喊出了“团结起来，保卫同济民主堡垒”的口号，并成立了“上海市学生争民主、反迫害，支援同济联合会”，还发表了“宣言”，决心与同济联合起来，迎接战斗。这就是1948年发生在上海同济大学的“一·二九”事件。 杨益言是“一·二九”事件的亲历者，讲起这段学运经历，他满怀深情地说：“敌人的凶残吓不倒青年学生，敌人的种种限制，阻挡不了学生对正义、对民主、对革命的向往，野蛮镇压只能催化青年学生更快地觉醒。我和我的许多同学，在遭到国民党的种种迫害之后，没有屈服，没有害怕，相反，丢掉幻想，更加理智，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寻找共产党的领导，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我说‘一·二九’这场血与火、呐喊与马嘶、正义与非正义、民主与独裁、坚强与懦弱、争取进步光明的学生运动，对我以后感悟人生价值、认识社会变迁、理解历史进步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解放后在从事《红岩》小说创作时，对作品中重庆大学学运的理解和描写，因为有了在同济大学的经历和感受，就比较容易进入小说中的人物和环境，对发生在学运中的人和事的感悟和理解，来得就比较快、比较深，写起来也比较顺手。上海的学运经历，是我永难忘怀的一段生活，是我人生旅途中分量很重的‘同济情’！”
落入“人间魔窟”渣滓洞监狱的杨益言
1948年5月在重庆大学举办过“同济一·二九学运展”后，杨益言就不能再在重庆大学学生宿舍住下去了，为了隐蔽自己，他到重庆铅笔厂职工夜校代课，同时搬进这家工厂的工人宿舍里居住。在这段时间，他完全沉寂下来，安心地撰写全面反映同济“一·二九”事件的《一·二九通讯》。完稿后，他觉得言犹未尽，又写了几篇有关“一·二九”事件其他方面的文章，他把这些文章寄给上海的进步刊物。解放后，他在查阅资料时发现，这些寄出的文章，都在当时的《时与文》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了。
但隐蔽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灾难和厄运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1948年8月4日，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天，杨益言正在工厂宿舍楼上看书，突然闯进四名特务，将他狠狠地按倒在地，扭过双手，给他戴上手铐。然后推出门去，推上一辆中型吉普车，押往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这是当时西南地区军统特务的首脑机关。
坐在那间阴暗潮湿又充满血腥味的牢房里，杨益言一眼看到，重庆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凌春波也在这里。此时凌春波也发现了杨益言，凌春波巧妙地避开其他人的视线，朝他摆了摆手。杨益言立刻明白了，尽管他和凌春波在重庆大学举办过“同济一·二九学运展”，但这次被捕与他、与展览没有关系。这时杨益言心里有了底，安定了许多。
当晚，杨益言被押进刑讯室。昏暗的灯光下，几名行刑特务晃来晃去，各种各样的刑具，特别是那个老虎凳，摆在一眼就可以望见的地方。
主审特务叼着烟，故作轻松地一笑，用一种狡诈的目光望着杨益言说道：“杨先生，你还是自己先说吧！”
表面上杨益言十分沉静地坐在那里，默默无言，但他的脑子却不停地运转着，“我为什么被捕？必须把被捕的原因弄清楚！”他稳稳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双方在精神上和意志上对峙着、较量着。
特务终于忍不住了，想迅速打破这沉闷的僵局。他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气愤地把盖在桌上的报纸掀开，指着报纸下面的一堆东西，威胁地说：“是不是要把你重大的女朋友也请来？！别以为你不讲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告诉你，你的一切我们早知道了：你是从香港派回重庆恢复《挺进报》的！对吧！你们的刘国定同志，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中校同志了！”
聪明机敏的杨益言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绝妙的好机会的！他睁大了眼睛，看见了他撰写的《一·二九通讯》油印稿，看到了他写给重大女友的信……瞬间，一切都明白了，这些全都是从邮检中截获的！杨益言想到，寄《一·二九通訊》时，他没有写寄件人的地址；给女友的信，他用的是工厂的信封。想到此，他立时做出判断，敌人是经过核对笔迹，才寻找到他的地址。此刻，他担心的已经不是自己，而是他把文章寄给上海的那位地下党员和托他转交的几家进步刊物的命运，是否也会因此受到牵连。
杨益言的内心在紧张地思考着，但表面上仍一动不动地沉默着。杨益言的沉静神色，似乎对敌人所说所做完全不屑一顾。特务似遭到了羞辱，气冲冲地走到杨益言的跟前，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然后一挥手，四名行刑特务便冲了上来，把杨益言架起，放在老虎凳上。老虎凳是一条长板凳，一头顶在墙上，让杨益言的背贴着墙，双腿平放在板凳上坐下来，然后把一块木板放在膝盖上，用绳子把木板、大腿和板凳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然后又强逼杨益言弯腰，将他的双手大拇指和两脚的大脚趾紧紧地绑在一起。此时，杨益言只感到头发晕，身发热，呼吸急促。审讯杨益言的特务手中拿着一根木棍，用力地敲打杨益言的脚胫螺丝骨，得意地问道：“你说不说？还是说了吧！你是不是共产党从香港派到重庆来恢复《挺进报》的？”
这时的杨益言不仅完全沉稳了，而且心中有了底，敌人既不掌握他的真实情况，也把他的身份搞错了。此刻，杨益言十分清楚，接下来敌人要干的是什么：特务们会用棍子把他的脚后跟向上撬起，将一块砖头塞进去；然后撬起来，再将一块砖头塞进去；塞到四五块砖以后，他的膝盖骨就会粉碎……望着凶残野蛮的特务，愤怒的烈火似要在胸中爆炸开来，他本要张口怒斥特务，蓦地他想到要沉稳，不能激动，胸中的怒潮渐渐平静了下来，他用力高高地扬起头，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有力，吐出了两个字：“不是！”
一场灵与肉，生与死的较量开始了，杨益言再没有说一句话，他晕了过去。
杨益言又一次被敌人拖上了吉普车，他的双眼被敌人蒙上了黑布。车子在颠簸的山路上走了许久，突然他听到阵阵的竹梆声，就在这时车子停下来，蒙在眼睛上的黑布也被摘了下来。只见山坡上布满了岗亭，岗亭上露出的枪口，对准了四面八方。层层的岗亭紧紧地围着一道山沟，山沟下面又用电网围着一栋栋房子……杨益言立时想到——这就是臭名远扬的人间魔窟“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吧！
特务向杨益言宣布：“你的号码是258号。”然后就把他关进了渣滓洞监狱楼上二号牢房。这间牢房囚禁着二十八个人，一个人只有“一脚半”宽的位置，每夜只能侧身躺下。杨益言在描述这段狱中生活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毒刑折磨的恐怖气氛，笼罩着黑沉沉的牢房。狱中米饭的霉味，便桶的臭味，刑伤溃烂的腥味，充满了牢房狭窄的小小空间。” 在牢房里，杨益言的左边躺着工人余祖胜，他是因为《挺进报》案的牵连，被捕入狱的。小说《红岩》中塑造的余新江，就有许多余祖胜在狱中活动的影子。他也受过老虎凳等重刑的折磨，表现坚强，宁死不屈。一次余祖胜警惕地走到风门口朝外边看了看，见左右都没有看守，回来后便拿一根竹筷，从他与杨益言躺卧的墙上钻进去，他朝杨益言点点头，杨益言立时明白，他是想试试这墙是土墙还是砖墙？一试，他就笑了，是土墙！他和杨益言一个在上边钻，一个在下边收起掉下来的墙土。他俩轮流干，不停地往里钻，一根筷子断了，换上一根筷子继续往里钻，终于把墙钻通了。在昏暗的狱灯下，他俩笑了，余祖胜赶快用一颗竹钉将洞口塞住。然后，挂上一件破衣服，把洞口掩饰起来。就是这个小小的洞口，后来竟成了狱中难友传递信息和行动的秘密通道，一直到1949年11月27日余祖胜在大屠杀中壮烈牺牲，敌人也没有发现这个秘密通道。
睡在杨益言右边的是重庆市电力公司的刘德惠，由于他家有一些特殊的社会关系，有时能给刘德惠送进来一些营养品，刘德惠就将这些营养品送给狱中的伤病号吃。一次刘家送来一把二胡，刘德惠不会拉，就让杨益言教他。杨益言望着这把二胡，想起了他在同济大学读书时的往事。当时同济大学还没有迁回上海，就在长江上游一个偏僻的小镇上，他领头发起建立了一个“二胡研究社”，那时哪有那么多二胡？他和他的同学们就用竹筒、牛皮纸自制了二百多把二胡，还举行过数次二胡演奏会，这个灰色社团组织一直延续到上海。在上海学运风起云涌之时，他以“二胡研究社”的名义参加了社团联合会，在后来的上海学运中发挥了战斗作用。现在他要用刘德惠这把二胡，在这座人间魔窟中，给众多的受折磨的难友带来欢乐和愉快。杨益言的愿望不久果真实现了，那就是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传进监狱后，狱中的难友们以春节大联欢的方式举行庆贺时，楼二室出的节目，就是杨益言的二胡独奏。
在狱中，杨益言还参加了为新四军战士龙光章被害致死的抗暴绝食等一系列的斗争活动。他在狱中结识了一批在狱外不可能结识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的聪明和智慧，勇敢和无畏，可贵精神和崇高气节，给二十三岁的杨益言留下了一笔毕生也使用不完的精神财富，铸造了一个革命者永不消褪的宝贵本色。
1949年的元旦，蒋介石为了使蒋家王朝缓一口气，重新调整和部署军事力量，他宣布引退，实际上是退居幕后指挥。国民党的副总统李宗仁当仁不让，立即以代总统取而代之。李宗仁上台后，当即表示愿与中共重开和平谈判的意愿。我党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一切在押的政治犯的强烈要求。中共这个要求，赢得了全国人民和进步媒体的强烈响应。在重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主任张群首当其冲，在四川父老和各界人士的重压之下，他不得不站出来表态：“只要没有证据，就放人！”1949年的春夏之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和释放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政治犯的呼声，形成了高潮。杨益言等几十位革命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社会关系被保释出狱，从虎口逃生，走出这座人间魔窟。六十年后，杨益言的哥哥楊本泉回忆这段生活时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弟弟被营救出狱时，两个耳朵洗出大量血水，这是被国民党特务施以‘吊鸭儿浮水’酷刑留下的后患。”
出狱后的杨益言，隐蔽在重庆市北碚兼善中学校内。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杨益言在无比欣喜之际，又惊悉国民党特务在逃离重庆之前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惨剧，杨益言无比震惊和愤怒，对敌人的仇恨和对死难烈士的深爱，让他在重庆解放后的第二天，就拿起笔来，赶写了一篇《我从集中营出来》，从12月4日起便在重庆《国民公报》上连载，此时距重庆解放不到一周。这是重庆解放后控诉“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残暴与黑暗，野蛮与屠杀的第一篇檄文，真实地、具体地揭开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内幕，将狱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斗争史实和国民党特务的滔天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篇及时的独家报道，在重庆市民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激起了人们对国民党特务更加强烈的愤怒声讨。
从这篇文章开始，杨益言走上了传播红岩精神，表彰红岩烈士的不朽事迹的笔墨生涯，1950年代由他执笔写出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60年代他与罗广斌一起写出成名作长篇小说《红岩》，1980年代他写了《大后方》和《红岩》前续——《秘密世界》两部长篇小说。此外，他还写了多部中、短篇集子。在他正准备拿起笔来，完成《大后方》的二、三部时，他突发重症脑梗塞，使他完全丧失了自主思维和语言能力，对把写作视为生命的杨益言来说，这简直就是毁灭性一击，最惨痛的现实。
2014年与他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老伴病逝，让他再也挺不住了。他住进了医院，从此就再也没有出来。2017年5月14日突发吸入性肺炎，导致病情迅速恶化离开人世。
杨益言走得很平静，也很安详。灵堂上，挂了一副醒目的挽联：“垂泪书华章，巴渝永铭志士心；泣血写英烈，华夏长留英雄魂”，横幅“红岩之子”。在众多的唁电和花圈中，摆放着同济大学的唁电。
杨益言从“同济学子”到“红岩之子”的行程结束了，但同济大学和渣滓洞监狱给他留下的经历，却融入在他的血肉情感之中，弘扬红岩精神，成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今，他虽走了，但他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将永留人间。
杨益言个子不高，但他一生腰板始终是笔挺的；虽然他很单薄瘦弱，但他的精神气质始终是昂扬饱满的；他无疑是一位经受了严峻考验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位对党、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老战士。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在上海作为一名进步的大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走上了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的第一线，成为一名英勇的“反暴”战士。在他被捕关进了人间魔窟“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后，他受尽了恐吓和酷刑，经受了血与火、灵与肉的考验；始终无口供，机智巧妙地与敌特周旋，反映了他那坚如磐石的革命者的意志和信仰。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尽了中1977年8月19日杨益言在中青社修订《红岩》时留影
伤、诽谤，政治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身心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几乎命丧黄泉……对杨益言来说，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身处恶境，对党的信任、对革命的信念、对自己追求的事业，总是满怀信心，充满希望，从没有动摇过。杨益言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咸，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真假善伪的面孔，但最终杨益言还是杨益言，从没有改变他诚实、诚恳、诚挚的本色。他也说，有时不善于察人，但他那直率坦诚、诚实待人的秉性始终未改。无论是在什么岗位上，他总是一心一意地干实事、干好事。大事他干，小事他也干；难事他干，苦事他也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他干，别人干不成的事他去干……只要有益于他热爱的事业，有益于社会进步，他任劳任怨、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地去干，并且把事情干成、干好。他就像一头老黄牛，不息地耕耘，默默地奉献。想想杨益言这六十年来的经历，他无偿地做了几百次报告，他写下的长篇、中篇、短篇加起来有二百多万字，他不时地被省、市、中央的电视台邀去做节目。他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中的影响大不大？他对精神文明、社会进步的贡献大不大？无疑这是人所共知、人人肯定的事实。他只是默默地工作，他计较过什么吗？他争过名和利吗？没有！他从不计较报酬，有报酬，他这么干；没报酬，他也是这么干。尽管他淡泊名利，无私厚道，坦诚实在，但在他的一生中，仍遇到了无尽的烦恼，难言的苦衷。但杨益言终究是杨益言，他毕竟经受过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血与泪的学生运动的考验；他毕竟是挺着胸膛，从人间魔窟中走出来的钢铁战士！他是坚定的、坚强的、坚忍不拔的革命者，他始终以至诚、坦荡、博大、宽容的胸怀对待历史、对待社会、对待发生在他身边的人和事，始终保持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本色，这就是刚刚离我们远去的杨益言。
一生陪伴杨益言的“同济情”
杨益言生于1925年，在他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就赶上了1931年的“九一八”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他上初中一年级的第一课就是背上长枪上军事训练课。这以后他又亲眼目睹了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残杀无辜平民的“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惨案。当时十四岁的少年杨益言义愤填膺，立志要报效祖国，抗击日寇，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和人民。他怀着一腔热血，努力学习，准备将来报考工科，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944年高中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南迁四川的上海同济大学电机工程系。次年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同济大学于1946年迁回上海。杨益言怀着满腔热忱，满怀喜悦，走进了大上海，本想从此开始专心求学，实现自己的追求与理想。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却投身到另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政治大搏斗的漩涡之中，他自觉地站到共产党一边，成为白区第二条战线上的一名忠勇的战士。
当时上海的学生运动和全国的学生运动一样，是从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暴虐统治开始的，满怀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杨益言毅然决然地走进上海大学生抗暴的行列之中。由于杨益言喜欢写作，最初他写些反映家乡生活的散文，先后在上海的《观察》《时与文》两个刊物上发表了五六篇文章。由于他爱写作，写得又快，后来成为同济大学学运新闻组的重要成员、油印《快报》的总编辑。
杨益言生前讲起半个世纪前他在同济大学求学的这段经历时，是很激动的。他说：“当时地下党和我联系的白巨源同学，将重要的消息告诉我，我迅速地把它变成文字刻写在油印的蜡纸上。陪伴我的是一张刻写蜡纸的油印小桌子，时而放在游行队伍中的卡车上，时而放在集会的幕后。斗争越激烈，油印《快报》出刊的速度也就越快，一般是每隔十五到二十分钟，就出一期《快报》。所以一次游行下来，要出十几期《快报》。这份简明扼要的《快报》，不仅迅速及时地传递了学运的行动和信息，更重要的是在学运中发挥了鼓舞同学、团结同学、动员同学以及促进学运高潮到来的战斗作用。”
杨益言：从“同济学子”到“红岩之子”1948年1月同济大学进行第三届学生自治会的改选，实际上是一场在我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同学与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分子组成的候选人之间的进步与反动、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最后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特务分子的候选人统统落选，许多进步学生进入自治会，民主选举取得彻底胜利。反动的校方领导立刻露出了狰狞的面孔，首先开除领头的进步学生，想以高压的手段，把刚刚诞生的学生自治会扼杀在摇篮之中。学生自治会立即决定举行两天罢课，抗议校方的迫害，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校方针锋相对，公开恫吓，扬言如不复课，“必要时通知治安机关维持校内秩序”，露出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面孔。上海地下党大学区委和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提出“反迫害、争民主”的政治口号，坚决回击反动校方的进攻。但反动的校方也下了决心，又开除了一批学生，接着又处分了一批学生。矛盾迅速激化，学生自治会决定无限期罢课，校方仍不让步。学生又绝食一天，仍无结果。于是学生自治会决定1948年1月29日组织同学赴南京请愿，强烈要求校長丁文渊引咎辞职。与此同时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在同济大学工学院内召开了“支援同济大学争民主反迫害大会”，六十多个大中学校的一千五百多名代表，响亮地喊出了“团结起来，保卫同济民主堡垒”的口号，并成立了“上海市学生争民主、反迫害，支援同济联合会”，还发表了“宣言”，决心与同济联合起来，迎接战斗。这就是1948年发生在上海同济大学的“一·二九”事件。 杨益言是“一·二九”事件的亲历者，讲起这段学运经历，他满怀深情地说：“敌人的凶残吓不倒青年学生，敌人的种种限制，阻挡不了学生对正义、对民主、对革命的向往，野蛮镇压只能催化青年学生更快地觉醒。我和我的许多同学，在遭到国民党的种种迫害之后，没有屈服，没有害怕，相反，丢掉幻想，更加理智，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寻找共产党的领导，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我说‘一·二九’这场血与火、呐喊与马嘶、正义与非正义、民主与独裁、坚强与懦弱、争取进步光明的学生运动，对我以后感悟人生价值、认识社会变迁、理解历史进步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解放后在从事《红岩》小说创作时，对作品中重庆大学学运的理解和描写，因为有了在同济大学的经历和感受，就比较容易进入小说中的人物和环境，对发生在学运中的人和事的感悟和理解，来得就比较快、比较深，写起来也比较顺手。上海的学运经历，是我永难忘怀的一段生活，是我人生旅途中分量很重的‘同济情’！”
落入“人间魔窟”渣滓洞监狱的杨益言
1948年5月在重庆大学举办过“同济一·二九学运展”后，杨益言就不能再在重庆大学学生宿舍住下去了，为了隐蔽自己，他到重庆铅笔厂职工夜校代课，同时搬进这家工厂的工人宿舍里居住。在这段时间，他完全沉寂下来，安心地撰写全面反映同济“一·二九”事件的《一·二九通讯》。完稿后，他觉得言犹未尽，又写了几篇有关“一·二九”事件其他方面的文章，他把这些文章寄给上海的进步刊物。解放后，他在查阅资料时发现，这些寄出的文章，都在当时的《时与文》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了。
但隐蔽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灾难和厄运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1948年8月4日，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天，杨益言正在工厂宿舍楼上看书，突然闯进四名特务，将他狠狠地按倒在地，扭过双手，给他戴上手铐。然后推出门去，推上一辆中型吉普车，押往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这是当时西南地区军统特务的首脑机关。
坐在那间阴暗潮湿又充满血腥味的牢房里，杨益言一眼看到，重庆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凌春波也在这里。此时凌春波也发现了杨益言，凌春波巧妙地避开其他人的视线，朝他摆了摆手。杨益言立刻明白了，尽管他和凌春波在重庆大学举办过“同济一·二九学运展”，但这次被捕与他、与展览没有关系。这时杨益言心里有了底，安定了许多。
当晚，杨益言被押进刑讯室。昏暗的灯光下，几名行刑特务晃来晃去，各种各样的刑具，特别是那个老虎凳，摆在一眼就可以望见的地方。
主审特务叼着烟，故作轻松地一笑，用一种狡诈的目光望着杨益言说道：“杨先生，你还是自己先说吧！”
表面上杨益言十分沉静地坐在那里，默默无言，但他的脑子却不停地运转着，“我为什么被捕？必须把被捕的原因弄清楚！”他稳稳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双方在精神上和意志上对峙着、较量着。
特务终于忍不住了，想迅速打破这沉闷的僵局。他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气愤地把盖在桌上的报纸掀开，指着报纸下面的一堆东西，威胁地说：“是不是要把你重大的女朋友也请来？！别以为你不讲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告诉你，你的一切我们早知道了：你是从香港派回重庆恢复《挺进报》的！对吧！你们的刘国定同志，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中校同志了！”
聪明机敏的杨益言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绝妙的好机会的！他睁大了眼睛，看见了他撰写的《一·二九通讯》油印稿，看到了他写给重大女友的信……瞬间，一切都明白了，这些全都是从邮检中截获的！杨益言想到，寄《一·二九通訊》时，他没有写寄件人的地址；给女友的信，他用的是工厂的信封。想到此，他立时做出判断，敌人是经过核对笔迹，才寻找到他的地址。此刻，他担心的已经不是自己，而是他把文章寄给上海的那位地下党员和托他转交的几家进步刊物的命运，是否也会因此受到牵连。
杨益言的内心在紧张地思考着，但表面上仍一动不动地沉默着。杨益言的沉静神色，似乎对敌人所说所做完全不屑一顾。特务似遭到了羞辱，气冲冲地走到杨益言的跟前，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然后一挥手，四名行刑特务便冲了上来，把杨益言架起，放在老虎凳上。老虎凳是一条长板凳，一头顶在墙上，让杨益言的背贴着墙，双腿平放在板凳上坐下来，然后把一块木板放在膝盖上，用绳子把木板、大腿和板凳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然后又强逼杨益言弯腰，将他的双手大拇指和两脚的大脚趾紧紧地绑在一起。此时，杨益言只感到头发晕，身发热，呼吸急促。审讯杨益言的特务手中拿着一根木棍，用力地敲打杨益言的脚胫螺丝骨，得意地问道：“你说不说？还是说了吧！你是不是共产党从香港派到重庆来恢复《挺进报》的？”
这时的杨益言不仅完全沉稳了，而且心中有了底，敌人既不掌握他的真实情况，也把他的身份搞错了。此刻，杨益言十分清楚，接下来敌人要干的是什么：特务们会用棍子把他的脚后跟向上撬起，将一块砖头塞进去；然后撬起来，再将一块砖头塞进去；塞到四五块砖以后，他的膝盖骨就会粉碎……望着凶残野蛮的特务，愤怒的烈火似要在胸中爆炸开来，他本要张口怒斥特务，蓦地他想到要沉稳，不能激动，胸中的怒潮渐渐平静了下来，他用力高高地扬起头，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有力，吐出了两个字：“不是！”
一场灵与肉，生与死的较量开始了，杨益言再没有说一句话，他晕了过去。
杨益言又一次被敌人拖上了吉普车，他的双眼被敌人蒙上了黑布。车子在颠簸的山路上走了许久，突然他听到阵阵的竹梆声，就在这时车子停下来，蒙在眼睛上的黑布也被摘了下来。只见山坡上布满了岗亭，岗亭上露出的枪口，对准了四面八方。层层的岗亭紧紧地围着一道山沟，山沟下面又用电网围着一栋栋房子……杨益言立时想到——这就是臭名远扬的人间魔窟“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吧！
特务向杨益言宣布：“你的号码是258号。”然后就把他关进了渣滓洞监狱楼上二号牢房。这间牢房囚禁着二十八个人，一个人只有“一脚半”宽的位置，每夜只能侧身躺下。杨益言在描述这段狱中生活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毒刑折磨的恐怖气氛，笼罩着黑沉沉的牢房。狱中米饭的霉味，便桶的臭味，刑伤溃烂的腥味，充满了牢房狭窄的小小空间。” 在牢房里，杨益言的左边躺着工人余祖胜，他是因为《挺进报》案的牵连，被捕入狱的。小说《红岩》中塑造的余新江，就有许多余祖胜在狱中活动的影子。他也受过老虎凳等重刑的折磨，表现坚强，宁死不屈。一次余祖胜警惕地走到风门口朝外边看了看，见左右都没有看守，回来后便拿一根竹筷，从他与杨益言躺卧的墙上钻进去，他朝杨益言点点头，杨益言立时明白，他是想试试这墙是土墙还是砖墙？一试，他就笑了，是土墙！他和杨益言一个在上边钻，一个在下边收起掉下来的墙土。他俩轮流干，不停地往里钻，一根筷子断了，换上一根筷子继续往里钻，终于把墙钻通了。在昏暗的狱灯下，他俩笑了，余祖胜赶快用一颗竹钉将洞口塞住。然后，挂上一件破衣服，把洞口掩饰起来。就是这个小小的洞口，后来竟成了狱中难友传递信息和行动的秘密通道，一直到1949年11月27日余祖胜在大屠杀中壮烈牺牲，敌人也没有发现这个秘密通道。
睡在杨益言右边的是重庆市电力公司的刘德惠，由于他家有一些特殊的社会关系，有时能给刘德惠送进来一些营养品，刘德惠就将这些营养品送给狱中的伤病号吃。一次刘家送来一把二胡，刘德惠不会拉，就让杨益言教他。杨益言望着这把二胡，想起了他在同济大学读书时的往事。当时同济大学还没有迁回上海，就在长江上游一个偏僻的小镇上，他领头发起建立了一个“二胡研究社”，那时哪有那么多二胡？他和他的同学们就用竹筒、牛皮纸自制了二百多把二胡，还举行过数次二胡演奏会，这个灰色社团组织一直延续到上海。在上海学运风起云涌之时，他以“二胡研究社”的名义参加了社团联合会，在后来的上海学运中发挥了战斗作用。现在他要用刘德惠这把二胡，在这座人间魔窟中，给众多的受折磨的难友带来欢乐和愉快。杨益言的愿望不久果真实现了，那就是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传进监狱后，狱中的难友们以春节大联欢的方式举行庆贺时，楼二室出的节目，就是杨益言的二胡独奏。
在狱中，杨益言还参加了为新四军战士龙光章被害致死的抗暴绝食等一系列的斗争活动。他在狱中结识了一批在狱外不可能结识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的聪明和智慧，勇敢和无畏，可贵精神和崇高气节，给二十三岁的杨益言留下了一笔毕生也使用不完的精神财富，铸造了一个革命者永不消褪的宝贵本色。
1949年的元旦，蒋介石为了使蒋家王朝缓一口气，重新调整和部署军事力量，他宣布引退，实际上是退居幕后指挥。国民党的副总统李宗仁当仁不让，立即以代总统取而代之。李宗仁上台后，当即表示愿与中共重开和平谈判的意愿。我党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一切在押的政治犯的强烈要求。中共这个要求，赢得了全国人民和进步媒体的强烈响应。在重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主任张群首当其冲，在四川父老和各界人士的重压之下，他不得不站出来表态：“只要没有证据，就放人！”1949年的春夏之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和释放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政治犯的呼声，形成了高潮。杨益言等几十位革命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社会关系被保释出狱，从虎口逃生，走出这座人间魔窟。六十年后，杨益言的哥哥楊本泉回忆这段生活时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弟弟被营救出狱时，两个耳朵洗出大量血水，这是被国民党特务施以‘吊鸭儿浮水’酷刑留下的后患。”
出狱后的杨益言，隐蔽在重庆市北碚兼善中学校内。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杨益言在无比欣喜之际，又惊悉国民党特务在逃离重庆之前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惨剧，杨益言无比震惊和愤怒，对敌人的仇恨和对死难烈士的深爱，让他在重庆解放后的第二天，就拿起笔来，赶写了一篇《我从集中营出来》，从12月4日起便在重庆《国民公报》上连载，此时距重庆解放不到一周。这是重庆解放后控诉“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残暴与黑暗，野蛮与屠杀的第一篇檄文，真实地、具体地揭开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内幕，将狱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斗争史实和国民党特务的滔天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篇及时的独家报道，在重庆市民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激起了人们对国民党特务更加强烈的愤怒声讨。
从这篇文章开始，杨益言走上了传播红岩精神，表彰红岩烈士的不朽事迹的笔墨生涯，1950年代由他执笔写出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60年代他与罗广斌一起写出成名作长篇小说《红岩》，1980年代他写了《大后方》和《红岩》前续——《秘密世界》两部长篇小说。此外，他还写了多部中、短篇集子。在他正准备拿起笔来，完成《大后方》的二、三部时，他突发重症脑梗塞，使他完全丧失了自主思维和语言能力，对把写作视为生命的杨益言来说，这简直就是毁灭性一击，最惨痛的现实。
2014年与他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老伴病逝，让他再也挺不住了。他住进了医院，从此就再也没有出来。2017年5月14日突发吸入性肺炎，导致病情迅速恶化离开人世。
杨益言走得很平静，也很安详。灵堂上，挂了一副醒目的挽联：“垂泪书华章，巴渝永铭志士心；泣血写英烈，华夏长留英雄魂”，横幅“红岩之子”。在众多的唁电和花圈中，摆放着同济大学的唁电。
杨益言从“同济学子”到“红岩之子”的行程结束了，但同济大学和渣滓洞监狱给他留下的经历，却融入在他的血肉情感之中，弘扬红岩精神，成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今，他虽走了，但他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将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