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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存在心理问题的可能，老师，也不例外。按照人群中心理异常人数的比例，只要有1%的老师心理异常，对整个教师队伍来说，也是很大的数字。家长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学校如果没有投诉问题老师、及时反应处理的应对机制，就会出现 “烂苹果效应”，而那些身心受创的孩子，离开校园后，可能要用一生去弥合曾经受伤的创口。
1她姓沈，名莹。她只教过我一年。那年我五岁。在一个水乡小镇，我在一所寺庙改建的小学读一年级。
我，已40岁，35年来准确地记得她的名字，并且显然会记住这个名字一生。
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恐怖片场景。我的恐怖片是正午，空无一人的操场。阳光炽热，肺泡快炸了，我却不敢停下飞奔的双腿，因为——铃在响。
上课了，我要迟到了，迟到了。
哪怕是踏着铃声冲进教室，只要沈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了，就算迟到。
迟到，即地狱。
沈老师并没有怎么大吼大叫过，她好像很少歇斯底里。她看向班上的孩子们时常常是带着笑的——尤其是看到有“犯错误”的行为发生时，她就笑了。
迟到了的孩子，有一个指定的地方。
教室门背后。
沈老师走过来，一把提溜起我的脖子，应该是拽着衣领提起来的，不过她手法之娴熟，就好像孩子们脖颈里天生长着一个把手，以供拎取。她一把提起我，扔进门边的墙角，紧紧地塞在墙和木门门框之间，再打开教室门，门和墙角形成一个天然的三角形囚笼，把我关在里面。
里面并不黑暗，因为光是可以透过门缝和墙缝照进来的，可我却觉得非常非常黑，而且非常非常窒息。
而沈老师的可怖之处，就在于不确定。
没有一个孩子知道她接下来会做什么。
她把我拎了出去，戳在讲台边上。我的脚撞在砖地上，很疼。
是示众时间。
迟到、贪玩、某次上课睡觉、说小话、没写作业、错字……一条一条的罪状，她以一种如终极裁决般的口吻宣读出来，话语里充满了末日审判般的厌弃和鄙视。
四五十个小孩坐在座位上，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
除了老师发出尖锐的一声冷笑时，个别老师的宠儿附和着发出锐笑。
她一边宣读罪状，一边扒拉推搡着我，问我是否知道自己不可饶恕、罪该万死。
宣判结束。
她弯下腰，捡起刚才被她打掉在地上的书包，挂在我的脖子上。书包是我妈妈做的，手工比较对付，就是一个双排带子的花挂兜。
她掂了掂书包，随手向前排一个同学一指：“去，捡两块砖头！”
同学迅速地溜出教室，捡回来两块砖，青黑色的。她把一块砖头塞进书包。我脖子顿时向下一弯。
又一块砖头。布带子顿时勒进了皮肉。
她提起我如提一只小鸡，在全班的寂静里，再次把我塞进墙角，打开门。我再次陷入三角形的“木监狱”里。
不是关一节课。一切视沈老师的心情而定，有时是一节，有时是整个下午直至放学。
2沈老师似乎非常憎恨下课后在操场玩耍这个行为。
在她来看，学生就必须规规矩矩坐在桌子后面，下课了也要像木偶一样坐在原座位，不能乱说乱动。今天想来，她可能憎恨的是一切具有与生而来的活力的人和事，而我又是一个天然非常活泼的小孩，所以会成为她最喜欢打击扼杀的目标。
有一次放学了，我和邻班的几个小姑娘在跳皮筋。
皮筋是绿色的，是我攒了好久的硬币，刚刚买的一条透明的、绿色的皮筋，足有四五米长。
忽然听到她在挺远的地方叫我的名字，我吓得愣在当场。
她迅速走近了我们，一把从我手里把皮筋拽走。
我清晰地记得，已经放学了。放学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玩耍？我们并没有触犯任何一条“禁令”！
前所未有的狂暴的愤怒，让我呆呆站在原地，呆呆地盯着她。
但仅此而已。
反抗对身处奴隶之境的人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可能的。
一个受害人如果没有外援，很难摆脱困境。必须有外界的力量帮助他完成自省和觉知，否则，他无力摆脱困境——这叫作“习得性无助”。
她的打击行为很有意思，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里讲的一样，会制定一些你永远不可能完全企及的目标，等待你犯错，然后，她的一切惩罚都有了一个高度合理化的借口。
比如，下课玩耍是错——然而小孩的天性都是好动的，不可能控制得住。她就会从她在走廊和操场上看到的玩耍的学生中随机挑出惩罚对象。
3沈老师还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她带着一根针来到课上。一根大号的、过去缝纫棉被用的针。有小孩的手指那么长。
针的尾部拴着一根长长的粗棉线。
阳光从她头顶的明瓦照射下来，针尖闪光。
她举着针，在教室里走动着，确保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到。
“我讲课时，如果有人在底下说话，我就用这——根——针，把他的嘴——缝上。”展示结束，她郑重地把那根针插在教室正中的一根木头柱子里，长长的棉线挂在上面。
四五十个，接近60个小孩，一片死寂，甚至连呼吸声都停止了。
今天想来，这只是一番可笑的威胁，但是，对一群刚刚六七岁和我这种刚刚五岁的小孩来说，它就是真的。
心碎是真的吗？对一个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心碎就是真的。而“活活地把你的嘴缝上”——这在一个小孩心里，就是真的。
许多成年人会用自己认为“无关紧要”的玩笑话去戏弄小孩，逼得孩子哭笑不得，甚至以把他们弄到哭为乐。最常见的就是“妈妈不要你了”。
在成人的世界里，这是玩笑。在孩子的世界里，这是真实的恐怖。
他们幼小，还不足以分辨玩笑和现实，他们的智力要到12歲后才能逐渐区分这些，他们面临的恐惧和痛苦是真实的，为什么成年人要以把一个孩子的小世界摧毁崩塌为乐？是因为成人自己弱智到没有能力和孩子有效互动吗，还是因为他们心理容器如此狭小，承担不了一个欢乐、活泼、怒放的生命，孩子身上流动的鲜活的能量映照出了他们心中的死一样的绝望？ 我独自用了整个青春期消化沈老师给我的一年创伤。毫无疑问，这样的创伤可能会伴随终生。一个老师在孩子的世界里是一个神■，他拥有激活和毁灭一个孩子心灵的力量，而社会和家庭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到我上高中时，有一次在饭桌上，一家人边吃饭边闲聊，我忽然间说出了整个往事。
他们目瞪口呆地听着。
妈妈不安地开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我火了：“拜托，我那时才五岁！五岁的孩子当时懂什么呀？我才五岁你们就送我去上一年级！”
妈妈若有所思地说：“其实你说的这个沈莹，我是认识的。”
那个小镇很小，基本上人人都互相认识。
“我还认识她妈妈呢，”我妈妈说，“她妈妈以前和我同事过，是个老职工了，人很凶的，‘运动’起来是一把干将，为人比较毒。”
“十年动荡的时候，她因为树敌太多，后期被揪出来斗了，啊呀，她当时被人打得很惨很惨的。”
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回味这个消息。
在我学习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知识后，我推算沈莹老师的年龄。她成为我的老师时，大约20岁，刚刚80年代初，她的青春期和童年，想来就是在一种被恶意虐待的环境中度过。无论是她的母亲本身的为人，还是大环境的氛围，都足以让她的心灵扭曲。当她对一群更弱者拥有了绝对权力时，她生命中经历的所有黑暗都通过恶行在恣意宣泄吧。被她凌虐过的学生，又有多少终身都带着黑暗和暴力的因子呢？
老师会霸凌学生吗？
在欧美国家，老师的职业操守有极其详细的职业规范和培训，并在教学中落实到每个细微之处。
美国学校里没有班主任之说，中学生们也是学分制，学生并不会固定在一个班级，而是各自抱着书本去寻找自己要上的课。上一节和你一起上课的学生，不见得下一节课还和你一起，也不会有一个跟随你三年之久的班主任。这种形式的不利之处在于，老师可能无法真正了解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有利之处则在于，老师未被授予国王般的权力，也就无法对孩子们进行国王般的统治。
前不久，美国刚刚发生了一起学生投诉教师案。一个数学老师多次在课堂上霸凌她的学生，用了“你这么笨”“你蠢得像猪一样”诸如此类的侮辱话语。
在学校召开的听证会上，学生播放了錄音。光是录音中所证实的部分，就已经足以使她永久失去教师资格，也会失去退休金。
编辑/天喵
1她姓沈，名莹。她只教过我一年。那年我五岁。在一个水乡小镇，我在一所寺庙改建的小学读一年级。
我，已40岁，35年来准确地记得她的名字，并且显然会记住这个名字一生。
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恐怖片场景。我的恐怖片是正午，空无一人的操场。阳光炽热，肺泡快炸了，我却不敢停下飞奔的双腿，因为——铃在响。
上课了，我要迟到了，迟到了。
哪怕是踏着铃声冲进教室，只要沈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了，就算迟到。
迟到，即地狱。
沈老师并没有怎么大吼大叫过，她好像很少歇斯底里。她看向班上的孩子们时常常是带着笑的——尤其是看到有“犯错误”的行为发生时，她就笑了。
迟到了的孩子，有一个指定的地方。
教室门背后。
沈老师走过来，一把提溜起我的脖子，应该是拽着衣领提起来的，不过她手法之娴熟，就好像孩子们脖颈里天生长着一个把手，以供拎取。她一把提起我，扔进门边的墙角，紧紧地塞在墙和木门门框之间，再打开教室门，门和墙角形成一个天然的三角形囚笼，把我关在里面。
里面并不黑暗，因为光是可以透过门缝和墙缝照进来的，可我却觉得非常非常黑，而且非常非常窒息。
而沈老师的可怖之处，就在于不确定。
没有一个孩子知道她接下来会做什么。
她把我拎了出去，戳在讲台边上。我的脚撞在砖地上，很疼。
是示众时间。
迟到、贪玩、某次上课睡觉、说小话、没写作业、错字……一条一条的罪状，她以一种如终极裁决般的口吻宣读出来，话语里充满了末日审判般的厌弃和鄙视。
四五十个小孩坐在座位上，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
除了老师发出尖锐的一声冷笑时，个别老师的宠儿附和着发出锐笑。
她一边宣读罪状，一边扒拉推搡着我，问我是否知道自己不可饶恕、罪该万死。
宣判结束。
她弯下腰，捡起刚才被她打掉在地上的书包，挂在我的脖子上。书包是我妈妈做的，手工比较对付，就是一个双排带子的花挂兜。
她掂了掂书包，随手向前排一个同学一指：“去，捡两块砖头！”
同学迅速地溜出教室，捡回来两块砖，青黑色的。她把一块砖头塞进书包。我脖子顿时向下一弯。
又一块砖头。布带子顿时勒进了皮肉。
她提起我如提一只小鸡，在全班的寂静里，再次把我塞进墙角，打开门。我再次陷入三角形的“木监狱”里。
不是关一节课。一切视沈老师的心情而定，有时是一节，有时是整个下午直至放学。
2沈老师似乎非常憎恨下课后在操场玩耍这个行为。
在她来看，学生就必须规规矩矩坐在桌子后面，下课了也要像木偶一样坐在原座位，不能乱说乱动。今天想来，她可能憎恨的是一切具有与生而来的活力的人和事，而我又是一个天然非常活泼的小孩，所以会成为她最喜欢打击扼杀的目标。
有一次放学了，我和邻班的几个小姑娘在跳皮筋。
皮筋是绿色的，是我攒了好久的硬币，刚刚买的一条透明的、绿色的皮筋，足有四五米长。
忽然听到她在挺远的地方叫我的名字，我吓得愣在当场。
她迅速走近了我们，一把从我手里把皮筋拽走。
我清晰地记得，已经放学了。放学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玩耍？我们并没有触犯任何一条“禁令”！
前所未有的狂暴的愤怒，让我呆呆站在原地，呆呆地盯着她。
但仅此而已。
反抗对身处奴隶之境的人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可能的。
一个受害人如果没有外援，很难摆脱困境。必须有外界的力量帮助他完成自省和觉知，否则，他无力摆脱困境——这叫作“习得性无助”。
她的打击行为很有意思，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里讲的一样，会制定一些你永远不可能完全企及的目标，等待你犯错，然后，她的一切惩罚都有了一个高度合理化的借口。
比如，下课玩耍是错——然而小孩的天性都是好动的，不可能控制得住。她就会从她在走廊和操场上看到的玩耍的学生中随机挑出惩罚对象。
3沈老师还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她带着一根针来到课上。一根大号的、过去缝纫棉被用的针。有小孩的手指那么长。
针的尾部拴着一根长长的粗棉线。
阳光从她头顶的明瓦照射下来，针尖闪光。
她举着针，在教室里走动着，确保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到。
“我讲课时，如果有人在底下说话，我就用这——根——针，把他的嘴——缝上。”展示结束，她郑重地把那根针插在教室正中的一根木头柱子里，长长的棉线挂在上面。
四五十个，接近60个小孩，一片死寂，甚至连呼吸声都停止了。
今天想来，这只是一番可笑的威胁，但是，对一群刚刚六七岁和我这种刚刚五岁的小孩来说，它就是真的。
心碎是真的吗？对一个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心碎就是真的。而“活活地把你的嘴缝上”——这在一个小孩心里，就是真的。
许多成年人会用自己认为“无关紧要”的玩笑话去戏弄小孩，逼得孩子哭笑不得，甚至以把他们弄到哭为乐。最常见的就是“妈妈不要你了”。
在成人的世界里，这是玩笑。在孩子的世界里，这是真实的恐怖。
他们幼小，还不足以分辨玩笑和现实，他们的智力要到12歲后才能逐渐区分这些，他们面临的恐惧和痛苦是真实的，为什么成年人要以把一个孩子的小世界摧毁崩塌为乐？是因为成人自己弱智到没有能力和孩子有效互动吗，还是因为他们心理容器如此狭小，承担不了一个欢乐、活泼、怒放的生命，孩子身上流动的鲜活的能量映照出了他们心中的死一样的绝望？ 我独自用了整个青春期消化沈老师给我的一年创伤。毫无疑问，这样的创伤可能会伴随终生。一个老师在孩子的世界里是一个神■，他拥有激活和毁灭一个孩子心灵的力量，而社会和家庭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到我上高中时，有一次在饭桌上，一家人边吃饭边闲聊，我忽然间说出了整个往事。
他们目瞪口呆地听着。
妈妈不安地开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我火了：“拜托，我那时才五岁！五岁的孩子当时懂什么呀？我才五岁你们就送我去上一年级！”
妈妈若有所思地说：“其实你说的这个沈莹，我是认识的。”
那个小镇很小，基本上人人都互相认识。
“我还认识她妈妈呢，”我妈妈说，“她妈妈以前和我同事过，是个老职工了，人很凶的，‘运动’起来是一把干将，为人比较毒。”
“十年动荡的时候，她因为树敌太多，后期被揪出来斗了，啊呀，她当时被人打得很惨很惨的。”
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回味这个消息。
在我学习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知识后，我推算沈莹老师的年龄。她成为我的老师时，大约20岁，刚刚80年代初，她的青春期和童年，想来就是在一种被恶意虐待的环境中度过。无论是她的母亲本身的为人，还是大环境的氛围，都足以让她的心灵扭曲。当她对一群更弱者拥有了绝对权力时，她生命中经历的所有黑暗都通过恶行在恣意宣泄吧。被她凌虐过的学生，又有多少终身都带着黑暗和暴力的因子呢？
老师会霸凌学生吗？
在欧美国家，老师的职业操守有极其详细的职业规范和培训，并在教学中落实到每个细微之处。
美国学校里没有班主任之说，中学生们也是学分制，学生并不会固定在一个班级，而是各自抱着书本去寻找自己要上的课。上一节和你一起上课的学生，不见得下一节课还和你一起，也不会有一个跟随你三年之久的班主任。这种形式的不利之处在于，老师可能无法真正了解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有利之处则在于，老师未被授予国王般的权力，也就无法对孩子们进行国王般的统治。
前不久，美国刚刚发生了一起学生投诉教师案。一个数学老师多次在课堂上霸凌她的学生，用了“你这么笨”“你蠢得像猪一样”诸如此类的侮辱话语。
在学校召开的听证会上，学生播放了錄音。光是录音中所证实的部分，就已经足以使她永久失去教师资格，也会失去退休金。
编辑/天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