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符号。73年前的那个清晨,在黎明前的短暂黑暗中,中国现代史上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他的逝世牵动了文化界内外的有识之士,关于他病逝前后的一些事情,有关史料里是这样记载的。
　　
　　病情加重和遗嘱
　　
　　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和动荡、清贫的生活中,再加上鲁迅青年时期曾患有肺结核病,后虽经治疗,但一直没有痊愈,一遇劳累就反复发作,故鲁迅身体状况一直很差,到1935年的下半年,有日趋严重之势。
　　1935年3月,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为了营救他,鲁迅多方设法,准备发起公开营救的抗议运动,但未能实现。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悲痛不已,身心受到打击,但他为了纪念战友,仍扶病编辑亡友的译稿,出版了两册《海上述林》。1935年8月,著名共产党人方志敏在南昌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在牺牲前,方志敏托人将自己在狱中的文稿辗转送到鲁迅手中,由鲁迅通过关系把它转送党中央。虽然鲁迅不认识方志敏,但他从这些文稿中看到方志敏对革命事业、对祖国、对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对于方志敏的牺牲,鲁迅悲愤填膺,这更加损伤了他的身体。
　　为了鲁迅的健康,他的许多亲友劝他住院治疗或移地疗养或到国外治疗。史沫特莱还转达了苏联的邀请:请鲁迅到苏联游历并疗养。但鲁迅为了更好地同敌人战斗,一一加以婉拒。他对前来劝说的茅盾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1936年初,在严寒的气候中,鲁迅的病情加重,肩膀和两肋开始痛疼,气喘、发烧。由于鲁迅一直是由日本医生须藤诊治的,在久治未见好转的情况下,鲁迅的亲属和几个好友,瞒着他由史沫特莱请了一位美国医生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是鲁迅就要死亡。医生说:“倘是欧洲人,则在5年前已经死掉了。”鲁迅对医生的这一“判决”十分从容,他认为医生再高明,也一定没学过给死了5年的病人开处方,所以也没有请美国医生继续治疗。
　　对于死亡的即将来临,鲁迅的态度十分镇定,他要利用已不多的有限时间加紧工作。同时,对身后之事,也作了一些考虑。在病中,他写下了随笔《死》一文,刊于《中流》杂志1936年第二期。在文中,鲁迅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还为自己拟了7条遗嘱:1、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牌朋友的不在此例;2、赶快收殓,埋掉拉倒;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4、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以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6、别人允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不和他接近。
　　
　　巨星殒落环球惊
　　
　　1936年10月17日,鲁迅的病情突然加重。这天上午,他仍在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邨9号公寓内继续撰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以纪念刚去世不久的章太炎先生。午后,他一人离寓外出,拜访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家的路上又到内山书店坐了一会儿,天黑时到家。晚上,鲁迅的胞弟周建人来,两人谈至夜11时,其中商谈了鲁迅搬家一事。
　　周建人走后,鲁迅即上床就寝,大概是由于白天过份劳累和外出受风吹的缘故,他心情烦躁,久久不能入眠。凌晨3时半,鲁迅气喘加剧,继而咳嗽,迫使他屈着身体,双手抱脚而坐,十分痛苦。晨6时半左右,鲁迅支撑坐起,给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写一短信,通知他“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并请他速请医生。其夫人许广平派人将信给内山送去。不一会儿,内山完造和须藤医生赶来,为其注射服药,但病情仍未好转,除气喘咳嗽加剧外,且双足冰冷,两手指甲发紫。
　　午后,须藤医生又请福民医院的淞井博士和石井医院的石井医生前来会诊,并请护士田岛专门护理。几位医生会诊后,决定在注射强心针的同时,每隔30分钟给他吸入酸素,以帮助其呼吸。医生认为,如治疗后二日内病情不恶化,即可渡过危险期。在18日的整个一天里,虽然有医生全力抢救,但鲁迅的病情不断加剧。他躺在床上,喘息不止,呼吸困难,说话也困难。上午当天的报纸来后,鲁迅挣扎着戴上眼镜,将报上《译文》的广告细细浏览一遍才放下,之后,鲁迅就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况。
　　19日凌晨5时许,鲁迅的病情突然恶化,气喘加剧,呼吸急促,经注射两剂强心针后,仍然无效。至5时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死神终于夺走了年仅55岁的一代文豪的生命。
　　鲁迅去世后,悲痛欲绝的许广平与周建人等即商议葬事安排。许广平派内山书店的一位店员去通知胡风。不一会儿,得到噩耗的冯雪峰、宋庆龄等人也赶来吊唁。经冯雪峰与许广平、周建人、宋庆龄等人商量,决定出殡事宜由万国殡仪馆承办,并拟定了9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A·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这个名单在第二天见报时,除了上海一家外国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日文、中文版全文照登外,其他各家报纸都删去毛泽东的名字。
　　鲁迅逝世的消息在上海文艺界内很快传开。鲁迅的朋友、学生纷纷赶到寓所吊唁。他们当中有沈钧儒、夏丏尊、巴金、赵家璧、孟十还、柯灵、田源、田军等人。他们默默地走上二楼的卧室,瞻仰鲁迅的遗容。他身上盖一床粉红色的棉质夹被,脸上蒙一洁白的纱巾。离床头靠窗的是一张半旧的书桌,上面杂乱地堆着书籍、手稿,两支“金不换”毛笔挺然插在笔筒内,旁边是一只有盖的瓷茶盅。桌子横头放着鲁迅常坐的藤躺椅,床头床脚各有一架小书柜,墙上挂着一些木刻和油画,其中的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和儿子海婴的油画肖像最为引人注目。
　　不一会儿,日本雕塑家奥田杏花先生赶到,用一块软体石膏,为鲁迅做面部石膏横型,并剪下鲁迅上唇的树根短髭,插在石膏遗容上。下午2时,得到消息的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欧阳予倩、程步高、姚萃农、王士珍(摄影师)等人,来到鲁迅寓所,拍下鲁迅卧室镜头。以后,明星公司又拍摄了万国殡仪馆吊唁和万国公墓安葬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下午3时,由内山完造联系安排,万国殡仪馆来车运走了鲁迅的遗体。
　　
　　各届人士表哀思
　　
　　鲁迅的逝世,在上海、在全中国,甚至在外国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逝世的当晚,上海《大晚报》就刊出讣告,第二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闻此噩耗,各界人士的唁函、唁电纷纷传来。为了掉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连续发出3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一份发给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有一份为《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共中央表示“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指出鲁迅先生“做了中华儿女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中共中央还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给鲁迅以国葬的待遇,并付国史馆列传,废止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根据鲁迅家属和治丧委员会的意见,20日、21日两天和22日上午,为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遗容时间,22日下午出殡,安葬于万国公墓。19日下午,鲁迅遗体运至万国殡仪馆后,暂时放置殡仪馆大厅二楼。当晚,胡风、黄源、雨田、田军四人留在遗体前守夜。第二天一早,鲁迅遗体经殡仪馆工作人员稍加化妆后,移至楼下大厅。上午9时,各界瞻仰遗容和吊唁开始。灵堂四壁悬挂各界人士所赠挽联、挽词,门首缀以鲜花和布额,上书“失我良师”四个大字。鲁迅遗体身着咖啡色绸袍,覆深色锦被,两颊瘦削,神采如生。遗体后为灵桌,上供鲁迅先生八寸遗像一桢,四周缀有鲜花,各界人士送的瓶花及花圈,堆满四周。室内窗户均悬绒帘,更显得气氛庄严肃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挽词为:“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郭沫若的挽词为:“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撼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蔡元培先生的挽联为:“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曹聚仁先生的挽联为:“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高丘今寂寞,芳筌零落痛余春。”
　　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佩黑纱、戴白花,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来向鲁迅作最后的诀别。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以及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均亲来吊唁。来得最多的是青年学生,他们大多读过鲁迅的作品,对鲁迅充满敬仰之情,闻讯鲁迅逝世后,臂挟书包,结队前来,瞻仰这位青年导师。21日上午继续进行吊唁。下午3时至4时,殡仪馆为鲁迅进行大殓。大殓时,在场者为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夫妇及女儿、宋庆龄、胡愈之、内山完造、郑振铎、池田幸子,以及治丧职员共30多人。所有人向鲁迅遗体行三鞠躬礼,许广平悲极匐地失声痛哭,其他人也为之落泪。殡仪馆职员为鲁迅更衣,内穿白绸衫绔,白袜黑鞋,外加薄棉咖啡色袄绔及长袍,其外再加以同色锦衾,上覆绯色彩绣锦被。然后由许广平、周海婴扶首,周建人及女儿扶足,安置于棺内。棺为深红色楠木,西式制作,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半系玻璃、露出首部,供人瞻仰。
　　
　　沉痛肃穆的葬礼
　　
　　鲁迅的墓地,选在上海的万国公墓。1936年10月22日下午1时50分,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为鲁迅举行了“启灵祭”。鲁迅的亲友及治丧委员会成员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等30余人,肃立棺前,默哀、行三鞠躬礼,再由殡仪馆职员将棺盖封严,全体绕棺一周。接着,由黄源、姚克、孟十还、田军、欧阳山、聂绀弩、胡风、周文、吴朗西、巴金、靳以、黎烈文、张天翼、曹白等人扶灵柩出礼堂,移置柩车内,执绋者随柩而行,至大门外整队。
　　2时30分,送殡队伍开始出发。原拟定的路线是要经过上海的繁华区,但由于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反对,只好改为较冷僻的地区,其路线为胶州路、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到虹桥路。走在最前面的,是作家蒋牧良、欧阳山,他们执掌着由张天翼手书的额题“鲁迅先生殡仪”由一批作家署名的白布横幅,在送葬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鲁迅的遗像,它是由画家司徒乔画在一块大白布上,其形象刚毅、坚定、栩栩如生。画像后为鲁迅的两位侄女恭扶的鲁迅遗照,再后是灵车。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分乘4辆汽车紧随其后。女作家草明和雨田陪伴着悲伤的许广平。由于海婴年幼,不谙世事,一如往日那样天真活泼,但有人问他时,他回答说:“爸爸睡了,他在休息。”当时在场的草明事后回忆说:“这个稚嫩的孩童,道出了一个真理,这就是鲁迅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活在亲人和朋友们的心里!”
　　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和鲁迅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不敢公开禁止,就派出大批巡捕和警察对送葬队伍进行监视。但是,送葬队伍所到之处,无数的市民伫立街头,悄然默哀。更有数不清的工人、学生,甚至是小学生,加入了送葬的队伍,使队伍从出发时的6000余人很快扩大到几万人。在那黑暗的年代,鲁迅是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过的,看鲁迅的文章是有罪的,可人们还是冒着危险勇敢地加入送葬的队伍。他们代表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愿,来送别自己的导师、战士,来向黑暗统治进行示威。一路上,不断有人散发纪念鲁迅的传单,高呼“继承鲁迅先生遗志,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下午4时30分,送葬队伍抵达万国公墓,在礼堂前,举行了追悼会。蔡元培先生主持礼仪,沈钧儒先生致悼词,介绍鲁迅先生的生平及成就。宋庆龄、内山完造、胡愈之等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政府迫害鲁迅。最后,由田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仁和鲁迅晚年比较关心的《译文》等四个杂志社同仁作了简短致词。在三鞠躬、默哀、挽歌声中,救国会的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将一面白底黑字“民族魂”旗帜,覆盖在棺木上,移置东首墓地,徐徐安置穴中,盖上石板,覆土。顿时,万国公墓上空响起了无数人的痛哭声和断断续续的《安息歌》歌声。
　　毫无疑问,对于鲁迅先生的逝世,在所有人当中,最伤心的当数许广平女士。在鲁迅先生安葬后,上海报纸上刊登的许广平所写的哀词,就表达了她对鲁迅先生的深厚感情。许广平写道:“悲哀的雾团笼罩了一切,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在鲁迅丧事筹备过程中,有几件事情特别值得一提。一是鲁迅逝世后,各界人士送来大量的挽联、花圈,这其中绝大多数的是鲁迅的好友和战友,但也有少数鲁迅曾经批判过的,如徐庸等,甚至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也派人送来了挽联。治丧委员会出于某种考虑,将挽联、花圈全部收下,但在安葬鲁迅遗体的那天,殡仪馆的挽联都被带到墓地去,唯独剩下吴铁城送的挽联。
　　第二是关于鲁迅丧事筹备中的经费问题。丧事活动中的重大问题,都由冯雪峰代表党组织和治丧委员会、许光平等人协商,治丧办事处由胡风负责。由于鲁迅一生清贫,没有积蓄,再加上根据遗嘱又不收礼,故殡仪馆费用、购买墓地等经费,原由沈钧儒表示由救国会负担,据胡风回忆,救国会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出钱,丧葬所需经费二三千元全由许广平负担,其来源是鲁迅生前蔡元培聘请他到中央研究院任职的薪水,这笔钱鲁迅一分未动,全部存起来了。冯雪峰同志曾安慰许广平:将来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为周先生举行一次隆重的国葬。1956年,有关方面举行隆重仪式,将鲁迅先生灵柩从万国公墓迁上海虹口公园,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鲁迅先生之墓”并在墓前塑鲁迅坐像。
　　还有一点是关于鲁迅逝世的病因,过去一直认为是死于肺结核,1984年2月22日,上海鲁迅纪念馆邀集部分我国著名的肺科、放射科专家,对鲁迅先生生前所摄的最后一张X光胸片(1936年6月15日拍)以及鲁迅先生的病历,进行了研究。最后专家一致认为,鲁迅先生的肺结核病属中等程度,它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左侧肺大庖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腔,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而死亡。这个结论公布后,国内有人曾怀疑鲁迅的日本医生须藤,引起了一场风波,但绝大多数鲁迅研究者和周海婴均表示须藤医生在治疗中没有问题,这才平息了这一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