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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风暴阴霾目前尚未散去，世界经济究竟何时复苏尚无定论。而众多研究人士达成的共识是，世界贸易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是引发这场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中国日益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尤其是对美投资与贸易的巨额顺差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西方舆论普遍认为，由于中国大量持有美元储备与美国国债，并在金融危机期间执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大大降低了利率平衡机制与汇率平衡机制的调节效率，造成中美双边经贸乃至世界经济自动恢复平衡的效果大打折扣。除美国外，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近年来也在逐步扩大。
人民币成为众矢之的
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急于恢复本国经济，由于居民储蓄率处于上升状态，失业率也很高，居民消费信心不足，照搬过去的历史经验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已经不可行。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的举措，也在2009年下半年以巨额财政赤字的结果宣告失败。此时，出口作为三驾马车中唯一可能奏效的措施被各国政府高度重视。
全球贸易失衡由来已久，在这个关口要靠出口来立竿见影地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打货币价格战，使本国货币大幅贬值，从而达到刺激出口的目的。德国在这其中先行一步，经济恢复势头极为强劲。此后，欧元区的其他国家，以及美国，甚至包括新兴国家都纷纷效仿，通过贬值来获得出口竞争力。9月份，伴随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召开，各国汇率之争愈演愈烈。9月底，巴西、日本、韩国、泰国等国都被IMF怀疑采取政策干预汇率，以遏制本国货币升值。新一轮的汇率战就此打响。
各国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来推动本币贬值的同时，也将目光聚焦在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达国家只有借汇率问题想方设法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才能尽快解决其面临的困境。近期，美国指控中国政府操控汇率，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特别是9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针对人民币的惩罚性贸易法案——《汇率操纵法》，旨在对“汇率低估国”征收特别关税。中美双方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端再度升级。
在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的逼压下，人民币的升值速度自9月份以来不断加快。9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达6.6997，首次突破了6.7关口。10月15日，6.6497的中间价再创记录，刷新了人民币汇改以来的新高。自从6月21日汇改重启以来，不到4个月的时间，人民币累计升幅高达2.76％。而由于短期内人民币的快速升值，顺差减少、资产价格攀升、通胀抬头、热钱流入等诸多问题也开始涌现出来。
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那么，人民币究竟该不该升值，新时期的货币战争将走向何方呢?
汇率不是贸易失衡的唯一原因
客观来看，伴随着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和连续多年的巨额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低估的事实。但汇率问题只是贸易失衡的一方面原因。当前的中美贸易格局是由于双方的资源禀赋差异所形成的，并不能通过短期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也是如此。
近10年的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以外的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都是比较大的贸易逆差。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贸易情况看，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
一方面是国际产业从日、韩、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转移到中国大陆进行加工贸易后复出口产生的顺差。上述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外资企业从母国或地区进口原材料、辅料、配件，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后，通过企业原有的销售渠道出口至欧美等国。由于各国对进口产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发生“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便由上述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这部分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产业转出国或地区对美国的出口转移演化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以及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逆差有所提高，但对整个东亚地区逆差却相对减少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美国在华设立的跨国公司与集团内部或与其他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也在中美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
中国贸易结构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为主要模式，进出口多以美元计价，这一特点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贸易总体情况的影响比较有限。归根结底，产生贸易顺差还是由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决定的。
假如人民币在国际舆论的逼压下快速升值到一定水平，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将立即跨境转移到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他们拥有与中国相似的要素禀赋优势和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的贸易类别，美国将依旧处于贸易总逆差状态，而其反复强调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到位将为美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愿望却得不到实现。
不可否认，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可以降低中国的出口，减小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但汇率问题不是造成贸易失衡的唯一原因。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汇率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贸易失衡，美日贸易依旧失衡，同时引发了日本经济严重泡沫化。
中国经济目前稍有回暖，但仍然较为脆弱，如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际迫使中国拉高人民币汇率，一旦中国经济陷入低谷，重蹈20世纪日本的覆辙，西方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体势必遭受重大损失。通过人民币大幅升值让中国为世界经济恢复而买单的企图，将不仅严重扭曲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更可能造成“多输”局面。
中国应继续坚持汇改
无论是出于外部政治需要，还是为了自身国家利益，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状况，更不能解决当前全球贸易摩擦、经济失衡问题。
但是，抛开外部对人民币升值施压问题不谈，仅从中国国内情况看，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出口形势有所好转、并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僵化的形成机制导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举步维艰。
短期来看，进行汇率政策改革，推动人民币稳步升值是应对当前复杂国际经济形势、适应全球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着眼长远，人民币渐进式升值有助于适当缓解国际经济失衡的状况。
其中要解决的首要关键问题是让市场因素在汇率形成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参考一揽子货币定价，放开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允许人民币相对平稳地升值。第二，提升人民币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的地位，逐步推动未来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进程。第三，面对美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应考虑外汇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通过逐步增持欧元资产、适当购置石油储备、加大境外投资的参与力度等途径，减少未来因美元计价资产贬值所带来的损失。第四，中国应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一方面强化与欧盟、亚洲各国及俄罗斯等全球主要贸易对象的合作，探讨建立相互的货币支持机制；另一方面引导各国更多关注解决经济结构性的根源问题，适当化解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外界压力。
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应该从根本上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有选择性地增加进口、削减出口退税、加强外汇管理等手段努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特别是对美贸易的平衡，减少外汇储备过快增长；配合渐进、有序的汇率生成机制改革，在人民币升值进程中严格控制热钱流入，防止资本泡沫的产生；扩大内需占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担当更多的国际责任，应对不断升级的汇率战争，努力创造多国共赢的局面。
西方舆论普遍认为，由于中国大量持有美元储备与美国国债，并在金融危机期间执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大大降低了利率平衡机制与汇率平衡机制的调节效率，造成中美双边经贸乃至世界经济自动恢复平衡的效果大打折扣。除美国外，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近年来也在逐步扩大。
人民币成为众矢之的
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急于恢复本国经济，由于居民储蓄率处于上升状态，失业率也很高，居民消费信心不足，照搬过去的历史经验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已经不可行。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的举措，也在2009年下半年以巨额财政赤字的结果宣告失败。此时，出口作为三驾马车中唯一可能奏效的措施被各国政府高度重视。
全球贸易失衡由来已久，在这个关口要靠出口来立竿见影地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打货币价格战，使本国货币大幅贬值，从而达到刺激出口的目的。德国在这其中先行一步，经济恢复势头极为强劲。此后，欧元区的其他国家，以及美国，甚至包括新兴国家都纷纷效仿，通过贬值来获得出口竞争力。9月份，伴随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召开，各国汇率之争愈演愈烈。9月底，巴西、日本、韩国、泰国等国都被IMF怀疑采取政策干预汇率，以遏制本国货币升值。新一轮的汇率战就此打响。
各国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来推动本币贬值的同时，也将目光聚焦在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达国家只有借汇率问题想方设法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才能尽快解决其面临的困境。近期，美国指控中国政府操控汇率，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特别是9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针对人民币的惩罚性贸易法案——《汇率操纵法》，旨在对“汇率低估国”征收特别关税。中美双方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端再度升级。
在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的逼压下，人民币的升值速度自9月份以来不断加快。9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达6.6997，首次突破了6.7关口。10月15日，6.6497的中间价再创记录，刷新了人民币汇改以来的新高。自从6月21日汇改重启以来，不到4个月的时间，人民币累计升幅高达2.76％。而由于短期内人民币的快速升值，顺差减少、资产价格攀升、通胀抬头、热钱流入等诸多问题也开始涌现出来。
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那么，人民币究竟该不该升值，新时期的货币战争将走向何方呢?
汇率不是贸易失衡的唯一原因
客观来看，伴随着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和连续多年的巨额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低估的事实。但汇率问题只是贸易失衡的一方面原因。当前的中美贸易格局是由于双方的资源禀赋差异所形成的，并不能通过短期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也是如此。
近10年的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以外的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都是比较大的贸易逆差。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贸易情况看，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
一方面是国际产业从日、韩、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转移到中国大陆进行加工贸易后复出口产生的顺差。上述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外资企业从母国或地区进口原材料、辅料、配件，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后，通过企业原有的销售渠道出口至欧美等国。由于各国对进口产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发生“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便由上述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这部分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产业转出国或地区对美国的出口转移演化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以及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逆差有所提高，但对整个东亚地区逆差却相对减少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美国在华设立的跨国公司与集团内部或与其他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也在中美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
中国贸易结构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为主要模式，进出口多以美元计价，这一特点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贸易总体情况的影响比较有限。归根结底，产生贸易顺差还是由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决定的。
假如人民币在国际舆论的逼压下快速升值到一定水平，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将立即跨境转移到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他们拥有与中国相似的要素禀赋优势和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的贸易类别，美国将依旧处于贸易总逆差状态，而其反复强调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到位将为美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愿望却得不到实现。
不可否认，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可以降低中国的出口，减小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但汇率问题不是造成贸易失衡的唯一原因。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汇率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贸易失衡，美日贸易依旧失衡，同时引发了日本经济严重泡沫化。
中国经济目前稍有回暖，但仍然较为脆弱，如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际迫使中国拉高人民币汇率，一旦中国经济陷入低谷，重蹈20世纪日本的覆辙，西方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体势必遭受重大损失。通过人民币大幅升值让中国为世界经济恢复而买单的企图，将不仅严重扭曲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更可能造成“多输”局面。
中国应继续坚持汇改
无论是出于外部政治需要，还是为了自身国家利益，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状况，更不能解决当前全球贸易摩擦、经济失衡问题。
但是，抛开外部对人民币升值施压问题不谈，仅从中国国内情况看，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出口形势有所好转、并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僵化的形成机制导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举步维艰。
短期来看，进行汇率政策改革，推动人民币稳步升值是应对当前复杂国际经济形势、适应全球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着眼长远，人民币渐进式升值有助于适当缓解国际经济失衡的状况。
其中要解决的首要关键问题是让市场因素在汇率形成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参考一揽子货币定价，放开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允许人民币相对平稳地升值。第二，提升人民币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的地位，逐步推动未来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进程。第三，面对美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应考虑外汇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通过逐步增持欧元资产、适当购置石油储备、加大境外投资的参与力度等途径，减少未来因美元计价资产贬值所带来的损失。第四，中国应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一方面强化与欧盟、亚洲各国及俄罗斯等全球主要贸易对象的合作，探讨建立相互的货币支持机制；另一方面引导各国更多关注解决经济结构性的根源问题，适当化解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外界压力。
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应该从根本上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有选择性地增加进口、削减出口退税、加强外汇管理等手段努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特别是对美贸易的平衡，减少外汇储备过快增长；配合渐进、有序的汇率生成机制改革，在人民币升值进程中严格控制热钱流入，防止资本泡沫的产生；扩大内需占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担当更多的国际责任，应对不断升级的汇率战争，努力创造多国共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