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24日夜，安徽省鳳阳县小岗村的18位村民挤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他们冒着坐牢的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决定实施“大包干”。由此发生的变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大地上的农民、农村和农业。
　　1958年之后的两年，“大跃进”宣告失败，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在刘少奇主持经济调整工作时提出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但1962年之后，尤其在“文革”开始之后，“三自一包”变成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
　　1964年，中国涌现了农业发展的一面新旗帜“山西大寨”。资料记载：大寨一共十个小村，七十八户人家，周边七梁八坡，农业条件艰难。但大寨人齐心协力，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开梯田治理荒山，实现粮食增产，从而被山西晋中地委树为模范。当年年底，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大寨成为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
　　此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曲折历史和改革坚冰，实际都指向一个不可逾越的原则：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都是否定“大寨旗帜”。
　　在“两个凡是”禁锢之下，如何冲破公社，把集体土地分给一家一户去承包经营，完成“公粮目标责任”之后的一切收入归农民自己所有，以此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在当时谈何容易？所以，改革开放40年间，最初的农业改革是偷着干出来的。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的“18个红手印”就是偷着按的；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自主权的“安徽省委六条”以及通过“借地种麦”引导农民“包产到户”，这都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背着中央下发干的。1979年6月18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式会间休息时，万里跑到大会主席团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答复：我双手赞成。
　　关键时刻，陈云的表态让万里定了心，也让包产到户开始在阳光下试行。事实证明，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第一年就收获66吨粮食，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收成的总和。
　　1980年初春，万里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后任国务院副总理。1981年12月，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之后，中央连续三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积极引导，从而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迅速在全国广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随之解体；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以及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1999年再次修改宪法时，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为“家庭承包经营”。
　　实践证明，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升了中国农业生产力，也为中国改革全面铺开做出了重要示范。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04亿吨，2017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2亿吨；GDP从1978年的3678.70亿元发展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5%。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农业改革的新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之后的“确权”让农民有了财产，以此为基础，土地流转、股份合作制等不断为中国农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