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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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经历战火摧残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颇为棘手的战争遗留问题接踵而至.荣维木先生认为,由中日战争而产生的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的一切问题,都属于战争遗留问题的范畴,具体包含对战争性质的评判与战争责任的清算两方面.①相比于战争罪行调查及罪犯审判、战争受害者赔偿等问题,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各项接收工作完成得相对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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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经历战火摧残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颇为棘手的战争遗留问题接踵而至.荣维木先生认为,由中日战争而产生的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的一切问题,都属于战争遗留问题的范畴,具体包含对战争性质的评判与战争责任的清算两方面.①相比于战争罪行调查及罪犯审判、战争受害者赔偿等问题,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各项接收工作完成得相对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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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推行全面禁烟开始,历届执政者皆视“禁烟”为政治正确,但暗贩烟土以图财利的事件在官方或民间时有发生.1916年护国战争后,爆发于上海的官运烟土案惊动了中外各方政治势力,较多的证据将幕后主使指向唐继尧主政的云南当局,这对当时禁烟、司法及民初政局走向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近年来,有学人对此案引发的政治斗争有所关注,①至于该案所涉及的中英禁烟关系、各方势力之反响、民初云南贩烟之因由,以及案件的交涉与审理等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
刘鸿生(1888-1956),字克定,浙江定海人.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职业生涯从运销开滦煤炭起步,后投身于实业救国,先后创办的企业有上海水泥厂、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等,还经营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业.抗战爆发后,他离开上海,到香港、重庆和兰州等地再次创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从香港回到上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多项社会职务.
抗日战争期间纪念活动成为应对民族和国家危难的关键举措,大量纪念活动在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的主导下不断操演,成为增强政治合法性和动员民众的重要载体.中共经由纪念话语,在孙中山纪念与马克思纪念间建立了较为直观且深刻的联结,将原本较为疏远的两个纪念活动聚为一体,两者间潜藏的共通性得以凸显,从而达到巩固国共合作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目的.这正如分属两类的音乐在灵活巧妙的指挥下生成一曲美妙的二重奏.
近代中国的中外合办银行不同于外资银行.鸦片战争后,欧美等国在华取得治外法权,外资银行可凭此特权在不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下,只根据其母国法律进行发钞,因此晚清及北洋政府对此都有所抵制,民众亦是如此.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外合办银行得以纳入晚清朝廷考虑的范围,如清末华俄道胜银行的设立.民初,涉外金融业务增多,尤其是对外借款等方面的业务,多家中外合办银行应运而生.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社会局势动荡,经济衰败严重,而沦陷区接收等问题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国民政府对困境处理失当,导致更严重的危机。各地学生、商人、工人等群体抗争浪潮迭起,不断地冲击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1946年春,汉口、杭州、福州、广州等地的中下层公务员群体,也因复员、薪酬待遇不公和物价飞涨而参与抗争运动,~(1)其中以广东省级公务员与审计处的矛盾纠纷颇具代表性。
纵观近代历史,无论遭遇天灾还是兵燹,能否及时稳定住城市的资本运转,成为衡量政权是否持久的核心因素.城市接管不同于农村,其不仅在于加强军事管控,更重要在于提供有产者以安全感,这背后关涉到工商业恢复生产运营、资本持续输入、金融市场稳定等诸多要素.唯有如此,地方政府方能汲取源源不断的税收以维持城市管治经费支出,形成良性循环.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名才辈出的时代,陈宝箴、盛宣怀即是其中的代表,对这批历史人物的征考和研究不仅可以见出个体的生平履迹、修身处事等,也能够走入历史现场,洞悉延续的真相和机要.陈宝箴、盛宣怀的准确结识时间已难稽考,而彼此评价甚高的他们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后交接始多,陈氏称盛氏“才气魄力,驾轶等彝”①,“以闳通致远之才,大涵细人,无所不赅”,“雄襟卓识,已足自有千秋”②;盛氏对陈氏亦有盛赞.他们的联结多在公务上,“湖南新政”期间两人信札、电函往返频繁,讨论过赈灾、矿务、铁路和练兵等议题.
抗战胜利后,为维护国家纪纲,伸张民族正义,国民政府开展了检举、逮捕和审判汉奸的工作.学界在汉奸惩治问题上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一方面集中关注对个别大汉奸的审判和国民政府整体审奸情况;另一方面从战后审判汉奸的个案出发,探讨汉奸身份认定、军统参与审判、整肃汉奸中的国民党派系之争等问题.①相关研究缺少从地方法院视角考察对职级较低汉奸的审判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与难题.
开放数据,蔚然成林,一棵棵地方开放“数木”由最初的丛然并生、成荫如盖,直至枝繁叶密、花开结果,终将成长为一片茂盛多样、枝杈相连、循环持续的中国“开放数林”.rn在2021年上半年全国开放数林指数标杆城市排名中,上海、青岛和福州综合表现最优,进入第一等级“五棵树”.贵阳、济南、深圳、烟台、日照、宁波和杭州总体表现优秀,进入第二等级“四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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