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离魂出奔型故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唐朝陈玄祐的《离魂记》，后世戏曲中有关离魂题材的作品大都是以此一故事为原型。其情节大致如下：
衡州官员张镒曾许诺把女儿倩娘嫁给外甥王宙，后两人渐长，情愫相通，私相愛慕。然张镒食言将倩娘另嫁他人，“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王宙为此诀别张家前往他乡。船行半夜，倩娘徒行跣足，亡命来奔。两人来到蜀地，一住五年，其间生两子。后倩娘常思父母，遂俱归衡州，王宙先独自至镒家致谢。家人大惊，因为倩娘在闺中已病五年。使人验之，果然另有一倩娘在船中。而室中之倩娘闻听此语，“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
类似的故事在《太平广记》卷三五八中有好几个，其中引自《独异记》的“韦隐”故事与此大致相似：
大历中，将作少匠韩晋卿女，适尚衣奉御韦隐。隐奉使新罗，行及一程，怆然有思，因就寝。乃觉其妻在帐外，惊问之，答曰：“悯君涉海，志愿奔而随之，人无知者。”隐即诈左右曰：“欲纳一妓，将侍枕席。”人无怪者。及归，已二年，妻亦随至。隐乃启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体，其从隐者乃魂也。
这类故事的共同情节就是夫妻（情侣）分别后，女方长期卧病，而同时，她的灵魂则远赴异乡一直伴随丈夫（情人）。这些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伟大爱情造就的奇迹而传诵，感动了无数的读者。
然而，如果你是女方家人，恐怕无论如何都不会对此津津乐道的。在医书中，这类故事是作为病例出现的。清人沈源《奇症汇》卷四《心神》中，记录了一系列的情志类疾病，其中有以下一个病例：
金少游治徐太乙之女，年十六，许字巨族。而太乙日窘，女忧虑，不食不寝，长卧目不瞑。太乙往郡城售丝未归，女卧床上，自言曰：“若许，丝止价四钱八分，不满五数。”侍者询其何以知之？答曰：“予方随父入市也。”太乙归，少游先问其丝价，太乙言其数，果符。少游云：“此离魂病也。”用人参、黄连、龙齿、安魂等药，平复。
结合医书所记病例，再来看古代小说的相关记载，我们就会发现，两者非常类似，小说中记录的神形分离、离魂出奔这样的情状，符合“离魂病”的相关症状。
上述病例中的女性离魂者都有身体瘫僵、无法行动的躯体症状，然而又伴随着丰富的幻觉。以现代精神病学的角度分析，按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的分类，这些表现与两种类型的精神疾病的临床症状非常相似。第一种是急性发作的紧张型精神分裂症，其临床的常见症状是：有反复出现的言语性幻听、原发性妄想（包括妄想知觉，妄想心境）或其他荒谬的妄想，并且伴随有紧张性木僵。所谓紧张性木僵，表现为运动性抑制，轻者动作缓慢，少语少动，或长时间保持某一姿势不动。重者终日卧床，不食不动，缄默不语，对环境的反应性显著降低，自发运动和活动明显减少，可出现蜡样屈曲，肌张力增高等等。
第二种是癔症，又称歇斯底里症（hysteria），这是心理和精神学科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神经症疾病，在中国古代尤其多发。在最新的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 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的第十次修订本中，已经取消了癔症这一疾病，而把癔症的绝大部分症状归类在“分离性障碍”下。我在这儿沿用此一病名，是为了使大家易于理解此一疾病的相关症候。此病患者在病前通常具有富于幻想、情感丰富、易受暗示、善于模仿和自我中心等人格特征。这类人群心理在外界社会因素的刺激或暗示下，会突然出现短暂性精神异常或运动、感觉、植物神经及内脏方面的紊乱。易发年龄多在15—35岁之间，女性远多于男性。发病前多有心理社会刺激。其症状以自我身份识别障碍为主，丧失自我同一感，有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反复出现以幻想性生活情节为内容的片断幻觉或妄想、意识朦胧、表演性矫饰动作等；有的会出现木僵症状；有的会出现癔症性漫游，也就是能在在觉醒状态，作无计划和无目的漫游；漫游中能保持基本的自我照顾，能与陌生人简单交往（如搭车，问路），与其不深入的短暂接触看不出有精神异常。紧张性精神分裂症与癔症的症状本身非常接近，如何辨证是医学界的难点之一。我觉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环境下，癔病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张倩娘、韩晋卿女与徐太乙女的情况，其病因都是非常明显的。首先，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情感更丰富、更细腻。就生活环境而言，传统社会的女性相比于男性更为封闭，而与社会的隔离，生活的单调使人的感觉运动能力下降，人际交流沟通不足；社会活动的缺少导致与外界的沟通往往通过想象来进行。所以在传统社会、封闭环境下的女性往往属于催眠易感人群，具有富于幻想、情感丰富、易受暗示等特点，属于癔症高发人群。其次，在上述三例中，女主人公均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张倩娘是由于青梅竹马的恋人被强行拆散；韩晋卿女是因为丈夫远行；徐太乙女则是因为家境日窘，影响到了她与世族子弟的婚约；这些刺激使她们产生了极度的焦虑与不安。莱恩（R.D.Laing）在《分裂的自我》一书中曾经对所谓“精神分裂性”个体（具有患精神分裂症倾向的个体，亦即具有存在性不安的个体）的心身关系作过一番分析。他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的身体与“自我”是同一的。但还存在着另一种人，他们感到或多或少与自己的身体相分离。这些充满焦虑与不安的个体，其真实自我无法适应充满风险的现实世界，逐渐与其身体相分离，萎缩为非身体化的“内自我”，失去了与身体的正常统一。身体不再体现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被封闭在假自我之内，对外无法通过真实的人际关系丰富自己，变得越来越贫乏，乃至近乎一团虚空；对内则越来越厌恶和绝望于假自我系统的虚假行为，唯一的慰藉就是幻想。而这种心—身的分离亦即所谓“自我”的非身体化乃是针对焦虑感的一种防御机制。卡伦·霍妮（K. Horney）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则分析说，逃避焦虑有四种主要的模式，（一） 把焦虑合理化，（二） 否认焦虑，（三） 麻醉自己，（四） 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处境。而第四种方式是一种最彻底的方式。这种逃避倾向会产生一种抑制状态，使得患者不能够去做、去感受、去思考某些事情，它的作用就在于避免由此而可能引起的焦虑。而癔病型的功能丧失，例如癔病性失明、癔病型失语或癔病型肢体瘫痪就是这种抑制状态最奇特的表现形式。上述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木僵症状产生的心理原因。
由于这种病症往由强烈的外部刺激而引起，一旦这种刺激在事实上或者心理上得以解除，其病症也会自动消失。张倩娘和韩晋卿女在丈夫与恋人归来后，即霍然而愈，生活如常。这种病例在历史上所见甚多，医生在治疗时往往针对刺激原因而采取医疗方法，同样是沈源《奇症汇》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例：
一女许嫁后，夫经商二年不归，因不食，困卧如痴，无他病，多向里卧。朱（丹溪）诊之……令激之大怒而哭，至三时许，令慰解之，与药一服，即索酒食。朱曰：“思气虽解，必得喜则庶不再结。”乃诈以夫有书，旦夕且归。后三月，夫果归而愈。
那么为什么志怪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能够在异地真切地感受到女方的存在呢？我认为这可能是故事在流播过程中叙事角度改变引发的。在真实的病例上我们可以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患者能够正确地想象其父亲上市交易的细节。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与丈夫、情人在他方共同生活等种种栩栩如生的情节乃是病患者的主观幻觉。这些幻觉的第一任叙事者无疑应该是病患者本人，然后历经了其家属、亲戚、乡邻的多次转述，最后被记录者用文字形式加以记录。陈玄祐在《离魂记》的最后说：“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令张仲，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由此可知，陈玄祐是在多次转述之后记录下这个文本。而在多次转述的过程，叙述角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后世小说中的离魂故事均是以被思慕者也就是正常人的角度来叙述事件，《离魂记》的叙事中心是王宙而不是张倩娘，韦隐故事的叙事中心是韦隐而不是其妻子。这种出自于正常人角度的叙述改变了事件的性质，将原来的病患者叙述的幻觉，转变成了健康者的亲见亲闻，叙事角度的变化使得主观化的离奇幻想转化成了客观化的事实。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衡州官员张镒曾许诺把女儿倩娘嫁给外甥王宙，后两人渐长，情愫相通，私相愛慕。然张镒食言将倩娘另嫁他人，“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王宙为此诀别张家前往他乡。船行半夜，倩娘徒行跣足，亡命来奔。两人来到蜀地，一住五年，其间生两子。后倩娘常思父母，遂俱归衡州，王宙先独自至镒家致谢。家人大惊，因为倩娘在闺中已病五年。使人验之，果然另有一倩娘在船中。而室中之倩娘闻听此语，“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
类似的故事在《太平广记》卷三五八中有好几个，其中引自《独异记》的“韦隐”故事与此大致相似：
大历中，将作少匠韩晋卿女，适尚衣奉御韦隐。隐奉使新罗，行及一程，怆然有思，因就寝。乃觉其妻在帐外，惊问之，答曰：“悯君涉海，志愿奔而随之，人无知者。”隐即诈左右曰：“欲纳一妓，将侍枕席。”人无怪者。及归，已二年，妻亦随至。隐乃启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体，其从隐者乃魂也。
这类故事的共同情节就是夫妻（情侣）分别后，女方长期卧病，而同时，她的灵魂则远赴异乡一直伴随丈夫（情人）。这些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伟大爱情造就的奇迹而传诵，感动了无数的读者。
然而，如果你是女方家人，恐怕无论如何都不会对此津津乐道的。在医书中，这类故事是作为病例出现的。清人沈源《奇症汇》卷四《心神》中，记录了一系列的情志类疾病，其中有以下一个病例：
金少游治徐太乙之女，年十六，许字巨族。而太乙日窘，女忧虑，不食不寝，长卧目不瞑。太乙往郡城售丝未归，女卧床上，自言曰：“若许，丝止价四钱八分，不满五数。”侍者询其何以知之？答曰：“予方随父入市也。”太乙归，少游先问其丝价，太乙言其数，果符。少游云：“此离魂病也。”用人参、黄连、龙齿、安魂等药，平复。
结合医书所记病例，再来看古代小说的相关记载，我们就会发现，两者非常类似，小说中记录的神形分离、离魂出奔这样的情状，符合“离魂病”的相关症状。
上述病例中的女性离魂者都有身体瘫僵、无法行动的躯体症状，然而又伴随着丰富的幻觉。以现代精神病学的角度分析，按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的分类，这些表现与两种类型的精神疾病的临床症状非常相似。第一种是急性发作的紧张型精神分裂症，其临床的常见症状是：有反复出现的言语性幻听、原发性妄想（包括妄想知觉，妄想心境）或其他荒谬的妄想，并且伴随有紧张性木僵。所谓紧张性木僵，表现为运动性抑制，轻者动作缓慢，少语少动，或长时间保持某一姿势不动。重者终日卧床，不食不动，缄默不语，对环境的反应性显著降低，自发运动和活动明显减少，可出现蜡样屈曲，肌张力增高等等。
第二种是癔症，又称歇斯底里症（hysteria），这是心理和精神学科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神经症疾病，在中国古代尤其多发。在最新的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 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的第十次修订本中，已经取消了癔症这一疾病，而把癔症的绝大部分症状归类在“分离性障碍”下。我在这儿沿用此一病名，是为了使大家易于理解此一疾病的相关症候。此病患者在病前通常具有富于幻想、情感丰富、易受暗示、善于模仿和自我中心等人格特征。这类人群心理在外界社会因素的刺激或暗示下，会突然出现短暂性精神异常或运动、感觉、植物神经及内脏方面的紊乱。易发年龄多在15—35岁之间，女性远多于男性。发病前多有心理社会刺激。其症状以自我身份识别障碍为主，丧失自我同一感，有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反复出现以幻想性生活情节为内容的片断幻觉或妄想、意识朦胧、表演性矫饰动作等；有的会出现木僵症状；有的会出现癔症性漫游，也就是能在在觉醒状态，作无计划和无目的漫游；漫游中能保持基本的自我照顾，能与陌生人简单交往（如搭车，问路），与其不深入的短暂接触看不出有精神异常。紧张性精神分裂症与癔症的症状本身非常接近，如何辨证是医学界的难点之一。我觉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环境下，癔病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张倩娘、韩晋卿女与徐太乙女的情况，其病因都是非常明显的。首先，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情感更丰富、更细腻。就生活环境而言，传统社会的女性相比于男性更为封闭，而与社会的隔离，生活的单调使人的感觉运动能力下降，人际交流沟通不足；社会活动的缺少导致与外界的沟通往往通过想象来进行。所以在传统社会、封闭环境下的女性往往属于催眠易感人群，具有富于幻想、情感丰富、易受暗示等特点，属于癔症高发人群。其次，在上述三例中，女主人公均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张倩娘是由于青梅竹马的恋人被强行拆散；韩晋卿女是因为丈夫远行；徐太乙女则是因为家境日窘，影响到了她与世族子弟的婚约；这些刺激使她们产生了极度的焦虑与不安。莱恩（R.D.Laing）在《分裂的自我》一书中曾经对所谓“精神分裂性”个体（具有患精神分裂症倾向的个体，亦即具有存在性不安的个体）的心身关系作过一番分析。他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的身体与“自我”是同一的。但还存在着另一种人，他们感到或多或少与自己的身体相分离。这些充满焦虑与不安的个体，其真实自我无法适应充满风险的现实世界，逐渐与其身体相分离，萎缩为非身体化的“内自我”，失去了与身体的正常统一。身体不再体现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被封闭在假自我之内，对外无法通过真实的人际关系丰富自己，变得越来越贫乏，乃至近乎一团虚空；对内则越来越厌恶和绝望于假自我系统的虚假行为，唯一的慰藉就是幻想。而这种心—身的分离亦即所谓“自我”的非身体化乃是针对焦虑感的一种防御机制。卡伦·霍妮（K. Horney）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则分析说，逃避焦虑有四种主要的模式，（一） 把焦虑合理化，（二） 否认焦虑，（三） 麻醉自己，（四） 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处境。而第四种方式是一种最彻底的方式。这种逃避倾向会产生一种抑制状态，使得患者不能够去做、去感受、去思考某些事情，它的作用就在于避免由此而可能引起的焦虑。而癔病型的功能丧失，例如癔病性失明、癔病型失语或癔病型肢体瘫痪就是这种抑制状态最奇特的表现形式。上述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木僵症状产生的心理原因。
由于这种病症往由强烈的外部刺激而引起，一旦这种刺激在事实上或者心理上得以解除，其病症也会自动消失。张倩娘和韩晋卿女在丈夫与恋人归来后，即霍然而愈，生活如常。这种病例在历史上所见甚多，医生在治疗时往往针对刺激原因而采取医疗方法，同样是沈源《奇症汇》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例：
一女许嫁后，夫经商二年不归，因不食，困卧如痴，无他病，多向里卧。朱（丹溪）诊之……令激之大怒而哭，至三时许，令慰解之，与药一服，即索酒食。朱曰：“思气虽解，必得喜则庶不再结。”乃诈以夫有书，旦夕且归。后三月，夫果归而愈。
那么为什么志怪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能够在异地真切地感受到女方的存在呢？我认为这可能是故事在流播过程中叙事角度改变引发的。在真实的病例上我们可以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患者能够正确地想象其父亲上市交易的细节。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与丈夫、情人在他方共同生活等种种栩栩如生的情节乃是病患者的主观幻觉。这些幻觉的第一任叙事者无疑应该是病患者本人，然后历经了其家属、亲戚、乡邻的多次转述，最后被记录者用文字形式加以记录。陈玄祐在《离魂记》的最后说：“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令张仲，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由此可知，陈玄祐是在多次转述之后记录下这个文本。而在多次转述的过程，叙述角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后世小说中的离魂故事均是以被思慕者也就是正常人的角度来叙述事件，《离魂记》的叙事中心是王宙而不是张倩娘，韦隐故事的叙事中心是韦隐而不是其妻子。这种出自于正常人角度的叙述改变了事件的性质，将原来的病患者叙述的幻觉，转变成了健康者的亲见亲闻，叙事角度的变化使得主观化的离奇幻想转化成了客观化的事实。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