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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的法治思想，特别是强调道德与法律的共同作用，主张有局限的法律平等及宣扬慎刑、宽刑等内容，当前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并借鉴。《史记》中的法治思想，主要以两种方式体现：一种是司马迁在篇末以论赞的形式直接发表观点和评论；另一种则体现在对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与叙述中，正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作《史记》时，司马迁参考了当时众多的典籍而加以剪裁，在对材料的取舍轻重中无疑蕴含着撰者的主张。
《史记》叙事上始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在记载远古事迹时已包含初步的法治思想。据《史记》记载，尧年老时，让舜代行天子的职务，考察他的执政能力。舜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关于法治的措施有作“象刑”。有学者认为，“象刑”并不是真正的处罚，而是一种“象征刑”，是让犯法者穿上与众不同的衣服，戴上不同颜色的头巾，以此来表示警戒。舜时还实行“眚灾过，赦；怙终贼，刑”的政策，即赦免那些由于过失犯罪的人，对屡教不改的犯人才动用刑罚。这些都体现了原始的“慎刑”思想。
周穆王以甫侯为相，作《甫刑》，有“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随着刑罚的渐趋发展成熟，对执法人员的素质和司法的过程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当时强调选择贤人执法以安百姓，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敬畏法律，以杜绝所谓“择非其人”、“敬非其刑”、“居非其宜”等现象。在具体法律的施行过程中，注意做到“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注重证词和证词的取得程序，以保证法律施行过程中的公正，避免冤案产生。经过严格的程序，如果犯罪的证据确凿，则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五刑”、“五罚”、“五过”等轻重不同的惩罚。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已提出了处罚必须和所犯罪行相适应的“阅实其罪，惟钧其过”和疑罪从轻的“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的口号。认为只有谨慎使用法律，不轻易用刑，才能“简信有众，惟讯有稽”，得到百姓的拥护。
秦自商鞅变法始，信奉申不害、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的法治思想，逐渐确立了以法治国的政策。秦统一后，李斯主持整理修订法律，“明法度，定律令”，还“除疑定法”，使百姓“咸知所避”。司马迁肯定李斯在法治上的建树，但批评他过于“严威酷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他将会和周公、召公等圣贤一样名垂青史。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并强制性地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到新征服的地区，造成这些地区人民的激烈反抗。秦始皇死后不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空前强大的秦帝国随之轰然倒塌。秦朝的快速灭亡，使汉初知识阶层深刻反思秦代统治教训，形成了一股“非秦”的思潮，而秦朝的严刑峻法是广受批评的内容。贾谊的《过秦论》即是“非秦”思潮的代表作品，贾谊认为秦王“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但继位的秦二世如能“攻守异术”，对政策进行一些调整，秦朝也不至于骤然覆灭。按照贾谊的主张，秦二世应该“虚囹圄而免刑，除去收孥污秽之罪”，约法省禁，让天下的人能够自新，以威德统治天下，那样就会避免“暴乱之奸”。司马迁非常推崇贾谊对秦政的分析与批评，将其言论附在《秦始皇本纪》的篇末。也对秦始皇的政策进行批评，认为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与对秦始皇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赞扬，在他的笔下，汉文帝是一位贤明君主。在汉文帝时期，中国的法治有几项重大的变革，废除“收孥”是其中之一。“收孥”是由秦代开始的一种残酷制度：如果一人犯罪，其父母妻子等家属都要遭受处罚。汉文帝即位第一年就废除了这一制度，认为法律是政治之本，其作用是禁止暴行，引导民众，如果某人犯罪亲属也连坐，则有悖于法律的根本宗旨，应该予以废除。汉文帝相信“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即法律正当民众才会诚实，处罚得当民众才会服从。如果官员不能引导民众遵守秩序，又用不正当的法律处罚，这反而会使民众信奉暴力。
汉文帝时期另一项重大法治变革是废除肉刑，而这是由一位女子的上书所引发的。司马迁叙事以言简意赅而著称，被认为是“文省理幽”，但他在看似普通的这件事上却不惜笔墨，在《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两处都进行了详细叙述，足以看出他本人对这一举措的赞同。汉文帝时期，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罪，按法律应该押解到长安受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跟随父亲到京城，在皇宫门阙外上书，说“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即便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还说我愿意舍身去做官府的女奴，来赎父亲的罪过，让他能改过自新。缇萦的上书感动了汉文帝，文帝认为对犯罪者不进行教育而只是施加刑法，残毁肉体，“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这不是为民父母应有的作法。他随即下令废除肉刑，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史记》中，司马迁为奉公守法的官吏作《循吏列传》，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在该传的最后，他明确地表达出从宽执法的主张：“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据《张释之冯唐列传》，即便是汉文帝这样一位古代的模范帝王，在自身受到冒犯时也不能完全依法行事。一次，他出行过中渭桥，有一个行人从桥下走出来冲撞了他的仪仗，惊动了他的马，他让侍从抓捕这个人后，交给管司法的部门处理。当时，张释之担任司法机关的长官廷尉，查明情况后按照法律规定判这个人罚金。汉文帝知道后很生气，觉得判得太轻。张释之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如果不遵守法律规定而加重处罚，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廷尉作为司法机关，应该追求公平，一切依法律办事。汉文帝思考很长时间，最后赞同张释之的判罚。
汉武帝后法网渐趋严密，中央大力打击地方豪强，出现了郅都、张汤、杜周等一大批“酷吏”，司马迁认为他们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在评价郅都时，说他虽然严酷，但却能“致行法不避贵戚”，体现了一定的司法平等观念。
《史记》中大力宣扬道德教化与法律制约相互配合，认为礼、德要优于政、刑，非常认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中还有礼治与法治相互补充、相辅而成的思想，在《孔子世家》中引用“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对于礼与法的关系，司马迁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认为道德规范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法律规定的作用只体现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法律的处罚制裁作用是即时的、显性的，而道德的引导规范作用是长期的、隐性的。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朝历代的学者都在不断地研究它，不断地挖掘它的价值，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史记》这部伟大的作品，汲取其中最为光彩、最有价值的内容，尤其是认真总结《史记》中的法治思想，借鉴上述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等积极因素，对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具有极其深刻和长远的重要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副会长）
《史记》叙事上始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在记载远古事迹时已包含初步的法治思想。据《史记》记载，尧年老时，让舜代行天子的职务，考察他的执政能力。舜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关于法治的措施有作“象刑”。有学者认为，“象刑”并不是真正的处罚，而是一种“象征刑”，是让犯法者穿上与众不同的衣服，戴上不同颜色的头巾，以此来表示警戒。舜时还实行“眚灾过，赦；怙终贼，刑”的政策，即赦免那些由于过失犯罪的人，对屡教不改的犯人才动用刑罚。这些都体现了原始的“慎刑”思想。
周穆王以甫侯为相，作《甫刑》，有“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随着刑罚的渐趋发展成熟，对执法人员的素质和司法的过程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当时强调选择贤人执法以安百姓，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敬畏法律，以杜绝所谓“择非其人”、“敬非其刑”、“居非其宜”等现象。在具体法律的施行过程中，注意做到“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注重证词和证词的取得程序，以保证法律施行过程中的公正，避免冤案产生。经过严格的程序，如果犯罪的证据确凿，则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五刑”、“五罚”、“五过”等轻重不同的惩罚。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已提出了处罚必须和所犯罪行相适应的“阅实其罪，惟钧其过”和疑罪从轻的“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的口号。认为只有谨慎使用法律，不轻易用刑，才能“简信有众，惟讯有稽”，得到百姓的拥护。
秦自商鞅变法始，信奉申不害、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的法治思想，逐渐确立了以法治国的政策。秦统一后，李斯主持整理修订法律，“明法度，定律令”，还“除疑定法”，使百姓“咸知所避”。司马迁肯定李斯在法治上的建树，但批评他过于“严威酷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他将会和周公、召公等圣贤一样名垂青史。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并强制性地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到新征服的地区，造成这些地区人民的激烈反抗。秦始皇死后不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空前强大的秦帝国随之轰然倒塌。秦朝的快速灭亡，使汉初知识阶层深刻反思秦代统治教训，形成了一股“非秦”的思潮，而秦朝的严刑峻法是广受批评的内容。贾谊的《过秦论》即是“非秦”思潮的代表作品，贾谊认为秦王“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但继位的秦二世如能“攻守异术”，对政策进行一些调整，秦朝也不至于骤然覆灭。按照贾谊的主张，秦二世应该“虚囹圄而免刑，除去收孥污秽之罪”，约法省禁，让天下的人能够自新，以威德统治天下，那样就会避免“暴乱之奸”。司马迁非常推崇贾谊对秦政的分析与批评，将其言论附在《秦始皇本纪》的篇末。也对秦始皇的政策进行批评，认为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与对秦始皇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赞扬，在他的笔下，汉文帝是一位贤明君主。在汉文帝时期，中国的法治有几项重大的变革，废除“收孥”是其中之一。“收孥”是由秦代开始的一种残酷制度：如果一人犯罪，其父母妻子等家属都要遭受处罚。汉文帝即位第一年就废除了这一制度，认为法律是政治之本，其作用是禁止暴行，引导民众，如果某人犯罪亲属也连坐，则有悖于法律的根本宗旨，应该予以废除。汉文帝相信“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即法律正当民众才会诚实，处罚得当民众才会服从。如果官员不能引导民众遵守秩序，又用不正当的法律处罚，这反而会使民众信奉暴力。
汉文帝时期另一项重大法治变革是废除肉刑，而这是由一位女子的上书所引发的。司马迁叙事以言简意赅而著称，被认为是“文省理幽”，但他在看似普通的这件事上却不惜笔墨，在《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两处都进行了详细叙述，足以看出他本人对这一举措的赞同。汉文帝时期，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罪，按法律应该押解到长安受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跟随父亲到京城，在皇宫门阙外上书，说“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即便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还说我愿意舍身去做官府的女奴，来赎父亲的罪过，让他能改过自新。缇萦的上书感动了汉文帝，文帝认为对犯罪者不进行教育而只是施加刑法，残毁肉体，“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这不是为民父母应有的作法。他随即下令废除肉刑，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史记》中，司马迁为奉公守法的官吏作《循吏列传》，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在该传的最后，他明确地表达出从宽执法的主张：“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据《张释之冯唐列传》，即便是汉文帝这样一位古代的模范帝王，在自身受到冒犯时也不能完全依法行事。一次，他出行过中渭桥，有一个行人从桥下走出来冲撞了他的仪仗，惊动了他的马，他让侍从抓捕这个人后，交给管司法的部门处理。当时，张释之担任司法机关的长官廷尉，查明情况后按照法律规定判这个人罚金。汉文帝知道后很生气，觉得判得太轻。张释之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如果不遵守法律规定而加重处罚，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廷尉作为司法机关，应该追求公平，一切依法律办事。汉文帝思考很长时间，最后赞同张释之的判罚。
汉武帝后法网渐趋严密，中央大力打击地方豪强，出现了郅都、张汤、杜周等一大批“酷吏”，司马迁认为他们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在评价郅都时，说他虽然严酷，但却能“致行法不避贵戚”，体现了一定的司法平等观念。
《史记》中大力宣扬道德教化与法律制约相互配合，认为礼、德要优于政、刑，非常认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中还有礼治与法治相互补充、相辅而成的思想，在《孔子世家》中引用“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对于礼与法的关系，司马迁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认为道德规范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法律规定的作用只体现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法律的处罚制裁作用是即时的、显性的，而道德的引导规范作用是长期的、隐性的。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朝历代的学者都在不断地研究它，不断地挖掘它的价值，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史记》这部伟大的作品，汲取其中最为光彩、最有价值的内容，尤其是认真总结《史记》中的法治思想，借鉴上述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等积极因素，对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具有极其深刻和长远的重要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