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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钢焰是活跃于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文坛上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散文家和诗人，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延河》杂志副主编等职。他的作品格调高扬，气势雄浑，感情充沛，文笔清新优美，一些篇目先后被收入多种散文选集、报告文学选集、诗选集中，一些大学教材和新文学大系也收录了他的名篇。多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对其散文和报告文学专门评介。他从战火硝烟中走来，以一名革命文艺战士为起点步入文坛，热情奔放地拥抱新生活，讴歌新时代，作品中大多深烙时代印记，字里行间处处凝结着那个时代高昂的激情，激励了那个时代人们不畏艰难艰苦创业的热情。
血泪交织的童年
魏钢焰说：“我出生在一个如不被轰毁便必需新生的时代，一个败落飘摇的家庭。”童年留给他的印象是凄凉悲苦，泣泪带血。他1922年2月出生在山西太原，原籍是繁峙县东魏村。父亲魏德新早年参加同盟会，充满正义感而耿介刚烈。他目睹清王朝的腐败黑暗，痛感同胞的苦难煎熬，立志反清除暴，救国救民。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立即率领200余名义勇军队员出兵晋北军事要地宁武县阳方口，有力地策应了义军“忻（州）代（州）宁（武）公团”进军大同的战略行动。民国肇始，他新调任晋军第四十一独立团团长，驻防晋南运城一带查巡盐务，后一度升任潞、泽、辽、沁副镇守使。之后在戍守朔州期间，自作主张处决了当地不法豪绅李志仁，一时震动三晋全省。阎锡山一怒之下将他关入陆军监狱两年，从此再不任用他。20世纪30年代初，日军加紧侵华步伐，激于民族义愤，魏德新只身前往察（哈尔）绥（远）边塞，投入抗日将领吉鸿昌部。不久因吉部战事失利，只得折回太原。他一时生活穷匮，思想苦闷，遂皈依佛门，成为一名居士。1933年秋，竟被李志仁之子刺杀于太原街头，时年43岁。
正读小学的魏钢焰突遭家庭的重大变故，过早地体验到世态炎凉。孤儿寡母，穷困潦倒，只得依靠典当家业苦度时日。他曾在一首诗里写道：“我少年时代新年呵/就是我紧捏在手里的/那张薄薄的当票！”
每当母亲拉着年幼的魏钢焰向权贵们告穷乞助受辱时，他幼小的心灵经历着“裂苦滴血”的痛楚。这些父亲生前的所谓金兰交、患难友，甚至在父亲出殡时，还派人到灵堂前来讨假债，克扣孤寡的丧仪费。父亲的血，母亲的泪，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伤痛。
就在父亲罹难的同一年，魏钢焰进入太原成成中学。这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裴丽生、武新宇、宋劭文、杜心源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都曾在此任教，播下民主进步的革命火种。伴随着不绝于耳的日军铁蹄声和闪烁于长夜的抗日火星，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魏钢焰在革命启蒙教育的引导下，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黎明周刊》和国防话剧团的活动。他如饥似渴阅读《呐喊》 《彷徨》 《倪焕之》 《春蚕》 《家》等新文学作品和《光明》《中流》 《生活》等进步杂志，积极参加《雷雨》 《秋阳》 《汉奸的子孙》等进步剧目的演出。他与太原各校进步师生一起走上街头做演讲，喊口号，贴标语，俨然革命战士。他活跃的身影引起阎锡山当局的注意，13岁的他竟遭到逮捕，后因年龄太小才被释放。
从《赤泥岭》到《船夫曲》
1937年，15岁的魏钢焰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不久转入八路军野战总政治部火星剧团。在太行山上，他边做抗日宣传鼓动边忘情地阅读《铁流》 《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文学经典。
他开始痴迷文学，组织上却根据工作需要派他去太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攻声乐。之后十几年间，他随部队文工团辗转陕北、甘肃、新疆等地，足迹几乎遍及祖国的大西北。194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于宣传工作的需要，他除了作曲、指挥，还创作了大量的活报剧、快板剧、小话剧乃至歌剧。1950年，他创作了大型话剧《模范党员吴保林》，荣获新疆军区一等奖。1952年，他被借调到西北军区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在接下来的4年中，“是我的文学自修大学。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名家大师、传世之作，如大旱之见甘霖，我狂饮鲸吸。”他再次迷恋文学并决心献身文学事业。
不久，魏钢焰即以诗人的身份亮相中国文坛。自1953年悼念斯大林的诗作《宣誓》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问世后，他诗情喷涌，一发而不可止。1956年，他奔赴华南黎湛铁路建设工地，在一场会战的黎明时分，他亲临热火朝天的工地现场，恍惚间他望见“今天的铺轨大军和昔日的战火铁骑首尾连接着，”历史与现实交汇着在他胸中奔涌，长诗《六公里》和《赤泥岭》就这样诞生了。从戈壁大漠到珠江两岸，从中原热土到昆仑风雪，他一路走一路写，先后出版了《赤泥岭》 《草鞋進行曲》 《灯海曲》等多部诗集，奠定了他在诗坛上的地位。
1958年上半年，时任《延河》杂志副主编的魏钢焰参加了陕西商洛地区组织的参观评比团，在商县、商南、丹凤、洛南等县参观访问，体验生活。他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化为刚劲清新的文字，写出散文《宝地·宝人·宝事》，由《竹条沟》 《妙诗满田流》 《旗手赞》3短篇组成，刻画了一批农业合作化带头人的生动形象，反映了合作化运动带来的崭新社会风貌。作品发表后产生很大反响。
《宝地·宝人·宝事》的成功，给了魏钢焰很大启发。“这时，我不满意一时一人一事的报告，我想反映生活的历史感，在方寸中试绘长卷，便试着引进诗的构思和表现方法到可自由挥洒的散文中。”这样，他一路顺流而下，一篇篇大气磅礴、激情洋溢、格调清新、文字优美的散文汩汩而出，先后结集为《船夫曲》 《艳阳漫步》 《绿叶赞》等散文集中。
其中，发表于1961年的散文名篇《船夫曲》，“以‘船夫曲’穿针引线，织出昨日战斗的艰辛，绣出今日斗争的壮丽，”是当代中国散文宝库中的一篇精品。文学评论家夏文曾评价：“这篇散文具有黄钟大吕般的恢宏气势，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作者通过对几个生活片段的真实抒写，展示了革命优良传统在我们生活中的延续和发扬。……作品虽然反映的是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却积淀了深沉的历史意识，它本质上是讴歌了我们民族在劫难中的巨大凝聚力和亘古不灭的坚韧精神，因而获得了丰富的象征意蕴。《船夫曲》发表于我们当时的困难日子里，其激动人心的积极意义是自不待言的；即便是在今天，乃至将来，那种奋斗不息、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的船夫精神，不也是值得高度珍视的吗！在艺术构思上，作品也极富特色。它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为贯穿性线索，跌宕起伏，开阖自如，具有诗歌的跳跃性节奏，在历史与现实生活画面的叠影中，酣畅淋漓地抒发出作者的满腔豪情。”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船夫曲》完全可以和同时期问世的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雪浪花》、秦牧的《古战场春晓》、吴伯萧的《记一辆纺车》等优秀散文相媲美。 “红桃”是怎么开的
20世纪60年代，魏钢焰又在中国文坛确立了自己报告文学作家的一席之地，其代表作是《红桃是怎么开的？——记党的忠实女儿赵梦桃》（以下简称《红桃》）。此文最先发表于1963年6月26日的《陕西日报》，不久，《人民文学》 《中国妇女》 《延河》等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后来成为各种报告文学选本的必选之作。
《红桃》的主人公是西北国棉一厂细纱女工赵梦桃。赵梦桃是河南洛阳人，幼年生活凄苦，“血泪里生，冰雪中长，”大哥被日军抓去折磨致死，小妹在逃难中丧生，14岁时父亲又因重病无钱医治而死。她与母亲逃荒到了陕西蔡家坡，靠织毛活维持生计。十几岁的她被生活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脸上没了血色，瘦得成了棍儿。”新中国成立后，她进入西北国棉一厂当了一名细纱工人。在党组织的引导和帮助下，她由原来为养活母亲而“好好干！下苦干！老实干！”，觉悟到从心里明白“为谁好好干，为什么好好干，怎样好好干”，主人翁意识被激活，主观能动性被激发，她不仅在实践中总结创造出一套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在陕西全省纺织行业推广，而且成长为一名善于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矛盾，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1956年，她光荣当选中共八大的代表，后又多次荣获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被誉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旗帜”。1963年6月23日，因患子宫癌医治无效逝世，年仅28岁。
在写作《红桃》的过程中，魏钢焰摒弃了当时描写劳动模范时惯用的单纯铺陈先进事迹的写法，采用从生活中蕴含的矛盾出发，动态地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走向，使人物形象既真实可信，又凸显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在他笔下，作为劳模的赵梦桃不是人们印象中那种只会干活的“劳动机器”，而是既具有吃苦耐劳品质又善于解决复杂矛盾的能手。他善于提炼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如“轮声” “红围腰” “白花事件”等），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劳动者成长历程，因而使作品具有了恒久的艺术魅力。
在谈到《红桃》一文的创作体会时，魏钢焰说：“搞文学创作，不应只着眼于人物的某些事迹和突出表现，更不能满足于以共性去解释人物的动力，并描述其精神世界。而必须了解其个性，应该注意和发现他们身上的那些意外、特殊、偶然性、曲折性，它常常是性格形成之由来，人物内心的源泉所在。人物的光辉也常是通过这些矛盾产生的。搞文学创作，应该把人物作为完整的有机体和社会关系的综合细胞去对待，去运用全部感官，去直接间接地感受，认识其个性基础和具体经历，尽力从各个侧面、各种生活画面和生动细节，从各方面的人物关系、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其复杂曲折的整个发展过程，去体会理解此时此地人物所独有的性格特征和发展史；然后，才有可能历尽茫茫雾海而看见那心灵深处的灼灼火焰，使你烧起来，坐不住，而扑向纸笔；才有可能从你的心中，从生活的灵山上，发现只属于你的主题——那个蕴含着你的心血的甜果来。”《红桃》一文近两万字，从采访到完成不到一个月。他说，写作时“下笔如浪掀风涌，并非顿得天悟，而是赵梦桃的心灵举止震撼了我，使心灵得到一次洗礼与升华。”《红桃》发表后，在全国工业战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赵梦桃精神感染和激励着无数青年工人的心，赵梦桃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人崇敬的偶像。
结缘大庆情未了
作为一名作家，魏钢焰习惯于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其中，他曾多次来到大庆油田甚至长时间在大庆安家落户，与大庆结下20余年的特殊情缘。他充满感情地说：“在这儿，我像是又回到了朝气蓬勃的延安，回到了贴心的部队中间。”1964年春夏之际他把3个女儿留在西安，带着妻子余敏和儿子魏灵克来到大庆安家落户，挂职担任大庆《战报》副总编辑。在招待所的会议室里第一次见到正在作报告的“铁人”王进喜：噢，这就是那一声大吼地球三抖的铁人么？你看他，面对满屋子的仰慕目光，那么自如，毫不作态，就像蹲在井架旁闲唠家常。他，戴一顶折断了帽檐的鸭舌帽，敞着衣领，棉工衣的袖口膝盖都已磨破，随处可见汗水、油渍、铁锈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除了出国和参加典礼，他从来就是这么一套可以随时踏泥踩油、赴汤蹈火的战士服。而最吸引人的，是在这个中年人的额头眼角，过早出现的密密的深深皱纹！这皱纹、这衣着、这神态，使人觉得，这是块突兀于峰顶的坚硬岩石。酷日狂风，为它刻下了条条深纹；雨雪霜露，给它留下了片片苍苔。它，扎根于大地，连结着群山，屹立于历史风雷之中。像这样的人，有什么力量可以摧毁？！
魏钢焰虽挂职《战报》，但并未去那里上班，而是深入钻井队、钻井指挥部，与“铁人”王进喜一起下基层，在雪舞长空、风撼井架的严寒中，他看到了一支不怕鬼不怕邪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革命大军，于是一篇以《毛泽东之歌》为题的报告文学，在1965年底的《人民文学》上问世了。
《毛泽东之歌》记叙的是钻井队的司钻魏光荣和架工姚建刚两名石油工人在打大庆油田第一口超深井时战略上藐视5千米、战术上重视1公分的先进事迹。在描写姚建刚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苦练操作基本功而全部心思为打井的事迹时写道：“说得好啊，姚建刚！‘在8米见方的钻台上，就会出现一个广阔的天地！’对一个自觉的毛泽东的战士来说，岂止在攻取科学技术高峰的原子弹试验场上，1.2万吨水压机旁，有那样壮丽的战斗；就是那狭窄的售货台，泥污的稻田，小小的驾驶室，转不过身的猪圈，一庹宽的乒乓球台，都有个风光无限的高峰，崇高的精神境界，非常广阔的天地！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向无产阶级化前进的大进军中，这个英雄的油田，只是行列中的一个尖刀连；这个硬骨头钻队，这几位同志，只是大海中的一滴罢了……”
“文革”中，魏钢焰作为“为封资修歌功颂德的黑线人物”，被赶出陕西作家协会，下放到宝鸡市一家工厂劳动改造。1973年，歷经劫难的他一获得释放即返大庆。当时正值大庆人顶着批“唯生产力论”的高压，展开开发喇嘛甸油田的大会战。这时，“铁人”王进喜已去世，大庆人继承“铁人”意志夜以继日拼命大干，“这里，处处都能觉察到铁人那急促而坚定的脚音。我站在正在修复的井架旁，它的每个螺丝，每寸钢管，都是他和工人、当地社员，从各处点点滴滴收集来的。这一个象多节竹竿似的扶梯栏杆，仅仅8米长就焊了23节的废钢管，也可以叫做百衲井架吧！我望着这井架，就又想起第一次见到的铁人，那么朴实、刚强、敦实。他，就像这座井架，渗透着群众的血汗，生根于大地，俯望着山河，迎雷电、逆狂风、挺钢骨，屹立于天地间！”他抚摸着那泪痕未干的笔记本，“铁人那面迎黑风前进的身影，临终前以生命之火燃着的光辉火炬，”又一一在他面前出现。他饱蘸深情写下锥心泣血的散文《忆铁人》，于1977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当时光进入20世纪80年代，年过花甲的他第3次来到梦牵魂绕的大庆。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把大庆精神与左倾路线相提并论的论调，他以大庆艰苦创业亲历者的身份撰写了《雨点儿的声音》《大庆的心》等散文，以生动不争的事实批驳了这些错误论调。在《大庆的心》中，他写道：“大庆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她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在1961年，饿得无力站立的钻工干脆跪在地上挖绷绳坑，从嘴边刮下粮食给司钻吃，有的人从自己的存折上取了钱，打开包袱取出衣物，去集市上为井队换买了土豆、粮食。干部们在收割过的地里拣冻甜菜、萝卜煮好给工人吃。除夕，会战领导分头去前线端上盛糖水的缸子，为‘战士’们敬‘酒’。来慰问的部队剧团、慰问团走上钻台，跪着为正在操作的司钻缝补撕破的裤角。钻工的热泪滴在他们的脸上、手上。查查古今中外的工业史吧，哪儿有这样的队伍、这样的场景！”他在充分肯定大庆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也指出大庆在前进道路上存在的不足。他希望大庆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跟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为祖国和人民再创新业再立新功。
暮年的魏钢焰患上严重的心脏病，然而他依然念念不忘再去大庆。他说：“夕阳时分，如能冲刺，愿力尚从心，再回大庆，再唱几支歌，再吐几根‘丝’。”由于病情反复发作，不断恶化，1995年2月19日，魏钢焰在西安逝世，终年73岁。在医院里，在病榻上，他多次叮嘱妻子和儿女，他死后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庆油田上。1995年7月魏灵克遵父遗愿，将其骨灰安葬在王进喜纪念馆旁边的松柏丛中。作家与大庆人同顶一片蓝天，作家的魂魄永留大庆。
（责编 五一）
血泪交织的童年
魏钢焰说：“我出生在一个如不被轰毁便必需新生的时代，一个败落飘摇的家庭。”童年留给他的印象是凄凉悲苦，泣泪带血。他1922年2月出生在山西太原，原籍是繁峙县东魏村。父亲魏德新早年参加同盟会，充满正义感而耿介刚烈。他目睹清王朝的腐败黑暗，痛感同胞的苦难煎熬，立志反清除暴，救国救民。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立即率领200余名义勇军队员出兵晋北军事要地宁武县阳方口，有力地策应了义军“忻（州）代（州）宁（武）公团”进军大同的战略行动。民国肇始，他新调任晋军第四十一独立团团长，驻防晋南运城一带查巡盐务，后一度升任潞、泽、辽、沁副镇守使。之后在戍守朔州期间，自作主张处决了当地不法豪绅李志仁，一时震动三晋全省。阎锡山一怒之下将他关入陆军监狱两年，从此再不任用他。20世纪30年代初，日军加紧侵华步伐，激于民族义愤，魏德新只身前往察（哈尔）绥（远）边塞，投入抗日将领吉鸿昌部。不久因吉部战事失利，只得折回太原。他一时生活穷匮，思想苦闷，遂皈依佛门，成为一名居士。1933年秋，竟被李志仁之子刺杀于太原街头，时年43岁。
正读小学的魏钢焰突遭家庭的重大变故，过早地体验到世态炎凉。孤儿寡母，穷困潦倒，只得依靠典当家业苦度时日。他曾在一首诗里写道：“我少年时代新年呵/就是我紧捏在手里的/那张薄薄的当票！”
每当母亲拉着年幼的魏钢焰向权贵们告穷乞助受辱时，他幼小的心灵经历着“裂苦滴血”的痛楚。这些父亲生前的所谓金兰交、患难友，甚至在父亲出殡时，还派人到灵堂前来讨假债，克扣孤寡的丧仪费。父亲的血，母亲的泪，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伤痛。
就在父亲罹难的同一年，魏钢焰进入太原成成中学。这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裴丽生、武新宇、宋劭文、杜心源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都曾在此任教，播下民主进步的革命火种。伴随着不绝于耳的日军铁蹄声和闪烁于长夜的抗日火星，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魏钢焰在革命启蒙教育的引导下，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黎明周刊》和国防话剧团的活动。他如饥似渴阅读《呐喊》 《彷徨》 《倪焕之》 《春蚕》 《家》等新文学作品和《光明》《中流》 《生活》等进步杂志，积极参加《雷雨》 《秋阳》 《汉奸的子孙》等进步剧目的演出。他与太原各校进步师生一起走上街头做演讲，喊口号，贴标语，俨然革命战士。他活跃的身影引起阎锡山当局的注意，13岁的他竟遭到逮捕，后因年龄太小才被释放。
从《赤泥岭》到《船夫曲》
1937年，15岁的魏钢焰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不久转入八路军野战总政治部火星剧团。在太行山上，他边做抗日宣传鼓动边忘情地阅读《铁流》 《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文学经典。
他开始痴迷文学，组织上却根据工作需要派他去太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攻声乐。之后十几年间，他随部队文工团辗转陕北、甘肃、新疆等地，足迹几乎遍及祖国的大西北。194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于宣传工作的需要，他除了作曲、指挥，还创作了大量的活报剧、快板剧、小话剧乃至歌剧。1950年，他创作了大型话剧《模范党员吴保林》，荣获新疆军区一等奖。1952年，他被借调到西北军区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在接下来的4年中，“是我的文学自修大学。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名家大师、传世之作，如大旱之见甘霖，我狂饮鲸吸。”他再次迷恋文学并决心献身文学事业。
不久，魏钢焰即以诗人的身份亮相中国文坛。自1953年悼念斯大林的诗作《宣誓》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问世后，他诗情喷涌，一发而不可止。1956年，他奔赴华南黎湛铁路建设工地，在一场会战的黎明时分，他亲临热火朝天的工地现场，恍惚间他望见“今天的铺轨大军和昔日的战火铁骑首尾连接着，”历史与现实交汇着在他胸中奔涌，长诗《六公里》和《赤泥岭》就这样诞生了。从戈壁大漠到珠江两岸，从中原热土到昆仑风雪，他一路走一路写，先后出版了《赤泥岭》 《草鞋進行曲》 《灯海曲》等多部诗集，奠定了他在诗坛上的地位。
1958年上半年，时任《延河》杂志副主编的魏钢焰参加了陕西商洛地区组织的参观评比团，在商县、商南、丹凤、洛南等县参观访问，体验生活。他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化为刚劲清新的文字，写出散文《宝地·宝人·宝事》，由《竹条沟》 《妙诗满田流》 《旗手赞》3短篇组成，刻画了一批农业合作化带头人的生动形象，反映了合作化运动带来的崭新社会风貌。作品发表后产生很大反响。
《宝地·宝人·宝事》的成功，给了魏钢焰很大启发。“这时，我不满意一时一人一事的报告，我想反映生活的历史感，在方寸中试绘长卷，便试着引进诗的构思和表现方法到可自由挥洒的散文中。”这样，他一路顺流而下，一篇篇大气磅礴、激情洋溢、格调清新、文字优美的散文汩汩而出，先后结集为《船夫曲》 《艳阳漫步》 《绿叶赞》等散文集中。
其中，发表于1961年的散文名篇《船夫曲》，“以‘船夫曲’穿针引线，织出昨日战斗的艰辛，绣出今日斗争的壮丽，”是当代中国散文宝库中的一篇精品。文学评论家夏文曾评价：“这篇散文具有黄钟大吕般的恢宏气势，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作者通过对几个生活片段的真实抒写，展示了革命优良传统在我们生活中的延续和发扬。……作品虽然反映的是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却积淀了深沉的历史意识，它本质上是讴歌了我们民族在劫难中的巨大凝聚力和亘古不灭的坚韧精神，因而获得了丰富的象征意蕴。《船夫曲》发表于我们当时的困难日子里，其激动人心的积极意义是自不待言的；即便是在今天，乃至将来，那种奋斗不息、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的船夫精神，不也是值得高度珍视的吗！在艺术构思上，作品也极富特色。它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为贯穿性线索，跌宕起伏，开阖自如，具有诗歌的跳跃性节奏，在历史与现实生活画面的叠影中，酣畅淋漓地抒发出作者的满腔豪情。”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船夫曲》完全可以和同时期问世的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雪浪花》、秦牧的《古战场春晓》、吴伯萧的《记一辆纺车》等优秀散文相媲美。 “红桃”是怎么开的
20世纪60年代，魏钢焰又在中国文坛确立了自己报告文学作家的一席之地，其代表作是《红桃是怎么开的？——记党的忠实女儿赵梦桃》（以下简称《红桃》）。此文最先发表于1963年6月26日的《陕西日报》，不久，《人民文学》 《中国妇女》 《延河》等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后来成为各种报告文学选本的必选之作。
《红桃》的主人公是西北国棉一厂细纱女工赵梦桃。赵梦桃是河南洛阳人，幼年生活凄苦，“血泪里生，冰雪中长，”大哥被日军抓去折磨致死，小妹在逃难中丧生，14岁时父亲又因重病无钱医治而死。她与母亲逃荒到了陕西蔡家坡，靠织毛活维持生计。十几岁的她被生活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脸上没了血色，瘦得成了棍儿。”新中国成立后，她进入西北国棉一厂当了一名细纱工人。在党组织的引导和帮助下，她由原来为养活母亲而“好好干！下苦干！老实干！”，觉悟到从心里明白“为谁好好干，为什么好好干，怎样好好干”，主人翁意识被激活，主观能动性被激发，她不仅在实践中总结创造出一套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在陕西全省纺织行业推广，而且成长为一名善于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矛盾，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1956年，她光荣当选中共八大的代表，后又多次荣获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被誉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旗帜”。1963年6月23日，因患子宫癌医治无效逝世，年仅28岁。
在写作《红桃》的过程中，魏钢焰摒弃了当时描写劳动模范时惯用的单纯铺陈先进事迹的写法，采用从生活中蕴含的矛盾出发，动态地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走向，使人物形象既真实可信，又凸显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在他笔下，作为劳模的赵梦桃不是人们印象中那种只会干活的“劳动机器”，而是既具有吃苦耐劳品质又善于解决复杂矛盾的能手。他善于提炼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如“轮声” “红围腰” “白花事件”等），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劳动者成长历程，因而使作品具有了恒久的艺术魅力。
在谈到《红桃》一文的创作体会时，魏钢焰说：“搞文学创作，不应只着眼于人物的某些事迹和突出表现，更不能满足于以共性去解释人物的动力，并描述其精神世界。而必须了解其个性，应该注意和发现他们身上的那些意外、特殊、偶然性、曲折性，它常常是性格形成之由来，人物内心的源泉所在。人物的光辉也常是通过这些矛盾产生的。搞文学创作，应该把人物作为完整的有机体和社会关系的综合细胞去对待，去运用全部感官，去直接间接地感受，认识其个性基础和具体经历，尽力从各个侧面、各种生活画面和生动细节，从各方面的人物关系、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其复杂曲折的整个发展过程，去体会理解此时此地人物所独有的性格特征和发展史；然后，才有可能历尽茫茫雾海而看见那心灵深处的灼灼火焰，使你烧起来，坐不住，而扑向纸笔；才有可能从你的心中，从生活的灵山上，发现只属于你的主题——那个蕴含着你的心血的甜果来。”《红桃》一文近两万字，从采访到完成不到一个月。他说，写作时“下笔如浪掀风涌，并非顿得天悟，而是赵梦桃的心灵举止震撼了我，使心灵得到一次洗礼与升华。”《红桃》发表后，在全国工业战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赵梦桃精神感染和激励着无数青年工人的心，赵梦桃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人崇敬的偶像。
结缘大庆情未了
作为一名作家，魏钢焰习惯于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其中，他曾多次来到大庆油田甚至长时间在大庆安家落户，与大庆结下20余年的特殊情缘。他充满感情地说：“在这儿，我像是又回到了朝气蓬勃的延安，回到了贴心的部队中间。”1964年春夏之际他把3个女儿留在西安，带着妻子余敏和儿子魏灵克来到大庆安家落户，挂职担任大庆《战报》副总编辑。在招待所的会议室里第一次见到正在作报告的“铁人”王进喜：噢，这就是那一声大吼地球三抖的铁人么？你看他，面对满屋子的仰慕目光，那么自如，毫不作态，就像蹲在井架旁闲唠家常。他，戴一顶折断了帽檐的鸭舌帽，敞着衣领，棉工衣的袖口膝盖都已磨破，随处可见汗水、油渍、铁锈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除了出国和参加典礼，他从来就是这么一套可以随时踏泥踩油、赴汤蹈火的战士服。而最吸引人的，是在这个中年人的额头眼角，过早出现的密密的深深皱纹！这皱纹、这衣着、这神态，使人觉得，这是块突兀于峰顶的坚硬岩石。酷日狂风，为它刻下了条条深纹；雨雪霜露，给它留下了片片苍苔。它，扎根于大地，连结着群山，屹立于历史风雷之中。像这样的人，有什么力量可以摧毁？！
魏钢焰虽挂职《战报》，但并未去那里上班，而是深入钻井队、钻井指挥部，与“铁人”王进喜一起下基层，在雪舞长空、风撼井架的严寒中，他看到了一支不怕鬼不怕邪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革命大军，于是一篇以《毛泽东之歌》为题的报告文学，在1965年底的《人民文学》上问世了。
《毛泽东之歌》记叙的是钻井队的司钻魏光荣和架工姚建刚两名石油工人在打大庆油田第一口超深井时战略上藐视5千米、战术上重视1公分的先进事迹。在描写姚建刚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苦练操作基本功而全部心思为打井的事迹时写道：“说得好啊，姚建刚！‘在8米见方的钻台上，就会出现一个广阔的天地！’对一个自觉的毛泽东的战士来说，岂止在攻取科学技术高峰的原子弹试验场上，1.2万吨水压机旁，有那样壮丽的战斗；就是那狭窄的售货台，泥污的稻田，小小的驾驶室，转不过身的猪圈，一庹宽的乒乓球台，都有个风光无限的高峰，崇高的精神境界，非常广阔的天地！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向无产阶级化前进的大进军中，这个英雄的油田，只是行列中的一个尖刀连；这个硬骨头钻队，这几位同志，只是大海中的一滴罢了……”
“文革”中，魏钢焰作为“为封资修歌功颂德的黑线人物”，被赶出陕西作家协会，下放到宝鸡市一家工厂劳动改造。1973年，歷经劫难的他一获得释放即返大庆。当时正值大庆人顶着批“唯生产力论”的高压，展开开发喇嘛甸油田的大会战。这时，“铁人”王进喜已去世，大庆人继承“铁人”意志夜以继日拼命大干，“这里，处处都能觉察到铁人那急促而坚定的脚音。我站在正在修复的井架旁，它的每个螺丝，每寸钢管，都是他和工人、当地社员，从各处点点滴滴收集来的。这一个象多节竹竿似的扶梯栏杆，仅仅8米长就焊了23节的废钢管，也可以叫做百衲井架吧！我望着这井架，就又想起第一次见到的铁人，那么朴实、刚强、敦实。他，就像这座井架，渗透着群众的血汗，生根于大地，俯望着山河，迎雷电、逆狂风、挺钢骨，屹立于天地间！”他抚摸着那泪痕未干的笔记本，“铁人那面迎黑风前进的身影，临终前以生命之火燃着的光辉火炬，”又一一在他面前出现。他饱蘸深情写下锥心泣血的散文《忆铁人》，于1977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当时光进入20世纪80年代，年过花甲的他第3次来到梦牵魂绕的大庆。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把大庆精神与左倾路线相提并论的论调，他以大庆艰苦创业亲历者的身份撰写了《雨点儿的声音》《大庆的心》等散文，以生动不争的事实批驳了这些错误论调。在《大庆的心》中，他写道：“大庆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她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在1961年，饿得无力站立的钻工干脆跪在地上挖绷绳坑，从嘴边刮下粮食给司钻吃，有的人从自己的存折上取了钱，打开包袱取出衣物，去集市上为井队换买了土豆、粮食。干部们在收割过的地里拣冻甜菜、萝卜煮好给工人吃。除夕，会战领导分头去前线端上盛糖水的缸子，为‘战士’们敬‘酒’。来慰问的部队剧团、慰问团走上钻台，跪着为正在操作的司钻缝补撕破的裤角。钻工的热泪滴在他们的脸上、手上。查查古今中外的工业史吧，哪儿有这样的队伍、这样的场景！”他在充分肯定大庆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也指出大庆在前进道路上存在的不足。他希望大庆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跟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为祖国和人民再创新业再立新功。
暮年的魏钢焰患上严重的心脏病，然而他依然念念不忘再去大庆。他说：“夕阳时分，如能冲刺，愿力尚从心，再回大庆，再唱几支歌，再吐几根‘丝’。”由于病情反复发作，不断恶化，1995年2月19日，魏钢焰在西安逝世，终年73岁。在医院里，在病榻上，他多次叮嘱妻子和儿女，他死后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庆油田上。1995年7月魏灵克遵父遗愿，将其骨灰安葬在王进喜纪念馆旁边的松柏丛中。作家与大庆人同顶一片蓝天，作家的魂魄永留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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