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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奥斯丁是一位成功借助反讽技巧提高作品水准的伟大作家。纵观简·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反讽可谓是丰富作品艺术性的统一手段。她敏锐地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通过言语反讽、戏剧反讽和情境反讽，巧妙地塑造了傲慢、骄傲、天真或自大的人物形象，那些本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在其笔下变得更加具有深度和韵味。
关键词： 简·奥斯丁 言语反讽 戏剧反讽 情境反讽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说：“在所有的伟大的作家中，简奥斯丁的伟大之处是最难以捕捉到的。”奥斯丁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国内外文学界享誉盛名，不仅仅局限于描绘的中产阶层绅士淑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她的小说语言特色也为提高她作品的水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运用大量反讽语言塑造出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有趣的故事情节，可以说反讽是奥斯丁小说的灵魂，“她少年时期的习作就用幽默反讽来戳穿流行小说中的虚伪与造作”[1]。不动声色地说几句谑而不虐的反话，令读者不禁会心啼笑。从反讽角度重新审视理解奥斯丁的作品，对奥斯丁的作品有更加深入的研究，发掘其更光彩夺目的一面。
一、奥斯丁小说中的言语反讽
“言语反讽”是最常见的一种反讽形式，也称为“字面反讽”。顾名思义，“言语反讽”指的是语言层面，指说话者所说的话语与实际行为和意图不一致，典型的“言在此而意在彼”。在“言语反讽”中，语言外壳和真实意指之间产生强烈的对照和矛盾，因此是艺术作品中最容易被识破的一种“反讽”类型。
在奥斯丁的六部小说中，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涉及“言语反讽”。例如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作为奥斯丁的代言人，她以幽默、讽刺的口吻嘲笑了班纳特太太、伍德豪斯先生、达什伍德夫妇、沃尔特爵士等人，这些人物都是一些愚蠢、无聊的角色，但奥斯丁在设置语言时并没有过于生硬，而是宽容、客气的，这正体现了“语言反讽”的技巧所在。小说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反讽”语调传递着奥斯丁的态度。小说中的人物都在作者笔下刻画得栩栩如生。小说的开篇写道：“凡是有钱的单身汉，必定要娶一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句话充满了“反讽”意味，在接下来的情节中，班纳特太太为了让女儿们嫁给有钱人，迫不及待地要认识宾格莱先生，这样的情节与开篇的话语形成矛盾，达到讽刺的效果。在《爱玛》中，奥斯丁用同样的“语言反讽”向读者介绍伍德豪斯先生。伍德豪斯是一个虚弱自私的老头，小说中用在看似平和语言，从字面意思根本看不出他的性格缺陷，但最后伍德豪斯先生说的话，却与正常人的理智大相径庭。这看似毫无褒贬色彩的句子却达到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奥斯丁对“言语反讽”的运用体现在语言的夸张上。例如在《傲慢与偏见》中，有一节是讲伍德豪斯第一次拜访班纳特一家，伍德豪斯为了表示对班纳特一家的打扰，道歉道了一刻钟。很明显，奥斯丁使用的夸张手法，十五分钟的道歉看似过于夸张，实际上作者通过这种夸张、反讽的方式表现柯林斯先生的形式主义。柯林斯先生原本选中了简做他的妻子，可是被告知简将要嫁给宾格莱先生，于是他不得不选择伊丽莎白。但是在他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表达了“狂热的激情”。如此快速的情感转移，与小说情节形成鲜明呼应，刻画出柯林斯先生的自负和不负责任。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在贝特伦小姐出嫁奥斯丁用了一大段的篇幅进行叙述：“婚礼十分得体，新娘打扮的雍容华贵，两位女傧相逊色的恰到好处，她的父亲把她交付给新郎，她母亲手握着嗅盐站在那里，准备着激动一番，她姨妈酝酿着眼泪，格兰特博士把婚礼程序朗诵的感人至深。”以这系列婚礼描写可谓是“一气呵成”每个句子都带有“反讽”之意。原本神圣的婚礼，在奥斯丁的笔下却多了一些夸张和矫饰。
在《爱玛》中，奥斯丁将“言语反讽”发挥到极致。在小说一开篇就像读者介绍了主人公爱玛：“爱玛·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又美丽、又聪明、又有钱，不但家庭生活舒适，而且性情开朗，她快满二十一岁了，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在这些句子中，奥斯丁使用clever、handsome这样的词语形容女主人公，不免有些反讽之意。另外，一开篇过于夸赞的词语似乎好得过分——果然，在接下来的情节中，爱玛表现出了“任性”、“自大”的缺点，为全书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综上分析可知，“言语反讽”在对奥斯丁作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给整部作品渲染出幽默轻松的基调，而且有助于读者在幽默讽刺的话语中体会人物性格，在语言的外衣之下体会作者真实的意指。
二、奥斯丁小说中的戏剧反讽
1883年，英国主教康诺普·瑟沃尔在《索福克勒斯式反讽论》一文中首次提出“戏剧反讽”的概念。“戏剧反讽”通常被称为“索福克勒斯式反讽”，是指作者在一部戏剧或文学作品里特设的故事情节中，戏剧或作品中的人物浑然不知，作者本人、观众或读者却看得很清楚。与“言语反讽”不同的是，在“戏剧反讽”中没有关于“反讽”存在的暗示。大卫·沃塞特（David Worcester）评价这种类型的“反讽”：“在‘戏剧反讽’中，指导者消失，没有路标，连误导都没一个，没有什么指示‘反讽’的存在。所有的侦察和解释工作都留给了观众。”也就是说，“戏剧反讽”最鲜明的特征是观众，读者和作者对情境中发生的事件情况一目了然，但是戏剧或作品中的人物却一无所知[2]。
在奧斯丁的六部作品中，“戏剧反讽”运用极多。例如在《爱玛》中，奥斯丁设置的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喜欢幻想的女士。爱玛的每次幻想及她的所作所为都可称作是“戏剧反讽”的范例，因为从一开始读者就知道真相，只有爱玛沉醉于自己的幻想。自欺是“戏剧反讽”常借助“自欺”的手法，作品中的人物的行为与观众、读者的所知形成反差。奥斯丁在小说中运用自欺式的“戏剧反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她在小说中用很大的篇幅让主人公尽情发挥。例如在《傲慢与偏见》中，愚蠢的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特征是在他的所言所为及和他寄给伊丽莎白的信件中暴露无遗。在伊丽莎白与达西逐渐从认识到相爱的过程中，对话常常是很有趣的，主人公机智对话使小说“才智焕发”，对话中的反讽看起来是离心的，却有戏剧的作用，它使故事推向高潮[3]。 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的古堡探秘是典型的“戏剧反讽”。凯瑟琳拜访蒂尔尼将军府，具有古典风格的诺桑觉寺时展开了一系列荒唐的历险活动，在拜访过程中，凯瑟琳凭自己的想象联想出根本不存在的情节，直到最后她才意识到根本不存在那些神秘恐怖的场面。然而，自始至终读者是清楚这一点的。在小说《劝导》中，“戏剧反讽”同样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小说中那位愚昧无知而又挥金如土沃尔特爵士，爱慕虚荣，整天无所事事；名利、地位对他来说能够决定一切，他禁止安妮与那位出身卑微的温特沃思相爱，不让她与低贱的史密斯夫人来往，这样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老头，但是他收留克莱夫人，让她留在自己家里。在家里，虽然克莱夫人出身卑微，相貌也并不出众，但是沃尔特爵士却对她言听计从，甚至差一点就把她变成沃尔特爵士夫人，直到克莱夫人与自己的侄儿私奔，他才醒悟。在整个过程中，作为局外人的读者及小说中他周围的人都清楚事件原委，只有他被“蒙在鼓里”，做出蠢事。这样的剧情设计使原本普通的人物立刻丰满起来，这位曾经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小人物也或多或少获得读者的体谅和同情。
奥斯丁对“戏剧反讽”的运用，使得小说中的人物更加丰满，尤其当“反讽对象”的行为与实际形成矛盾冲突时，“戏剧反讽”的效果便更加强烈。
三、奥斯丁小说中的情境反讽
“情境反讽”是建立在“言语反讽”和“戏剧反讽”的基础上的一种“反讽”类型。它不再局限于一句话或一个情节，而是建立在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情节和场景中。与“言语反讽”相比较，“情境反讽”不再局限于语句或段落之间的反差，与“戏剧反讽”相比较，“情境反讽”不再局限于某个场景的戏剧性效果，而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建立“反讽”效果。作者对于小说中的情境进行预先设置，例如在人物的设置上，安排与故事情节向左的角色；在小说氛围的营造方面，也要与人物的性格及情感流露形成巨大的反差等。经过作者有意的设置，使小说中的场景具备“反讽”意味。可以说，“情境反讽”表现为整个事件的“反讽”，最终产生人意料的结局。
“情境反讽”在奥斯丁的六部小说中比比皆是。奥斯丁设置的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将“情境反讽”发挥到极致。例如在《傲慢与偏见》中，开场白是这样写道“凡是有钱的单身汉，必定要娶一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句话与班纳特太太的想法如出一辙，就像出自她之口。奥斯丁笔下的班纳特太太是一个愚蠢而且势利的人物，是作者给予讽刺和调侃最多的人物之一，她的愚钝话语似乎没有坚定的立场可言，但在小说中随着事件的发展，最终她的女儿们都有了美满的婚姻。奥斯丁利用“情境反讽”手段，设置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曾发誓即使世界上就剩下一个男人，她不会嫁给傲慢的达西；达西拒绝和伊丽莎白跳舞，对伊丽莎白的地位怀有偏见，可最终的结局却是两个人成了恩爱的一对。“情境反讽”的运用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在小说《爱玛》中，“情境反讽”表现得最突出。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喜欢幻想的女士，她总是不停地幻想、计划，总是会臆想出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此，这样的人物和情节设计预示着，有臆想就有面对现实的一天，幻想与现实形成反差，这便是小说整体的“情景反讽”。在小说的一开始，爱玛表现出虚荣、自负的一面，她热衷于帮单身姑娘说媒是因为她的寂寞无聊。在经历一番事情之后，她最终变得谦虚、成熟。随着事情的发展，很多事情的结局总是出乎爱玛的预料。例如，爱玛打算为哈丽特介绍埃尔顿，想尽办法有意撮合两人，但结局却是埃尔顿先生表现出对爱玛的好感，最后竟然向爱玛求婚。爱玛的乱点鸳鸯不但没有让哈丽特跟埃尔顿在一起，反而让哈丽特感觉受到侮辱。小说中还有一段情节是丘吉尔、简和埃尔顿太太三人来到海伯里村，爱玛又开始幻想，这次她让自己更加难堪。没想到的是，原本将自己置之度外的爱玛，一开始就被英俊帅气的丘吉尔所吸引，她甚至有些嫉妒丘吉尔身边的简，对于丘吉尔与简之间的暧昧关系也令她耿耿于怀。爱玛的臆想症似乎又开始了，一开始她怀疑奈特立先生对简有意，后来怀疑哈丽特爱上了丘吉尔。她的种种表现都是典型的陷入爱情之中的表现，她细致观察人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但她始终不相信丘吉尔会与简相爱，甚至在丘吉尔亲口对她说他要跟简结婚的时候，她还笃信丘吉尔爱的是自己。爱玛的幻想最终与现实形成矛盾和反差。在小说《理智与情感》中，主人公玛丽安与威克汉姆正处于热恋期，看似两人情投意合，但结局却是威克汉姆抛下玛丽安，投入了另一个富婆的怀抱；玛丽安曾经嘲笑布兰顿先生，认为他一点浪漫情調都没有，她都怀疑像布兰顿先生那样的人是否恋爱过，但最终她却嫁给了布兰顿。在小说《诺桑觉寺》中，凯瑟琳爱上了身份高贵的蒂尔尼，但蒂尔尼的父亲坚决不同意自己的儿子与身份地位卑微的凯瑟琳相爱，这场爱情看似毫无希望，但最终蒂尔尼不顾父亲的阻挠与凯瑟琳在一起。在《劝导》中，安妮的父亲拒绝安妮与身份卑微的温特沃斯交往，八年来两人断绝往来，没有任何联系。八年后，温特沃斯当兵归来并获得伯爵，阔别八年后这两个有情人又终成眷属，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在这六部小说中，奥斯丁利用“情境反讽”设置的情节，总是出乎人的预料，包括小说中的人物，甚至是读者也是难以预料到的。
总之，在奥斯丁的小说中“情境反讽”的运用例子比比皆是，它贯穿了作品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奥斯丁的小说才能在书写平凡生活下绽放出熠熠光辉。
四、结语
“奥斯丁是语言艺术的大师；她摆脱了18世纪——复杂性的认识”[4]。奥斯丁的反讽艺术是独特的，在她的六部小说中，她的这种技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奥斯丁的小说中，大量运用了反讽艺术手段，使其小说的喜剧效果更加强化，使读者对小说意犹未尽。反讽体现出作者的人生态度，强化读者的自我主体意识，也是作品吸引读者、表现人物性格、丰富小说内涵的重要手段，使得其作品具有更宽泛的理解空间和审美空间。简·奥斯丁的小说艺术将一直吸引着众多的读者乐此不疲地进行阅读、研究。
参考文献：
[1]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沈后庆.戏剧反讽及其在中外戏剧中的实践[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03）：17-21.
[3]朱虹，编选.奥斯丁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
[4]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 简·奥斯丁 言语反讽 戏剧反讽 情境反讽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说：“在所有的伟大的作家中，简奥斯丁的伟大之处是最难以捕捉到的。”奥斯丁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国内外文学界享誉盛名，不仅仅局限于描绘的中产阶层绅士淑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她的小说语言特色也为提高她作品的水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运用大量反讽语言塑造出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有趣的故事情节，可以说反讽是奥斯丁小说的灵魂，“她少年时期的习作就用幽默反讽来戳穿流行小说中的虚伪与造作”[1]。不动声色地说几句谑而不虐的反话，令读者不禁会心啼笑。从反讽角度重新审视理解奥斯丁的作品，对奥斯丁的作品有更加深入的研究，发掘其更光彩夺目的一面。
一、奥斯丁小说中的言语反讽
“言语反讽”是最常见的一种反讽形式，也称为“字面反讽”。顾名思义，“言语反讽”指的是语言层面，指说话者所说的话语与实际行为和意图不一致，典型的“言在此而意在彼”。在“言语反讽”中，语言外壳和真实意指之间产生强烈的对照和矛盾，因此是艺术作品中最容易被识破的一种“反讽”类型。
在奥斯丁的六部小说中，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涉及“言语反讽”。例如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作为奥斯丁的代言人，她以幽默、讽刺的口吻嘲笑了班纳特太太、伍德豪斯先生、达什伍德夫妇、沃尔特爵士等人，这些人物都是一些愚蠢、无聊的角色，但奥斯丁在设置语言时并没有过于生硬，而是宽容、客气的，这正体现了“语言反讽”的技巧所在。小说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反讽”语调传递着奥斯丁的态度。小说中的人物都在作者笔下刻画得栩栩如生。小说的开篇写道：“凡是有钱的单身汉，必定要娶一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句话充满了“反讽”意味，在接下来的情节中，班纳特太太为了让女儿们嫁给有钱人，迫不及待地要认识宾格莱先生，这样的情节与开篇的话语形成矛盾，达到讽刺的效果。在《爱玛》中，奥斯丁用同样的“语言反讽”向读者介绍伍德豪斯先生。伍德豪斯是一个虚弱自私的老头，小说中用在看似平和语言，从字面意思根本看不出他的性格缺陷，但最后伍德豪斯先生说的话，却与正常人的理智大相径庭。这看似毫无褒贬色彩的句子却达到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奥斯丁对“言语反讽”的运用体现在语言的夸张上。例如在《傲慢与偏见》中，有一节是讲伍德豪斯第一次拜访班纳特一家，伍德豪斯为了表示对班纳特一家的打扰，道歉道了一刻钟。很明显，奥斯丁使用的夸张手法，十五分钟的道歉看似过于夸张，实际上作者通过这种夸张、反讽的方式表现柯林斯先生的形式主义。柯林斯先生原本选中了简做他的妻子，可是被告知简将要嫁给宾格莱先生，于是他不得不选择伊丽莎白。但是在他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表达了“狂热的激情”。如此快速的情感转移，与小说情节形成鲜明呼应，刻画出柯林斯先生的自负和不负责任。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在贝特伦小姐出嫁奥斯丁用了一大段的篇幅进行叙述：“婚礼十分得体，新娘打扮的雍容华贵，两位女傧相逊色的恰到好处，她的父亲把她交付给新郎，她母亲手握着嗅盐站在那里，准备着激动一番，她姨妈酝酿着眼泪，格兰特博士把婚礼程序朗诵的感人至深。”以这系列婚礼描写可谓是“一气呵成”每个句子都带有“反讽”之意。原本神圣的婚礼，在奥斯丁的笔下却多了一些夸张和矫饰。
在《爱玛》中，奥斯丁将“言语反讽”发挥到极致。在小说一开篇就像读者介绍了主人公爱玛：“爱玛·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又美丽、又聪明、又有钱，不但家庭生活舒适，而且性情开朗，她快满二十一岁了，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在这些句子中，奥斯丁使用clever、handsome这样的词语形容女主人公，不免有些反讽之意。另外，一开篇过于夸赞的词语似乎好得过分——果然，在接下来的情节中，爱玛表现出了“任性”、“自大”的缺点，为全书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综上分析可知，“言语反讽”在对奥斯丁作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给整部作品渲染出幽默轻松的基调，而且有助于读者在幽默讽刺的话语中体会人物性格，在语言的外衣之下体会作者真实的意指。
二、奥斯丁小说中的戏剧反讽
1883年，英国主教康诺普·瑟沃尔在《索福克勒斯式反讽论》一文中首次提出“戏剧反讽”的概念。“戏剧反讽”通常被称为“索福克勒斯式反讽”，是指作者在一部戏剧或文学作品里特设的故事情节中，戏剧或作品中的人物浑然不知，作者本人、观众或读者却看得很清楚。与“言语反讽”不同的是，在“戏剧反讽”中没有关于“反讽”存在的暗示。大卫·沃塞特（David Worcester）评价这种类型的“反讽”：“在‘戏剧反讽’中，指导者消失，没有路标，连误导都没一个，没有什么指示‘反讽’的存在。所有的侦察和解释工作都留给了观众。”也就是说，“戏剧反讽”最鲜明的特征是观众，读者和作者对情境中发生的事件情况一目了然，但是戏剧或作品中的人物却一无所知[2]。
在奧斯丁的六部作品中，“戏剧反讽”运用极多。例如在《爱玛》中，奥斯丁设置的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喜欢幻想的女士。爱玛的每次幻想及她的所作所为都可称作是“戏剧反讽”的范例，因为从一开始读者就知道真相，只有爱玛沉醉于自己的幻想。自欺是“戏剧反讽”常借助“自欺”的手法，作品中的人物的行为与观众、读者的所知形成反差。奥斯丁在小说中运用自欺式的“戏剧反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她在小说中用很大的篇幅让主人公尽情发挥。例如在《傲慢与偏见》中，愚蠢的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特征是在他的所言所为及和他寄给伊丽莎白的信件中暴露无遗。在伊丽莎白与达西逐渐从认识到相爱的过程中，对话常常是很有趣的，主人公机智对话使小说“才智焕发”，对话中的反讽看起来是离心的，却有戏剧的作用，它使故事推向高潮[3]。 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的古堡探秘是典型的“戏剧反讽”。凯瑟琳拜访蒂尔尼将军府，具有古典风格的诺桑觉寺时展开了一系列荒唐的历险活动，在拜访过程中，凯瑟琳凭自己的想象联想出根本不存在的情节，直到最后她才意识到根本不存在那些神秘恐怖的场面。然而，自始至终读者是清楚这一点的。在小说《劝导》中，“戏剧反讽”同样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小说中那位愚昧无知而又挥金如土沃尔特爵士，爱慕虚荣，整天无所事事；名利、地位对他来说能够决定一切，他禁止安妮与那位出身卑微的温特沃思相爱，不让她与低贱的史密斯夫人来往，这样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老头，但是他收留克莱夫人，让她留在自己家里。在家里，虽然克莱夫人出身卑微，相貌也并不出众，但是沃尔特爵士却对她言听计从，甚至差一点就把她变成沃尔特爵士夫人，直到克莱夫人与自己的侄儿私奔，他才醒悟。在整个过程中，作为局外人的读者及小说中他周围的人都清楚事件原委，只有他被“蒙在鼓里”，做出蠢事。这样的剧情设计使原本普通的人物立刻丰满起来，这位曾经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小人物也或多或少获得读者的体谅和同情。
奥斯丁对“戏剧反讽”的运用，使得小说中的人物更加丰满，尤其当“反讽对象”的行为与实际形成矛盾冲突时，“戏剧反讽”的效果便更加强烈。
三、奥斯丁小说中的情境反讽
“情境反讽”是建立在“言语反讽”和“戏剧反讽”的基础上的一种“反讽”类型。它不再局限于一句话或一个情节，而是建立在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情节和场景中。与“言语反讽”相比较，“情境反讽”不再局限于语句或段落之间的反差，与“戏剧反讽”相比较，“情境反讽”不再局限于某个场景的戏剧性效果，而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建立“反讽”效果。作者对于小说中的情境进行预先设置，例如在人物的设置上，安排与故事情节向左的角色；在小说氛围的营造方面，也要与人物的性格及情感流露形成巨大的反差等。经过作者有意的设置，使小说中的场景具备“反讽”意味。可以说，“情境反讽”表现为整个事件的“反讽”，最终产生人意料的结局。
“情境反讽”在奥斯丁的六部小说中比比皆是。奥斯丁设置的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将“情境反讽”发挥到极致。例如在《傲慢与偏见》中，开场白是这样写道“凡是有钱的单身汉，必定要娶一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句话与班纳特太太的想法如出一辙，就像出自她之口。奥斯丁笔下的班纳特太太是一个愚蠢而且势利的人物，是作者给予讽刺和调侃最多的人物之一，她的愚钝话语似乎没有坚定的立场可言，但在小说中随着事件的发展，最终她的女儿们都有了美满的婚姻。奥斯丁利用“情境反讽”手段，设置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曾发誓即使世界上就剩下一个男人，她不会嫁给傲慢的达西；达西拒绝和伊丽莎白跳舞，对伊丽莎白的地位怀有偏见，可最终的结局却是两个人成了恩爱的一对。“情境反讽”的运用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在小说《爱玛》中，“情境反讽”表现得最突出。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喜欢幻想的女士，她总是不停地幻想、计划，总是会臆想出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此，这样的人物和情节设计预示着，有臆想就有面对现实的一天，幻想与现实形成反差，这便是小说整体的“情景反讽”。在小说的一开始，爱玛表现出虚荣、自负的一面，她热衷于帮单身姑娘说媒是因为她的寂寞无聊。在经历一番事情之后，她最终变得谦虚、成熟。随着事情的发展，很多事情的结局总是出乎爱玛的预料。例如，爱玛打算为哈丽特介绍埃尔顿，想尽办法有意撮合两人，但结局却是埃尔顿先生表现出对爱玛的好感，最后竟然向爱玛求婚。爱玛的乱点鸳鸯不但没有让哈丽特跟埃尔顿在一起，反而让哈丽特感觉受到侮辱。小说中还有一段情节是丘吉尔、简和埃尔顿太太三人来到海伯里村，爱玛又开始幻想，这次她让自己更加难堪。没想到的是，原本将自己置之度外的爱玛，一开始就被英俊帅气的丘吉尔所吸引，她甚至有些嫉妒丘吉尔身边的简，对于丘吉尔与简之间的暧昧关系也令她耿耿于怀。爱玛的臆想症似乎又开始了，一开始她怀疑奈特立先生对简有意，后来怀疑哈丽特爱上了丘吉尔。她的种种表现都是典型的陷入爱情之中的表现，她细致观察人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但她始终不相信丘吉尔会与简相爱，甚至在丘吉尔亲口对她说他要跟简结婚的时候，她还笃信丘吉尔爱的是自己。爱玛的幻想最终与现实形成矛盾和反差。在小说《理智与情感》中，主人公玛丽安与威克汉姆正处于热恋期，看似两人情投意合，但结局却是威克汉姆抛下玛丽安，投入了另一个富婆的怀抱；玛丽安曾经嘲笑布兰顿先生，认为他一点浪漫情調都没有，她都怀疑像布兰顿先生那样的人是否恋爱过，但最终她却嫁给了布兰顿。在小说《诺桑觉寺》中，凯瑟琳爱上了身份高贵的蒂尔尼，但蒂尔尼的父亲坚决不同意自己的儿子与身份地位卑微的凯瑟琳相爱，这场爱情看似毫无希望，但最终蒂尔尼不顾父亲的阻挠与凯瑟琳在一起。在《劝导》中，安妮的父亲拒绝安妮与身份卑微的温特沃斯交往，八年来两人断绝往来，没有任何联系。八年后，温特沃斯当兵归来并获得伯爵，阔别八年后这两个有情人又终成眷属，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在这六部小说中，奥斯丁利用“情境反讽”设置的情节，总是出乎人的预料，包括小说中的人物，甚至是读者也是难以预料到的。
总之，在奥斯丁的小说中“情境反讽”的运用例子比比皆是，它贯穿了作品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奥斯丁的小说才能在书写平凡生活下绽放出熠熠光辉。
四、结语
“奥斯丁是语言艺术的大师；她摆脱了18世纪——复杂性的认识”[4]。奥斯丁的反讽艺术是独特的，在她的六部小说中，她的这种技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奥斯丁的小说中，大量运用了反讽艺术手段，使其小说的喜剧效果更加强化，使读者对小说意犹未尽。反讽体现出作者的人生态度，强化读者的自我主体意识，也是作品吸引读者、表现人物性格、丰富小说内涵的重要手段，使得其作品具有更宽泛的理解空间和审美空间。简·奥斯丁的小说艺术将一直吸引着众多的读者乐此不疲地进行阅读、研究。
参考文献：
[1]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沈后庆.戏剧反讽及其在中外戏剧中的实践[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03）：17-21.
[3]朱虹，编选.奥斯丁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
[4]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