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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均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之前的普遍加息以抑制不断蔓延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改为联手减息以应对全球受到金融危机产生的系统性冲击。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也从2008年9月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与世界各国联手共同应对危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10月9日最大的一次降息,采取了与美英日等六国一致的协同行动,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
中国政策指导思想及提法上的转变
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针对经济形势制定的。因此,客观准确地判断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形势,应是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和前提。我认为,对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的困难,应首先明确几点认识。
中国经济必定无法在此次危机中独善其身。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国际化,中国又形成一个外向型特征极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那种一枝独秀或风景这边独好的主观愿望并不现实。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外贸出口受阻造成的,具体表现为进出口总额与实际利用外资自2008年四季度起已分别连续下降七个月和八个月,其中2009年前五个月下降24.7%和21%。在外贸进出口中,出口下降21.8%,进口下降28%,实现贸易顺差近888亿美元,同比增长15.7%。外贸出口下降不仅影响其本身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且涉及到固定资产投资等多个方面,也会对经济形成不利影响。因此外贸形势何时见底回升已成为我国经济形势能否好转的一个关键变量。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危”“机”并存。甚至有可能是利大于弊,成为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首先,这次金融危机帮助我国解决了近几年来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难题,如自200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即是经济增长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房地产与股市出现泡沫、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外汇储备持续巨额增加、社会流动性严重过剩等问题,多年来政府频繁出台了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以图控制,但效果总是差强人意。现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从各种途径对我国的冲击,这些问题自然消失了,比如经济过热增长明显放缓,人民币升值暂时告一段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得到缓解,房地产与股市泡沫有所收缩,社会流动性过剩明显改善,等等,这不正是多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期望达到的目标吗?从我国经济的安全性考虑,我认为目前的宏观状况可能是近几年来最好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大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方面是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巨大,经济实力严重受损,国际地位、形象明显下降;而相比之下,中国所受的冲击、损失较小,国内经济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经济实力对比明显提升。加之中国目前仍然是流动性充裕,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制定经济刺激政策力保经济继续增长,令各国羡慕不已。所以,现在我国虽然在经济增长上遇到一些困难,但在对外比较中却处于较为主动、优越的最好时期。
金融危机产生的将是长远性影响。即使危机在两年之内能够结束,经济开始复苏反弹,国际经济增长的格局、结构也会进行深度调整,预计将难以很快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那种繁荣景象,世界经济增长也许从此即进入一个长期调整的低迷时期。这里我们关键要认识到:金融危机就是对这种状况下矛盾长期积累的一个总爆发和总清算。对中国来说,“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将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仍恢复到危机爆发前那样一种经济增长状况,即美国照常负债消费,中国依旧生产大量消费产品以换取美元纸钞,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在近2万亿美元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同时在国内更会释放出等值的人民币流动性。这种情况对中国经济运行来说危若累卵,无论哪个环节破裂,均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和损失。因此,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已越来越不平衡,并难以继续。因此,应从长计议,由于外围市场环境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巨大,并且长期恢复困难重重,所以,需要我们从现在起积极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着眼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与需要,适时进行有效的调整,力争在更高水平上寻求更大的突破。
需要关注和制定的主要经济政策
冷静分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科学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
由于30年来我国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外围消费市场,因而国际市场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而明显。这样,我们在确定国内经济增长目标时,就应该充分考虑外围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制约和影响,而不能脱离这种约束条件,一厢情愿地提出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比如,2002年之后至2008年我国经济连续保持双位数高增长,近六年平均超过11%,而同期全球经济增长平均不到5%,彼此相差约6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严重衰退,2009年出现负增长已成定局,最近世界银行更是将其预测值由原来的-1.7%调低为-2.9%;全球经济严重下滑,自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明显影响,并有可能从外需下降和外资流入减少两个方面形成负面冲击(造成外贸出口和国内投资需求减弱),从而产生放大效应。目前,从德日等出口大国来看,其经济下滑更为严重,即是一个例证。
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尤甚,所以应对之策的关键点是要弄懂该如何在寒流的袭击中安全地保存自己,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尤其不要形成天灾人祸。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从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亢奋状态中平静下来,而不能沉迷于那种已逝的幻景中难以自拔。这里要特别强调“保民生”的重要性,即随着应对金融危机思维的调整,在“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或“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各类提法中,应将“保民生”放在突出位置上加以落实,这样才能与相关的政策思维调整相协调并统一起来。
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并确保人民币真实市场汇率水平的大体均衡
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来说,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均衡至关重要,这应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核心原则长期得以坚持实施。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是:一国货币的名义汇率水平不可长期背离其真实的市场汇率水平,否则必然造成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结构扭曲,长此下去必会生乱。金融危机发生前,由于人民币事实上存在与美元挂钩并长期低估的问题,遂造成人民币资产价格低廉并成为国际热钱追逐的重要目标,从而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并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现象。2008年9月由于金融海啸的突然爆发,才使美元收缩以求自保及避险,从而出现美元对欧元、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急升20%以上,结果致使人民币尽释原来积累的升值压力,近年来首次出现了市场均衡汇率,即目前仍然维持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大约6.8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并从此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也保持大体平衡。
这种汇率均衡状况的意外出现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准确地把握好这个市场汇率的均衡点,切不可再度轻易丧失即人民币偏离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因为若人民币像过去那样估值过低,将来必然依旧吸收国际热钱涌入国内,给我国本已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更大压力,并且其背后则造成我国经济比例、结构关系的进一步失衡。反过来,若人民币估值过高,便会形成外汇资金出逃的压力,类似1998～2000年出现的情况,那将造成流动性抽紧,给外贸出口、经济增长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局面。尤其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未见底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局面将更加危险。因此,找准和把握好人民币的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选和前提。
保持人民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并用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加以配合,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实行。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外贸出口并延续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发展,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国内资产形成严重泡沫。
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
短期化和功利化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必将带来不利影响。毫无疑问,房地产市场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影响明显,甚至可视为晴雨表。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会出台政策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发展,在经济增长出现低迷时期又会出台政策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我国正好经历了这么两个不同的阶段,其对房地产市场的抑制与刺激政策可谓表露无遗,与其他国家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造成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政策上的左右摇摆、大起大落。如果这些政策真像政府所预期的那样见效,那么势必造成房地产市场也随之大起大落、忽冷忽热。因此,无论是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增长,还是采取刺激性的房地产市场政策,从短期来看也许是有效的,长期分析却未必是对、是好。
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其着眼点应放在满足居民的实际住房需求上来,稳定价格、稳定预期,宁可冷一点,也不宜过热。核心是拒绝“炒房”,防止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为此至少应坚持两条:第一是限制外籍及外资购买中国普通居民住宅,提高其交易成本,以阻击国际热钱追逐人民币资产,从而避免形成人民币资产泡沫。澳大利亚政府即长期坚持实行此类政策。第二是各级政府出让土地必须实行公开拍卖,所得款项要至少拿出一半以上存入专门设立的公益账户,用于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及经济适用房开发的资金来源。同时要对外公开土地收入的来源与用途情况,实行有效的社会监督。这里的关键是改进公开拍卖的方法,要学习香港至少提前半年在公开网站上公布所拍卖土地的所有信息资料,由房地产开发商实行网上报价与竞价,价高者获得,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舞弊行为。
进行深彻改革,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不少中外学者达成共识:从人口、地域、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来衡量,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完全依靠境外市场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一国的经济结构与增长模式是由许多客观条件及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能进行简单的单项调整或转变。现在若我们设法改变这种增长模式,首先就需要明确发展目标,进行战略性调整,而其保障即要求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进行深彻的改革。因为唯有如此才能顺应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否则就倍加困难,达不到预期目标。比如,金融危机后我国遭遇出口下滑并影响经济增长乏力,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刺激内需,试图增加内需以弥补外需的不足,但始终内需难以启动,无法有效弥补外需下降出现的缺口。
许多中外学者把中国内需不足归结为中国人的储蓄偏好,而储蓄率过高则与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从逻辑上看这种推理无懈可击,但在上海有位年轻的香港朋友却以他在上海开珠宝商行的亲身经历,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这基本上是个伪问题”。他认为根本问题分明是社会税费负担过重使然。为此,我们特地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占人均GDP的比重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做了一个对比,结果不出所料。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7年美、日、德、英、法、意等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一般均在60%以上,美国则高达82%多,而中国只有46.6%。这说明中国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中有一半以上并未分配到个人手中,而是由政府、垄断机构等集中或消耗掉。这就是中国启动内需的困难所在,即基础问题是一个经济管理体制不科学、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结构性难题,社会保障不健全只是一个其次问题。
因此,如果长期着眼,将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为以内需为主、外需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就需彻底改变中国目前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而要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就必须对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深彻改革。表面上的收入分配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全社会的经济管理制度问题。
如何确定改革的着重点
需要确定我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我认为无论如何,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未来取向都必须是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之路。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尽管本次金融危机也存在市场化过度造成的问题,并在西方有学者认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但对中国来说却是市场化远远不够,还未能有效地发挥市场在组织和配置各种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而限制和阻碍市场作用在中国的有效发挥,主要即是行政体系的顽固控制和垄断使然。
因此,在中国坚持市场化取向,首先就需要“去行政化”。所谓“去行政化”,就是要缩小和减少政府的规模,将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利限制在一个最小的合理范围之内。具体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层级和数量;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机构、行政人员数量;坚决实行政务公开;明确行政审批权与设置权分离;行政权利的设置必须走公众听证程序,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最大限度地简化财税体制、减轻税赋;各级统计部门可由地方“块块”管理划归中央实行“条条”管理,这可相对减少经济数据的不实统计。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多年的风雨历程,“市场化”已取得部分成功。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重点突破两个堡垒,第一是打破行政或行业的垄断行为,在大的方面这主要体现在国有体制下对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通讯、金融、文化等行业的垄断经营。第二是进一步放开要素市场的价格管制,这主要就是上述垄断行业的价格控制。直至目前为止,我国在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行业的价格形成过程中,不是依据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形成的市场浮动价格,而是由行业垄断或行政管制确定的“官价”。这造成了社会收入分配的极大不公平。
实行利率自由化,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要求石化、交通、电讯等打破部门管制和行业垄断并实行真正的市场定价,自然不能放过银行利率的市场化问题。否则对社会就是一种不公平。总体来看,我国利率市场化问题提的早却行动慢,说的多却做的少,现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不仅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步伐,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不合理的扭曲现象,社会融资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标志,便是银行业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即是由市场竞争主体依据市场竞争规律而形成的浮动利率。惟有如此,才能说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具体实施起来也并不复杂,可确定一个粗略的时间表,大致实行三年走三步:第一年规定银行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20%～30%,第二年则提高到上浮50%～60%,第三年实现完全放开;而同期贷款利率的浮动应更宽松一些,甚至也可以一步到位完全放开。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做了较好的准备,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条件已基本成熟,现在该到了勇敢突破的时候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惟此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社会中的一些扭曲现象才能够得以有效化解。实行利率自由化,是我国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基础与前提。若利率改革迟迟不能启动,那么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终将难以完成,甚至是一句空话。
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避免投资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2009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7.37万亿元,这不啻为一个天文数字。毋庸置疑,在当前应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这种巨额的信贷投放自有其必要性,但长期来看却无可避免地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信贷膨胀会引发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二是出现资产泡沫并引发通货膨胀。而随着这两个问题的来临,必然会重启宏观调控紧缩政策,那时就可能使许多投资项目因抽紧银根而陷入困境,便带出第三个问题:已开工的投资项目难以为继,又将产生一批“烂尾楼”、“半拉子”工程等,经济发展及宏观调控出现类似1992～1993年面临的情况与问题。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政府大量投资行为所产生的问题。在前几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正是各级政府热火朝天搞建设、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的“火热年代”。当中的奥秘所在就是同期兴起的所谓“土地财政”,即随着中国出现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等现象,导致各级政府掌握的土地资源及其价格成倍猛涨,从而产生暴利,额外为各地经济建设筹集了大笔建设资金。但金融危机使这种状况突然中断,土地出让减少并且售价一落千丈,因此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普遍从2008年之前的“收大于支”转变为之后“入不敷出”,类似经济状况,也有一点冰火两重天的味道。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两手空空,如何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呢?于是就开始巨额发债,向银行筹措建设资金,等等。这就是今年以来我国银行贷款何以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据不精确统计,在2009年上半年我国新增的巨额贷款中,有约40%投放到各级政府的各类平台公司中——这是目前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外贸出口严重受阻,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何以大幅增加的根源。但问题在于:过去政府依靠出让土地而获取的建设资金与现在通过举债筹得的建设资金相比,虽然表面上看并无二致,但由于其来源不同却出现了性质上的相异,即土地资金无需偿还,而举债资金,无论是发债还是银行贷款,均需还本付息,这就给地方政府带来不小的财政风险。而一旦这种现象成风并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时,就会演化成一场系统性的财政风险。更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常常表现为一种短期行为,这是由官员的任期制、政绩考核、职务晋升机制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自觉行为,并不由某个人的意志所决定。而短期行为必然带来投资上的盲目性,重复建设、无效投资、好大喜功等等在所难免。因此,在当前大干快上的一片热潮中,我们仍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放弃基本的调控与监管要求。
(作者系江苏银监局局长)
中国政策指导思想及提法上的转变
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针对经济形势制定的。因此,客观准确地判断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形势,应是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和前提。我认为,对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的困难,应首先明确几点认识。
中国经济必定无法在此次危机中独善其身。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国际化,中国又形成一个外向型特征极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那种一枝独秀或风景这边独好的主观愿望并不现实。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外贸出口受阻造成的,具体表现为进出口总额与实际利用外资自2008年四季度起已分别连续下降七个月和八个月,其中2009年前五个月下降24.7%和21%。在外贸进出口中,出口下降21.8%,进口下降28%,实现贸易顺差近888亿美元,同比增长15.7%。外贸出口下降不仅影响其本身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且涉及到固定资产投资等多个方面,也会对经济形成不利影响。因此外贸形势何时见底回升已成为我国经济形势能否好转的一个关键变量。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危”“机”并存。甚至有可能是利大于弊,成为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首先,这次金融危机帮助我国解决了近几年来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难题,如自200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即是经济增长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房地产与股市出现泡沫、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外汇储备持续巨额增加、社会流动性严重过剩等问题,多年来政府频繁出台了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以图控制,但效果总是差强人意。现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从各种途径对我国的冲击,这些问题自然消失了,比如经济过热增长明显放缓,人民币升值暂时告一段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得到缓解,房地产与股市泡沫有所收缩,社会流动性过剩明显改善,等等,这不正是多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期望达到的目标吗?从我国经济的安全性考虑,我认为目前的宏观状况可能是近几年来最好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大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方面是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巨大,经济实力严重受损,国际地位、形象明显下降;而相比之下,中国所受的冲击、损失较小,国内经济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经济实力对比明显提升。加之中国目前仍然是流动性充裕,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制定经济刺激政策力保经济继续增长,令各国羡慕不已。所以,现在我国虽然在经济增长上遇到一些困难,但在对外比较中却处于较为主动、优越的最好时期。
金融危机产生的将是长远性影响。即使危机在两年之内能够结束,经济开始复苏反弹,国际经济增长的格局、结构也会进行深度调整,预计将难以很快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那种繁荣景象,世界经济增长也许从此即进入一个长期调整的低迷时期。这里我们关键要认识到:金融危机就是对这种状况下矛盾长期积累的一个总爆发和总清算。对中国来说,“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将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仍恢复到危机爆发前那样一种经济增长状况,即美国照常负债消费,中国依旧生产大量消费产品以换取美元纸钞,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在近2万亿美元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同时在国内更会释放出等值的人民币流动性。这种情况对中国经济运行来说危若累卵,无论哪个环节破裂,均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和损失。因此,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已越来越不平衡,并难以继续。因此,应从长计议,由于外围市场环境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巨大,并且长期恢复困难重重,所以,需要我们从现在起积极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着眼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与需要,适时进行有效的调整,力争在更高水平上寻求更大的突破。
需要关注和制定的主要经济政策
冷静分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科学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
由于30年来我国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外围消费市场,因而国际市场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而明显。这样,我们在确定国内经济增长目标时,就应该充分考虑外围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制约和影响,而不能脱离这种约束条件,一厢情愿地提出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比如,2002年之后至2008年我国经济连续保持双位数高增长,近六年平均超过11%,而同期全球经济增长平均不到5%,彼此相差约6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严重衰退,2009年出现负增长已成定局,最近世界银行更是将其预测值由原来的-1.7%调低为-2.9%;全球经济严重下滑,自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明显影响,并有可能从外需下降和外资流入减少两个方面形成负面冲击(造成外贸出口和国内投资需求减弱),从而产生放大效应。目前,从德日等出口大国来看,其经济下滑更为严重,即是一个例证。
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尤甚,所以应对之策的关键点是要弄懂该如何在寒流的袭击中安全地保存自己,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尤其不要形成天灾人祸。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从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亢奋状态中平静下来,而不能沉迷于那种已逝的幻景中难以自拔。这里要特别强调“保民生”的重要性,即随着应对金融危机思维的调整,在“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或“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各类提法中,应将“保民生”放在突出位置上加以落实,这样才能与相关的政策思维调整相协调并统一起来。
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并确保人民币真实市场汇率水平的大体均衡
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来说,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均衡至关重要,这应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核心原则长期得以坚持实施。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是:一国货币的名义汇率水平不可长期背离其真实的市场汇率水平,否则必然造成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结构扭曲,长此下去必会生乱。金融危机发生前,由于人民币事实上存在与美元挂钩并长期低估的问题,遂造成人民币资产价格低廉并成为国际热钱追逐的重要目标,从而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并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现象。2008年9月由于金融海啸的突然爆发,才使美元收缩以求自保及避险,从而出现美元对欧元、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急升20%以上,结果致使人民币尽释原来积累的升值压力,近年来首次出现了市场均衡汇率,即目前仍然维持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大约6.8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并从此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也保持大体平衡。
这种汇率均衡状况的意外出现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准确地把握好这个市场汇率的均衡点,切不可再度轻易丧失即人民币偏离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因为若人民币像过去那样估值过低,将来必然依旧吸收国际热钱涌入国内,给我国本已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更大压力,并且其背后则造成我国经济比例、结构关系的进一步失衡。反过来,若人民币估值过高,便会形成外汇资金出逃的压力,类似1998～2000年出现的情况,那将造成流动性抽紧,给外贸出口、经济增长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局面。尤其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未见底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局面将更加危险。因此,找准和把握好人民币的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选和前提。
保持人民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并用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加以配合,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实行。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外贸出口并延续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发展,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国内资产形成严重泡沫。
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
短期化和功利化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必将带来不利影响。毫无疑问,房地产市场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影响明显,甚至可视为晴雨表。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会出台政策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发展,在经济增长出现低迷时期又会出台政策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我国正好经历了这么两个不同的阶段,其对房地产市场的抑制与刺激政策可谓表露无遗,与其他国家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造成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政策上的左右摇摆、大起大落。如果这些政策真像政府所预期的那样见效,那么势必造成房地产市场也随之大起大落、忽冷忽热。因此,无论是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增长,还是采取刺激性的房地产市场政策,从短期来看也许是有效的,长期分析却未必是对、是好。
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其着眼点应放在满足居民的实际住房需求上来,稳定价格、稳定预期,宁可冷一点,也不宜过热。核心是拒绝“炒房”,防止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为此至少应坚持两条:第一是限制外籍及外资购买中国普通居民住宅,提高其交易成本,以阻击国际热钱追逐人民币资产,从而避免形成人民币资产泡沫。澳大利亚政府即长期坚持实行此类政策。第二是各级政府出让土地必须实行公开拍卖,所得款项要至少拿出一半以上存入专门设立的公益账户,用于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及经济适用房开发的资金来源。同时要对外公开土地收入的来源与用途情况,实行有效的社会监督。这里的关键是改进公开拍卖的方法,要学习香港至少提前半年在公开网站上公布所拍卖土地的所有信息资料,由房地产开发商实行网上报价与竞价,价高者获得,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舞弊行为。
进行深彻改革,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不少中外学者达成共识:从人口、地域、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来衡量,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完全依靠境外市场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一国的经济结构与增长模式是由许多客观条件及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能进行简单的单项调整或转变。现在若我们设法改变这种增长模式,首先就需要明确发展目标,进行战略性调整,而其保障即要求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进行深彻的改革。因为唯有如此才能顺应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否则就倍加困难,达不到预期目标。比如,金融危机后我国遭遇出口下滑并影响经济增长乏力,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刺激内需,试图增加内需以弥补外需的不足,但始终内需难以启动,无法有效弥补外需下降出现的缺口。
许多中外学者把中国内需不足归结为中国人的储蓄偏好,而储蓄率过高则与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从逻辑上看这种推理无懈可击,但在上海有位年轻的香港朋友却以他在上海开珠宝商行的亲身经历,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这基本上是个伪问题”。他认为根本问题分明是社会税费负担过重使然。为此,我们特地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占人均GDP的比重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做了一个对比,结果不出所料。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7年美、日、德、英、法、意等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一般均在60%以上,美国则高达82%多,而中国只有46.6%。这说明中国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中有一半以上并未分配到个人手中,而是由政府、垄断机构等集中或消耗掉。这就是中国启动内需的困难所在,即基础问题是一个经济管理体制不科学、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结构性难题,社会保障不健全只是一个其次问题。
因此,如果长期着眼,将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为以内需为主、外需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就需彻底改变中国目前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而要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就必须对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深彻改革。表面上的收入分配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全社会的经济管理制度问题。
如何确定改革的着重点
需要确定我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我认为无论如何,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未来取向都必须是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之路。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尽管本次金融危机也存在市场化过度造成的问题,并在西方有学者认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但对中国来说却是市场化远远不够,还未能有效地发挥市场在组织和配置各种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而限制和阻碍市场作用在中国的有效发挥,主要即是行政体系的顽固控制和垄断使然。
因此,在中国坚持市场化取向,首先就需要“去行政化”。所谓“去行政化”,就是要缩小和减少政府的规模,将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利限制在一个最小的合理范围之内。具体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层级和数量;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机构、行政人员数量;坚决实行政务公开;明确行政审批权与设置权分离;行政权利的设置必须走公众听证程序,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最大限度地简化财税体制、减轻税赋;各级统计部门可由地方“块块”管理划归中央实行“条条”管理,这可相对减少经济数据的不实统计。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多年的风雨历程,“市场化”已取得部分成功。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重点突破两个堡垒,第一是打破行政或行业的垄断行为,在大的方面这主要体现在国有体制下对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通讯、金融、文化等行业的垄断经营。第二是进一步放开要素市场的价格管制,这主要就是上述垄断行业的价格控制。直至目前为止,我国在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行业的价格形成过程中,不是依据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形成的市场浮动价格,而是由行业垄断或行政管制确定的“官价”。这造成了社会收入分配的极大不公平。
实行利率自由化,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要求石化、交通、电讯等打破部门管制和行业垄断并实行真正的市场定价,自然不能放过银行利率的市场化问题。否则对社会就是一种不公平。总体来看,我国利率市场化问题提的早却行动慢,说的多却做的少,现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不仅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步伐,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不合理的扭曲现象,社会融资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标志,便是银行业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即是由市场竞争主体依据市场竞争规律而形成的浮动利率。惟有如此,才能说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具体实施起来也并不复杂,可确定一个粗略的时间表,大致实行三年走三步:第一年规定银行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20%～30%,第二年则提高到上浮50%～60%,第三年实现完全放开;而同期贷款利率的浮动应更宽松一些,甚至也可以一步到位完全放开。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做了较好的准备,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条件已基本成熟,现在该到了勇敢突破的时候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惟此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社会中的一些扭曲现象才能够得以有效化解。实行利率自由化,是我国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基础与前提。若利率改革迟迟不能启动,那么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终将难以完成,甚至是一句空话。
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避免投资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2009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7.37万亿元,这不啻为一个天文数字。毋庸置疑,在当前应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这种巨额的信贷投放自有其必要性,但长期来看却无可避免地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信贷膨胀会引发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二是出现资产泡沫并引发通货膨胀。而随着这两个问题的来临,必然会重启宏观调控紧缩政策,那时就可能使许多投资项目因抽紧银根而陷入困境,便带出第三个问题:已开工的投资项目难以为继,又将产生一批“烂尾楼”、“半拉子”工程等,经济发展及宏观调控出现类似1992～1993年面临的情况与问题。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政府大量投资行为所产生的问题。在前几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正是各级政府热火朝天搞建设、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的“火热年代”。当中的奥秘所在就是同期兴起的所谓“土地财政”,即随着中国出现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等现象,导致各级政府掌握的土地资源及其价格成倍猛涨,从而产生暴利,额外为各地经济建设筹集了大笔建设资金。但金融危机使这种状况突然中断,土地出让减少并且售价一落千丈,因此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普遍从2008年之前的“收大于支”转变为之后“入不敷出”,类似经济状况,也有一点冰火两重天的味道。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两手空空,如何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呢?于是就开始巨额发债,向银行筹措建设资金,等等。这就是今年以来我国银行贷款何以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据不精确统计,在2009年上半年我国新增的巨额贷款中,有约40%投放到各级政府的各类平台公司中——这是目前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外贸出口严重受阻,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何以大幅增加的根源。但问题在于:过去政府依靠出让土地而获取的建设资金与现在通过举债筹得的建设资金相比,虽然表面上看并无二致,但由于其来源不同却出现了性质上的相异,即土地资金无需偿还,而举债资金,无论是发债还是银行贷款,均需还本付息,这就给地方政府带来不小的财政风险。而一旦这种现象成风并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时,就会演化成一场系统性的财政风险。更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常常表现为一种短期行为,这是由官员的任期制、政绩考核、职务晋升机制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自觉行为,并不由某个人的意志所决定。而短期行为必然带来投资上的盲目性,重复建设、无效投资、好大喜功等等在所难免。因此,在当前大干快上的一片热潮中,我们仍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放弃基本的调控与监管要求。
(作者系江苏银监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