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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公布，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406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770亿元，同比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60292亿元，增长6.4%；第三产业增加值72605亿元，增长7.9%。从环比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3%。
我们预计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将会逐步企稳。工业生产增长放缓后，服务业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这些是结构变化的好趋势，今年二季度还将延续。
供给侧调整步伐加快
去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呈现出需求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企业去库存压力加大等情况，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导致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事实上，从2010年以来，中国GDP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尽管增速下降，但是却呈现出“调速不减势”的态势。
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来看，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明显下降。去年上半年，PPI逐月回升或者降幅收窄，但随着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下半年PPI又出现下降趋势。好消息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3月份PPI上涨-4.6%，降幅有所收窄。从利润来看，去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负增长8%，但今年1、2月份合计降幅收窄至4.2%。
今年一季度中国仍然处在供给侧调整步伐加快、逐步与需求侧相适应的过程中，延续了过去几年调整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当投资增长下降时，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上升。如果仅仅看PPI，到今年3月份为止已经连续37个月负增长，可以把它说成通缩。但是，4月10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月份当月CPI上涨1.4%。如果把CPI和PPI放在一起考虑，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通缩。
另外，国外的通缩多数情况是由于货币供应或者流动性不足带来的，而中国之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会出现持续的PPI下降，除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下降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供给侧一直处在调整过程中。所谓供给侧的调整，就是要淘汰大量的过剩产能，从而让供给和需求逐步达到平衡，价格才有可能稳定。
去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将其中一部分用于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我认为本身并不存在障碍。同时，从最近中国经济运行状况来看，一方面出口增长6%-7%，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需求增速放缓，进口经常会出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出口大于进口所带来的贸易顺差规模仍然达到很高水平。
新常态带来的四个新变化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从四个方面来概括新常态所带来的新变化：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以来，这35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是9.8%。所谓的高速增长就是10%左右的增长。
什么是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将在什么样的增长水平保持稳定？这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在未来20年，中国仍将以8%的速度增长，这是最乐观的估计；也有人认为未来10年中国增长速度会下降到2%到3%，跟发达国家增长持平，这是最悲观的估计。我认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应当在6%-7%之间。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过去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过去强调规模，强调速度，通过资源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天这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未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到强调质量，强调效率，通过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实现集约式增长。
第三，经济结构的转变。从过去的增量扩能为主，转变到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短缺经济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结构是增量扩能，不断增加产量、扩张产能，来满足市场需求。今天，普遍的产能过剩要求我们调整存量，不断淘汰落后产能。
第四，增长动力的转变，从传统的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大规模的投入来推动，未来将转变到主要通过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或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新常态下民间金融的发展
新常态当然也包括金融行业。民间金融的发展也必须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值得关注的重点是：在投资领域，传统产业相对饱和，已经出现全面的产能过剩，投资空间越来越小。新技术、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业态大量涌现，在这些领域正孕育巨大的投资机会，客观上要求金融业通过创新、改革原有的投融资模式，才能适应投资领域所发生的新变化。
这些领域用传统的金融、投融资体制很难满足投资需要，需要通过金融改革、金融创新，通过民间金融的快速发展才能适应新变化。例如在消费领域，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特征正在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当消费领域里出现个性化、多样化趋势时，实际上生产的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也将成为新的特征。当生产出现小型化，就需要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快速发展，来适应消费或者生产领域里所出现的新变化。这是第二个变化。
第三，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才能让各类风险（包括金融风险）处在总体可控、逐步化解的状态。
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金融领域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我调研的時候很多企业家反映，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到地方调研时，企业普遍反映融资难、融资贵，资金成本的大幅度上涨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这大概是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仅仅通过货币政策的松或紧，还不足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资金成本大幅度上涨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已经先后降准、降息，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在银行的利率，即便是民营金融机构的利率，也是7%左右，不算其他的中间成本，再加上4.8%的PPI负增长，实际资金成本达到了12%，这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是致命的。所以，降息后果是什么？是增加了银行的资金成本，推高了贷款利率，实际上对整个经济运行带来的是一种紧缩的效应。 金融风险高发期，危机与改革赛跑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高发的时期。我们現在面临的风险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房地产领域的问题，过剩产能的问题，影子银行的问题，都非常突出。在本质上，这些问题都会带来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下降和风险的集中，最终都会表现为金融风险。
过去，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会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但一般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需求快速扩张，二是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企业只需要熬过这个冬天，很快春天就会到来，因为市场需求一直是快速扩张的。
现在的问题是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长时期正在来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已经不成立，不能发挥作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各类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得到有效的防范和化解，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来看，当一个阶段结束、一个新的阶段正在来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系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来迫使市场主体进行调整，从而适应新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也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今天的中国是否也需要一场系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来迫使市场主体进行调整和转型呢？我认为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一个市场体系或者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完全得到确立的国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差距就是潜力。只要我们能够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释放出新的动力和活力，就可能通过改革来避免风险。危机和改革的效果是一样的，它会迫使市场主体进行调整，来适应新的环境，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经济危机是市场的自我纠正，由此带来的冲击和震荡的力度很大，付出的代价高。体制改革是在风险意识下的主动调整，如果我们以问题为导向，致力于从体制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达到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目的。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危机与改革赛跑的时期。所谓危机与改革赛跑，是说如果我们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迟迟不能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一场危机才能解决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尽快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就可能避免系统性的危机。
因此，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仅仅通过货币政策的松或紧是很难解决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金融改革中的几个重大举措，应尽快得到贯彻落实。
三项重大改革
围绕上述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共提出了三项重大改革。
第一，允许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我认为这是其中最关键的改革措施，它强调的是民营银行、民间资金。之所以强调中小金融机构，是因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中小民营企业中反映得更加集中，更加突出。只有出现大量的民营中小银行，才能够以较高的效率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今年4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同意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批复。有了存款保险制度，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就有可能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第二，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就是改革上市公司制度，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债券市场。如果企业主要的融资是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得到的，那么对银行的依赖就会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就会大幅度降低。
第三，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前不久在两会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预计到今年年底利率市场化可以实现。
如果这三项金融领域的重大改革措施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效，那么，金融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本文主要据作者在国研中心金融所与中国经济年鉴社共同举办的“中国民间金融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我们预计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将会逐步企稳。工业生产增长放缓后，服务业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这些是结构变化的好趋势，今年二季度还将延续。
供给侧调整步伐加快
去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呈现出需求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企业去库存压力加大等情况，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导致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事实上，从2010年以来，中国GDP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尽管增速下降，但是却呈现出“调速不减势”的态势。
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来看，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明显下降。去年上半年，PPI逐月回升或者降幅收窄，但随着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下半年PPI又出现下降趋势。好消息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3月份PPI上涨-4.6%，降幅有所收窄。从利润来看，去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负增长8%，但今年1、2月份合计降幅收窄至4.2%。
今年一季度中国仍然处在供给侧调整步伐加快、逐步与需求侧相适应的过程中，延续了过去几年调整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当投资增长下降时，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上升。如果仅仅看PPI，到今年3月份为止已经连续37个月负增长，可以把它说成通缩。但是，4月10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月份当月CPI上涨1.4%。如果把CPI和PPI放在一起考虑，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通缩。
另外，国外的通缩多数情况是由于货币供应或者流动性不足带来的，而中国之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会出现持续的PPI下降，除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下降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供给侧一直处在调整过程中。所谓供给侧的调整，就是要淘汰大量的过剩产能，从而让供给和需求逐步达到平衡，价格才有可能稳定。
去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将其中一部分用于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我认为本身并不存在障碍。同时，从最近中国经济运行状况来看，一方面出口增长6%-7%，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需求增速放缓，进口经常会出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出口大于进口所带来的贸易顺差规模仍然达到很高水平。
新常态带来的四个新变化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从四个方面来概括新常态所带来的新变化：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以来，这35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是9.8%。所谓的高速增长就是10%左右的增长。
什么是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将在什么样的增长水平保持稳定？这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在未来20年，中国仍将以8%的速度增长，这是最乐观的估计；也有人认为未来10年中国增长速度会下降到2%到3%，跟发达国家增长持平，这是最悲观的估计。我认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应当在6%-7%之间。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过去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过去强调规模，强调速度，通过资源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天这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未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到强调质量，强调效率，通过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实现集约式增长。
第三，经济结构的转变。从过去的增量扩能为主，转变到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短缺经济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结构是增量扩能，不断增加产量、扩张产能，来满足市场需求。今天，普遍的产能过剩要求我们调整存量，不断淘汰落后产能。
第四，增长动力的转变，从传统的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大规模的投入来推动，未来将转变到主要通过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或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新常态下民间金融的发展
新常态当然也包括金融行业。民间金融的发展也必须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值得关注的重点是：在投资领域，传统产业相对饱和，已经出现全面的产能过剩，投资空间越来越小。新技术、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业态大量涌现，在这些领域正孕育巨大的投资机会，客观上要求金融业通过创新、改革原有的投融资模式，才能适应投资领域所发生的新变化。
这些领域用传统的金融、投融资体制很难满足投资需要，需要通过金融改革、金融创新，通过民间金融的快速发展才能适应新变化。例如在消费领域，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特征正在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当消费领域里出现个性化、多样化趋势时，实际上生产的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也将成为新的特征。当生产出现小型化，就需要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快速发展，来适应消费或者生产领域里所出现的新变化。这是第二个变化。
第三，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才能让各类风险（包括金融风险）处在总体可控、逐步化解的状态。
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金融领域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我调研的時候很多企业家反映，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到地方调研时，企业普遍反映融资难、融资贵，资金成本的大幅度上涨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这大概是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仅仅通过货币政策的松或紧，还不足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资金成本大幅度上涨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已经先后降准、降息，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在银行的利率，即便是民营金融机构的利率，也是7%左右，不算其他的中间成本，再加上4.8%的PPI负增长，实际资金成本达到了12%，这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是致命的。所以，降息后果是什么？是增加了银行的资金成本，推高了贷款利率，实际上对整个经济运行带来的是一种紧缩的效应。 金融风险高发期，危机与改革赛跑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高发的时期。我们現在面临的风险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房地产领域的问题，过剩产能的问题，影子银行的问题，都非常突出。在本质上，这些问题都会带来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下降和风险的集中，最终都会表现为金融风险。
过去，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会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但一般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需求快速扩张，二是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企业只需要熬过这个冬天，很快春天就会到来，因为市场需求一直是快速扩张的。
现在的问题是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长时期正在来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已经不成立，不能发挥作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各类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得到有效的防范和化解，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来看，当一个阶段结束、一个新的阶段正在来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系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来迫使市场主体进行调整，从而适应新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也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今天的中国是否也需要一场系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来迫使市场主体进行调整和转型呢？我认为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一个市场体系或者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完全得到确立的国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差距就是潜力。只要我们能够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释放出新的动力和活力，就可能通过改革来避免风险。危机和改革的效果是一样的，它会迫使市场主体进行调整，来适应新的环境，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经济危机是市场的自我纠正，由此带来的冲击和震荡的力度很大，付出的代价高。体制改革是在风险意识下的主动调整，如果我们以问题为导向，致力于从体制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达到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目的。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危机与改革赛跑的时期。所谓危机与改革赛跑，是说如果我们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迟迟不能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一场危机才能解决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尽快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就可能避免系统性的危机。
因此，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仅仅通过货币政策的松或紧是很难解决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金融改革中的几个重大举措，应尽快得到贯彻落实。
三项重大改革
围绕上述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共提出了三项重大改革。
第一，允许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我认为这是其中最关键的改革措施，它强调的是民营银行、民间资金。之所以强调中小金融机构，是因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中小民营企业中反映得更加集中，更加突出。只有出现大量的民营中小银行，才能够以较高的效率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今年4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同意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批复。有了存款保险制度，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就有可能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第二，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就是改革上市公司制度，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债券市场。如果企业主要的融资是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得到的，那么对银行的依赖就会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就会大幅度降低。
第三，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前不久在两会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预计到今年年底利率市场化可以实现。
如果这三项金融领域的重大改革措施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效，那么，金融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本文主要据作者在国研中心金融所与中国经济年鉴社共同举办的“中国民间金融论坛”上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