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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着“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和“一代宗师”之称的钱穆，一生中经历过三次婚姻。
乱世伤离别
1895年，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7岁那年，钱穆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钱穆的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难产去世，婴儿夭折。
1929年，钱穆认识了小学教师张一贯，钱穆请金松岑做介绍人，两人于当年在苏州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后来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张一贯留在苏州，半年后他们的大儿子出生。张一贯带着儿子去了北平。
在学界，钱穆是一个传奇，他中学都没毕业，从18岁开始在乡间执教小学与中学18年，其间勤学苦读，著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先秦诸子系年》等文史著作，解决了当时聚讼纷纭的一些学案，令史学家顾颉刚大为欣赏，推荐他至北京燕京大学任教。自1930年起，钱穆先后任教于燕京、北大、清华、北师大、西南联大等校，作育英才无数。当时学界将之与胡适并称为“北胡南钱”。
胃病一直是钱穆的宿疾。不论如何名满天下，钱穆始终是一介书生，私人生活全靠夫人张一贯打理。张一贯和钱穆一共育有5个儿女。为了丈夫能专心学林，她一手操办起家里的大小琐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跟随学校逃难川、滇，准备让妻儿随后跟上。战火蔓延，千里路险。一个女人带着4个稚儿，从北平跋涉到四川实在艰难，她只好带着孩子们回到苏州娘家。待战事间歇，钱穆悄悄跑回来，将老母接来苏州藕园与儿媳同住。他最初的愿望本是在乡里教书，能换得衣食温饱便好。怎料家人团聚才1年，他又被情势逼迫必须离开。
临走，钱穆告别老母妻小。张一贯告诉孩子们，“他们”知道爸爸了，’要他去做官，不走不行。虽然年幼，孩子们亦知道“他们”是指日本人和汉奸。
逃难在大西南的几年中，母亲死了，小女儿出生了，钱穆都无法随侍在侧。他自己的状况也不好，潦倒度日，胃病缠身。抗战胜利后，为了养胃，51岁的钱穆在友人建议下，回到老家居住，在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终与妻儿团聚。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内战愈炽，学生频频上街游行。钱穆劝导无效，闹事已成风潮。连随他在江南大学念书的长子钱拙也因学潮被开除。他拾起戒了多年的烟，重新抽起了烟斗。
钱穆成长于清末民初，读的是旧书，后来遭遇“五四运动”，时人将传统文化诋为“国步不前”的根源。钱穆认为，传统文化维系千年并能创建广土众民的大国局面，自有其与土地、人民精神的深层联系。钱穆向来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但此时青年人受到苏联革命刺激，对传统中国文化心存仇疾，他感到自己身在“俄化”的狂风暴雨之中。
内战局势急转直下，钱穆知道，不走又不行了。钱穆嘱托苏州城防司令随时照顾家小。
枯木又逢春
钱穆南下，流亡至香港办学。在香港，钱穆与友人创办了新亚书院。初期，学校经费是由上海商人支持，但时局动荡，维系困难。
1950年，20岁的胡美琦入学新亚书院。胡美琦的父亲曾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但流落香港后全家已别无长物。胡美琦选修的中国文化史，在那个旧社会整个被打倒的迷惘时刻，使她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又燃起了信心，连带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乐观。
此时钱穆已56岁，望之虽严，亲之即温，他的精神面貌给胡美琦留下深刻印象。可胡美琦只在新亚念了1年，便离开香港，随父迁往台湾。到了台湾，胡美琦进入台中师范图书馆工读。
1950年冬，钱穆到台北募款。1951年冬，钱穆又到台北，一直待到1952年。他以复兴传统中华文化为己任，积极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1952年春，在一次讲演中，钱穆突遇礼堂塌方，当场被击昏，但大幸未死。
胡美琦得知钱穆受伤，从图书馆告假前来探望。出院后，钱穆到台中就近休养，白天仍修改讲稿，胡美琦每天下班就来探视，还带来南宋以来的文学小品供他消磨，待到一同晚餐才离去。星期日放假，他则约胡美琦去公园散步，就这样一起共度了4个月。
钱穆发现胡美琦跟她的同辈人不一样，对传统文化怀有一颗炽热的心。这几个月里，胡美琦的年轻、机灵、落落大方、教养，以及她的单纯天真和无微不至的照料，让患难中的钱穆精神振作。
钱穆此时不知道，老家的妻子也在经历苦难。在苏州，51岁的张一贯突然脑溢血中风，失去教职，陷入孤独封闭的状态。
胡美琦后来继续学业，她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两年后毕业。
1953年，新亚书院在困难中艰辛前行：经费仍然紧张，人事不稳定，学生流失，教授出走。创校4年，始终其事的教授，此时只剩3位。第一批招收的学生有80多人，此时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只有十分之一。
1954年，刚刚毕业的胡美琦觉得自己的国学知识浅薄，于是怀着对学问的追求飞赴香江，与钱穆相会。这一年胡美琦25岁，钱穆已到花甲之年。自从胡美琦来港之后，钱穆的处境发生了转变。1954年新亚书院获得美国亚礼学会经济上的支持，经费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同时学校身份也获得了港府的肯定，校舍得到扩建，在体制上，也增设了研究所。
此时的内地，革命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气氛愈来愈严峻。张一贯在屋内艰难练习走路，她要面对一切，必须自理生活，独自将儿女养大。而钱穆知道当时的形势，明白很难再回去了。
1956年，钱穆事业和健康上的困顿逐渐舒缓。他决定给胡美琦一个交代。这一年两人终成眷属。
事实上，胡美琦还是钱穆的知己。
婚后，他们蜗居九龙钻石山难民区，以客厅为书室，一房储物，摆上小桌就是饭厅。胡美琦不只料理家务，而且协助钱穆应酬各方关系，看着丈夫在新亚书院困局中苦撑，胡美琦就安慰钱穆，一直到港府以新亚书院为基础，合并其他几所私人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他们才稍得喘息。
1966年，“文革”开始，大陆逃港者涌至，香港社会日乱。1967年，胡美琦和钱穆移居台北。也就在这一年，钱穆彻底与老家妻儿断了音讯。
1977年，80多岁的钱穆胃病复发，卧病40天。到1978年农历新年才能下楼走动，彼时他双目因青光眼日益严重，几近失明。
在大陆，和钱穆失去联系的张一贯多年来独自支撑起这个家。1978年，张一贯撒手人寰。故去前，她甚至不知道钱穆是否仍然在世。
1980年，钱穆终于和儿女们重新取得联系。他们通了几封信，即匆匆约在香港见面。
1990年，钱穆去世，他生前曾说希望晚年能在家乡安度余生。于是，胡美琦几经周折将钱穆安葬在太湖西山湖滨的山坡上，因为这里的景色很像他们当年在香港沙田家中楼廊远眺的景象。
乱世伤离别
1895年，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7岁那年，钱穆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钱穆的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难产去世，婴儿夭折。
1929年，钱穆认识了小学教师张一贯，钱穆请金松岑做介绍人，两人于当年在苏州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后来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张一贯留在苏州，半年后他们的大儿子出生。张一贯带着儿子去了北平。
在学界，钱穆是一个传奇，他中学都没毕业，从18岁开始在乡间执教小学与中学18年，其间勤学苦读，著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先秦诸子系年》等文史著作，解决了当时聚讼纷纭的一些学案，令史学家顾颉刚大为欣赏，推荐他至北京燕京大学任教。自1930年起，钱穆先后任教于燕京、北大、清华、北师大、西南联大等校，作育英才无数。当时学界将之与胡适并称为“北胡南钱”。
胃病一直是钱穆的宿疾。不论如何名满天下，钱穆始终是一介书生，私人生活全靠夫人张一贯打理。张一贯和钱穆一共育有5个儿女。为了丈夫能专心学林，她一手操办起家里的大小琐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跟随学校逃难川、滇，准备让妻儿随后跟上。战火蔓延，千里路险。一个女人带着4个稚儿，从北平跋涉到四川实在艰难，她只好带着孩子们回到苏州娘家。待战事间歇，钱穆悄悄跑回来，将老母接来苏州藕园与儿媳同住。他最初的愿望本是在乡里教书，能换得衣食温饱便好。怎料家人团聚才1年，他又被情势逼迫必须离开。
临走，钱穆告别老母妻小。张一贯告诉孩子们，“他们”知道爸爸了，’要他去做官，不走不行。虽然年幼，孩子们亦知道“他们”是指日本人和汉奸。
逃难在大西南的几年中，母亲死了，小女儿出生了，钱穆都无法随侍在侧。他自己的状况也不好，潦倒度日，胃病缠身。抗战胜利后，为了养胃，51岁的钱穆在友人建议下，回到老家居住，在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终与妻儿团聚。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内战愈炽，学生频频上街游行。钱穆劝导无效，闹事已成风潮。连随他在江南大学念书的长子钱拙也因学潮被开除。他拾起戒了多年的烟，重新抽起了烟斗。
钱穆成长于清末民初，读的是旧书，后来遭遇“五四运动”，时人将传统文化诋为“国步不前”的根源。钱穆认为，传统文化维系千年并能创建广土众民的大国局面，自有其与土地、人民精神的深层联系。钱穆向来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但此时青年人受到苏联革命刺激，对传统中国文化心存仇疾，他感到自己身在“俄化”的狂风暴雨之中。
内战局势急转直下，钱穆知道，不走又不行了。钱穆嘱托苏州城防司令随时照顾家小。
枯木又逢春
钱穆南下，流亡至香港办学。在香港，钱穆与友人创办了新亚书院。初期，学校经费是由上海商人支持，但时局动荡，维系困难。
1950年，20岁的胡美琦入学新亚书院。胡美琦的父亲曾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但流落香港后全家已别无长物。胡美琦选修的中国文化史，在那个旧社会整个被打倒的迷惘时刻，使她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又燃起了信心，连带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乐观。
此时钱穆已56岁，望之虽严，亲之即温，他的精神面貌给胡美琦留下深刻印象。可胡美琦只在新亚念了1年，便离开香港，随父迁往台湾。到了台湾，胡美琦进入台中师范图书馆工读。
1950年冬，钱穆到台北募款。1951年冬，钱穆又到台北，一直待到1952年。他以复兴传统中华文化为己任，积极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1952年春，在一次讲演中，钱穆突遇礼堂塌方，当场被击昏，但大幸未死。
胡美琦得知钱穆受伤，从图书馆告假前来探望。出院后，钱穆到台中就近休养，白天仍修改讲稿，胡美琦每天下班就来探视，还带来南宋以来的文学小品供他消磨，待到一同晚餐才离去。星期日放假，他则约胡美琦去公园散步，就这样一起共度了4个月。
钱穆发现胡美琦跟她的同辈人不一样，对传统文化怀有一颗炽热的心。这几个月里，胡美琦的年轻、机灵、落落大方、教养，以及她的单纯天真和无微不至的照料，让患难中的钱穆精神振作。
钱穆此时不知道，老家的妻子也在经历苦难。在苏州，51岁的张一贯突然脑溢血中风，失去教职，陷入孤独封闭的状态。
胡美琦后来继续学业，她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两年后毕业。
1953年，新亚书院在困难中艰辛前行：经费仍然紧张，人事不稳定，学生流失，教授出走。创校4年，始终其事的教授，此时只剩3位。第一批招收的学生有80多人，此时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只有十分之一。
1954年，刚刚毕业的胡美琦觉得自己的国学知识浅薄，于是怀着对学问的追求飞赴香江，与钱穆相会。这一年胡美琦25岁，钱穆已到花甲之年。自从胡美琦来港之后，钱穆的处境发生了转变。1954年新亚书院获得美国亚礼学会经济上的支持，经费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同时学校身份也获得了港府的肯定，校舍得到扩建，在体制上，也增设了研究所。
此时的内地，革命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气氛愈来愈严峻。张一贯在屋内艰难练习走路，她要面对一切，必须自理生活，独自将儿女养大。而钱穆知道当时的形势，明白很难再回去了。
1956年，钱穆事业和健康上的困顿逐渐舒缓。他决定给胡美琦一个交代。这一年两人终成眷属。
事实上，胡美琦还是钱穆的知己。
婚后，他们蜗居九龙钻石山难民区，以客厅为书室，一房储物，摆上小桌就是饭厅。胡美琦不只料理家务，而且协助钱穆应酬各方关系，看着丈夫在新亚书院困局中苦撑，胡美琦就安慰钱穆，一直到港府以新亚书院为基础，合并其他几所私人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他们才稍得喘息。
1966年，“文革”开始，大陆逃港者涌至，香港社会日乱。1967年，胡美琦和钱穆移居台北。也就在这一年，钱穆彻底与老家妻儿断了音讯。
1977年，80多岁的钱穆胃病复发，卧病40天。到1978年农历新年才能下楼走动，彼时他双目因青光眼日益严重，几近失明。
在大陆，和钱穆失去联系的张一贯多年来独自支撑起这个家。1978年，张一贯撒手人寰。故去前，她甚至不知道钱穆是否仍然在世。
1980年，钱穆终于和儿女们重新取得联系。他们通了几封信，即匆匆约在香港见面。
1990年，钱穆去世，他生前曾说希望晚年能在家乡安度余生。于是，胡美琦几经周折将钱穆安葬在太湖西山湖滨的山坡上，因为这里的景色很像他们当年在香港沙田家中楼廊远眺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