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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说：每个大学的钱都是不够的，一个大学缺钱很正常。
“每个大学的钱都是不够的，一个大学缺钱很正常。最近１５年来，港府对我们削减了大概２５％的资金，最近４年削减了大概１０％的资金。我上任之后才减的，所以我说这是送给我的最好‘礼物’。”徐立之用幽默的语调叙述着这个事实。
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的徐立之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学士及硕士学位后，负笈美国匹兹堡大学，１９７９年，２８岁的徐立之获得博士学位。１０年之后，他成功断定出导致囊状纤维症的缺陷基因，这个论断被认为是人类遗传史上的重要突破。
徐立之执掌的香港大学为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１９１１年创校，如今被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评定为全球五十佳大学之一，亚洲排名第五，香港第一，港大亦有４５％的教研人员由世界各地招聘来港任教。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３日，在上海参加“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
港大一年支出４０亿港币
“香港大学一年的支出有多少？作为校长，你能够保证港大收支平衡吗？”见到徐立之时，记者单刀直入。
“真实的数字不可以告诉你”，他笑出声，侧头思索片刻，旋即坦言，“目前港大一年的支出大概是４０亿港币，当然，港府拨给我们３０亿港币，我们还有学生学费和各方面资助等收入。”
筹款，成为绕不开的话题。
“作为校长，您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我用在募款上的时间是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都在学校其他行政方面。虽然在香港，香港大学在筹款方面做得很好，但比起外国的学校，风气还是相差很远。香港的高校一贯习惯了由政府资助。但一个大学的运作，仅靠学费和政府的资助远远不够，香港的校友资助风气还不够，风气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在美国，给高校捐赠是免税的，但在香港，并没有免税这个概念，我认为，关于捐赠的所有配套制度都很重要。”徐立之向记者解释。
香港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格物”，徐立之倡导在港大成立一系列“明德教授基金”，这是一个让“母鸡生蛋”的方法。“２年前，有人资助我们１亿港币，我们建立了一个基金，用基金的利息给学生发奖学金。比如说，某人捐出２０００万港币给我们建立一个用教授命名的基金，我们将它１００万港币的利息全部用于教授的科研工作，美国、加拿大的学校都有这种风气，我想把这种风气带到港大。”
在徐立之眼中，筹款不仅仅是校长或筹款小组的事情，而是全校员工都要去做的工作。“比如，以前学生毕业后，学生证就要还给学校，学生和学校之间便‘清账’了，但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学校还是要跟学生保持联络，二者之间是长期关系。”
长期和稳定的大学募款应该立足于优秀的学科建设，有名气的学科总是容易受到关注和捐助；大学也需要投入资源跟捐款人一起合作这些项目——筹款因而成为一个“需要精密策划的工作”。“募款时院长和教授要一起出力：下一个是什么项目？可以向谁去敲门？……真的事先要做很多工作。”
但这样的募款并非全无条件。“我们规定，在募款时捐赠人一律不得干预我们的学术自由，这是我们的工作纲要。我们还有一条，烟草公司的捐助我们不收。”徐立之强调。
他主动跟记者谈到了一年前的“李嘉诚冠名事件”，２００５年５月６日，香港富豪李嘉诚向香港大学捐赠１０亿港币，其时身在纽约的徐立之获悉，发电邮称李嘉诚此项捐款是“史无前例的礼物”。１２天之后，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将港大医学院冠名为“李嘉诚医学院”，以答谢李嘉诚基金会的捐赠。这一改名在香港引发连番风波，３０名港大医学院校友联署反对港大将医学院以李嘉诚名字命名，并斥责校方出卖港大传统。
徐立之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命名的决定是按照正常程序而作出的，既合情又合理，所以校方不会改变这个决定。“校友们有两个误解：首先，他们离开学校太久了，不知道政府在削减经费，而我们一定要筹款，否则我们的很多课题都不能做了；其次，他们怀疑，是不是我们把医学院卖给李嘉诚先生了？李嘉诚先生有很多生物科技公司，我们就跟他有什么瓜葛，我们就会把知识产权都给李先生吗？绝对没有。李嘉诚先生没有跟我们讲应该怎样用这笔钱，但我们知道如果这笔钱用在生物医学方面，李先生会高兴，以后还会给我们钱。我们在讲明以后，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很接受了，就有人表示希望我们以后多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还是有人反对，他们出于个人的理由，比如说不喜欢李先生，那我们就不能再顾虑那么多了。”
给学生更多选择机会
１９９８年，香港大学在内地招收了３０名学生，渠道是在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挑选。“香港大学没有特地用奖学金去吸引学生，但我们也不愿意进了港大的学生却因为财政问题读不起书，我们一定会帮助好的学生，对不能负担学费的学生我们一定有资助。“
在７月１３日中午的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上，徐立之低调表示，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各有千秋。在面对记者时，他仍不愿过多纠缠于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的比较：“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长处。内地学生专心学习，比如说体育、音乐的训练，内地学生比香港学生好很多，香港学生会弹钢琴就可以了。你们是专业型的表演级人才，我们是业余级的。”
在徐立之的体验中，一个国际型大学应该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目前，香港政府规定香港各高校非本地生总额可达到学生总数的１０％。但对徐立之来说，如果让这个比例快速增加，可能意味着宿舍等资源的不堪负荷。他透露，目前港大约有９％的非本地学生，２００６年港大预计大概在内地２０个省市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２５０名学生，今年报名香港大学的学生大约有１．２万人。“将来非本地学生有可能会增加到２０％，但我们不希望未来内地生的比例增加很多，增加到１０％就差不多了。”
不是所有的高分学生都适合香港大学。“来港大的学生，他们一定要适合港大教育的模式，如果不适合的话，他会失望。”徐立之告诫。
“其实我们没有太刻意看学生的分数，当分数达到一定要求时，我们主要看他各方面的能力。”一旁的香港大学中国事务总监黄依倩补充道。
目前，香港大学的在读生已经为母校在内地的招生做志愿者，现身说法向内地宣传港大。在徐立之看来，“机会”的概念毋庸忽视：香港是中国的地方，一个学生第一年在复旦学习，第二年在香港大学学习，第三年就可能在美国的加州大学学习，香港大学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多的交换计划，成绩好、沟通能力好的学生机会就更多。
他极力倡导对香港大学的“三三四”学制进行改革。１９７２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的徐立之，本身就是四年制的受惠者，而现在他掌舵的港大，创校初期也是四年制。“三年制安排的课程很集中，学生吃的是套餐，将来改成四年制的话，学生可以吃到自助餐，我们会在选课方面尽量给学生空间。”
但他不赞成在内地去开设香港大学的分校，他不认同这种跟风的做法。“很多人跟我说香港大学不如到深圳去开个分校。我回答，我们不是麦当劳，不能这样办学！除非香港大学的教授也到深圳去。学校的风气受社会的影响，你在复旦旁边开一所香港大学分校就不是香港大学了，因为那是在上海。”
“每个大学的钱都是不够的，一个大学缺钱很正常。最近１５年来，港府对我们削减了大概２５％的资金，最近４年削减了大概１０％的资金。我上任之后才减的，所以我说这是送给我的最好‘礼物’。”徐立之用幽默的语调叙述着这个事实。
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的徐立之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学士及硕士学位后，负笈美国匹兹堡大学，１９７９年，２８岁的徐立之获得博士学位。１０年之后，他成功断定出导致囊状纤维症的缺陷基因，这个论断被认为是人类遗传史上的重要突破。
徐立之执掌的香港大学为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１９１１年创校，如今被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评定为全球五十佳大学之一，亚洲排名第五，香港第一，港大亦有４５％的教研人员由世界各地招聘来港任教。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３日，在上海参加“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
港大一年支出４０亿港币
“香港大学一年的支出有多少？作为校长，你能够保证港大收支平衡吗？”见到徐立之时，记者单刀直入。
“真实的数字不可以告诉你”，他笑出声，侧头思索片刻，旋即坦言，“目前港大一年的支出大概是４０亿港币，当然，港府拨给我们３０亿港币，我们还有学生学费和各方面资助等收入。”
筹款，成为绕不开的话题。
“作为校长，您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我用在募款上的时间是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都在学校其他行政方面。虽然在香港，香港大学在筹款方面做得很好，但比起外国的学校，风气还是相差很远。香港的高校一贯习惯了由政府资助。但一个大学的运作，仅靠学费和政府的资助远远不够，香港的校友资助风气还不够，风气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在美国，给高校捐赠是免税的，但在香港，并没有免税这个概念，我认为，关于捐赠的所有配套制度都很重要。”徐立之向记者解释。
香港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格物”，徐立之倡导在港大成立一系列“明德教授基金”，这是一个让“母鸡生蛋”的方法。“２年前，有人资助我们１亿港币，我们建立了一个基金，用基金的利息给学生发奖学金。比如说，某人捐出２０００万港币给我们建立一个用教授命名的基金，我们将它１００万港币的利息全部用于教授的科研工作，美国、加拿大的学校都有这种风气，我想把这种风气带到港大。”
在徐立之眼中，筹款不仅仅是校长或筹款小组的事情，而是全校员工都要去做的工作。“比如，以前学生毕业后，学生证就要还给学校，学生和学校之间便‘清账’了，但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学校还是要跟学生保持联络，二者之间是长期关系。”
长期和稳定的大学募款应该立足于优秀的学科建设，有名气的学科总是容易受到关注和捐助；大学也需要投入资源跟捐款人一起合作这些项目——筹款因而成为一个“需要精密策划的工作”。“募款时院长和教授要一起出力：下一个是什么项目？可以向谁去敲门？……真的事先要做很多工作。”
但这样的募款并非全无条件。“我们规定，在募款时捐赠人一律不得干预我们的学术自由，这是我们的工作纲要。我们还有一条，烟草公司的捐助我们不收。”徐立之强调。
他主动跟记者谈到了一年前的“李嘉诚冠名事件”，２００５年５月６日，香港富豪李嘉诚向香港大学捐赠１０亿港币，其时身在纽约的徐立之获悉，发电邮称李嘉诚此项捐款是“史无前例的礼物”。１２天之后，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将港大医学院冠名为“李嘉诚医学院”，以答谢李嘉诚基金会的捐赠。这一改名在香港引发连番风波，３０名港大医学院校友联署反对港大将医学院以李嘉诚名字命名，并斥责校方出卖港大传统。
徐立之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命名的决定是按照正常程序而作出的，既合情又合理，所以校方不会改变这个决定。“校友们有两个误解：首先，他们离开学校太久了，不知道政府在削减经费，而我们一定要筹款，否则我们的很多课题都不能做了；其次，他们怀疑，是不是我们把医学院卖给李嘉诚先生了？李嘉诚先生有很多生物科技公司，我们就跟他有什么瓜葛，我们就会把知识产权都给李先生吗？绝对没有。李嘉诚先生没有跟我们讲应该怎样用这笔钱，但我们知道如果这笔钱用在生物医学方面，李先生会高兴，以后还会给我们钱。我们在讲明以后，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很接受了，就有人表示希望我们以后多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还是有人反对，他们出于个人的理由，比如说不喜欢李先生，那我们就不能再顾虑那么多了。”
给学生更多选择机会
１９９８年，香港大学在内地招收了３０名学生，渠道是在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挑选。“香港大学没有特地用奖学金去吸引学生，但我们也不愿意进了港大的学生却因为财政问题读不起书，我们一定会帮助好的学生，对不能负担学费的学生我们一定有资助。“
在７月１３日中午的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上，徐立之低调表示，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各有千秋。在面对记者时，他仍不愿过多纠缠于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的比较：“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长处。内地学生专心学习，比如说体育、音乐的训练，内地学生比香港学生好很多，香港学生会弹钢琴就可以了。你们是专业型的表演级人才，我们是业余级的。”
在徐立之的体验中，一个国际型大学应该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目前，香港政府规定香港各高校非本地生总额可达到学生总数的１０％。但对徐立之来说，如果让这个比例快速增加，可能意味着宿舍等资源的不堪负荷。他透露，目前港大约有９％的非本地学生，２００６年港大预计大概在内地２０个省市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２５０名学生，今年报名香港大学的学生大约有１．２万人。“将来非本地学生有可能会增加到２０％，但我们不希望未来内地生的比例增加很多，增加到１０％就差不多了。”
不是所有的高分学生都适合香港大学。“来港大的学生，他们一定要适合港大教育的模式，如果不适合的话，他会失望。”徐立之告诫。
“其实我们没有太刻意看学生的分数，当分数达到一定要求时，我们主要看他各方面的能力。”一旁的香港大学中国事务总监黄依倩补充道。
目前，香港大学的在读生已经为母校在内地的招生做志愿者，现身说法向内地宣传港大。在徐立之看来，“机会”的概念毋庸忽视：香港是中国的地方，一个学生第一年在复旦学习，第二年在香港大学学习，第三年就可能在美国的加州大学学习，香港大学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多的交换计划，成绩好、沟通能力好的学生机会就更多。
他极力倡导对香港大学的“三三四”学制进行改革。１９７２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的徐立之，本身就是四年制的受惠者，而现在他掌舵的港大，创校初期也是四年制。“三年制安排的课程很集中，学生吃的是套餐，将来改成四年制的话，学生可以吃到自助餐，我们会在选课方面尽量给学生空间。”
但他不赞成在内地去开设香港大学的分校，他不认同这种跟风的做法。“很多人跟我说香港大学不如到深圳去开个分校。我回答，我们不是麦当劳，不能这样办学！除非香港大学的教授也到深圳去。学校的风气受社会的影响，你在复旦旁边开一所香港大学分校就不是香港大学了，因为那是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