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南是美丽、富饶的代名词，那么，江南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怎样来界定“地理的江南”“市场的江南”和“文化的江南”呢？
　　对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以往主要有两种意见：一个是依据行政区划，一个是看自然条件。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最早以江南为地名的是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中之一便是江南道。这是一个“大江南”的地理概念，囊括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历史上，最迟称为“江南”的地名是清顺治二年的江南省，辖区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两省，其中也有今天的上海。不过，它的存在时间不长，到乾隆二十五年就正式分立为江苏、安徽两省。
　　以自然条件为依据，江南研究学者如李伯重、周振鹤等，将太湖作为江南河川流域的中心，认为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地区就是江南。环太湖地区水系相连，有着共同的经济特色，但其范围究竟多大是有分歧的：从苏、松、嘉、湖或苏、松、常、镇“四府说”到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绍、甬“十府说”，不一而足。无论是行政地理还是自然地理上的江南，都不是一个不变的、有着固定边界的地域概念;无论是“四府说”还是“十府说”，最为中心的是古代的苏州和松江（上海）。
　　行政的江南与自然地理的江南之外，还有一个“市场的江南”。最初意义的江南市场与江南自然地理大致重合，是以太湖为中心，太湖西部上游的荆溪、苕溪，东部入海的吴淞江、娄江、钱塘江等，加之贯通南北（镇江、杭州）的运河，共同组合为一个平原水网的区域市场。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运河沿线城市的内部沟通得到加强。同时，江南粮产品等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向北方运送，增强了江南地区接受北方先进文化辐射的力度。
　　宋代，江南经济文化超越北方;明清时期，更是到达历史的高峰。如果说，运河在其中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那么明代中晚期以后，沟通东西部的长江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16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商、华南、华北和长江沿岸的华中地区，形成了日益密切的市场网络。当时，有天下四端之说：北有北京，南至佛山，东为苏州，西乃汉口。苏州为四端之首，是天下商贾云集的海内外贸易中心。同时，作为江南中心城市，苏州对周边城市、区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周边城市、区域则有着向中心聚集的内聚力。例如，跨越崇山峻岭的疆界，徽州向苏州整合;跨越长江天堑的疆界，南通向上海整合。
　　太平天国战争后，苏州遭到严重破坏，江南的中心开始往长江的门户上海移动。随着近代化的推进，机器大生产和金融业、海运业逐渐成为上海经济的命脉，上海的辐射力变得更为强大。
　　以上主要是从地理疆域和市场形成的角度谈江南，其实文化江南有着更强大的张力。首先是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比如，张謇在南通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形成“乡里士夫”，人人奋起，为地方做了许多实事，从而营造出一个“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的新村落。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的孕育、发展，也与江南文化中的这种创新特质紧密相关。
　　其次是理性和智慧。以上缴赋税为例，江南重赋自古已然。清代，苏州仅占江苏5.99%的面积，缴纳地丁银却占全省的侣，96%。不过。勤劳、聪明的江南人没有被压垮，人多地少便精耕细作，创造了“苏常熟，天下足”的局面。农业不足以养生便发展工商、世，使江南长期位列全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
　　最后是厚重、包容与精致。江南文化以吴越文化为根基。唯其厚重，故能包容，故能汇集中西文化之大成。江南的精致，不仅体现在人民的生活上以及传统时代的手工艺、园林、戏曲上，更体现在长三角区域的现代制造业、大都市的创意智慧上。
　　进一步来看，市场与文化是江南跨越地域疆界的內在动力。就江南疆域演变的历史而言，由大（行政区划）而小（自然地理），再由小而大（市场与文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富有内在逻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