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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南丝路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彰名是以汉代外交家、探险家张骞凿空、出使西域为标志的。
张骞是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从长安出发的，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历十三年。
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是为皇帝分忧，期盼联络远在西域的大月氏等族国，对劲敌匈奴形成前后夹击的有利态势，借此稳定和扩大帝国版图。为着这个目的而西行却并未实现初衷的张骞，却阴差阳错地收获了一个“大馅饼”：成为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和筑路人。
按照张骞和朝廷当时的识见，这条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于一身，被后世命名为丝绸之路的跨境道路，是中原连通世界、走向世界的处女作。
但是，从长安出发的张骞团队，在呼啸的北风、漫卷的黄沙、不绝的驼铃中，一路经陇西，翻帕米尔高原，过大宛、康居、大月氏，行程达“万二千里”后，于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却见到了产自四川的邛杖、蜀布。
张骞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张骞西行不仅为汉武帝带回了汗血马、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还带回了他在大夏国的见闻。汉武帝这才知道，早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前，他的帝国所属的蜀地成都，就有一条隐秘的商道通达身毒（今印度），曰“蜀身毒道”，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就是说，张骞开通的那条丝路其实只是北方丝绸之路。
构成商脉的若干要件中，商路是其中最具象、最有形的一种。中国最古老、最重要、最悠长的商路是“丝绸之路”。商路又有陆路与水路之分，譬如我国三条“丝绸之路”中，“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属陆路，“海上丝路”属水路。
那是公元前128年的一天。在大夏国的集市上，张骞饶有兴味地与商家聊起了天。得知滇越国（今云南大理一带）常有蜀商在那里做生意，滇越又与身毒相去不远，而身毒的商品是能远销大夏的。
忧国忧民、忧君之忧，同时又急于出奇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张骞，一回到长安就疾疾向宫廷奔去，大汉的风在他扑满域外沙尘的衣冠上打旋。关于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正是司马迁对张骞沿路考察汇报材料的记录，才使得蜀地有通往国外交通线的消息在一份古代文献中透露了出来，也才使得汉武帝有了改变国家战略的依据。在此之前，中原的君臣们、先知们压根儿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叫身毒的国家，且这个国家还是自己西南方的邻国。
能与域外同类产生关联，达成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共识与通道，对于汉朝和汉朝以外的族国来说，太重要了。汉武帝深知这一点。现在，他又从忠臣、能员张骞的奏本与言谈中知道了一宗事实，那就是，为着这个愿景，如果从长安出发西去的话，会遇到来自羌人和匈奴的阻截与危险，如果从成都出发南下的话，则是到身毒的最佳捷径，且又不经由铁马嘶鸣的匈奴地盘。
吃了一惊随即大喜过望的汉武帝立马决定让建议者自己去实现、坐实自己提出的建议。从理论到实际，从激情到忠诚，这位手下似乎都具有再攀新高、再创千古佳绩的实力与必然。这样，出使西域回到长安不到三年的张骞又接过了去开通“蜀身毒道”的令牌。一骑驿使，将张骞从与卫青一道抗击匈奴的战场上召回了长安。
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有个伟大的领袖，一定有几个出色的人物。这是时间对一个需要嘉奖的国家的标配。
张骞出长安城门，乘车换马，经剑阁道，来到了南丝路始端源地成都。但这位冒险家并没有在花团锦簇、舒适安逸的成都城安营扎寨，而是沿畅通无阻的“蜀身毒道”首段继续向南挺进，直到把他的指挥中枢设在了紧靠前线“西南夷”的长江边上的犍为郡。这一年，是公元前122年。
张骞一番考察和谋划后，派出四支探路兼外交队伍，分别从成都和宜宾出发，计划从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四个方位向身毒进发。四路使者也是“蛮拼的”，跟著商队，磕磕绊绊，一路交涉一路前行，哪知各行才一二千里，就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滇越少数民族地区。交涉无果，不能继续前进，望着商队过关南去的背影，又得知匈奴来犯长安，只好叹一口气，掉转马头原路折返。
其实，张骞的团队能沿民间商队踩出的“蜀身毒道”走那么远——都到了夜郎和滇国了——还得益于汉武帝指派的先行者唐蒙和司马相如对“西南夷”的开发。当然，那时的汉武帝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对西南片区的维稳行为和开疆拓土雄心，竟与一去杳无音讯的张骞后来带回的建议不谋而合。
公元前135年，也就是张骞西出长安四年后，一位叫唐蒙的人浮现了出来。时在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做边地宣传工作的县令唐蒙，因吃到了独产于蜀郡的“枸酱”而灵敏地嗅到了一条商道的消息。于是他毛遂自荐出使“西南夷”，打通夜郎道。汉武帝遂了他的心愿，同意了他的上书请求。经过五年的努力，唐蒙建立了出使夜郎、设置犍为郡、开辟夜郎道与僰道、联合夜郎开征南越的格局与功勋。但是，这一格局与功勋，在安抚的同时，毕竟是动用了血腥武力来达到的——他甚至还斩杀过部落的大首领。
这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骚乱和喋血反抗，也让同朝做官的蜀人司马相如看不下去，略施辩才，发了议论。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同意了司马相如的请求，令他接替唐蒙，全面主持宾服“西南夷”工作。
相如的岳丈卓文孙是位大富商，昔日瞧不起他这个穷酸文人，这次见女婿高车驷马回蜀，脸都笑烂了，遂拿出丰厚财物，全力支持女婿招抚“西南夷”。 汉武帝对帝国边疆进行过六次重大扩张征服战役，其中五次都是金戈铁马、兵戎相见，只有针对“西南夷”的战役打得颇见古怪。
真没想到有过琴挑卓文君、号私奔第一人、辞赋名气如日中天的司马相如还是位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兼经济学家。他只用口辞、礼物、货品、商贸、筑路工及赋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作武器，就让经营“西南夷”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邛、笮、冉、駹和斯榆的君长如愿成为汉朝臣子，他们拆除了关隘，使边关扩大，开通零关道，架桥孙水（今安宁河），直通邛、笮。
司馬相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文取柔治“西南夷”的经验，对国际情势复杂、领土争端频仍、祈愿和平发展的当世也是有着启发价值的。由此亦可看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建设，意义极其重大和深远。
“西南夷”有多大呢？包括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的中国西南部。民族、民系纷纭的“西南夷”毕竟太大、太复杂了，加之匈奴在西北边不断骚扰，汉武帝对“西南夷”的收服、对“蜀身毒道”的开辟，终是不能展开身形，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张骞之后又来了郭昌、卫广，直到西汉末期的公元前27年，新上任的牂牁郡守陈立斩杀了夜郎末代国王“兴”，南丝路才由汉王朝官方接管，全面贯通。此后，它成了蜀汉孔明“攻心为上”“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之道，元代忽必烈率军沿横断山南下强取云贵之道，中国远征军出滇入缅抗日之道……
而史料记载，早在唐蒙、司马相如之前，南丝路上已是马蹄声声，人影幢幢。可以说，正是擅长桑蚕产业的古蜀时期蚕丛氏的逃亡隐身路线，成就了最初的南丝路——蚕丛氏为沿线土著带去了那吐丝如云的天虫。
那个时代，不特蚕丛氏南逃的路线初开了南丝路，杜宇从朱提（今云南昭通）一带入主成都平原的路线，鳖灵经宜宾溯岷江入川的路线，拒不降秦的开明末期蜀王子蜀泮率将士三万南迁，过云南，达交趾（今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瓯雒国称安阳王雄踞百年的路线，以及从三星堆、金沙掘出的西亚文明，无不增添着南丝路的宽度、长度、硬度和色彩。
锦绣之城
当丝绸与珠宝隔着国境遥相对望、相思，南丝路诞生。
成都就是中国出产丝绸的巨邑（故有别称锦城）——这也是南丝路将自己的策源地和起点选择为成都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个里因。而南丝路的反哺，又滋养和壮大着锦城。
锦城又是锦官城的简化与荡开。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开始逐步兴建成都城。在城东筑了周长12里、城墙高7丈的“大城”，为蜀郡官府首脑地；在城西筑了“少城”，系手工业、商业集散地，设有盐铁等税收机构。稍后，又在城外一个叫“笮桥南岸”（今成都西较场外锦江南岸地区）的地方建了锦官城，一家专事蜀锦生产与管理的国家工厂。在锦官城的西南面，还建了车官城。南丝路的起点，蹬马启车的所在，怎能没有车官衙门及造车修车的配套，怎能没有战车去雾中的南方表达国家意志？
成都蜀锦傲居中国四大名锦（成都蜀锦、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广西壮锦）之首，有“天下母锦”之誉。
成都除了蜀锦，其丝绸王国中的绣品也是极厉害的，可谓锦绣双骄。蜀绣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与湘绣、苏绣、粤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西汉以前，蜀绣就与蜀锦齐名，铺锦连绣。据《皇朝通鉴》记载：蜀工富饶，丝帛所产，民制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
锦绣之品，锦绣之术，都离不开桑蚕的作为与布力，离不开绸布的发明与传播。溯寻桑蚕和绸布的源头，我们就能在成都西北边看见“西陵氏”“蜀山氏”以及他们的杰出代表嫘祖和昌仆，在岷江流域看见蚕丛氏。
一千七百多年前，蜀国之所以能与魏、吴并峙，成为三国之一，仰仗的就是“寸锦寸金”的蜀锦——用蜀锦商贸换来的财力。诸葛亮帮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为巩固三分天下局势，进一步北征曹魏，把发展蚕桑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在居家住地、后来称为“葛陌”（今双流县东北）的地方，种桑八百株，用手植的行动号召人民种桑养蚕。
诸葛亮鼎力发展锦绣产业，使蜀汉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复苏。关于复苏的景象，晋人左思借《蜀都赋》作出了这样的描述：成都城内“栋宇相望，桑梓相连”，许多寻常人家都以织锦为业，出现了“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的盛况。锦江之滨，“濯色江波”的蜀锦，像初霞在雾水中展开。少城内，来自海内外的商人摩肩擦背、春风沐面，以蜀锦、蜀绣为主打产品的“纤丽星繁”的货物堆积如山。
蜀国丝织品对魏国、吴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南朝《丹阳记》载，中国的锦，“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魏文帝曹丕也对蜀锦花纹赞叹不已，曾诏群臣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
因司马相如、卓文君、诸葛亮等名人皆有不少精彩的锦故事，故后世就将与他们有关的、织法各异的锦称“相如锦”“文君锦”“诸葛锦”……
在古代，成都地区俨然就是一座丝绸的库房，任两千公里的南丝路怎么搬运，也搬运不完。当然，走在南丝路上的中方货品远不止丝绸——还有布匹、茶叶（四川蒙山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陶瓷、邛杖、铜铁器（西汉卓文孙、邓通的发达均与冶铁冶铜有关）、工艺品、药材、漆器等。外方的货品也不唯珠宝——还有琉璃、毡、缯布、海贝、棉花、象牙、燕窝、鹿茸等。更还有双方的哲学思想、宗教艺术、政治诉求。
在古代，成都也是一座大城，否则它是承载不起作为南丝路起点的重任的。
西汉中期，成都县人口76256户，仅次于首都长安80800户，是全国第二大城邑。西汉末年，成为全国除长安以外的五大商业都会之一。唐代，“扬一益二”，成都成为仅次于扬州的中国第二大都会。宋代成都十分繁华，其综合测评指数与汴京在伯仲之间。
成都浣花南路268号，蜀江锦院蜀锦手工织造演示厅。我看见四把银光闪闪的铁梭在叶永洲师傅的手中来回穿梭，而坐在5米高台上的曹福生师傅双手同时控制着1200余根“钦线”，不时跳线、提线，十指在丝线间舞动，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最后的南丝路
江水涣涣，群山夐夐。世界天翻地覆，我们已很难看见古锦古绣的真容了——南丝路的真容呢？丝与路哪个穿透时间的能力更强？谁比谁存活得更久？
成都地盘不小，辖11个市辖区、4个县，代管5个县级市，有1.43万平方千米。如今，那条成于古蜀、畅于汉、兴于唐、衰于明的南丝路，在其起点成都境内可还有自己古老的踪影？有的话，在哪里，是什么模样？这条路出城后，又是怎样走向海外的呢？带着这些疑问，在这个“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季节，我挎着相机，向雾霭中闪着隐约丝绸残光的道路走去。
从成都锦官城出发，沿着“蜀身毒道”南去，共有西路、中路、东路三条路可供选择。一些干道、支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城镇、地理、政治、区划等的变化会跟着出现变化，但向南去的大方向不会变，且终点都指向印度地区。
西路（灵关道、牦牛道等）：成都锦官城→双流→新津→邛崃→名山→雅安→荥经→汉源→甘洛→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德昌→米易→会理→攀枝花→（渡金沙江）→云南永仁→大姚→大理。
中路（水路、五尺道等）：成都锦官城→乐山→宜宾（上五尺道）→高县→筠连→豆沙关→大关→云南昭通→贵州威宁→云南曲靖→昆明→楚雄→大理。
东路（沱江道或东大路等）：成都锦官城→龙泉驿（或金堂五凤）→简阳→资阳→内江→自贡→泸州，之后分东西两道，东道从毕节和遵义分别穿过贵州到达广西，再分别到交趾、广州出海向太平洋；西道过永宁河在贵州分别通过毕节和六盘水，到达云南昭通，再过曲靖、大理。
到大理后，走永昌道，经漾濞、永平、保山、腾冲，尔后过盈江，经缅甸八莫抵印度。如愿意，再至中亚、欧洲。
合上古籍，我首先勘行的西路。城区内哪有古道可言，便驾车出城。南出成都，过永丰立交，上成雅高速公路，过双流境，交10元过路费在新津出口后，折西望邛崃古城而去。风很稠密很均匀地向后奔跑，它翻飞的衣襟把车玻璃打得很是响亮。两千多年前的人类和路一定没有想到，羊肠小道般的古道一代一代茁壮成长，它现在的第N代世孙，远比其先人宽大又平坦，而人类的速度已达到了可以驾驭风的程度。
其实，仅仅只在87年前，成都境内一条完整的南丝路仍旧存在着并行使着自己的实用和美学功能。两千多年来，成都经新津、邛崃至雅安仅有一条供肩舆、驮运的驿道，直到民國19年，成（都）康（定）公路成雅段竣工才完成历史使命。走西路出成都的边界地是邛崃。如今，沿西路至邛崃城区有一条更快捷的路，即成温邛高速公路，此路往前过名山，接成雅高速。从成都至攀枝花，一般不走邛崃，而是多走成雅、雅西、攀西，一路高速，就到了。
南丝路在西路成都段的显形出现在邛崃市平乐场镇边上的骑龙山上，是出身于中医世家的场镇居民熊永龄老先生带我上的山，当地人管山上这条古道叫“马道子”。
渐走渐行中，我们到了骑龙山的山顶平台，一个树木稠密、名“城隍岗”的地方。此时马道子的旁侧墙垣已由一道变为了两道——两墙像夹道欢迎的人墙。两侧墙垣约四五尺高，用鹅卵石呈人字形嵌砌。它们把古路夹在中间，其状与秦汉时代官方“甬道”规制完全一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作甘泉殿，筑甬道”。注说：“谓于驰道外筑墙，天子行中间，外人不见。”史书上的书写，在大地上找到了佐证和回音。
古道为什么沿山顶脊骨修筑，而不是像公路一样顺峡沟、河流而设呢？熊老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这条古道是驮运重要物资的商道，只有在山脊上行走，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不会中伏击。此外，山脊上修路，可减少过河建桥的成本。”
中路是水路，从成都城内锦江码头上船，顺水而下，经望江楼、中和、中兴、黄龙溪，出成都境在彭山市江口镇汇入岷江，尔后经乐山达宜宾后上岸，望云南去。此路尚存，只是水量大减，水运凋敝，早无“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景象。水路不好使了，但顺江而去的成乐、乐宜两条高速陆路却出现了。
东路有陆道和水道两条。陆道称“东大路”，东出成都，经龙泉驿、简阳，出成都过资阳、资中、内江、自贡抵泸州。水道称“沱江道”，从成都至金堂县赵镇码头（或五凤码头）上船，顺沱江抵泸州。笔者入籍龙泉驿逾25载，对南丝路东路成都段再熟悉不过。水道尚通，除了旅游船只，已鲜有帆影。陆道尚存的南丝路主要在龙泉山大佛村境内。现年73岁的村民肖太发是位古道热肠的守碑人——他守着古道旁国宝级文物“北周文王碑”都49年了。肖大爷指着脚下草丛中宽约2米、闪着历史熹光的石板路对我说：“东大路以前可热闹了，成都平原与川东、川南的往来商队都走这里。由于这段路在龙泉山脊，就成了成都东边屏障的军事咽喉，古代很多战役都在这里展开。民国时期，朱德、刘伯承也在这里打过仗，杨森的侄儿杨天骅就打死在这个地方。”如今，出现在成都东南边的公路有成渝、成自泸、成安渝高速，和成简快速通道。
西中东三个方向上，取代南丝路的高速公路其实都是大致沿着南丝路的路基开道前行的，就是说，南丝路最后的功能，是为现代化的发展起着奠基与路引的作用。
成都最后的南丝路，目送现代文明前行后，继续待在老地方，让游客驻足、遥想、触景生情、自去感动。
（摘自1月12日《光明日报》）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彰名是以汉代外交家、探险家张骞凿空、出使西域为标志的。
张骞是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从长安出发的，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历十三年。
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是为皇帝分忧，期盼联络远在西域的大月氏等族国，对劲敌匈奴形成前后夹击的有利态势，借此稳定和扩大帝国版图。为着这个目的而西行却并未实现初衷的张骞，却阴差阳错地收获了一个“大馅饼”：成为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和筑路人。
按照张骞和朝廷当时的识见，这条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于一身，被后世命名为丝绸之路的跨境道路，是中原连通世界、走向世界的处女作。
但是，从长安出发的张骞团队，在呼啸的北风、漫卷的黄沙、不绝的驼铃中，一路经陇西，翻帕米尔高原，过大宛、康居、大月氏，行程达“万二千里”后，于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却见到了产自四川的邛杖、蜀布。
张骞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张骞西行不仅为汉武帝带回了汗血马、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还带回了他在大夏国的见闻。汉武帝这才知道，早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前，他的帝国所属的蜀地成都，就有一条隐秘的商道通达身毒（今印度），曰“蜀身毒道”，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就是说，张骞开通的那条丝路其实只是北方丝绸之路。
构成商脉的若干要件中，商路是其中最具象、最有形的一种。中国最古老、最重要、最悠长的商路是“丝绸之路”。商路又有陆路与水路之分，譬如我国三条“丝绸之路”中，“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属陆路，“海上丝路”属水路。
那是公元前128年的一天。在大夏国的集市上，张骞饶有兴味地与商家聊起了天。得知滇越国（今云南大理一带）常有蜀商在那里做生意，滇越又与身毒相去不远，而身毒的商品是能远销大夏的。
忧国忧民、忧君之忧，同时又急于出奇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张骞，一回到长安就疾疾向宫廷奔去，大汉的风在他扑满域外沙尘的衣冠上打旋。关于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正是司马迁对张骞沿路考察汇报材料的记录，才使得蜀地有通往国外交通线的消息在一份古代文献中透露了出来，也才使得汉武帝有了改变国家战略的依据。在此之前，中原的君臣们、先知们压根儿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叫身毒的国家，且这个国家还是自己西南方的邻国。
能与域外同类产生关联，达成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共识与通道，对于汉朝和汉朝以外的族国来说，太重要了。汉武帝深知这一点。现在，他又从忠臣、能员张骞的奏本与言谈中知道了一宗事实，那就是，为着这个愿景，如果从长安出发西去的话，会遇到来自羌人和匈奴的阻截与危险，如果从成都出发南下的话，则是到身毒的最佳捷径，且又不经由铁马嘶鸣的匈奴地盘。
吃了一惊随即大喜过望的汉武帝立马决定让建议者自己去实现、坐实自己提出的建议。从理论到实际，从激情到忠诚，这位手下似乎都具有再攀新高、再创千古佳绩的实力与必然。这样，出使西域回到长安不到三年的张骞又接过了去开通“蜀身毒道”的令牌。一骑驿使，将张骞从与卫青一道抗击匈奴的战场上召回了长安。
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有个伟大的领袖，一定有几个出色的人物。这是时间对一个需要嘉奖的国家的标配。
张骞出长安城门，乘车换马，经剑阁道，来到了南丝路始端源地成都。但这位冒险家并没有在花团锦簇、舒适安逸的成都城安营扎寨，而是沿畅通无阻的“蜀身毒道”首段继续向南挺进，直到把他的指挥中枢设在了紧靠前线“西南夷”的长江边上的犍为郡。这一年，是公元前122年。
张骞一番考察和谋划后，派出四支探路兼外交队伍，分别从成都和宜宾出发，计划从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四个方位向身毒进发。四路使者也是“蛮拼的”，跟著商队，磕磕绊绊，一路交涉一路前行，哪知各行才一二千里，就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滇越少数民族地区。交涉无果，不能继续前进，望着商队过关南去的背影，又得知匈奴来犯长安，只好叹一口气，掉转马头原路折返。
其实，张骞的团队能沿民间商队踩出的“蜀身毒道”走那么远——都到了夜郎和滇国了——还得益于汉武帝指派的先行者唐蒙和司马相如对“西南夷”的开发。当然，那时的汉武帝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对西南片区的维稳行为和开疆拓土雄心，竟与一去杳无音讯的张骞后来带回的建议不谋而合。
公元前135年，也就是张骞西出长安四年后，一位叫唐蒙的人浮现了出来。时在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做边地宣传工作的县令唐蒙，因吃到了独产于蜀郡的“枸酱”而灵敏地嗅到了一条商道的消息。于是他毛遂自荐出使“西南夷”，打通夜郎道。汉武帝遂了他的心愿，同意了他的上书请求。经过五年的努力，唐蒙建立了出使夜郎、设置犍为郡、开辟夜郎道与僰道、联合夜郎开征南越的格局与功勋。但是，这一格局与功勋，在安抚的同时，毕竟是动用了血腥武力来达到的——他甚至还斩杀过部落的大首领。
这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骚乱和喋血反抗，也让同朝做官的蜀人司马相如看不下去，略施辩才，发了议论。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同意了司马相如的请求，令他接替唐蒙，全面主持宾服“西南夷”工作。
相如的岳丈卓文孙是位大富商，昔日瞧不起他这个穷酸文人，这次见女婿高车驷马回蜀，脸都笑烂了，遂拿出丰厚财物，全力支持女婿招抚“西南夷”。 汉武帝对帝国边疆进行过六次重大扩张征服战役，其中五次都是金戈铁马、兵戎相见，只有针对“西南夷”的战役打得颇见古怪。
真没想到有过琴挑卓文君、号私奔第一人、辞赋名气如日中天的司马相如还是位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兼经济学家。他只用口辞、礼物、货品、商贸、筑路工及赋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作武器，就让经营“西南夷”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邛、笮、冉、駹和斯榆的君长如愿成为汉朝臣子，他们拆除了关隘，使边关扩大，开通零关道，架桥孙水（今安宁河），直通邛、笮。
司馬相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文取柔治“西南夷”的经验，对国际情势复杂、领土争端频仍、祈愿和平发展的当世也是有着启发价值的。由此亦可看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建设，意义极其重大和深远。
“西南夷”有多大呢？包括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的中国西南部。民族、民系纷纭的“西南夷”毕竟太大、太复杂了，加之匈奴在西北边不断骚扰，汉武帝对“西南夷”的收服、对“蜀身毒道”的开辟，终是不能展开身形，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张骞之后又来了郭昌、卫广，直到西汉末期的公元前27年，新上任的牂牁郡守陈立斩杀了夜郎末代国王“兴”，南丝路才由汉王朝官方接管，全面贯通。此后，它成了蜀汉孔明“攻心为上”“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之道，元代忽必烈率军沿横断山南下强取云贵之道，中国远征军出滇入缅抗日之道……
而史料记载，早在唐蒙、司马相如之前，南丝路上已是马蹄声声，人影幢幢。可以说，正是擅长桑蚕产业的古蜀时期蚕丛氏的逃亡隐身路线，成就了最初的南丝路——蚕丛氏为沿线土著带去了那吐丝如云的天虫。
那个时代，不特蚕丛氏南逃的路线初开了南丝路，杜宇从朱提（今云南昭通）一带入主成都平原的路线，鳖灵经宜宾溯岷江入川的路线，拒不降秦的开明末期蜀王子蜀泮率将士三万南迁，过云南，达交趾（今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瓯雒国称安阳王雄踞百年的路线，以及从三星堆、金沙掘出的西亚文明，无不增添着南丝路的宽度、长度、硬度和色彩。
锦绣之城
当丝绸与珠宝隔着国境遥相对望、相思，南丝路诞生。
成都就是中国出产丝绸的巨邑（故有别称锦城）——这也是南丝路将自己的策源地和起点选择为成都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个里因。而南丝路的反哺，又滋养和壮大着锦城。
锦城又是锦官城的简化与荡开。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开始逐步兴建成都城。在城东筑了周长12里、城墙高7丈的“大城”，为蜀郡官府首脑地；在城西筑了“少城”，系手工业、商业集散地，设有盐铁等税收机构。稍后，又在城外一个叫“笮桥南岸”（今成都西较场外锦江南岸地区）的地方建了锦官城，一家专事蜀锦生产与管理的国家工厂。在锦官城的西南面，还建了车官城。南丝路的起点，蹬马启车的所在，怎能没有车官衙门及造车修车的配套，怎能没有战车去雾中的南方表达国家意志？
成都蜀锦傲居中国四大名锦（成都蜀锦、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广西壮锦）之首，有“天下母锦”之誉。
成都除了蜀锦，其丝绸王国中的绣品也是极厉害的，可谓锦绣双骄。蜀绣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与湘绣、苏绣、粤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西汉以前，蜀绣就与蜀锦齐名，铺锦连绣。据《皇朝通鉴》记载：蜀工富饶，丝帛所产，民制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
锦绣之品，锦绣之术，都离不开桑蚕的作为与布力，离不开绸布的发明与传播。溯寻桑蚕和绸布的源头，我们就能在成都西北边看见“西陵氏”“蜀山氏”以及他们的杰出代表嫘祖和昌仆，在岷江流域看见蚕丛氏。
一千七百多年前，蜀国之所以能与魏、吴并峙，成为三国之一，仰仗的就是“寸锦寸金”的蜀锦——用蜀锦商贸换来的财力。诸葛亮帮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为巩固三分天下局势，进一步北征曹魏，把发展蚕桑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在居家住地、后来称为“葛陌”（今双流县东北）的地方，种桑八百株，用手植的行动号召人民种桑养蚕。
诸葛亮鼎力发展锦绣产业，使蜀汉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复苏。关于复苏的景象，晋人左思借《蜀都赋》作出了这样的描述：成都城内“栋宇相望，桑梓相连”，许多寻常人家都以织锦为业，出现了“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的盛况。锦江之滨，“濯色江波”的蜀锦，像初霞在雾水中展开。少城内，来自海内外的商人摩肩擦背、春风沐面，以蜀锦、蜀绣为主打产品的“纤丽星繁”的货物堆积如山。
蜀国丝织品对魏国、吴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南朝《丹阳记》载，中国的锦，“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魏文帝曹丕也对蜀锦花纹赞叹不已，曾诏群臣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
因司马相如、卓文君、诸葛亮等名人皆有不少精彩的锦故事，故后世就将与他们有关的、织法各异的锦称“相如锦”“文君锦”“诸葛锦”……
在古代，成都地区俨然就是一座丝绸的库房，任两千公里的南丝路怎么搬运，也搬运不完。当然，走在南丝路上的中方货品远不止丝绸——还有布匹、茶叶（四川蒙山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陶瓷、邛杖、铜铁器（西汉卓文孙、邓通的发达均与冶铁冶铜有关）、工艺品、药材、漆器等。外方的货品也不唯珠宝——还有琉璃、毡、缯布、海贝、棉花、象牙、燕窝、鹿茸等。更还有双方的哲学思想、宗教艺术、政治诉求。
在古代，成都也是一座大城，否则它是承载不起作为南丝路起点的重任的。
西汉中期，成都县人口76256户，仅次于首都长安80800户，是全国第二大城邑。西汉末年，成为全国除长安以外的五大商业都会之一。唐代，“扬一益二”，成都成为仅次于扬州的中国第二大都会。宋代成都十分繁华，其综合测评指数与汴京在伯仲之间。
成都浣花南路268号，蜀江锦院蜀锦手工织造演示厅。我看见四把银光闪闪的铁梭在叶永洲师傅的手中来回穿梭，而坐在5米高台上的曹福生师傅双手同时控制着1200余根“钦线”，不时跳线、提线，十指在丝线间舞动，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最后的南丝路
江水涣涣，群山夐夐。世界天翻地覆，我们已很难看见古锦古绣的真容了——南丝路的真容呢？丝与路哪个穿透时间的能力更强？谁比谁存活得更久？
成都地盘不小，辖11个市辖区、4个县，代管5个县级市，有1.43万平方千米。如今，那条成于古蜀、畅于汉、兴于唐、衰于明的南丝路，在其起点成都境内可还有自己古老的踪影？有的话，在哪里，是什么模样？这条路出城后，又是怎样走向海外的呢？带着这些疑问，在这个“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季节，我挎着相机，向雾霭中闪着隐约丝绸残光的道路走去。
从成都锦官城出发，沿着“蜀身毒道”南去，共有西路、中路、东路三条路可供选择。一些干道、支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城镇、地理、政治、区划等的变化会跟着出现变化，但向南去的大方向不会变，且终点都指向印度地区。
西路（灵关道、牦牛道等）：成都锦官城→双流→新津→邛崃→名山→雅安→荥经→汉源→甘洛→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德昌→米易→会理→攀枝花→（渡金沙江）→云南永仁→大姚→大理。
中路（水路、五尺道等）：成都锦官城→乐山→宜宾（上五尺道）→高县→筠连→豆沙关→大关→云南昭通→贵州威宁→云南曲靖→昆明→楚雄→大理。
东路（沱江道或东大路等）：成都锦官城→龙泉驿（或金堂五凤）→简阳→资阳→内江→自贡→泸州，之后分东西两道，东道从毕节和遵义分别穿过贵州到达广西，再分别到交趾、广州出海向太平洋；西道过永宁河在贵州分别通过毕节和六盘水，到达云南昭通，再过曲靖、大理。
到大理后，走永昌道，经漾濞、永平、保山、腾冲，尔后过盈江，经缅甸八莫抵印度。如愿意，再至中亚、欧洲。
合上古籍，我首先勘行的西路。城区内哪有古道可言，便驾车出城。南出成都，过永丰立交，上成雅高速公路，过双流境，交10元过路费在新津出口后，折西望邛崃古城而去。风很稠密很均匀地向后奔跑，它翻飞的衣襟把车玻璃打得很是响亮。两千多年前的人类和路一定没有想到，羊肠小道般的古道一代一代茁壮成长，它现在的第N代世孙，远比其先人宽大又平坦，而人类的速度已达到了可以驾驭风的程度。
其实，仅仅只在87年前，成都境内一条完整的南丝路仍旧存在着并行使着自己的实用和美学功能。两千多年来，成都经新津、邛崃至雅安仅有一条供肩舆、驮运的驿道，直到民國19年，成（都）康（定）公路成雅段竣工才完成历史使命。走西路出成都的边界地是邛崃。如今，沿西路至邛崃城区有一条更快捷的路，即成温邛高速公路，此路往前过名山，接成雅高速。从成都至攀枝花，一般不走邛崃，而是多走成雅、雅西、攀西，一路高速，就到了。
南丝路在西路成都段的显形出现在邛崃市平乐场镇边上的骑龙山上，是出身于中医世家的场镇居民熊永龄老先生带我上的山，当地人管山上这条古道叫“马道子”。
渐走渐行中，我们到了骑龙山的山顶平台，一个树木稠密、名“城隍岗”的地方。此时马道子的旁侧墙垣已由一道变为了两道——两墙像夹道欢迎的人墙。两侧墙垣约四五尺高，用鹅卵石呈人字形嵌砌。它们把古路夹在中间，其状与秦汉时代官方“甬道”规制完全一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作甘泉殿，筑甬道”。注说：“谓于驰道外筑墙，天子行中间，外人不见。”史书上的书写，在大地上找到了佐证和回音。
古道为什么沿山顶脊骨修筑，而不是像公路一样顺峡沟、河流而设呢？熊老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这条古道是驮运重要物资的商道，只有在山脊上行走，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不会中伏击。此外，山脊上修路，可减少过河建桥的成本。”
中路是水路，从成都城内锦江码头上船，顺水而下，经望江楼、中和、中兴、黄龙溪，出成都境在彭山市江口镇汇入岷江，尔后经乐山达宜宾后上岸，望云南去。此路尚存，只是水量大减，水运凋敝，早无“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景象。水路不好使了，但顺江而去的成乐、乐宜两条高速陆路却出现了。
东路有陆道和水道两条。陆道称“东大路”，东出成都，经龙泉驿、简阳，出成都过资阳、资中、内江、自贡抵泸州。水道称“沱江道”，从成都至金堂县赵镇码头（或五凤码头）上船，顺沱江抵泸州。笔者入籍龙泉驿逾25载，对南丝路东路成都段再熟悉不过。水道尚通，除了旅游船只，已鲜有帆影。陆道尚存的南丝路主要在龙泉山大佛村境内。现年73岁的村民肖太发是位古道热肠的守碑人——他守着古道旁国宝级文物“北周文王碑”都49年了。肖大爷指着脚下草丛中宽约2米、闪着历史熹光的石板路对我说：“东大路以前可热闹了，成都平原与川东、川南的往来商队都走这里。由于这段路在龙泉山脊，就成了成都东边屏障的军事咽喉，古代很多战役都在这里展开。民国时期，朱德、刘伯承也在这里打过仗，杨森的侄儿杨天骅就打死在这个地方。”如今，出现在成都东南边的公路有成渝、成自泸、成安渝高速，和成简快速通道。
西中东三个方向上，取代南丝路的高速公路其实都是大致沿着南丝路的路基开道前行的，就是说，南丝路最后的功能，是为现代化的发展起着奠基与路引的作用。
成都最后的南丝路，目送现代文明前行后，继续待在老地方，让游客驻足、遥想、触景生情、自去感动。
（摘自1月1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