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外曾有科学家作过一项有趣的调查：人类到底最喜欢哪一种动物?调查结果有些出人意料：老虎排第一，狗排第二，马排第三。
　　这恰好暗合了人类的多重心理特征：把自己敬畏的事物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哪怕是对自己有伤害的事物；其次才轮到心心相印的朋友——同级别、同地位、同心同德、同甘共苦的友人(这里的“狗”，意指西方文化里的“朋友”式的“狗”，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奴才”式的“狗”)；而那些充当他人“坐骑”的基层人士，很不幸地，永远无法在高级别之人的心目中占据光芒四射的位置。
　　那么，一件事物要达到使人敬畏的地步，或者说，要使人“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究竟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呢?让我们以老虎的特征为例吧。首先，虎的外形是凶猛强大的。庞大矫健的身躯、斑斓炫目的皮毛、带有皇族血统符号的“王”字、尖牙、利爪、钢鞭尾……试想，一个普通人徒手走在山林里，如果突然间迎面跳出一只老虎，那么，单是那几声虎啸，也足以让人心跳骤停!其次，虎的秉性是残酷无情的。凡猎物，也就是能转化为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等热量和营养元素的弱小动物，无一不是老虎捕杀、撕咬、吞食的对象。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比捕食者更令猎物胆寒的事物呢?想让虎改掉“杀生”的本性可谓难矣，唯一的方法，恐怕只得从虎的基因上下手了。
　　所以，能够令人敬畏或崇拜的事物，其外形或秉性应当给人以强者的感觉。人们对弱者可以悲悯、怜爱，唯独不肯像对强者那样去心悦诚服地仰慕。因为从内心深处讲，弱者根本就不是人们愿意效仿的榜样，何谈“崇拜”两字!
　　“崇拜”的背后折射出弱者对强者的折服，下级对上级的仰慕，理想主义者对假想圣物的迷信。总之，一个人如果“崇拜”上了某事物，是不太有理智的批判目光的。“崇拜”的背后更折射出“被崇拜者”，或者是“制造崇拜效应者”深刻的思想动机。因为从古至今，物质与精神的付出，总是由“崇拜者”流向“被崇拜者”的。所以，被一个人崇拜是“有福”的，被一群人崇拜是“洪福齐天”的。也正因为此，许多“被崇拜者们”恋恋不舍自己头顶上的光环，一旦被“崇拜”了，就千方百计地制造出更多神话般的崇拜效应。
　　如前所述，“崇拜”心理源自于人类原始的敬畏强者的心理，而制造大规模的“崇拜效应”则很大程度上也依靠了人类的原始心理——集体无意识。人类说到底是群居动物，史前人类漫长的群居生活不仅带来了生存的便利，更带来了集体无意识这一心理副产品。在仪式、典礼、集会等由多人共同组成的集体性现场，往往会形成一种席卷全局的气氛与环境，如黑洞、磁场一般，深深影响到每一个当事人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它足以使现场哪怕最冷静的个人也着实疯狂一把，不自觉地进入某个预定的“圈套”。
　　“集体无意识”是一把双刃剑。弄得好了，可以增强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弄得不好，不仅会造成失控的局面，还会削弱每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造成“集体性愚昧”——“崇拜效应”就是其中的典型。在那个“举国上下皆疯狂”的年代，因为有了对某位个人的敬若神明的崇拜，芸芸众生餐前高呼“万寿无疆”是“顺理成章”的，男女老少齐跳“忠”字舞成了“正常现象”。每个人的智力水平都降到了最低点。据说当时有一个单位的骨干分子去学“忠”字舞，因为他天生右脚有些残疾，所以舞步的重心移到了左脚上，每做一个动作，身体就“呼啦”往左方一倾。在他的带领下，全单位职工的舞步也都是“左倾”的——这又正好符合“被崇拜者”所倡导的精神意志。
　　一个群体的领导者如果变成了蒙昧式个人崇拜的倡导者和受益者，其危害性是惊人的。有些公司的老总打着营造企业文化氛围的幌子，反反复复用“集体无意识”的手段，把他个人的“圣像”烙在员工的脑海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剥夺了员工的健康与福利。这种手段若发挥到极致，就类似于一些非法传销窝点的“洗脑”运动。这种古老的“集体无意识”手段，虽然原始，但又不可谓不“高明”。连不少未来的精英——大学生们，也不幸被这套严密的“洗脑”体系所控制，不自觉地把这个非法体系的最高诈骗者当成了无往不利的精神领袖。少数“被崇拜者”获得物质与精神“双丰收”的时刻，正是众多“崇拜者”失去自身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的时刻。
　　神话是编造出来的，崇拜效应是被精心炮制出来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二战期间纳粹分子对理想王国的编造所导致的普通德国人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崇拜。最近德国拍摄了一部描绘希特勒最后十二天经历的纪实性历史反思影片——《帝国的毁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该片“美化”了希特勒及其党羽，这恐怕是因为他们并未亲身经历过“希特勒所到之处，处处都是鲜花和飞吻”的特定历史年代。作为二战后出生、成长的普通人，他们的脑海里已刻满了“希特勒是恶魔”的既定历史评价，反而忽视了对纳粹思想的形成及风行一时之根源的探究，也没有真正领悟到该片对人性的弱点——“崇拜”的批判及反思态度。片中的希特勒，对于效忠于他的部下和拥戴他的“人民”确也不乏其“个人魅力”。尤其是在崇拜他的女性和青少年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位“崇高的伟人”。他张口闭口就是“我的人民”、“我的祖国”。他宣称：“第三帝国将是一个充满艺术和文明的乐园，将绵延上千年。”他忠实的追随者，宣传家戈培尔在自杀前留下了“史诗般的”遗书，“……真理将再次胜利，届时，我们将屹立在所有人面前，纯洁而清白……”杀人狂的嘴里并不缺乏美丽的言辞。
　　英国哲学家E·H·贡布里希在《理想与偶像》一书中深刻批判了人类对“体系”(宏伟壮丽的空中楼阁)的崇拜情结。贡布里希指出：“戈培尔把宣传看成一种艺术，把自己看成一位能够操纵整个民族的感情的伟大艺术家。”这里的“艺术”和“艺术家”是有反讽意味的，指的就是文过饰非、谎话连篇的“阴谋”和“阴谋家”。可悲的是，普通弱势群体对“理想与偶像”的景仰与追求，常常被希特勒们和戈培尔们利用个正着。历史上有关欺骗与被欺骗、利用与被利用的戏剧，总是换汤不换药地上演着。
　　旅德摄影家王小慧近十多年来取得了骄人的艺术成就。她在一次采访中坦言，“……有位女作家问过我心目中有没有偶像，有没有崇拜者，我说没有”，“艺术家的宿命是自己独创，不是朝圣，朝圣者充其量只能成为好信徒、圣使徒”。从事艺术工作如此，从事一切行业皆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当王小慧道出自己心中的底牌——自信时，她依然保持着自己一贯的作风——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真诚、友好、善解人意。这说明，拒绝“崇拜”，并不意味着拒绝“友善”。王小慧又谈到对她的艺术生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他们都是她的“良师益友”，“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但不是“圣人”。这正符合该文章篇首所提到的第二种人际关系——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是的，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关系，不是长幼尊卑，而是淡泊如水的友谊。即使对方是“老虎”，是头戴光环的“圣人”，也不必去跪拜、去五体投地。即使自己成就了一番事业，被一些“fans”所仰慕，也不必沾沾自喜、狂妄自大。既与人为善，又不强求自己做《皇帝的新衣》里人云亦云的精神奴隶，更不去处心积虑地炮制、维持自己的“被崇拜者”地位，这一切看似繁多的人生准则，其实也就靠着两个简单而又简单的字支撑着，那就是——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