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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英雄情结无法施展，石钟山决定，当作家，“既然在现实中无法成为英雄，那就让我的主人公成为我笔下的英雄”。从此之后，石钟山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既有面对生死考验的解放军战士，也有一些和平时代的英雄。
世界太浮躁，我们历经纷纷扰扰；但独处的时刻，还是抵不住记忆。近日，作家石钟山推出最新力作《重逢》，作品真实描绘了作者的少年经历，以回忆的视角重走青春路，讲述了那个时代的人性和爱。缅怀的姿态，致敬的尊重，平实的口吻，是这本散文故事集的特质，他的文字和情绪，也牵引我们在时光长河里溯流而上，和过往来一次《重逢》。
“小时候我梦想成为英雄，后来，英雄情结无法施展，决心当作家写英雄。”近日，知名剧作家石钟山在北京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回顾从军人到作家的人生历程。他说，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任何一部书籍或影视剧，都是既有娱乐功能又有社会功能的，“作为一名剧作家，我们应该承担历史责任，少一些娱乐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才会有品质”。
初衷：写给孩子看任何一个年代都需要英雄
近日，石钟山推出了散文故事集《重逢》，书中的故事均根据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改编。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作品，也带着那么一点自传的性质。
石钟山有过参军经历。在书中，他以抒情和略带戏谑的语言，写到了自己从小时候到青少年、再到成为军人期间看到和经历过的故事。作品以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为背景，讲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情感。
“在这本书里，我展现了自己当年曾经过往的一些经历和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作为一个作家，清楚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少年是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对一个作家来讲，可能自己少年的经历，往事的经历和青春的经历，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创作的组成部分。以前我的作品可能大部分写的都是年代的军旅题材或者是其他一些当下的文艺作品，但是一直没有触碰到自己的关于少年时期的经历和青春的成长轨迹这样的一部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同时加上自己文学的阅历，这些少年的过往，总是在自己的记忆里挥之不去，甚至在自己的梦里还会回到自己的童年，回到自己的少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由，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想着把我自己当年有过的经历书写出来，组成《重逢》这样的一本书。”石钟山说，在这本书里，他不仅仅是缅怀自己的曾经的过往，更多的时间是给自己童年的经历和青春的记忆画上一个句号。“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已经不青春了，已经进入到了中年。人到中年的时候，肯定更多的是反思。反思自己曾经有过的作品，反思自己过往的生活。但是过往的生活分散着自己的记忆，我想我童年的记忆和青春的记忆无疑对我以后的创作有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提起写书初衷，石钟山告诉记者，想写给自己的孩子看，也想写给现在孩子们看，“我总是对现在孩子的成长怀有忧虑感，他们除了与手机、iPad为伴，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室内，童年的这种生活方式，跟我们那时是完全不同的，甚至阅读方式、对世界的看法和认知能力，都跟我们那个年代有了明显的变化”。石钟山说他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成长轨迹：“看到他们和我们的童年、少年有许许多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很多80、90、00后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这种独生子女，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可能我不用细说大家也都一目了然。他们可能更多地被学业、被技能、被家里的所有亲人的瞩望所严重地拖累。作为我们出生于60年代的人，我们的青春和他们的青春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也许之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生活，甚至我们的信息量不如这些孩子发达。但是我们的青春，我们过往的所有的生活，顺其自然的成长是一种优势。”石钟山说他成长的年代每个家中孩子比较多，有三个两个的算很少的组合。五个孩子六个孩子甚至有七八个孩子这样的家庭也比比皆是：“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父母没有给予我们更多的期望。甚至因为他们忙于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承载的社会许许多多的责任。我们的孩子甚至是大的带小的，完全是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生长状态。”
现在孩子成长的现状，让石钟山对孩子们的成长有了许多担心，“我觉得他们这帮孩子接触自然太少，也许会变得孤独、自私，童年都变得‘类型化’而没有个性，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他们，父辈们是怎么成长的，也许会有些益处”。
“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需要英雄的。即便现代社会，也会有各种突发事件，如果此时能有一个有英雄情结的人高喊一声，带领大家反抗，也许我们的损失不会那么大，坏人也会有所收敛，增加我们社会的正能量。”
情结：小时候梦想成为英雄当作家后写“英雄”
现年52岁的石钟山，自小生活在部队大院。他回忆道，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是一个英雄的年代，他们读的也是英雄主义的作品，耳濡目染之下，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英雄，“当时最大的理想不是考大学”。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代人的青春可以用‘残酷’来形容。每个孩子在成长中都需要一个宣泄的过程，正因为社会环境滋长、暗合了我们的青春，所以就出现了我们的那些打打杀杀。我们之间的武斗在北京称为‘茬架’，在东北则称为‘打仗’。超过三五个人打架就会形容为一场战争，你想作为一个打仗的场面是多么残酷和不可思议。到了我们上小学三五年级的时候，在街道看过的人群枪战打架比比皆是。”石钟山有着自由的童年。
《重逢》这本书里写的大部分都是部队大院里孩子们的故事。大院的文化是比较特殊的。首先有一点就是部队军人来自五湖四海、天南海北，每个省份都有，操着不同的口音，各自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居住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当中。这些孩子有的生在老家，也有的来自农村或者城镇，身份很复杂，有的小伙伴和他们父母一样，还操着家乡的口音。你在大院里看到穿军装的每个人口音都不一样，这时候好像自己进入到一个联合国。“往往我们这样的军人家庭，教育都是很严厉的，自己的父亲虽然是戎马生涯这么过来，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对孩子的影响和灌输，一直是用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来灌输孩子们的成长，包括每当在饭桌上，或者过年过节孩子们聚齐的时候，我们当时也都反感，父亲当时一直在讲述自己从十几岁参军，每次战役的经历，甚至父辈们喝完酒之后，就炫耀似的，拉开抽屉，把自己过往的军功章、过往的证书，拿出来去炫耀自己曾经的履历和曾经辉煌的往事。”虽然也有厌烦感，但英雄情结已经烙在石钟山的心里。 想要当英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参军入伍。16岁那年，他如愿以偿进入部队，“那会儿，觉得自己参军，就会成为英雄。但是当了兵之后，又发现当不上英雄了，感到了深深的失落”。
既然英雄情结无法施展，石钟山决定，当作家，“既然在现实中无法成为英雄，那就让我的主人公成为我笔下的英雄。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描写了一个被风雪困住的汽车兵的故事”。
从此之后，石钟山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既有面对生死考验的解放军战士，也有一些和平时代的英雄。后来又担任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等热播电视剧的编剧，依旧是军旅题材，依旧是写部队、军人。他觉得，这样才能离着英雄主义更近一些。
“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片热土，都有熟悉的领域和人物，我也是如此。少年时代对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石钟山笑着对中新网记者说，他的作品，即便不写战争年代的故事，主人公的身份也要和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我内心想抒发的一种情怀”。
编剧：作为文艺工作者剧作家应该承担历史责任
从开始创作至今，石钟山已经推出了不少作品，并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他本人还曾亲任《军歌嘹亮》的编剧。在采访中，石钟山也谈到了当编剧的心得，并对时下热播的影视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比如《芈月传》，是一个热门剧，但收视率并不是太成功，其中历史方面穿帮、不吻合的地方比比皆是。”石钟山举例说道，“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故事讲述也不是很流畅：想延续《甄嬛传》，但在历史事件演绎方面，又是一部‘男人戏’，又想迎合观众，又想贴合历史，这跟剧本成熟度不够、匆忙开机可能有很大关系”。
石钟山认为，现在荧屏上的很多宫斗剧，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情景和状态，不了解我们文化底蕴的人，很可能会产生误解，“这样可能确实有市场、能吸引眼球，但其实历史上这种勾心斗角的事情应该是有，却不是生活主流，宫斗剧是把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放大化了”。
“至于一些偶像剧，还有市场上流行的所谓‘小鲜肉’，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看来，就是一些没有棱角、个性的平面化形象，难道我们就没有一个‘阳刚’的故事，或者一批阳刚的小男孩出现在荧幕吗？”石钟山质疑道。
“算上此前出现的抗日神剧，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剧，这是一个文艺的话题，也是一个社会的话题。”石钟山觉得，任何一部书籍或电视剧，都是既有娱乐功能又有社会功能，如果丧失掉后者，这个作品也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所在，“剧作家作为从事编剧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承担历史责任，少一些娱乐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才会有品质”。
世界太浮躁，我们历经纷纷扰扰；但独处的时刻，还是抵不住记忆。近日，作家石钟山推出最新力作《重逢》，作品真实描绘了作者的少年经历，以回忆的视角重走青春路，讲述了那个时代的人性和爱。缅怀的姿态，致敬的尊重，平实的口吻，是这本散文故事集的特质，他的文字和情绪，也牵引我们在时光长河里溯流而上，和过往来一次《重逢》。
“小时候我梦想成为英雄，后来，英雄情结无法施展，决心当作家写英雄。”近日，知名剧作家石钟山在北京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回顾从军人到作家的人生历程。他说，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任何一部书籍或影视剧，都是既有娱乐功能又有社会功能的，“作为一名剧作家，我们应该承担历史责任，少一些娱乐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才会有品质”。
初衷：写给孩子看任何一个年代都需要英雄
近日，石钟山推出了散文故事集《重逢》，书中的故事均根据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改编。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作品，也带着那么一点自传的性质。
石钟山有过参军经历。在书中，他以抒情和略带戏谑的语言，写到了自己从小时候到青少年、再到成为军人期间看到和经历过的故事。作品以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为背景，讲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情感。
“在这本书里，我展现了自己当年曾经过往的一些经历和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作为一个作家，清楚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少年是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对一个作家来讲，可能自己少年的经历，往事的经历和青春的经历，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创作的组成部分。以前我的作品可能大部分写的都是年代的军旅题材或者是其他一些当下的文艺作品，但是一直没有触碰到自己的关于少年时期的经历和青春的成长轨迹这样的一部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同时加上自己文学的阅历，这些少年的过往，总是在自己的记忆里挥之不去，甚至在自己的梦里还会回到自己的童年，回到自己的少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由，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想着把我自己当年有过的经历书写出来，组成《重逢》这样的一本书。”石钟山说，在这本书里，他不仅仅是缅怀自己的曾经的过往，更多的时间是给自己童年的经历和青春的记忆画上一个句号。“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已经不青春了，已经进入到了中年。人到中年的时候，肯定更多的是反思。反思自己曾经有过的作品，反思自己过往的生活。但是过往的生活分散着自己的记忆，我想我童年的记忆和青春的记忆无疑对我以后的创作有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提起写书初衷，石钟山告诉记者，想写给自己的孩子看，也想写给现在孩子们看，“我总是对现在孩子的成长怀有忧虑感，他们除了与手机、iPad为伴，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室内，童年的这种生活方式，跟我们那时是完全不同的，甚至阅读方式、对世界的看法和认知能力，都跟我们那个年代有了明显的变化”。石钟山说他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成长轨迹：“看到他们和我们的童年、少年有许许多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很多80、90、00后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这种独生子女，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可能我不用细说大家也都一目了然。他们可能更多地被学业、被技能、被家里的所有亲人的瞩望所严重地拖累。作为我们出生于60年代的人，我们的青春和他们的青春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也许之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生活，甚至我们的信息量不如这些孩子发达。但是我们的青春，我们过往的所有的生活，顺其自然的成长是一种优势。”石钟山说他成长的年代每个家中孩子比较多，有三个两个的算很少的组合。五个孩子六个孩子甚至有七八个孩子这样的家庭也比比皆是：“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父母没有给予我们更多的期望。甚至因为他们忙于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承载的社会许许多多的责任。我们的孩子甚至是大的带小的，完全是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生长状态。”
现在孩子成长的现状，让石钟山对孩子们的成长有了许多担心，“我觉得他们这帮孩子接触自然太少，也许会变得孤独、自私，童年都变得‘类型化’而没有个性，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他们，父辈们是怎么成长的，也许会有些益处”。
“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需要英雄的。即便现代社会，也会有各种突发事件，如果此时能有一个有英雄情结的人高喊一声，带领大家反抗，也许我们的损失不会那么大，坏人也会有所收敛，增加我们社会的正能量。”
情结：小时候梦想成为英雄当作家后写“英雄”
现年52岁的石钟山，自小生活在部队大院。他回忆道，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是一个英雄的年代，他们读的也是英雄主义的作品，耳濡目染之下，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英雄，“当时最大的理想不是考大学”。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代人的青春可以用‘残酷’来形容。每个孩子在成长中都需要一个宣泄的过程，正因为社会环境滋长、暗合了我们的青春，所以就出现了我们的那些打打杀杀。我们之间的武斗在北京称为‘茬架’，在东北则称为‘打仗’。超过三五个人打架就会形容为一场战争，你想作为一个打仗的场面是多么残酷和不可思议。到了我们上小学三五年级的时候，在街道看过的人群枪战打架比比皆是。”石钟山有着自由的童年。
《重逢》这本书里写的大部分都是部队大院里孩子们的故事。大院的文化是比较特殊的。首先有一点就是部队军人来自五湖四海、天南海北，每个省份都有，操着不同的口音，各自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居住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当中。这些孩子有的生在老家，也有的来自农村或者城镇，身份很复杂，有的小伙伴和他们父母一样，还操着家乡的口音。你在大院里看到穿军装的每个人口音都不一样，这时候好像自己进入到一个联合国。“往往我们这样的军人家庭，教育都是很严厉的，自己的父亲虽然是戎马生涯这么过来，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对孩子的影响和灌输，一直是用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来灌输孩子们的成长，包括每当在饭桌上，或者过年过节孩子们聚齐的时候，我们当时也都反感，父亲当时一直在讲述自己从十几岁参军，每次战役的经历，甚至父辈们喝完酒之后，就炫耀似的，拉开抽屉，把自己过往的军功章、过往的证书，拿出来去炫耀自己曾经的履历和曾经辉煌的往事。”虽然也有厌烦感，但英雄情结已经烙在石钟山的心里。 想要当英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参军入伍。16岁那年，他如愿以偿进入部队，“那会儿，觉得自己参军，就会成为英雄。但是当了兵之后，又发现当不上英雄了，感到了深深的失落”。
既然英雄情结无法施展，石钟山决定，当作家，“既然在现实中无法成为英雄，那就让我的主人公成为我笔下的英雄。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描写了一个被风雪困住的汽车兵的故事”。
从此之后，石钟山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既有面对生死考验的解放军战士，也有一些和平时代的英雄。后来又担任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等热播电视剧的编剧，依旧是军旅题材，依旧是写部队、军人。他觉得，这样才能离着英雄主义更近一些。
“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片热土，都有熟悉的领域和人物，我也是如此。少年时代对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石钟山笑着对中新网记者说，他的作品，即便不写战争年代的故事，主人公的身份也要和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我内心想抒发的一种情怀”。
编剧：作为文艺工作者剧作家应该承担历史责任
从开始创作至今，石钟山已经推出了不少作品，并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他本人还曾亲任《军歌嘹亮》的编剧。在采访中，石钟山也谈到了当编剧的心得，并对时下热播的影视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比如《芈月传》，是一个热门剧，但收视率并不是太成功，其中历史方面穿帮、不吻合的地方比比皆是。”石钟山举例说道，“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故事讲述也不是很流畅：想延续《甄嬛传》，但在历史事件演绎方面，又是一部‘男人戏’，又想迎合观众，又想贴合历史，这跟剧本成熟度不够、匆忙开机可能有很大关系”。
石钟山认为，现在荧屏上的很多宫斗剧，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情景和状态，不了解我们文化底蕴的人，很可能会产生误解，“这样可能确实有市场、能吸引眼球，但其实历史上这种勾心斗角的事情应该是有，却不是生活主流，宫斗剧是把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放大化了”。
“至于一些偶像剧，还有市场上流行的所谓‘小鲜肉’，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看来，就是一些没有棱角、个性的平面化形象，难道我们就没有一个‘阳刚’的故事，或者一批阳刚的小男孩出现在荧幕吗？”石钟山质疑道。
“算上此前出现的抗日神剧，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剧，这是一个文艺的话题，也是一个社会的话题。”石钟山觉得，任何一部书籍或电视剧，都是既有娱乐功能又有社会功能，如果丧失掉后者，这个作品也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所在，“剧作家作为从事编剧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承担历史责任，少一些娱乐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才会有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