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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价值多元是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多元价值观所形成的社会矛盾如果任其扩大极易诱发价值冲突，甚至会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必须高度重视、科学认识多元价值问题，通过文化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经济建设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在政治建设中注重中产阶层社会作用，从总体上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价值观，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整合力和引领力。
[关键词]社会转型；价值多元；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2-0031-06
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及其价值观冲突，价值观多元问题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话题。价值观多元化的基础是客观上价值关系的多元化，“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主体是多元的。多种社会利益关系，不同的社会存在，造成了主体的多元，主体的多元造成了价值的多元。”[1]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文化转型时期，价值多元问题的凸显是一个必然现象，也是一个不容回避、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尽管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主体性特征表现愈益明显，同时也极易导致人们是非观念模糊、价值判断失准。没有主导价值观引导和统领社会意识最终可能导致人的行为失范和无序甚至引起社会混乱，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旋律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探索多元价值产生的原因并合理解决多元价值冲突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多元价值取向与社会转型
价值问题产生的普遍性根源经常与社会生活制度的变迁相联系。哈贝马斯指出：“无论是个别行为者，还是集体行为者，在社会行为中都把价值当作取向；而价值又体现在文化的对象和制度的秩序当中。”[2]（P179）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价值观变化发展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P99），价值观念来自于人们“在长期价值活动中积淀而成的关于一类事物的价值信念、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规范的稳定的观念模式”[4]（P189）。价值活动衍生的价值多元性，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或对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同一主体，或对同一主体的不同方面）价值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便形成了多元价值观念。可见，探讨多元价值形成的原因必须深入剖析现实社会实践，正是我国社会实践的日益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才导致多元价值观问题凸显。价值多元问题的凸显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深化社会转型的原因，社会转型、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多元价值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我国现实社会发展而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5]（P24）的社会转型尚未完成。这种社会转型首先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各方面的活动都要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安排下进行，强调一切以政治为中心，倡导平均主义，忽视物质利益和个性，强调整齐划一，人们的利益比较单一；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效率成为个人活动的动因，人们更加强调的是个人的利益和需要。市场经济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一元化的格局，使社会经济生活朝着多样化发展。在这种新旧体制的交替中，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得到调整，出现各种不同的经济主体，也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人群的利益发生冲突和对抗。由于“社会体制所包含的组织体系、规范体系、目标体系和权力体系（政治体系）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为基底”[6]（P11），因而这一切反映在人的观念领域，就形成了多元价值。当然，这种社会转型绝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它将引起整个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在这种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言：“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7]（P240）同样，反映人们需要的多元化价值观念，反过来映射出社会发展中需要改进的问题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从而使人们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加自觉，更加趋于理性化。
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产生多元价值观的前提。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根源性有三个基本方面，即作为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和作为观念意识的个体主义。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国个体被巨大的意识形态所笼罩，自身的特征与个性显露不出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个体真正成为价值的主体，不同主体的需要就使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倾向。在社会诸领域改革和调整过程中，“社会改革引发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改变了社会的利益结构，改革的实质就是改变社会的利益关系”[5]（P31）。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利益主体单一，国家几乎是唯一的利益主体，所有的价值客体只有在满足国家这一价值主体时才是有意义的，个人选择也只有在满足国家需要时才符合价值标准。在当时条件下，无论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处于政治形态的掩盖下，国家的利益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整个社会仅仅允许价值主体被动地接纳和遵从一种被筛选、过滤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允许和鼓励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人的主体地位逐渐显现出来，个体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理应具有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因而国家不再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社会利益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从而导致多元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价值主体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和不同的价值追求，价值主体总是根据最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大价值进行选择。主体的特殊利益决定其特殊的价值观念，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价值观的多元化[8]。因此，价值的多元化是时代与个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社会交往的普遍化、信息化是多元价值观产生的重要条件。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引进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商品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有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随之涌入，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和激荡过程中，许多新的价值标准也伴随人们眼界的开阔潜入思想观念中，一些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各种非主流的价值观念逐渐被很多人接受和推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席卷全球的态势冲击、影响并渗透到我国，这种生活方式和多样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也是产生价值多元的重要原因[9]。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政治、文化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逐渐加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念相互交融和并存。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使不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机会大增，新与旧、保守与开放、民族性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人们越来越处于一个具有巨大选择空间的环境之中。同时，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压缩”，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价值模式都在社会转型这一舞台呈现，由此表现为价值的多元化，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和发展。
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反映了人们主体地位的增强和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与此同时，价值多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对主流价值观造成或多或少的冲击，给社会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并解决好价值多元问题。
二、价值的多元与一元问题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近些年来，和谐社会理念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已初步展现，和谐社会的构建正在显示其愈益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最终必须体现为社会的和谐发展，体现为广大社会成员的权益保障与全面发展，这才是社会主义本真的价值宗旨。”[10]
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各种价值观念的地位不尽相同。“人们在活动中，价值性的追求是受到既定的条件即事实性限制的，人的活动包括政治生活在内，都是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或者说是在事实性限制的范围内对于价值性的追求。”[11]（P355）我国目前的价值多元已是不争事实，对于一个价值体系而言，价值观在结构上是由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和处于保护地带的价值观念构成，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主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代表着整个价值体系的总方向和总特征，它约束着外围价值观，为外围价值观提供方向和依据，从而维护价值体系保持稳定统一。社会生活本身是多样性的统一，我们不应企图强制用某一种价值观来统领全部社会生活以求社会的和谐，这也是不可能甚至是非常危险的。既然如此，就必须面对和承认一元与多元并存的现实，承认和谐社会中的“和”并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差异的，真正的和谐应该是“和而不同”。统一不等于单一，正确理解构建和谐社会应当求同存异，允许多种价值观并存、尊重多元事实并尊重人们价值选择的自由，在对差异的协调中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
但是，对社会范围内多元价值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政府价值导向的多元化。在一个社会中，可以允许多种价值观并存，但价值导向往往只有一个。所谓价值导向就是一个社会所提倡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并引导人们的价值选择。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必须是统一的、一元的，只有坚持价值导向的一元性才能真正发挥观念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功能，才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基本的价值导向，确立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使存在差异的价值观各方保持必要的张力，并抑制其不必要的价值冲突。具体而言，我们必须坚持的主导价值取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导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体系统领我国的意识形态。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选择的依据。马克思主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势必引起思想混乱、社会动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灾祸。在面对国内外诸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严峻挑战的今天，我们尤为需要加强和维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是价值内在固有的客观性质。在东西方学界都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只讲价值多元性或价值多元化、否认价值一元性，认为承认价值一元性就是专制主义、霸权主义；另一种则只讲价值一元性、否认价值多元性，认为承认价值多元性就会否认价值导向的一元性，就会导致思想混乱。这两种倾向各执一端，都是片面的、有害的，只讲价值多元性而否认价值一元性就会导致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无政府主义，只讲价值一元性而否认价值多元性就会导致机械论、家长制作风和思想僵化。事实上，价值不仅具有多元性，而且具有一元性，是多元性与一元性的辩证统一，价值一元性是价值的根本性质，价值多元性是价值一元性存在着多种主体的复杂社会中的表现。同时，价值多元性内在地包含着价值一元性，尽管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其价值不同，然则同一客体对其中每一个具体主体的价值是确定的、一元的。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价值的满足必须以社会的富裕、民主、文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这就要求引导每一个人为社会的发展而努力；同时，社会又要尊重个人价值，因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每个人的发展和幸福服务的。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确立和形成全社会基本的核心价值导向，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又要坚持包容性和开放性，允许和尊重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价值选择，使两者达到动态的和谐统一。
在经济政治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由此呈现的价值观的多样性和价值理性交锋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建构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方向、既有利于发扬价值传统又充分借鉴外来多元价值的总体性价值体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想法。文化价值观之所以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形成人们组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而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12]（P325）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民族文化虽然千姿百态、千差万别，但价值体系之间又具有鲜明的共性，文化的进步最终也会促进价值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全球化将使世界文化走向同一化，因而产生环球文化或地球文化，世界或将因之丧失文化的多样性。只有用文化观察国际关系，才能避免那样的境遇。”[13]（P5）因此，我们要积极吸纳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的价值理念，绝不能以民族性为借口加以排斥，否则就会阻碍价值观念创新乃至文化发展的道路。换言之，在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问题上，并不是只有抽象的原则，即便是文化的民族性最终汇入世界性的文化大潮，我们也要在更实际的操作上做好中西价值差别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价值体系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石，因而民族文化绝不能在价值体系上追求所谓的“独特”，我们当然也不能以民族性为由，毫无原则地抵制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中，民族特色固然是文化的招牌，但绝不能脱离世界性去奢谈民族性，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导致文化部落主义和文化封闭主义，甚至沦为保护落后的借口。正因如此，“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只有针对世界价值文化才是成立的，越过边界的“民族特色”必将悖离世界文化主流而被时代所抛弃。中国文化发展应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反观自身，以宽容的态度和扬弃的方式积极实现自身的时代性转换。
三、运用多种方式解决价值观冲突
价值观对行为的引导作用是通过解释事物和行为的价值，为人的行动指出应当追求的方向。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定的价值方向，这种价值方向就是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从根本上说，价值观区别就是价值方向上的区别，价值观上的冲突就是价值方向上的冲突。价值观的多样性无疑反映了社会的开放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理论创新和文化发展，但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价值标准多样化，表明人们失去了可靠的价值标准、主导价值观受到挑战，多元价值的并存如得不到合理解决，势必引发激烈的价值冲突。观念来自于现实，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折射出个体的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利益倾向等诸多因素，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考量价值观本身。如果考虑到观念背后的深层次的现实因素，那么因多元价值取向所导致的冲突便显现出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利的方面，甚至会加剧社会的分化和瓦解，因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地处理好价值冲突问题。
首先，在文化建设上加强主导价值观的教育和宣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分化的多元价值。“社会文化规范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更是以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前提。因此，作为社会文化实质的精神，必然是在实践活动中被社会化了的普遍精神。”[14]（P31）“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15]（P282）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决定着社会思想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之魂，是应对多元价值冲突和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体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倡导的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社会政治理想、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崇尚科学和追求真理的科学观、集体主义的道德观、真善美相统一的积极健康的审美观等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从而夯实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6]。
在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要鼓励和支持科学的价值观，反对和取缔腐朽落后的价值倾向，通过沟通对话把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整合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和谐价值体系。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应该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作出价值选择。当出现价值冲突时，不能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手段强迫人们放弃某一价值观或接受另一价值观，通过教育、道德、舆论和法律等多种手段灵活处理价值冲突，引导人们自觉认识某一价值观的错误和危害，自愿放弃这一价值观而选择科学正确的价值观[17]。只有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其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切实满足主体的合理需要，使利益分化的负面影响保持在社会成员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主体的利益和需要是形成价值观念的基础，价值观念的实质是主体利益、需要的内化。社会转型期的体制转变始终是一个充满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的过程，把利益置于经济改革的中心地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家都必然经历的步骤。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群体都会基于自身利益来考虑问题和制定策略，他们对改革所持的态度都基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今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较大，既然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本身具有导致贫富分化的自发趋势，那么任由这种自发的利益分化过度扩大必然与社会的公平正义背道而驰。
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社会理想、价值目标和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反映了特定的个人、集体或社会的某种需要，由于这种需要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缺失公平正义而导致的利益矛盾反映在观念领域便形成不同主体之间价值观的冲突。由于满足需要对象的匮乏，人们体力和智力的差别，以及其他诸如政治腐败、权力异化、不正当竞争等因素，既妨碍了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同时也造成了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即所谓的利益差别。利益差别是社会发展与进步所必需的，以利益来调节人们的积极性也是必要的，社会需要运用利益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通过让人们获得的利益产生差别，形成和促进不同利益追求者之间的竞争，推动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亦在于此。因此，必须承认，和谐社会绝不是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利益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的社会。
从利益冲突与利益调节机制的角度看，价值冲突是利益矛盾的一般化形式，构成了全部社会利益矛盾释放的过程。稳定、有序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我们需要的不是原子式的内部相互对立的社会，而是将每个成员视为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在罗尔斯看来，“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将社会视为一种公平的合作体系，与此相对应，一个公民就是能够终身自由和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人。”[18]（P39-40）因此，确认并保障资源共享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合法性制度运行机制，便是推动利益矛盾转化为有序竞争和一元主导多元并存价值观的“安全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立起公平合理，能够激励各个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获取机制，把利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避免出现因利益极端分化而出现价值冲突这样一种体制。为此，政府应当通过创设配套性的制度安排，使各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获得应有的规范保障，进而为减少价值冲突、维持良性社会秩序创设必要的物质前提。由此出发，应从利益实现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等多个环节着眼，在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不健全、不完善的条件下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政策的等多种调控手段，使得利益分化的负面影响保持在社会成员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有效的竞争机制而不是社会成员价值观上的尖锐对立。
再次，在社会成员结构方面以中产阶层为依托，充分发挥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分化、高异质性的社会，多种阶层的划分是市场机制竞争的必然结果。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现代式微，中产阶层的兴起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力逐步显现出来。在现代社会中，各个社会阶层的职业、身份、利益、偏好、文化背景、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不尽相同，社会和谐就是要为社会阶层优越者充分施展才能创造条件，同时也要为社会阶层位置较低的弱势群体处境的改善提供机会。一个社会的流动程度越高标志着社会越开放，也就越易于形成各个阶层之间一种良性的互动、竞争、进取的状态，从而减少相互间因社会地位和利益分化而形成“价值偏见”。在社会各阶层成员资源占有、利益分配、机会获取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尚无法完全避免的情况下，要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建构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用来保障不同利益群体在公平的博弈中实现利益的大体均衡。中产阶层具有良好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与中庸精神，能促进社会稳定缓冲社会矛盾，理性地参与民主政治建设。中产阶层执政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既考虑了平民的自由身份，又照顾到财富、能力、品德等因素，避免了极端又兼顾社会整体利益[19]（P139）。循此路径，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实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是一种理想社会结构状态，十七大报告把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形成占人口多数的中等收入者作为主要目标，在一定意义上也印证了这一点。
正确的价值体系只有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才能为人们自觉遵守和奉行。面对社会阶层分化重组的现实境况，我们要依托中产阶层在全社会宣传推广核心价值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感知、认同和接受，从而内化为人民群众具体的行为模式。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朝着合理性分化的趋势推进，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支持渐进改革方式、代表主流文化方向、支持积极稳定地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中产阶层。现代社会中产阶层选择的支持性政治参与在扩大传统政治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推进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阶层，他们思想活跃、观念超前、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较大。我们要在完善现有公民政治参与方式基础上，不断探索出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同时引导中产阶层遵循法治原则有序参政，通过正常的渠道和途径表达其合理的政治诉求。可以说，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反映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唯有充分调动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主流价值观，同时确保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不至于危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最后，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群体尤其是青年学生。青少年是代表未来影响现在的生力军，是社会中最活跃的人群，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处于形成期，思想观念的可塑性比较大，接受各种社会思潮的能力比较强。通过多样化的教育渠道和宣传手段，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熏陶和感染当代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引领整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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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文杰
收稿日期：2011-10-15
作者简介：杨晓东（1973-），男，黑龙江林甸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天津 300191
马俊峰（1969-）,男，甘肃张家川人，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兰州 730070
*本文为2011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政治规范论：阐释与创新”（批准号2011B2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社会转型；价值多元；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2-0031-06
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及其价值观冲突，价值观多元问题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话题。价值观多元化的基础是客观上价值关系的多元化，“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主体是多元的。多种社会利益关系，不同的社会存在，造成了主体的多元，主体的多元造成了价值的多元。”[1]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文化转型时期，价值多元问题的凸显是一个必然现象，也是一个不容回避、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尽管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主体性特征表现愈益明显，同时也极易导致人们是非观念模糊、价值判断失准。没有主导价值观引导和统领社会意识最终可能导致人的行为失范和无序甚至引起社会混乱，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旋律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探索多元价值产生的原因并合理解决多元价值冲突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多元价值取向与社会转型
价值问题产生的普遍性根源经常与社会生活制度的变迁相联系。哈贝马斯指出：“无论是个别行为者，还是集体行为者，在社会行为中都把价值当作取向；而价值又体现在文化的对象和制度的秩序当中。”[2]（P179）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价值观变化发展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P99），价值观念来自于人们“在长期价值活动中积淀而成的关于一类事物的价值信念、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规范的稳定的观念模式”[4]（P189）。价值活动衍生的价值多元性，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或对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同一主体，或对同一主体的不同方面）价值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便形成了多元价值观念。可见，探讨多元价值形成的原因必须深入剖析现实社会实践，正是我国社会实践的日益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才导致多元价值观问题凸显。价值多元问题的凸显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深化社会转型的原因，社会转型、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多元价值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我国现实社会发展而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5]（P24）的社会转型尚未完成。这种社会转型首先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各方面的活动都要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安排下进行，强调一切以政治为中心，倡导平均主义，忽视物质利益和个性，强调整齐划一，人们的利益比较单一；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效率成为个人活动的动因，人们更加强调的是个人的利益和需要。市场经济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一元化的格局，使社会经济生活朝着多样化发展。在这种新旧体制的交替中，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得到调整，出现各种不同的经济主体，也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人群的利益发生冲突和对抗。由于“社会体制所包含的组织体系、规范体系、目标体系和权力体系（政治体系）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为基底”[6]（P11），因而这一切反映在人的观念领域，就形成了多元价值。当然，这种社会转型绝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它将引起整个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在这种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言：“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7]（P240）同样，反映人们需要的多元化价值观念，反过来映射出社会发展中需要改进的问题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从而使人们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加自觉，更加趋于理性化。
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产生多元价值观的前提。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根源性有三个基本方面，即作为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和作为观念意识的个体主义。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国个体被巨大的意识形态所笼罩，自身的特征与个性显露不出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个体真正成为价值的主体，不同主体的需要就使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倾向。在社会诸领域改革和调整过程中，“社会改革引发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改变了社会的利益结构，改革的实质就是改变社会的利益关系”[5]（P31）。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利益主体单一，国家几乎是唯一的利益主体，所有的价值客体只有在满足国家这一价值主体时才是有意义的，个人选择也只有在满足国家需要时才符合价值标准。在当时条件下，无论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处于政治形态的掩盖下，国家的利益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整个社会仅仅允许价值主体被动地接纳和遵从一种被筛选、过滤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允许和鼓励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人的主体地位逐渐显现出来，个体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理应具有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因而国家不再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社会利益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从而导致多元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价值主体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和不同的价值追求，价值主体总是根据最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大价值进行选择。主体的特殊利益决定其特殊的价值观念，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价值观的多元化[8]。因此，价值的多元化是时代与个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社会交往的普遍化、信息化是多元价值观产生的重要条件。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引进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商品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有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随之涌入，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和激荡过程中，许多新的价值标准也伴随人们眼界的开阔潜入思想观念中，一些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各种非主流的价值观念逐渐被很多人接受和推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席卷全球的态势冲击、影响并渗透到我国，这种生活方式和多样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也是产生价值多元的重要原因[9]。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政治、文化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逐渐加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念相互交融和并存。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使不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机会大增，新与旧、保守与开放、民族性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人们越来越处于一个具有巨大选择空间的环境之中。同时，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压缩”，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价值模式都在社会转型这一舞台呈现，由此表现为价值的多元化，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和发展。
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反映了人们主体地位的增强和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与此同时，价值多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对主流价值观造成或多或少的冲击，给社会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并解决好价值多元问题。
二、价值的多元与一元问题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近些年来，和谐社会理念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已初步展现，和谐社会的构建正在显示其愈益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最终必须体现为社会的和谐发展，体现为广大社会成员的权益保障与全面发展，这才是社会主义本真的价值宗旨。”[10]
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各种价值观念的地位不尽相同。“人们在活动中，价值性的追求是受到既定的条件即事实性限制的，人的活动包括政治生活在内，都是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或者说是在事实性限制的范围内对于价值性的追求。”[11]（P355）我国目前的价值多元已是不争事实，对于一个价值体系而言，价值观在结构上是由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和处于保护地带的价值观念构成，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主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代表着整个价值体系的总方向和总特征，它约束着外围价值观，为外围价值观提供方向和依据，从而维护价值体系保持稳定统一。社会生活本身是多样性的统一，我们不应企图强制用某一种价值观来统领全部社会生活以求社会的和谐，这也是不可能甚至是非常危险的。既然如此，就必须面对和承认一元与多元并存的现实，承认和谐社会中的“和”并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差异的，真正的和谐应该是“和而不同”。统一不等于单一，正确理解构建和谐社会应当求同存异，允许多种价值观并存、尊重多元事实并尊重人们价值选择的自由，在对差异的协调中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
但是，对社会范围内多元价值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政府价值导向的多元化。在一个社会中，可以允许多种价值观并存，但价值导向往往只有一个。所谓价值导向就是一个社会所提倡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并引导人们的价值选择。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必须是统一的、一元的，只有坚持价值导向的一元性才能真正发挥观念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功能，才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基本的价值导向，确立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使存在差异的价值观各方保持必要的张力，并抑制其不必要的价值冲突。具体而言，我们必须坚持的主导价值取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导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体系统领我国的意识形态。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选择的依据。马克思主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势必引起思想混乱、社会动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灾祸。在面对国内外诸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严峻挑战的今天，我们尤为需要加强和维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是价值内在固有的客观性质。在东西方学界都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只讲价值多元性或价值多元化、否认价值一元性，认为承认价值一元性就是专制主义、霸权主义；另一种则只讲价值一元性、否认价值多元性，认为承认价值多元性就会否认价值导向的一元性，就会导致思想混乱。这两种倾向各执一端，都是片面的、有害的，只讲价值多元性而否认价值一元性就会导致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无政府主义，只讲价值一元性而否认价值多元性就会导致机械论、家长制作风和思想僵化。事实上，价值不仅具有多元性，而且具有一元性，是多元性与一元性的辩证统一，价值一元性是价值的根本性质，价值多元性是价值一元性存在着多种主体的复杂社会中的表现。同时，价值多元性内在地包含着价值一元性，尽管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其价值不同，然则同一客体对其中每一个具体主体的价值是确定的、一元的。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价值的满足必须以社会的富裕、民主、文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这就要求引导每一个人为社会的发展而努力；同时，社会又要尊重个人价值，因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每个人的发展和幸福服务的。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确立和形成全社会基本的核心价值导向，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又要坚持包容性和开放性，允许和尊重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价值选择，使两者达到动态的和谐统一。
在经济政治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由此呈现的价值观的多样性和价值理性交锋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建构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方向、既有利于发扬价值传统又充分借鉴外来多元价值的总体性价值体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想法。文化价值观之所以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形成人们组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而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12]（P325）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民族文化虽然千姿百态、千差万别，但价值体系之间又具有鲜明的共性，文化的进步最终也会促进价值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全球化将使世界文化走向同一化，因而产生环球文化或地球文化，世界或将因之丧失文化的多样性。只有用文化观察国际关系，才能避免那样的境遇。”[13]（P5）因此，我们要积极吸纳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的价值理念，绝不能以民族性为借口加以排斥，否则就会阻碍价值观念创新乃至文化发展的道路。换言之，在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问题上，并不是只有抽象的原则，即便是文化的民族性最终汇入世界性的文化大潮，我们也要在更实际的操作上做好中西价值差别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价值体系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石，因而民族文化绝不能在价值体系上追求所谓的“独特”，我们当然也不能以民族性为由，毫无原则地抵制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中，民族特色固然是文化的招牌，但绝不能脱离世界性去奢谈民族性，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导致文化部落主义和文化封闭主义，甚至沦为保护落后的借口。正因如此，“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只有针对世界价值文化才是成立的，越过边界的“民族特色”必将悖离世界文化主流而被时代所抛弃。中国文化发展应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反观自身，以宽容的态度和扬弃的方式积极实现自身的时代性转换。
三、运用多种方式解决价值观冲突
价值观对行为的引导作用是通过解释事物和行为的价值，为人的行动指出应当追求的方向。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定的价值方向，这种价值方向就是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从根本上说，价值观区别就是价值方向上的区别，价值观上的冲突就是价值方向上的冲突。价值观的多样性无疑反映了社会的开放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理论创新和文化发展，但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价值标准多样化，表明人们失去了可靠的价值标准、主导价值观受到挑战，多元价值的并存如得不到合理解决，势必引发激烈的价值冲突。观念来自于现实，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折射出个体的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利益倾向等诸多因素，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考量价值观本身。如果考虑到观念背后的深层次的现实因素，那么因多元价值取向所导致的冲突便显现出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利的方面，甚至会加剧社会的分化和瓦解，因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地处理好价值冲突问题。
首先，在文化建设上加强主导价值观的教育和宣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分化的多元价值。“社会文化规范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更是以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前提。因此，作为社会文化实质的精神，必然是在实践活动中被社会化了的普遍精神。”[14]（P31）“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15]（P282）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决定着社会思想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之魂，是应对多元价值冲突和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体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倡导的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社会政治理想、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崇尚科学和追求真理的科学观、集体主义的道德观、真善美相统一的积极健康的审美观等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从而夯实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6]。
在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要鼓励和支持科学的价值观，反对和取缔腐朽落后的价值倾向，通过沟通对话把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整合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和谐价值体系。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应该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作出价值选择。当出现价值冲突时，不能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手段强迫人们放弃某一价值观或接受另一价值观，通过教育、道德、舆论和法律等多种手段灵活处理价值冲突，引导人们自觉认识某一价值观的错误和危害，自愿放弃这一价值观而选择科学正确的价值观[17]。只有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其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切实满足主体的合理需要，使利益分化的负面影响保持在社会成员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主体的利益和需要是形成价值观念的基础，价值观念的实质是主体利益、需要的内化。社会转型期的体制转变始终是一个充满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的过程，把利益置于经济改革的中心地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家都必然经历的步骤。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群体都会基于自身利益来考虑问题和制定策略，他们对改革所持的态度都基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今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较大，既然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本身具有导致贫富分化的自发趋势，那么任由这种自发的利益分化过度扩大必然与社会的公平正义背道而驰。
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社会理想、价值目标和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反映了特定的个人、集体或社会的某种需要，由于这种需要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缺失公平正义而导致的利益矛盾反映在观念领域便形成不同主体之间价值观的冲突。由于满足需要对象的匮乏，人们体力和智力的差别，以及其他诸如政治腐败、权力异化、不正当竞争等因素，既妨碍了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同时也造成了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即所谓的利益差别。利益差别是社会发展与进步所必需的，以利益来调节人们的积极性也是必要的，社会需要运用利益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通过让人们获得的利益产生差别，形成和促进不同利益追求者之间的竞争，推动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亦在于此。因此，必须承认，和谐社会绝不是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利益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的社会。
从利益冲突与利益调节机制的角度看，价值冲突是利益矛盾的一般化形式，构成了全部社会利益矛盾释放的过程。稳定、有序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我们需要的不是原子式的内部相互对立的社会，而是将每个成员视为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在罗尔斯看来，“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将社会视为一种公平的合作体系，与此相对应，一个公民就是能够终身自由和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人。”[18]（P39-40）因此，确认并保障资源共享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合法性制度运行机制，便是推动利益矛盾转化为有序竞争和一元主导多元并存价值观的“安全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立起公平合理，能够激励各个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获取机制，把利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避免出现因利益极端分化而出现价值冲突这样一种体制。为此，政府应当通过创设配套性的制度安排，使各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获得应有的规范保障，进而为减少价值冲突、维持良性社会秩序创设必要的物质前提。由此出发，应从利益实现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等多个环节着眼，在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不健全、不完善的条件下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政策的等多种调控手段，使得利益分化的负面影响保持在社会成员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有效的竞争机制而不是社会成员价值观上的尖锐对立。
再次，在社会成员结构方面以中产阶层为依托，充分发挥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分化、高异质性的社会，多种阶层的划分是市场机制竞争的必然结果。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现代式微，中产阶层的兴起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力逐步显现出来。在现代社会中，各个社会阶层的职业、身份、利益、偏好、文化背景、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不尽相同，社会和谐就是要为社会阶层优越者充分施展才能创造条件，同时也要为社会阶层位置较低的弱势群体处境的改善提供机会。一个社会的流动程度越高标志着社会越开放，也就越易于形成各个阶层之间一种良性的互动、竞争、进取的状态，从而减少相互间因社会地位和利益分化而形成“价值偏见”。在社会各阶层成员资源占有、利益分配、机会获取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尚无法完全避免的情况下，要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建构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用来保障不同利益群体在公平的博弈中实现利益的大体均衡。中产阶层具有良好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与中庸精神，能促进社会稳定缓冲社会矛盾，理性地参与民主政治建设。中产阶层执政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既考虑了平民的自由身份，又照顾到财富、能力、品德等因素，避免了极端又兼顾社会整体利益[19]（P139）。循此路径，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实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是一种理想社会结构状态，十七大报告把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形成占人口多数的中等收入者作为主要目标，在一定意义上也印证了这一点。
正确的价值体系只有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才能为人们自觉遵守和奉行。面对社会阶层分化重组的现实境况，我们要依托中产阶层在全社会宣传推广核心价值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感知、认同和接受，从而内化为人民群众具体的行为模式。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朝着合理性分化的趋势推进，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支持渐进改革方式、代表主流文化方向、支持积极稳定地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中产阶层。现代社会中产阶层选择的支持性政治参与在扩大传统政治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推进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阶层，他们思想活跃、观念超前、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较大。我们要在完善现有公民政治参与方式基础上，不断探索出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同时引导中产阶层遵循法治原则有序参政，通过正常的渠道和途径表达其合理的政治诉求。可以说，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反映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唯有充分调动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主流价值观，同时确保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不至于危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最后，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群体尤其是青年学生。青少年是代表未来影响现在的生力军，是社会中最活跃的人群，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处于形成期，思想观念的可塑性比较大，接受各种社会思潮的能力比较强。通过多样化的教育渠道和宣传手段，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熏陶和感染当代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引领整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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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文杰
收稿日期：2011-10-15
作者简介：杨晓东（1973-），男，黑龙江林甸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天津 300191
马俊峰（1969-）,男，甘肃张家川人，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兰州 730070
*本文为2011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政治规范论：阐释与创新”（批准号2011B2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