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情的人难免要受到议论，随着新公益推动更多人从边缘进入中心，他们遭受的议论也会越来越多。比如，近期就有一些议论的新动向。有作者写了《如何成为一名公益大咖》，描绘了公益的圈子构成。它用轻松的笔调写成，因为轻松以至于类似嘲讽。
　　这么多做公益的想必都看到这个描写公益江湖的文章，有业者直言，“觉得恶心”。不是因为圈子恶心，而是觉得轻佻的笔调恶心。这种不适感，不独在这里体现。不止一家小机构在对深圳慈展会表达类似的“恶心”，而且在说到这个话题时，直言不讳。一些在各自公益圈内靠单打独斗搏出来的人士，开始表达这样的观点：什么什么事就是赢家通吃。他们的看法也许比较武断，展现了行业敏感，但在说这些论断时，他们是相信自己的，而将不信任投给他人—这些人可能是公益界的“新宠”，或者至少享有盛名。
　　历史是有轮回的。至少在三年前，公益圈内的非议大多是民间公益指向官办慈善，后者哑口无言，只有挨批的份。而今呢，风水变化了，民间公益内部的评价更多样，而且有不忿的情绪在蔓延。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公益新秩序的动荡，而这样的情况，是好的吗？
　　民间公益内部的评价分化，一个最大的动因是“跨界”的副产品。因为“跨界”，民营与官办出现了交错，在资源与人员往来上杂处，进而推动两下“拆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上述的议论，不论有没有道理，都是对这些“跨界”结果的道德述评。在开始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作者用“有圈子”的事实判断来完成对“混圈子”的讥讽。尽管这个因果关系完全不是这样，有圈子不代表“混圈子”，但公益名利场的潜台词是一眼望穿的。没有跨界就没有这些，问题是，公益“跨界”能否为这样的后果负责？
　　从前是官与民分头玩，各玩各的，现在是合到一起交际。过去是“两头真”：民办公益真心不想沾染官家机构，官家机构真心瞧不上民办公益。现在是“两头真”变成了一头冷、一头热。越来越多的大咖步入“共舞”的场地，而那些恪守传统的人，冷眼旁观。
　　无论是去“跨界”的人，还是冷眼瞧着的，可能都没有错。或许，冷眼旁观的，甚至语带讥讽的，反而对公益的本真更有期盼。然而，他们无法处理这个新局面，这个自然不是他们的错。要问的是，“跨界”是目的还是手段，跨界之后，界限还重要吗？公益旧秩序没有完成退出动作，可能很难推掉，而新秩序还没有落成，新旧秩序交汇，“清场”动作迟迟无法完成。公益业者过去可以反求诸己：我可以为公益做些什么？如今要是再追问，心境恐怕已然不同，会有所犹疑：公益还值不值得我为它做些什么？
　　大量的商业企业进入公益界，商业逻辑就是“赢家通吃”，它们要找最强大的合作者，按照市场规则去实现公益投资最大化。商家这样想，没有错。但公益伙伴这样顺从，是否合适？商业企业的法则作用在新旧秩序的变迁上，受其压迫而碎、而悬空的并非不重要。
　　跨界之后，仍希望有些东西还能“回得来”。这些东西就是公益的发愿与初心，具体来说，各有侧重：充实社区、培育新力、模式更新、公益的公共性不减，诸如此类。“跨界”擦亮了什么？它又是否让某些价值或期许变得黯淡？讥讽的议论或许刺耳，但此间的“落寞”值得审视。
　　有一万种理由让“跨界”、“共舞”永不停歇，此景甚好，足以忘了来处。谁也没有办法代替别人反省，不要做这样的无谓之举。可是，说好的天下为公之“公益”呢？说好的“公共性”呢？如果公益实境中的丰沛与贫瘠悬殊不是妄语，你可以低头看看实际站在哪边？
　　过去在舆论界，同人为之努力的，是打捞“沉默的声音”，借“打捞”别人挽救自己，尽管这志向看上去有点傲娇。同理，现在的公益界，但凡对“同化合流”抱有挣扎意志的，是否也要打捞“沉没的公益”呢？从“沉默”到“沉没”，谁能确保一定会幸免？
　　公益之事，对价值的持守与否，会不断磨炼那些自以为成熟、却常有裂痕的价值观。这不是什么警告，到底还是为了不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