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重庆为圆心，画一道弧，需要多大半径，才能落在海面上？
　　答案是：2000公里。
　　1891年，重庆开埠，但由于深处腹地，仅仅只是微泛涟漪。
　　上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依托临海优势，推行外向型经济，迅速崛起。
　　改革开放后，借助沿海口岸优势，“珠三角”和“长三角”应声崛起。
　　而对于重庆，这2000公里距离，成为难以言说的“伤痛”。
　　2000年，中国香港商人李泽楷想进军西部，请经济学家萨默斯调研可行性。萨默斯研究数月，得出论断：“经济和人口布局主要分布在海岸线200公里以内的地区。”
　　这等于给重庆判了“死刑”：“把西部原材料、产成品运到沿海，再从沿海运到欧美，这2000公里物流成本，超过了人力、土地、税务等成本优势。”
　　正是这2000公里距离，让重庆招商团队屡屡折戟沉沙。
　　屡屡折戟沉沙，让一些人就此陷入开放的误区，认为开放是由地理区位决定的，内陆注定不如沿海开放，内陆只能跟从沿海梯度开放。
　　这种认识过度强调先天条件，而忽略了后天努力。
　　在欧洲，德国是内陆，但谁能说德国比法国、西班牙的开放度低;瑞士是内陆，但谁能说瑞士比瑞典、挪威的开放度低。
　　在欧洲和北美，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一样开放的案例比比皆是。
　　所以，中国内陆地区需要打破藩篱，树立新的开放观——开放是一种制度安排，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在制度安排这一点上，内陆是完全可以跟进的，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肩负建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和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使命的重庆，如何从制度安排上突破内陆开放的藩篱？
　　“必须积极融入全国发展战略格局中，在服务全局中审视自己、发展自己、提升自己。”市委书记孙政才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着眼构建对外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出了建设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这为重庆突破内陆开放藩篱指明了航向。
　　孙政才指出：“要找准方向，突出重点，全方位、宽领域、高起点融入全国‘两带一路’战略格局，以扩大向东向西开放，促进重庆科学发展、加快发展。”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重庆开放工作取得五大新突破，成为新常态下重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
　　2015年3月3日，在全国“两会”上，重庆代表团递交全团建议，呼吁国家支持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各部门各区县应好好总结这五大新突破的经验，用“制度安排”将内陆重庆一步步带向中国开放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