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是满族人，镶黄旗，生于清光绪年间，其祖上随满族八旗兵进入北京。到姥爷这一辈，已经是第六代了，可以说是地道的八旗子弟。从我记事时起，姥爷住在北京市东城区西子胡同19号，这是一个老北京典型的两进四合院。姥爷住在后院，院子不大，有东西两个小跨院，住着9户人家。最让我难忘的是院中间的一棵大柳树，每当春季来临，柳树便发出嫩绿的柳芽，向人们传递着大地回春的信息。我喜欢柳树，更喜欢柳树下姥爷的小茶桌。
　　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晚饭后，19号院的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家门口摆上一个矮矮的、类似于农村炕桌那样的小茶桌，周围放上几个小板凳，沏上一壶“高末”（比较廉价的花茶末）。一家人围坐在桌旁，面对清风明月，谈天说地，其乐融融。除了严寒的冬季，小茶桌可以持续春、夏、秋三季。听院里一位老奶奶讲：老北京人管这叫“茶歇儿”，意思是“喝口茶，歇一歇”。这对劳碌了一天的人们来说，是一种非常惬意而便宜的休闲方式。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老北京话和小茶桌一样逐渐消失了。
　　姥爷的小茶桌是全院最火的，除了姥爷、姥姥、我和表弟外，院里的小伙伴几乎天天光顾，他们是姥爷最忠实的听众。有时，院里的大爷大妈、爷爷奶奶也会过来，兴致勃勃地在这里谈古论今，交流街头巷尾的趣谈轶事。姥爷自然是“小茶桌”的中心人物，我至今还记得：在朦胧的月色中，姥爷微闭着双眼，好像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慢慢地梳理、叙说着如烟往事。清癯的面庞在暮色中渐渐变成剪影，清风徐来，柳枝摇曳，姥爷的三缕长髯在胸前微微飘动，平添了几分梦幻的色彩。
　　姥爷很喜欢谈论祖上跟随八旗兵进京的经过。听家里的老辈人说，当时不光是他一家，许多中下层的八旗将士都不愿意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远征关内，“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在满洲人中间也是根深蒂固的。在他的回忆中，没有电视剧中“金戈铁马，挥师入关”的宏伟场面，更多的是对白山黑水的深深眷恋，以及“去国离乡”的悲凉和无奈。姥爷告诉我们，当时八旗兵营中流传着一句话：北京人的生活是“泥锅烧饭斗量柴”，以此形容当时北京人的贫困。怕我们不理解，姥爷又解释说：“泥锅”指的是北京常用的砂锅，“斗量柴”是指当时北京城老百姓按斤买劈柴。不像东北那样漫山遍野的大森林，烧火用大块的木柈子。一句话，就是北京没有家乡好。停了一下，姥爷又问我们：“你们看过‘昭君出塞’的小人书吗？其实，不管是出塞，还是入关，不管是王妃，还是士兵，都是故土难离啊！现在想来，姥爷的论点虽然有点另类，但却是当时八旗士兵的真情实感。文艺作品反映的是宏大的历史事件，而姥爷讲述的则是普通人的真实情怀。
　　姥爷平生“露脸”的事件之一是10岁那年，曾经“被召入宫”，这自然也是小茶桌的重要谈资。当时，姥爷正在念“私塾”。由于家里开有首饰楼，族中子弟课余时间常去店里做点儿零活儿，名曰：“学买卖”。那时，皇宫里常找些不满10岁的清俊男孩子，到宫里穿珠花儿。姥爷便荣幸地被选中了。可惜，由于年龄太小，又加上紧张、害怕，许多事情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故宫好大好大，走得好累好累。还见到了一位被称为“七福晋”的贵妇。至于这位贵妇因何在此，“七福晋”是否就是醇亲王的正室，都不得而知。不过，按照姥爷的叫法，“福”的发音是“夫”，“晋”则是轻音。当时，旗人都是这样发音的，和现在影视剧的发音不同。姥爷得意地向我们描述：“这位福晋是‘兜齿儿’（即反颌），还没你姥姥好看呢。”惹得在小桌旁抽烟的姥姥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女人不管多大年纪，总是愿意别人夸她漂亮的。每当谈到这个话题，院里的叔叔大爷总是提出不同看法：“宫里的规矩大，怎么能让男孩子进去？”姥爷也总是振振有词地反驳：“清朝以前的规矩我不清楚，但是满族人对‘男女大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清朝宫禁不是特别严，到了晚清就更宽松了。”
　　姥爷说，他在解放后，曾多次去过故宫，虽是旧地重游，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这可能就叫作“时过境迁”吧。
　　记得在我二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在姥爷的小茶桌上听到了“八国联军”这个词，不过他讲的不是“火烧圆明园”，而是发生在身边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大多数老百姓并不了解战事进展的状况，直到大街上出现了荷枪实弹的外国兵，居民们才知道大祸临头了。姥爷家和许多北京人买卖铺户一样，紧闭大门，深居简出。姥爷谈到这里叹了口气，说出了一句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的话：“闭关家中坐，祸从天降来啊！”一队外国兵砸开了大门，乱抢乱砸，厨房里的大师傅恍惚听到外国兵说到一个“油”字（可能是you）。本着破财免灾的想法，赶快到厨房搬出一篓油，后果自然不言而喻，大师傅被打，油篓被踢翻，家中的细软也被抢劫一空。“后来呢？”像往常一样，孩子们习惯地问道。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希望有一个“打击侵略者”的结局。姥爷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凝视着远方……那天，小茶桌散得很早。
　　除了“往事钩沉”式的回忆，姥爷还爱在小茶桌上讲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等等。不过，他是剑走偏锋，经常制造一些出人意料的结局。那年夏天，院里西番莲开得正旺的时候，姥爷连续几个晚上为我们讲了“草船借箭”“赤壁之战”“三气周瑜”等经典故事。当我们兴犹未尽地想继续听下去的时候，姥爷忽然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周瑜总是打不过诸葛亮呢？”“因为诸葛亮的能耐比周瑜大。”“因为周瑜小心眼儿，爱妒忌人！”“因为……”我们七嘴八舌地回答着。姥爷笑了笑，故意卖了个关子，学着说书人的口吻：“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各家各户传来家长呼唤孩子回家睡觉的喊声，我们只得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小茶桌。
　　接下来的一天最难熬了，我们满脑子都是昨晚的问题，好不容易盼着“功课完毕太阳西”，急急忙忙“收拾书包回家去”。同院的小伙伴比我还急，没等我家吃完晚饭，便拿着小板凳，坐在门口等候。看看“月上柳梢头”了，姥爷才慢条斯理地端着小茶壶走了出来。我们连忙七手八脚摆好了小茶桌，静静地等着姥爷揭晓答案。在我们眼巴巴的盼望中，姥爷终于开口了：“要问周瑜为什么打不过诸葛亮，这得怨周瑜的爹妈！”看着我们一脸的茫然，姥爷抿了一口茶，作痛心疾首状：“名字起错了！叫什么不好，偏偏叫瑜（鱼），你想啊，‘鱼’（瑜）是怕‘亮’（诸葛亮）的！鱼在水里游，最怕亮光。那周瑜自然就打不过诸葛亮了！”我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姥爷这是在“歪批三国”，直到一次偶然的聊天，听同学们说起他们也曾听爷爷奶奶讲过类似“鱼怕亮”的典故。与此类似的还有“秦琼”因为名字中有个“琼”（穷）字，所以就有一段穷困潦倒的经历，京剧《秦琼卖马》讲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看来，这很可能是清末民初时期故老相传的传闻，大概属于民间传说的范畴。与《三国演义》中“大将忌地名”源自相同的文化渊源。
　　姥爷的小茶桌还有一个更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姥爷作为资深票友，经常现场演出。京剧、评剧、单弦、大鼓，姥爷都能唱上两口，尤其是京剧的经典唱段，不论生旦净末，几乎没有不会的。比如，《玉堂春》中的一句“玉堂春好比花中蕊”，姥爷可以用梅、尚、程、荀四种流派唱腔唱出，其间梅派的雍容华贵，尚派的高亢激昂，程派的低回婉转，荀派的甜美妩媚，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叫绝。我们最爱听姥爷在《四郎探母》中的嘎调“叫小番”，真是声如裂帛，响遏行云，整个院子都能听到，每次都能赢得满院叫好声。姥爷常说：“老年间唱戏的哪儿有扩音器，就凭一条好嗓子。”姥爷还给我们讲一些京剧里的小故事，比如京剧《锁麟囊》的创作过程，程砚秋先生曾对帮他撰写唱词的作家说：“您就撒开了写，别担心唱腔的事，只要您写出来，我就能配上合适的唱腔。”果然，唱词写好后，程先生一边赞叹，一边哼唱，很快设计出了脍炙人口的唱腔，至今传唱不衰。每当讲到此处，姥爷总是竖起大拇指：“这就是大家风范。”
　　院里的叔叔、大爷们也常到小茶桌，跟姥爷一起探讨京剧发展的一些问题。记得有一次对“京剧男旦”现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大家普遍认为：男旦是旧社会造成的，新社会妇女解放了，培养了大量女演员，男旦现象会逐渐消失。但姥爷不同意，他认为：因为京剧旦角的创始人都是男人，从发音位置到板式的设计都是从适合男性的生理结构出发的，男人演唱比女人更有嗓音生理上的优势，特别是张（张君秋）派更适合男性。所以，男旦还是要发展下去，这跟妇女解放完全是两码事。当然，他也看好女演员，他曾力挺赵燕侠，认为她最大的特点是吐字清楚，自成一派，能把每一个字都送到观众耳朵里。当时，孙毓敏老师刚毕业不久，尚未成名，常在吉祥戏院演出，姥爷几乎每场必到，并曾多次在小茶桌上预言：“唱念俱佳，将来必成大器。”还说，在他看到的演员中，孙老师入戏最深，不像是演戏，倒像是演自己。而今姥爷已经作古，孙毓敏老师也早已成为享誉全国的京剧名家，小茶桌的预言成为了现实。姥爷若九泉有知，想必也会为京剧的振兴叫好的。
　　“文革”开始后，姥爷一家搬离了19号院，他的小茶桌也随之消失了。但这美好的记忆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那古老的四合院，大柳树下的小茶桌，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一群天真浪漫的孩子，一切都那么清晰，那么亲切，好像就在昨天。
　　（编辑·麻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