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科学的人都欢迎爱因斯坦
　　
　　20世纪20年代，德国出生的犹太裔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已经在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创建了广义相对论。他断言，时空在大质量面前是弯曲的。1919年，天文学家爱丁顿通过天文观察测量证实了这一点。爱因斯坦一夜之间成为全球最出名的公众人物。当时爱因斯坦在全世界的巡回讲座十分火爆，1920年，在挪威奥斯陆和丹麦哥本哈根，他的演讲超乎寻常地受到公众和报纸的欢迎。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和访谈，强调这位“当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的巨大意义。1921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听众处于一种莫名的兴奋状态中，他们不在乎听懂了多少，只愿感到自己与奇迹靠近了一点”。1922年，在法国巴黎，知识界人士绝对不会放弃这么一个绝好的机会。同年，在日本东京，爱因斯坦抵达车站时，万人空巷；天长节那天，人们不再关注举办宴会的皇后、太子、公主和王孙，大家注目的中心是爱因斯坦。欢迎爱因斯坦就是欢迎科学。
　　
　　蔡元培力邀爱因斯坦到北京大学讲学
　　
　　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到北大演讲。演讲中，罗素专门提到了爱因斯坦和他最新的相对论，从而掀起了中国人谈论相对论的热潮。但是，对于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中国人却从未见过，因此大家很迫切地想目睹这位科学巨匠的风采。1922年春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专程拜访了爱因斯坦，并表达了欢迎爱因斯坦访华的热情。爱因斯坦说他希望访华，但什么时候说不定。到了3月，情况有了转机。我国驻德公使致电蔡元培说，日本政府邀请爱因斯坦秋天去讲学，爱因斯坦愿意同时访华讲演半个月。这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蔡元培马上复电公使表示欢迎，提出将负责爱因斯坦一行在华的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1000元”(相当于当时中国大学教授月工资的3倍)。不久，北大教授朱家骅从德国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对一年之前之所以不能访华的原因，在时间和经济上作了说明，还说，现在日本请他和夫人爱尔莎去，他可以借此机会到北京两星期。爱因斯坦最后还强调说，希望双方能够商定一个圆满的协议，以便他这次能亲眼看到“东亚文明的摇篮”。由此可见，从小遵循西方办事规律的爱因斯坦是想签订一个协议，以便对双方都有所规范和约束。6月下旬，北京政府驻德公使馆又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上明确说：“条件照办，请代订定”。８月间，驻德公使来信说，已将上述意见通知了爱因斯坦，他也明确表示愿意在1923年新年来临之际来华访问。为欢迎爱因斯坦的到来，北京大学从1922年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举办了一系列科学专题讲座。演讲者包括中国科学界知名人士，如夏元琪、丁西林、何育杰、文元模、张竞生等人。其中，夏元琪还和一些学者热情宣传相对论，他还在当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相对论浅析》等书。
　　
　　首次中国之行
　　
　　同年10月，爱因斯坦接受日本“改造社”的邀请，偕夫人爱尔莎从柏林启程，取道印度，于11月抵达香港后，改乘日本“北野丸”来到上海。11月13日上午，轮船驶进汇山码头，爱因斯坦夫妇受到中国学术界人士以及日本“改造社”代表、旅沪犹太人的热烈欢迎。当天中午，主人在上海的“一品香”餐馆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下午，客人观看了昆剧，接着又游览了老城隍庙(豫园)和上海主要街道。根据当时的报道，当爱因斯坦在南京路上被认出来时，狂热的青年学生高呼“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众人把他高高地抬起来，以能够触到他的身体为荣。晚上，著名书画家王震在家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参加宴会作陪的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经理曹谷冰以及张季鸾、张君劢教授等。王震请爱因斯坦欣赏了他收藏的金石书画文物，爱因斯坦对中国的书画十分欣赏。宴会上，爱因斯坦一再表示，等访问日本结束后，准备再到北京、南京等地演讲。次日凌晨，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爱因斯坦首次抵沪之日，对中国知识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同时，对爱因斯坦来说，在他的一生中，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到达上海的当天上午，从瑞典驻上海领事馆传来正式通知：1921年度的诺贝尔奖将授予爱因斯坦。其间，国内各大学、学术团体纷纷筹集资金，等待爱因斯坦访华。蔡元培为了表示慎重，特邀请各学术团体给爱因斯坦写了邀请信。爱因斯坦赴日后，也一直等着中国方面的消息。可是等了五个星期，还没有收到正式邀请信，他以为中国方面已不打算履约，于是延长了在日本的讲学时间。12月22日，爱因斯坦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不能来华讲学了。其实，联名邀请信早已发出，但因签名发函稍迟，更主要的是此信需经过柏林再到日本，而爱因斯坦在日本四处演讲，行踪不定，等到他接到各校邀请信时，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但是他作为犹太裔学者，又必须马上赶到巴勒斯坦，赴耶路撒冷视察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因而已无法来中国讲学。对此，爱因斯坦深感遗憾。在接到邀请信的当天，他就给蔡元培写信，表示未能如约赴北大讲学“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并希望“这种由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蔡元培对爱因斯坦没能到北大讲学也感到非常遗憾。他在事后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时，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当互相勉励。”
　　
　　第二次到上海做关于相对论的演讲
　　
　　同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离开日本回国。31日，他再次途经上海。当时上海犹太人有份英文报纸《以色列信使报》对爱因斯坦夫妇抵沪以及逗留作了报道，还附有他的画像。爱因斯坦到上海，一个宣传相对论的热潮也同时掀起。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一马当先，先在《东方杂志》出版了《爱因斯坦专号》，还在报上刊登了欢迎广告，列出了已经或即将出版的关于相对论的书籍。《申报》等各大报也刊登了消息。次日下午3时，爱因斯坦应上海犹太青年会和学术研究会的邀请，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作了关于相对论的演讲。当时不少中国学者及青年学生赴会目睹了他的风采，聆听了他的演讲。相对论的深奥思想是与会的大多数人无法深刻理解的，但是爱因斯坦的诙谐幽默和平易近人，赢得了大家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尤其是会场上的犹太人，为本民族能够出现这样的人物而深感自豪，个个激情澎湃。1923年1月2日，爱因斯坦乘船离开上海，前往耶路撒冷。此后，爱因斯坦就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理解中国的“五四”运动，对中国青年寄予厚望
　　
　　爱因斯坦虽然在上海前后只逗留了短暂的三天，但是所见所闻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对当时所见到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深为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以及对生活方式、儿童福利要求的低微。他们大多数负担沉重：男男女女为每日5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驽钝得不理解自己命运的可怕。”在他看来，这是“一幅悲惨的图像”。所以他认为，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爱因斯坦还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发展作了比较，揭示了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文明的赞叹。此外，“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这是当年爱因斯坦中国上海之行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