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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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时生产局成立于中美关系因史迪威事件而产生裂痕的危机时刻,在中美两国调整租借物资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的支持下,中国战时生产局统一援华租借物资的申请权,并取得制成军械以外租借物资的运输分配权和在华接收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双方因争夺租借物资管理权而产生的尖锐矛盾。但美方坚持保留存印租借物资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依照自身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不断拨让援华租借物资,并由此介入中国内政,在援华租借物资的管理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美国军方把持租借物资管理权的态度尤为强硬,与白宫方面存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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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调查”(16CZS04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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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时生产局成立于中美关系因史迪威事件而产生裂痕的危机时刻,在中美两国调整租借物资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的支持下,中国战时生产局统一援华租借物资的申请权,并取得制成军械以外租借物资的运输分配权和在华接收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双方因争夺租借物资管理权而产生的尖锐矛盾。但美方坚持保留存印租借物资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依照自身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不断拨让援华租借物资,并由此介入中国内政,在援华租借物资的管理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美国军方把持租借物资管理权的态度尤为强硬,与白宫方面存在显著分歧。中国战时生产局成立后,中美双方恢复了租借事务上的密切合作,但美国并未因此加大租借援华的力度。这不仅揭示了战时中美军事合作机制的缺陷,而且反映出中国在美国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位。
其他文献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持续稳定地获取弹药至关重要。战斗缴获、军工生产、民间收集和购买以及向国民政府请领,是八路军获取弹药的四种主要途径。在不同阶段,这四种途径对于八路军弹药来源的贡献不同。大体而言,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弹药获取多于消耗,尚有结余;1941年至1943年,八路军弹药消耗多于获取,其弹药积存量逐渐减少;1943年后,通过多方努力,八路军获取弹药再次多于消耗。八路军获取弹药途径的复杂及其努力状况,既体现了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大背景,更反映了中共超强的社会动员及执行能力和灵活多变的政策
2019年10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八期“中国近代史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问道于器:中国近代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变迁”,来自海内外的近5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物质文化的研究涉及经济史、社会史、军事史、文化史等多个层面。从近代中国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的起步,到交通工具、传播媒介、科学技术的发展,乃至衣食住行的更新和消遣娱乐的兴起,皆能看到迅速演变的物质形态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与会学者从各自领域出发,以多元的视角广泛
谭徐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55元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历史记忆与历史想象已经成为中外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从记忆与舆论入手,截取晚清民国社会文化史上几个相异而重要的话题,以大学、舆论界、出版风潮、纪念会为场域,利用大量报刊、日记、书信、回忆录,从当时人的视角出发,注重各类文本的辨析与张力,试图呈现被忽略、压抑的低音,捕捉近代中国繁复多姿的流风,展现了强势历史叙述之外人物在历史场域中的内心世界与喜怒哀乐,描绘了个体经验与时代洪流交错之近代场景。
一、本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登载中国近代史领域的高水平原创性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包括专题论文、学术评论、问题讨论、读史札记、学术综述等,热诚欢迎海内外学者投稿。二、本刊只接受首发作品,不接受二次发表作品(包括在网络平台上发表过的作品);也不接受一稿二投或多投作品。三、来稿请提供WORD格式文档,投到本刊统一采编平台,勿寄个人。若上网不便,请与编辑部联系。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机器面粉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该书利用陕西、贵州、甘肃、重庆等省市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及民国文献,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地区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认为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及工厂内迁、人口内迁、“抗战建国”、技术设备引进、资金转移等因素,后方机制面粉工业无论是工厂数量、产销量,还是机器设备、从业人员等方面,在短时间内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
古汉语中的“社会”一词,主要指民间迎神赛会,往往与官方或儒家精英居高临下的轻蔑贬抑态度相连。来华传教士最早将society概念引入中国,使这个外来术语与“会”“社”等本土语汇之间建立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语中的“社会”(Shakai)这一近代新概念传入中国以后,又跟汉语中原有的旧式“社会”一词及其关联的经验和体验相混杂。由此生成的中国近代“社会”概念呈现了暧昧的特征,从理论上说指向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但在经验和实践层面,又仍然带有官方或者精英视角之下的令人不屑、不满,甚至是不安的负面意涵。
从县衙到乡村的行政统合运转为着眼点,可以发现晚清四川的“场”从经济社会的中心地成为政府认可的实际行政层级,统辖乡脚、团保及属场。围绕团练等“公事”,县政中形成了“以团养练”等包干式的财政供给机制、“议粮”为标志的议事程序、公局“席位”等代表性人事保障机制。“公事化行政”通过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体制机制,含纳并汲取社会中的人力、经济、代表性等资源。以乡场为承上启下的枢纽,县政得以运行。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在1919年被胡适用以概括“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该口号的提出本有特殊语境。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有了新的趋向,尊西趋新、反传统已不再具有类似“政治正确”的独尊地位,原本被尊崇的“欧化”、被否定的“国故”都面临重估。在此背景下,《新青年》派与《时事新报》同人关于“外国偶像”与“固有文化”的争论,成为傅斯年、胡适调整表述的契机,促使他们使用更折中、开放的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来回应对方质疑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田赋正项始终是清代中央政府的首要财源,田赋盈余则构成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同时,它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该书讨论的田赋,既包括地丁银为主体的地丁钱粮,也包括漕粮,属于广义的概念。该书考察的时段是“后耗羡归公”时代,即雍乾之际至清末,大致在1730—19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