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原则”是卡尔纳普在研究语言结构时提出来的。由于他“认识到不能作出有某种‘正确语言形式’存在这类断言，因为各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在不同的方面各有其优点”，导致他最终得出了容忍原则。在读《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上海译文版)这本小书时，我深深地被这一“原则”所吸引。倒不是由于它的哲学意义，即如何反映了逻辑经验主义对不同语言系统所持的基本观点，而是觉得这里面渗透着一种科学精神和高尚的人格，成为卡尔纳普一生学术生活的行为准则。我以为容忍原则也应该是一切正常的科学学术活动的一般规范。
　　卡尔纳普移居美国后，他的语文学观点遇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卡尔纳普一方面积极地参加讨论，同时又认真地倾听反对者的意见。“我以为反对者没有提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些反对意见还是值得认真而仔细思考一番的。”“按照我原来所主张的容忍原则，我建议承认任何一种形式的表达，只要我们能够提出关于使用这种表达的充分的逻辑规则。”(第106页)在学术讨论中，容忍别人，容忍别人的理论观点，这本身已经超出了语言设计的意义，而反映出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展现了卡尔纳普内在的人格。承认对方的价值，而不是以自己的好恶来否定别人的存在，这是一切真正的理论讨论的前提和基础。
　　这就是深深地吸引着我的容忍原则，一种博大的胸怀，一种迷人的风度。
　　从《自述》中可以看出，卡尔纳普提出“容忍原则”不是偶然的，是他的思想生活的自然发展。早在大学时代他就提出了“个人的主旨应当是努力发展其个性和建立人与人之间有益而健康的关系。”(第11页)这一基本道德观。在维也纳小组的活动中，那种真诚而坦率的学术气氛，使得作者在回忆这段生活时仍然充满着眷恋：“维也纳小组的特点是：讨论采取坦率的非独断主义的态度。每个成员都乐于不断地让别人或自己重新检验他的观点。大家本着合作而不是竞争的精神从事研究。我们共同的目的是齐心协力澄清和洞悉各种问题。”(第32页)这种正常而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气氛，不但使卡尔纳普在学术上卓有建树，而且使他的人格更加完善。当奥斯卡·克劳斯认为卡尔纳普的关于价值陈述的逻辑分析会给年轻人的道德观带来威胁，并打算把他送进监狱时，卡尔纳普并没有因此而记恨克劳斯。相反，“不久，当我们之间有了私人交往之后，虽然我们在哲学观点上存在着分歧，但彼此有了深刻的了解。我非常尊重他在哲学讨论中表现出来的真诚和坦率的态度，而且，他的热情和忠厚对我也有很大的感染力。”(第132—133页)
　　这使我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他的一段经历是发人深思的。十年动乱前，他和几个大学同学对科学哲学特别是对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就模仿维也纳小组搞起了讨论。但是，浩劫一来，这几个人就都被打成了反革命，相继被投进了监狱，这个科学哲学讨论小组也成了“裴多菲俱乐部”。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当年推崇维也纳小组的朋友谈起这段经历来还抑制不住激动，无法“容忍”这荒谬的历史，无法“容忍”那可诅咒的年代。学术要求自由，而自由来自于民主的氛围，来自于“容忍”精神。当专制的幽灵徘徊在科学这个最自由、最神圣的殿堂时，就必然要带来不幸和灾难，带来愚昧和残忍。
　　容忍就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尊重。那种动辄就把别人的理论思想说成是“反动的”作法，和“容忍”精神格格不入。把外来思想拒之门外，就是自外于世界文明浩荡行进的潮流，这种武大郎开店的作风实在令人厌恶。那种“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论才是最科学的”林彪式的断语是于事无补的，因为我们只知道科学和不科学(或伪科学)这样的常识，而无法区别“科学”和“最科学”这样的东西。
　　《自述》最后一节“价值和实际决定”中卡尔纳普归纳了维也纳小组的价值观，他称之为“科学的人道主义”。“容忍原则”正是来自于这种“科学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