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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化”写作概念之于近40年来的当代文学，具有发生学意义。或曰，正是“个人化”写作，开启了1980年代文学巨轮对日常生活、私人情绪的承载，逐步摆脱对“时代精神”潮流的依附，驶入“多元化”的广阔海洋。海子在《日记》中写到，“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正是这个转型的隐喻。硬币都有两面，“个人化”写作发展到当下，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如过度沉溺于个人遣兴，无法与时代发生有效链接等。如何认识和看待这个现象，个人与时代在当下是什么关系？笔者拟对四十年来“个人化”写作与“时代精神”关系做一个梳理，并试图回应当下文学语境中的一些问题。
一
对“个人化”视角如何生成做一个简单回顾，有助于理解本文讨论的问题。关于作家与“时代精神”的互文关系，柳青在《创业史》中做了生动演示，“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在柳青这里，写作就是对“时代精神”的阐释，二者彼此参照。“时代精神”汇集了主题、手法基本一致的作品，形成潮流，而此后的文学史，一般也按照“主潮”的方式，给予记忆。
新时期伊始，“时代精神”仍是文学表达的趋势所向。“伤痕文学”虽然经历了“歌德”与“缺德”的争议，但很快得到各方支持，席卷文坛。《伤痕》中王晓华母亲在遗信中的控诉，以及多年母女分离的悲剧，深深感染着经历了大同小异事件的读者。接着，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按下了“改革文学”的按钮;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人在杭州会议上发起了“寻根”思潮。彼时，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之下，作家們异口同声，参加了大合唱，完成了时代扭转阶段的使命。新时期初期的主要工作完成后，作家兴趣迅速开始分化。与此同时，“个人化”视角也在新的空气、土壤、水分催生下，破土而出。处于“时代精神”中的个人，必须服从于集体，随着号令，抒发公共情感。个人可以被规训，但不可能被泯灭，无论看什么风景，归根结底，使用的还是个人的眼睛。
“时代精神”中，一致性是必然要求，由外而内。每个人都身着统一制服，整齐划一，不同仅在于编号。崇尚个性的“个人化”，只能压抑自我。照此思路就很容易理解，新时期“个人化”对整体的革命，正是从服饰开始的。女性对美的追求，体现在服饰、化妆等外部领域，这里发生的革命，是“个人化”的最佳起点。1984年的影片《街上流行红裙子》中，几位纺织女工换下白衬衫、蓝裤子（工厂统一制服），穿上象征美丽和个性的红裙子，走上街头，接受周围人惊惧、羡慕的目光，张扬出青春和自我。同样，铁凝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也写到了服饰与个性之间的关系。安然是一位青春期的初中生，正学着“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她对很多事物开始有自己的看法，不怕被指“奇装异服”，坚持穿一件红衬衫去学校。人的成长，就在于不再被整体束缚：“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然对美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渴望。生活在向她微笑，青春正朝她奔涌过来”，“我的安然，难道她的代名词能是‘永远的夹克衫’么？”（《铁凝文集》2，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能否穿一件与众不同的衣服，竟会成为文艺作品的核心事件，事后检点，可能感到匪夷所思。可见，“个人化”思维在1980年代初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革命。
随着《美食家》（陆文夫）、《烟壶》（邓友梅）等发表，“日常生活”内容成为文学主题载体，“个人化”意识也逐渐深入人心。从《白毛女》到《美食家》、从《红灯记》到《烟壶》，改变的不仅是主人公和器物，还有“时代精神”的位移。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得到重视，写作对象发生了变迁。同时，从艺术手法说，单纯炫技的小说出现了，作家本人站到了镁光灯下，成为主角，比故事更为抢眼。可以说，早期先锋派以激进的方式，为“个人化”写作奠定了基础。马原、残雪深入人的生存境遇，用拼贴、空缺等方法，颠覆了现实主义写作模式，凸显了“个人化”在书写中的意义。马原的《虚构》把写作重心转向叙事，因此，叙述人“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为所欲为，人物和事件天马行空，全凭想象、虚构。残雪《山上的小屋》固守了个人对周围世界的敏感，保留了琐碎的、被潮流排斥的情绪分泌物，扭曲了观察事物的角度。无疑，以“个人”的理解感受世界，并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是新时期文学“启蒙”的主要成果。
之后的余华、苏童、格非等，虽然聚集在“先锋”的旗帜下，但他们放逐了共同的“时代精神”。或者说，他们的“时代精神”就是打破作品与“时代精神”的互文关系。他们更加关注个人内心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无疑是唯一、排他的，正如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所描述：“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余华中短篇小说·世事如烟》，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作品饱蘸存在主义哲学的描述，为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开启了人生之旅。自此，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十八岁”。多年后，冯唐在《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中的想法就与余华大异其趣：“我早在搬进这栋板楼之前，就听老流氓孔建国讲起过朱裳的妈妈，老流氓孔建国说朱裳的妈妈是绝代的尤物。我和朱裳第一次见面，就下定决心，要想尽办法一辈子和她耗在一起。十七八岁的少年没有时间的概念，一辈子的意思往往是永远。”（《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个人化”一旦被呼唤出来，就势不可当，无法遏制。文学“潮流”终于分散，作家们“各自为战”，八仙过海，奔向自己的领域。一个又被称为“繁荣”“喧嚣”，又被叫作“多元”的文学现场出现了。同时，一个文学创作规律重新确定：个人化的孤勇和天赋，对事物的不流俗认识，是衡量作品的重要尺度。
二
本文所谓“个人化”写作是泛指，而被文学史命名为“个人化”写作的，是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的“女性文学”。“女性文学”一直存在，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理论背景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的《方舟》中，张洁关注了女性的命运，并让三位女性史无前例地建立了属于“女性”的乌托邦，但作者尚不能给予适当的解释。小说题记中的“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与结尾三位女性的“为了女人，干杯！”碰撞出了诡异的火花。张洁以敏锐的感受力捕捉到了女性因“姐妹情谊”而“独立”的可能性，但又寄希望于“真正的男子汉”，莫衷一是。张洁在《方舟》中走得相当远，可惜徒劳无功，原路而返。 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引入，女性写作获得了坚强的外力支撑。“阁楼上的疯女人”终于有了言说权力，“黑暗大陆”则提供给了女作家取之不尽且男作家难以涉足的领域。女性主义批评家强调写身体，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明确鼓吹：“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她从她自己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糕的是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一时间，“身体”不仅作为写作资源，还作为正当性，出现在女性写作中。《一个人的战争》（林白）、《私人生活》（陈染）等作品向内凝视，激活女性身体方面被压抑的叙事，为“女性文学”拓展了空间，也显示出“个人化”视角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一个人的战争”题目中，首先隐含着对“个人化”的崇拜，也相信孤独同样具有制造狂欢的力量。陈染也在《另一扇开启的门》中说：“抛开国家等宏大的范畴，仅从个人的角度，我以为一个人若能安于像缓慢无声的流水在时间这个巨大的容器里舒缓而行，那么她就获得了相对而言的自由。”（《私人生活》，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陈染、林白不仅提供了“女性写作”的范例，还为“个人化”写作举行了加冕仪式，让这一思维方式经过一番磨难，终于可以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理直气壮地位列仙班。这也意味着，经历1980年代后，作家与“时代精神”共鸣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到一个“多元”的新的语境。
一个容易引起的误解是，“个人化”写作是革命性的，因此此前与“时代精神”紧密贴合的理念应该被废弃。须知，作为一种创作指向，“个人化”写作与其他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具有某种“当代性”，但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方。理论是“流动”的，不存在永远适用与正确，只有与适当的语境发生互动，产生“引领”与“鼓舞”、“反拨”与“纠偏”，才具有价值。与此前设想有所不同，“个人化”写作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个人经验”系统——这种经验因为“真实”，从而可以代替此前的“时代经验”。引发“个人化”写作命名的林白、陈染，很快耗尽了自己的“个人经验”，难以为继。依靠“个人经验”写作，可能会面对一个悖论：根据“自叙传”，可以写出独特的“经验”，但也存在“一本书现象”，因为“个人经验”毕竟有限，并非取之不竭的泉水。《林海雪原》《高玉宝》《青春之歌》等，作者用光“个人经验”后，乏善可陈，虽然也有新作，但肯定不能达到“原型”自述才能发挥的效果。戴锦华在《奇遇与突围——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谈到女性写作的“资源”时，其实已经触摸到了“消耗”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90年代女性写作的着眼点之一，是在与荒诞、魔幻的合谋中，书写这种对现代文明的质询。与其说它来自于理性的思考，不如说，它更多地来自于女性身心交瘁的性别体验。”（《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这种“性别体验”出自“个人化”写作理念，新颖与危险并存。除了一次性打包个体成长经验，零存整取，不能延续之外，还因为题材的“私密”，容易招来恶意摹仿。《一个人的战争》与《私人生活》就是如此，林白、陈染写完了“身体”，在狭小空间无法继续耕耘，只能转型。“个人经验”相对庞大消费需求，如同置放一滴水于沙漠，瞬间蒸发得毫无踪影。意料之中，“私人化”写作引发连锁的拙劣摹仿，出现了木子美等的“器官写作”，最终在潮水般的赝品“经验”中尴尬收场。从后设视角来看，这个过程更为清楚：“个人经验”的文学独特性很容易被同质化，而一旦“同质”，就很快成为潮流;一旦成为潮流，“个人经验”就失去了“独特”价值。于是，讽刺的是，“个人化”写作作为一种“女性写作”现象，成为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的“时代经验”。
1990年代以来，文学主题逐渐离散，加速奔向无限“小众”的“个人”。从文学史角度来说，这个情况很难描述：失去了主潮的写作状况，只能用“多元”来归纳。但是，在欣悦地看到文学繁荣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其中的隐忧。“个人化”写作中，其实暗含着一个“两难”。集体化、全景化的视角试图完成对某个宏大叙事的建构，一定会采取暴力的方式处理个人，削平差异。当“个人”发动起义，从统一的面具下挣脱出来，来到了开阔的空间之后，又会因过度放任而引发其他问题。
三
“个人化”写作与“时代精神”之关系是一个随着“当代”语境而不断变换形式的“老问题”。此前的理论家有过激烈争论。艾略特提出过“非个人化”思路，认为好的作品应该摒弃个人介入，以接续伟大文学的传统为目的：“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传统与个人才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现代文论中，对于“典型”的论争更为激烈，流风余韵至今不绝。典型的“典型论”是：从“个人”入手，经过加工，使“典型”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本文在这里不做理论辨析，仅从“个人经验”处理角度看“个人化”写作与“时代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文学应该表现“个人经验”。“个人经验”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具有“唯一性”，这种“唯一”是读者兴趣的来源。一旦“唯一”可以被复制，个人就失去了价值。二、“个人经验”应该体现出“时代精神”。“个人经验”是“时代经验”一部分，但具体到文学，不仅是史料，还必须进入到隐喻层面，才能成为“时代”乃至“人类”共同的经验。从上述视角看，目前文学现场的一些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
进入到新世纪，“70后”“80后”“90后”等相继成为流行归类研究方式，作家的年龄备受关注。这里面是否有问题呢？不可否认，在当代语境中，不同年龄阶段所经历的文化大事大致相同，容易产生共鸣。邓丽君之于“60后”、“小虎队”“四大天王”之于“70后”、周杰伦之于“80后”，都是抹不去的文化记忆。食物、玩具、流行语等等，纷纷被钩沉打捞，并以“物”的方式，成为“代际”思维泛滥的依据。与此同时，关于“某某后”也形成了固定的标签。依据作家出生年龄，宏观概括“某某后”的“时代精神”，显然压抑了其中的“个人化”视角。同年龄段甚至同年龄的作家，因为居住地、性格、性别、成长经历，其差异往往以千里计，而试图通过代际把握作家群体的方式，不能说缘木求鱼，至少会发生很大偏差。因此，一旦纳入“某某后”思维，就会不知不觉遵照“既定”模式，失去了“个人化”写作赋予的寻求“差异”的维度。可以说，代际研究法是“个人化”写作与“时代精神”再度相逢的又一事例。在我看来，某个“70后”作家如果被批评家打包进入研究程序，并不可喜可贺，因为你已经被“时代精神”所征用，相反，虽然也是“70后”，但很少被纳入某种“口袋”，才是自己具有独立性的标志。 从“个人化”写作的角度说，寻找“个人经验”，为其赋予“时代精神”，可能是应该趋向的维度。书写“个人经验”知易行难。当下作家履历基本相同，个人体验到难以复制的生活经验的机会很少，因此，尽管作家清楚知道应该面对自己自身，却找不到能将自己变成“这一个”的角度。从这一点说，作家主动“介入”自己之外的当代生活，“挂职锻炼”，都是成熟的方法。另外一点，既然是“个人化”写作，向内心掘进更为重要。就生活经历来说，卡夫卡很普通，远没有海明威、索尔仁尼琴等“有料”，但他借助自省、想象，摆脱了对“外界”的依赖。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说，“自我有思考能力以来，我就对精神存在的维护问题怀着极深的忧虑，以致其他一切于我全是无所谓的。我们这儿的犹太学生往往很古怪，我在这儿常常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以我这么个奇想迭出，但多半寒气逼人的孩子，怀着冷冰冰的、几乎不加掩饰的、不可摧毁的、像孩子般不知所措的、近乎可笑的、像动物般感到满足的淡泊冷漠心态，我还从来没有在别的人身上看到过。”（《卡夫卡文集》4，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如此逼视自我，卡夫卡写出了《审判》《饥饿艺术家》等想象力奇崛的作品，对应了“现代人”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观感。
另外，作家直奔“時代主题”而没有亲身经历，或流于表层，也无法创作出好的作品。作品可能符合“需要”，却失去了“个人经验”的蒸腾热气。本来就是平庸无奇的“个人经验”，却试图图解时代，无异于对贫乏再次剥夺。这种做法历史上曾经有过，教训惨痛，不可不察，此处不赘。
四
认识到“个人化”写作及“时代精神”的缠绕关系，可以更精准处理当前语境中的问题，做出预判。文学中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人”生活的“气息”，由“个人经验”得到承载，并以作品的形式保留。正是个人、整体不可得兼的视角，让问题更多归于“具体”。多年前，诗评家陈超在论及先锋诗时，提出用“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来拯救个人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这里绝不是提倡宏观、笼统地处理时代生存，而是希望能紧紧抓住个人生活观感的某些瞬间（包括断裂之点）闪进历史，以一个小的吟述点，自然而然（化若无痕）地拎出更博大的生存情境。”（《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从“技术”上，陈超给了“出路”：用具体超越具体。但是，面对“博大的生存情境”，作家以有限“个人经验”，可以把自己拔离吗？
责任编辑 夏 群
一
对“个人化”视角如何生成做一个简单回顾，有助于理解本文讨论的问题。关于作家与“时代精神”的互文关系，柳青在《创业史》中做了生动演示，“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在柳青这里，写作就是对“时代精神”的阐释，二者彼此参照。“时代精神”汇集了主题、手法基本一致的作品，形成潮流，而此后的文学史，一般也按照“主潮”的方式，给予记忆。
新时期伊始，“时代精神”仍是文学表达的趋势所向。“伤痕文学”虽然经历了“歌德”与“缺德”的争议，但很快得到各方支持，席卷文坛。《伤痕》中王晓华母亲在遗信中的控诉，以及多年母女分离的悲剧，深深感染着经历了大同小异事件的读者。接着，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按下了“改革文学”的按钮;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人在杭州会议上发起了“寻根”思潮。彼时，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之下，作家們异口同声，参加了大合唱，完成了时代扭转阶段的使命。新时期初期的主要工作完成后，作家兴趣迅速开始分化。与此同时，“个人化”视角也在新的空气、土壤、水分催生下，破土而出。处于“时代精神”中的个人，必须服从于集体，随着号令，抒发公共情感。个人可以被规训，但不可能被泯灭，无论看什么风景，归根结底，使用的还是个人的眼睛。
“时代精神”中，一致性是必然要求，由外而内。每个人都身着统一制服，整齐划一，不同仅在于编号。崇尚个性的“个人化”，只能压抑自我。照此思路就很容易理解，新时期“个人化”对整体的革命，正是从服饰开始的。女性对美的追求，体现在服饰、化妆等外部领域，这里发生的革命，是“个人化”的最佳起点。1984年的影片《街上流行红裙子》中，几位纺织女工换下白衬衫、蓝裤子（工厂统一制服），穿上象征美丽和个性的红裙子，走上街头，接受周围人惊惧、羡慕的目光，张扬出青春和自我。同样，铁凝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也写到了服饰与个性之间的关系。安然是一位青春期的初中生，正学着“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她对很多事物开始有自己的看法，不怕被指“奇装异服”，坚持穿一件红衬衫去学校。人的成长，就在于不再被整体束缚：“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然对美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渴望。生活在向她微笑，青春正朝她奔涌过来”，“我的安然，难道她的代名词能是‘永远的夹克衫’么？”（《铁凝文集》2，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能否穿一件与众不同的衣服，竟会成为文艺作品的核心事件，事后检点，可能感到匪夷所思。可见，“个人化”思维在1980年代初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革命。
随着《美食家》（陆文夫）、《烟壶》（邓友梅）等发表，“日常生活”内容成为文学主题载体，“个人化”意识也逐渐深入人心。从《白毛女》到《美食家》、从《红灯记》到《烟壶》，改变的不仅是主人公和器物，还有“时代精神”的位移。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得到重视，写作对象发生了变迁。同时，从艺术手法说，单纯炫技的小说出现了，作家本人站到了镁光灯下，成为主角，比故事更为抢眼。可以说，早期先锋派以激进的方式，为“个人化”写作奠定了基础。马原、残雪深入人的生存境遇，用拼贴、空缺等方法，颠覆了现实主义写作模式，凸显了“个人化”在书写中的意义。马原的《虚构》把写作重心转向叙事，因此，叙述人“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为所欲为，人物和事件天马行空，全凭想象、虚构。残雪《山上的小屋》固守了个人对周围世界的敏感，保留了琐碎的、被潮流排斥的情绪分泌物，扭曲了观察事物的角度。无疑，以“个人”的理解感受世界，并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是新时期文学“启蒙”的主要成果。
之后的余华、苏童、格非等，虽然聚集在“先锋”的旗帜下，但他们放逐了共同的“时代精神”。或者说，他们的“时代精神”就是打破作品与“时代精神”的互文关系。他们更加关注个人内心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无疑是唯一、排他的，正如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所描述：“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余华中短篇小说·世事如烟》，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作品饱蘸存在主义哲学的描述，为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开启了人生之旅。自此，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十八岁”。多年后，冯唐在《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中的想法就与余华大异其趣：“我早在搬进这栋板楼之前，就听老流氓孔建国讲起过朱裳的妈妈，老流氓孔建国说朱裳的妈妈是绝代的尤物。我和朱裳第一次见面，就下定决心，要想尽办法一辈子和她耗在一起。十七八岁的少年没有时间的概念，一辈子的意思往往是永远。”（《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个人化”一旦被呼唤出来，就势不可当，无法遏制。文学“潮流”终于分散，作家们“各自为战”，八仙过海，奔向自己的领域。一个又被称为“繁荣”“喧嚣”，又被叫作“多元”的文学现场出现了。同时，一个文学创作规律重新确定：个人化的孤勇和天赋，对事物的不流俗认识，是衡量作品的重要尺度。
二
本文所谓“个人化”写作是泛指，而被文学史命名为“个人化”写作的，是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的“女性文学”。“女性文学”一直存在，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理论背景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的《方舟》中，张洁关注了女性的命运，并让三位女性史无前例地建立了属于“女性”的乌托邦，但作者尚不能给予适当的解释。小说题记中的“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与结尾三位女性的“为了女人，干杯！”碰撞出了诡异的火花。张洁以敏锐的感受力捕捉到了女性因“姐妹情谊”而“独立”的可能性，但又寄希望于“真正的男子汉”，莫衷一是。张洁在《方舟》中走得相当远，可惜徒劳无功，原路而返。 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引入，女性写作获得了坚强的外力支撑。“阁楼上的疯女人”终于有了言说权力，“黑暗大陆”则提供给了女作家取之不尽且男作家难以涉足的领域。女性主义批评家强调写身体，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明确鼓吹：“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她从她自己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糕的是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一时间，“身体”不仅作为写作资源，还作为正当性，出现在女性写作中。《一个人的战争》（林白）、《私人生活》（陈染）等作品向内凝视，激活女性身体方面被压抑的叙事，为“女性文学”拓展了空间，也显示出“个人化”视角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一个人的战争”题目中，首先隐含着对“个人化”的崇拜，也相信孤独同样具有制造狂欢的力量。陈染也在《另一扇开启的门》中说：“抛开国家等宏大的范畴，仅从个人的角度，我以为一个人若能安于像缓慢无声的流水在时间这个巨大的容器里舒缓而行，那么她就获得了相对而言的自由。”（《私人生活》，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陈染、林白不仅提供了“女性写作”的范例，还为“个人化”写作举行了加冕仪式，让这一思维方式经过一番磨难，终于可以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理直气壮地位列仙班。这也意味着，经历1980年代后，作家与“时代精神”共鸣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到一个“多元”的新的语境。
一个容易引起的误解是，“个人化”写作是革命性的，因此此前与“时代精神”紧密贴合的理念应该被废弃。须知，作为一种创作指向，“个人化”写作与其他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具有某种“当代性”，但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方。理论是“流动”的，不存在永远适用与正确，只有与适当的语境发生互动，产生“引领”与“鼓舞”、“反拨”与“纠偏”，才具有价值。与此前设想有所不同，“个人化”写作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个人经验”系统——这种经验因为“真实”，从而可以代替此前的“时代经验”。引发“个人化”写作命名的林白、陈染，很快耗尽了自己的“个人经验”，难以为继。依靠“个人经验”写作，可能会面对一个悖论：根据“自叙传”，可以写出独特的“经验”，但也存在“一本书现象”，因为“个人经验”毕竟有限，并非取之不竭的泉水。《林海雪原》《高玉宝》《青春之歌》等，作者用光“个人经验”后，乏善可陈，虽然也有新作，但肯定不能达到“原型”自述才能发挥的效果。戴锦华在《奇遇与突围——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谈到女性写作的“资源”时，其实已经触摸到了“消耗”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90年代女性写作的着眼点之一，是在与荒诞、魔幻的合谋中，书写这种对现代文明的质询。与其说它来自于理性的思考，不如说，它更多地来自于女性身心交瘁的性别体验。”（《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这种“性别体验”出自“个人化”写作理念，新颖与危险并存。除了一次性打包个体成长经验，零存整取，不能延续之外，还因为题材的“私密”，容易招来恶意摹仿。《一个人的战争》与《私人生活》就是如此，林白、陈染写完了“身体”，在狭小空间无法继续耕耘，只能转型。“个人经验”相对庞大消费需求，如同置放一滴水于沙漠，瞬间蒸发得毫无踪影。意料之中，“私人化”写作引发连锁的拙劣摹仿，出现了木子美等的“器官写作”，最终在潮水般的赝品“经验”中尴尬收场。从后设视角来看，这个过程更为清楚：“个人经验”的文学独特性很容易被同质化，而一旦“同质”，就很快成为潮流;一旦成为潮流，“个人经验”就失去了“独特”价值。于是，讽刺的是，“个人化”写作作为一种“女性写作”现象，成为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的“时代经验”。
1990年代以来，文学主题逐渐离散，加速奔向无限“小众”的“个人”。从文学史角度来说，这个情况很难描述：失去了主潮的写作状况，只能用“多元”来归纳。但是，在欣悦地看到文学繁荣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其中的隐忧。“个人化”写作中，其实暗含着一个“两难”。集体化、全景化的视角试图完成对某个宏大叙事的建构，一定会采取暴力的方式处理个人，削平差异。当“个人”发动起义，从统一的面具下挣脱出来，来到了开阔的空间之后，又会因过度放任而引发其他问题。
三
“个人化”写作与“时代精神”之关系是一个随着“当代”语境而不断变换形式的“老问题”。此前的理论家有过激烈争论。艾略特提出过“非个人化”思路，认为好的作品应该摒弃个人介入，以接续伟大文学的传统为目的：“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传统与个人才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现代文论中，对于“典型”的论争更为激烈，流风余韵至今不绝。典型的“典型论”是：从“个人”入手，经过加工，使“典型”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本文在这里不做理论辨析，仅从“个人经验”处理角度看“个人化”写作与“时代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文学应该表现“个人经验”。“个人经验”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具有“唯一性”，这种“唯一”是读者兴趣的来源。一旦“唯一”可以被复制，个人就失去了价值。二、“个人经验”应该体现出“时代精神”。“个人经验”是“时代经验”一部分，但具体到文学，不仅是史料，还必须进入到隐喻层面，才能成为“时代”乃至“人类”共同的经验。从上述视角看，目前文学现场的一些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
进入到新世纪，“70后”“80后”“90后”等相继成为流行归类研究方式，作家的年龄备受关注。这里面是否有问题呢？不可否认，在当代语境中，不同年龄阶段所经历的文化大事大致相同，容易产生共鸣。邓丽君之于“60后”、“小虎队”“四大天王”之于“70后”、周杰伦之于“80后”，都是抹不去的文化记忆。食物、玩具、流行语等等，纷纷被钩沉打捞，并以“物”的方式，成为“代际”思维泛滥的依据。与此同时，关于“某某后”也形成了固定的标签。依据作家出生年龄，宏观概括“某某后”的“时代精神”，显然压抑了其中的“个人化”视角。同年龄段甚至同年龄的作家，因为居住地、性格、性别、成长经历，其差异往往以千里计，而试图通过代际把握作家群体的方式，不能说缘木求鱼，至少会发生很大偏差。因此，一旦纳入“某某后”思维，就会不知不觉遵照“既定”模式，失去了“个人化”写作赋予的寻求“差异”的维度。可以说，代际研究法是“个人化”写作与“时代精神”再度相逢的又一事例。在我看来，某个“70后”作家如果被批评家打包进入研究程序，并不可喜可贺，因为你已经被“时代精神”所征用，相反，虽然也是“70后”，但很少被纳入某种“口袋”，才是自己具有独立性的标志。 从“个人化”写作的角度说，寻找“个人经验”，为其赋予“时代精神”，可能是应该趋向的维度。书写“个人经验”知易行难。当下作家履历基本相同，个人体验到难以复制的生活经验的机会很少，因此，尽管作家清楚知道应该面对自己自身，却找不到能将自己变成“这一个”的角度。从这一点说，作家主动“介入”自己之外的当代生活，“挂职锻炼”，都是成熟的方法。另外一点，既然是“个人化”写作，向内心掘进更为重要。就生活经历来说，卡夫卡很普通，远没有海明威、索尔仁尼琴等“有料”，但他借助自省、想象，摆脱了对“外界”的依赖。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说，“自我有思考能力以来，我就对精神存在的维护问题怀着极深的忧虑，以致其他一切于我全是无所谓的。我们这儿的犹太学生往往很古怪，我在这儿常常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以我这么个奇想迭出，但多半寒气逼人的孩子，怀着冷冰冰的、几乎不加掩饰的、不可摧毁的、像孩子般不知所措的、近乎可笑的、像动物般感到满足的淡泊冷漠心态，我还从来没有在别的人身上看到过。”（《卡夫卡文集》4，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如此逼视自我，卡夫卡写出了《审判》《饥饿艺术家》等想象力奇崛的作品，对应了“现代人”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观感。
另外，作家直奔“時代主题”而没有亲身经历，或流于表层，也无法创作出好的作品。作品可能符合“需要”，却失去了“个人经验”的蒸腾热气。本来就是平庸无奇的“个人经验”，却试图图解时代，无异于对贫乏再次剥夺。这种做法历史上曾经有过，教训惨痛，不可不察，此处不赘。
四
认识到“个人化”写作及“时代精神”的缠绕关系，可以更精准处理当前语境中的问题，做出预判。文学中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人”生活的“气息”，由“个人经验”得到承载，并以作品的形式保留。正是个人、整体不可得兼的视角，让问题更多归于“具体”。多年前，诗评家陈超在论及先锋诗时，提出用“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来拯救个人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这里绝不是提倡宏观、笼统地处理时代生存，而是希望能紧紧抓住个人生活观感的某些瞬间（包括断裂之点）闪进历史，以一个小的吟述点，自然而然（化若无痕）地拎出更博大的生存情境。”（《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从“技术”上，陈超给了“出路”：用具体超越具体。但是，面对“博大的生存情境”，作家以有限“个人经验”，可以把自己拔离吗？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