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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刘慈欣很忙碌。
电影《流浪地球》经历了4年半的马拉松长跑，终于在大年初一登陆院线。作为该片的监制和原著作者，刘慈欣在宣传期不断往返于北京和山西阳泉。习惯了躲在作品背后的他，虽然觉得频繁站在台前是个不小的挑战，但又觉得义不容辞，“这是大家好不容易拍出来的电影，帮忙宣传是我的责任”。
中国人要拍出什么样的科幻电影？这是困扰了电影界和科幻界长达数年的问号。在2019年初，《流浪地球》先行交出了答卷。
1月20日，《流浪地球》在北京点映。两个半小时里，刘慈欣坐在黑暗中，第一次看完了全片。当主创团队上台问候时，人们逐渐安静下来，急切地期待着刘慈欣的评价。他握着话筒，只说了一句：“中国科幻片今天终于启航了。”站在旁边的制片人龚格尔，平日就与刘慈欣相熟，感受到了说话者不易被察觉的激动。
与《环球人物》记者见面时，刘慈欣仍然是标志性的格子衬衫，短发，圆脸，一个和和气气的普通中年男子，完全不同于他作品中流露出的冷峻气质。在和记者的对话中，刘慈欣谈到了他对《流浪地球》的期待，对科幻电影的思考以及他所关注的这个时代。
“我不懂拍电影。”刘慈欣直截了当地说。
他第一次与主创人员见面时，《流浪地球》已经筹备了3年。导演郭帆和制片人龚格尔带领团队完成了剧本的多轮修改，准备功课达到了一部百年编年史的细致程度。电影设定的时间是2075年春节，从自然科学到社会人文，他们完成了对影片未来时空的搭建。与此同时，特效团队的名单越拉越长，最后汇聚成一支超过7000人的创作队伍。
对这些，刘慈欣从未过问。他是一个完全放手的原著作者，坚持认为应该给电影创作者充分的自由空间。“一艘飞船飞过去了，这是科幻小说提供的概念和框架。至于飞船是什么样子，飞过去的时候有什么效应，这都得由电影的制作者去决定。”
郭帆和龚格尔在剧本筹备阶段曾经犹豫多次，要不要把刘慈欣请来直接参与改编剧本。最终没有。这是双方的默契和共识，两组创作者身在不同领域，最先完成的应该是作品上的握手，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
直到2018年，龚格尔才去阳泉找到刘慈欣，打开笔记本电脑给他看了《流浪地球》的剧照。刘慈欣看完后第一反应是：“好，好，成了！”他从剧照中看到了科幻电影难得的历史感和厚重感。双方的信任纽带就此建立。
在这群年轻的电影人身上，刘慈欣感受到了他非常看重的科幻情怀。“优秀的科幻电影，要求创作者有一种对宇宙的敬畏感，有一种探索新世界的愿望和好奇心，还有一种在宏大宇宙面前宗教般的感觉。没有这些，很难拍好科幻片。”刘慈欣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生于1980年的郭帆和生于1981年的龚格尔是彻头彻尾的科幻迷。詹姆斯·卡梅隆1990年拍摄的《终结者2：审判日》给少年郭帆的心里埋下了科幻的种子;龚格尔从七八岁开始就看《科幻世界》《奥秘》等刊物。他们都读过刘慈欣的所有作品。他们熟悉的“大刘”，总是在跨越未来几千年的宏大时间线上用宇宙视角看待人类，任何人物只是作者的叙述工具，只是辽阔宇宙的尘埃和偶然。龚格尔说，这种刘慈欣式的“残酷和浪漫”，恰恰是影片改编的难点——刘慈欣总是选择生存，这是他构造的宇宙里冷静而强悍的价值观，但是电影需要人性，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故事。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在小說《流浪地球》的开篇，刘慈欣就向读者抛出了“如果地球将被太阳吞噬，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这个令人窒息的命题。人类的选择是建立联合政府，利用重元素聚变技术发明了能将地球推移出太阳系的行星推动器，经历刹车时代、逃逸时代、流浪时代、后流浪时代和新太阳时代5个阶段后，地球将成为半人马座比邻星的一颗行星。这场人类大逃亡横跨2500年，由100代人接力完成。在此过程中，弃地球乘飞船逃生的“飞船派”与带着地球流浪宇宙的“地球派”争论不休，在地球成功进入逃逸时代后，“飞船派”却点燃了一场叛变，杀死了“地球派”的忠实捍卫者。
这个小说篇幅不长。而电影只节选了原著中地球通过木星引力加速离开的段落，将之演绎得一波三折。逃逸路上的地球表面是数百米高的冰封和零下80多摄氏度的低温，人类只能生存于地下城;1万台行星推动器推动冰封的地球加速驶离太阳系，它们射出的巨大光柱是地表上唯一的光亮，像上帝的喷灯一样刺破摇摇欲坠的天空。然而在接近木星的过程中，地球被强大的木星引力捕获，在即将毁灭的危急时刻，地表上的救援队与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共同为地球的存亡而战，人类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韩子昂、刘培强、刘启、韩朵朵，一家三代的故事浓缩于地球存亡的72小时。末世之下，那些家园情结、集体情感、父子和解的细腻抚平了刘慈欣式硬科幻的冷峻感。 这种改编灵感与一次美国之行有关。2016年郭帆带着《流浪地球》的剧本去特效公司谈合作，美国人看后非常兴奋地抛出一个问题：“地球出现毁灭危机，你们很奇怪，为什么连地球都得带着一起走？”
这个问题点醒了郭帆，让他找到了影片的内核，放大了原著中的回乡情结和宇宙乡愁。“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这是我们几千年培养的对土地深厚的感情。大航海时代兴盛的帝国，他们是面朝大海仰望星空的，但我们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落地生根的。”
刘慈欣欣赏这层带有安土重迁情怀的改编，中式的灵魂让《流浪地球》的气质区别于好莱坞的科幻电影。“地球本身是一个象征，既象征着我们生活的土地，我们的家园，也象征着我们整个的文化背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会坐飞船逃离，而是要把自己的家园航行到宇宙中去。”与飞船逃生相比，显然，“流浪地球”是一种极致的浪漫，也是一种悲壮的生存。
在社交网络上，很多人赋予了《流浪地球》“国产科幻大片开山之作”的称号。而刘慈欣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已经完成，那就是中国“第一部按照好莱坞工业标准制作的大成本科幻电影，其中的每段历程、每条经验、每点成功都相当宝贵”。
1977年，美国科幻电影《未来世界》在国内上映。这是我国第一部引进的科幻电影，也是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科幻片。这部电影的场景特效，如今看来粗糙到不值一提，当时却让刘慈欣感受到了“实打实的震撼”。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人，处于一种文化饥渴状态。大多数人在看《未来世界》这部电影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一部科幻电影，因为他们对于“科幻”还没有明确的概念。真正给人们树立起科幻概念的是一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题目叫《珊瑚岛上的死光》，边栏右上角印着“科学幻想小说”一行字。当时这本杂志传遍了刘慈欣所在的班级，“你看完我看，我看完他看，从那之后大多数人才知道有科学幻想这么一个题材”。
《大西洋底来的人》是中国人有意识地欣赏科幻影视作品的开始。1980年这部美国科幻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开播，直到现在仍令人念念不忘。
刘慈欣说自己不懂拍电影，这并不妨碍他对科幻影视作品如数家珍。在成为科幻作家之前，他首先是一个资深科幻迷。他曾反复提及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这次采访仍不例外。“《2001太空漫游》这部电影不但对我的影响很深，对整个科幻电影界影响都很深。很难想象那是20世纪60年代拍出来的。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科幻概念，我倒不是说质量，而是说那种风格，再也没有过。”
2019年1月8日，刘慈欣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当自己的作品被搬上大银幕时，刘慈欣愈发感受到了文字和影像在呈现科幻想象上的差异，或者说是文字表达力的局限。“我对文字是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用文字去呈现科幻的想象力。”他向记者重复了两遍，“你看《流浪地球》就能感觉到，作者拼命挣扎着想用大段文字去描述想象中的场景，到最后也描述不出来。正因为如此，我很看重科幻电影，电影一秒钟的图像可以代替上万字，迄今我没有看到一部科幻文学作品能把科幻想象像电影一样真正鲜活地表现出来。所以不得不承认，在科幻想象面前，文字是软弱无力的，不只是我，谁都一样，写出《2001太空漫游》的英国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也一样。”
1970年4月25日夜晚，7岁的刘慈欣和人们一起仰望晴朗的夜空。漆黑的天幕上有一颗“小星星”缓缓飞过，那是中国刚刚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当时，距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太空已经13年了，距第一名宇航员飞出地球也有9年，而就在此一个星期前，‘阿波罗’13号飞船刚刚结束险象环生的登月飞行返回地球。但这些我（当时）都不知道。我看着那颗飞行的‘小星星’，心中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好奇和向往。”与这些感受同样记忆犹新的，是他饿得咕咕作响的肚子和身后破旧茅草房中透出的昏暗煤油灯光。
小学二年级时，刘慈欣转学到阳泉。“父亲有一大箱书藏在床底下，我就偷偷拿出来看。”读到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时，他如获至宝。正是那天，刘慈欣从父亲口中第一次听到了“科学幻想”这个词。在日后的采访中，他表示自己的养分大多来自儒勒·凡尔纳、阿瑟·克拉克、罗伯特·海因莱因和艾萨克·阿西莫夫这些伟大的科幻作家。
1981年，刘慈欣参加了高考。填完高考志愿后的一天，他翻开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书中广阔的宇宙让我產生了深深的敬畏。那个时候，阳泉还能看到淡淡的银河，我仰望天空，忽然觉得高考志愿都是非常小的事情。”
最终，刘慈欣进入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电工程系学习。1985年毕业后，他回到山西阳泉，成为娘子关电厂的一名计算机工程师。但内心深处，他还是想通过科幻小说，用想象力创造出自己的世界。“我一直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妙的故事，不是游吟诗人唱出来的，也不是剧作家和作家写出来的，而是通过科学讲出来的。科学所讲的故事，其宏伟壮丽、曲折幽深、惊悚诡异、恐怖神秘，甚至多愁善感，都远超出文学故事。”
1989年，刘慈欣开始创作科幻小说，10年后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发表了《鲸歌》《微观尽头》《宇宙坍缩》《带上她的眼睛》四篇作品。从此，他凭借笔下描绘的宇宙时空，一次又一次让读者领略到超乎寻常的奇景。
但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刘慈欣不会让自己脱离“普通的计算机工程师”这一人设。在科幻和现实之间，他顺畅地切换。
“他脑子里装着无数宏大神奇的创意，同时又相当的保守精明。从他的一些访谈可以看出，他不愿意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哪怕再多的金钱诱惑。”在知乎那条“《三体》作者刘慈欣在生活中是个怎样的人”的热门话题下，作家陈楸帆以刘慈欣晚辈和朋友的身份写下了回答。在他的描述里，刘慈欣是一个说起科幻、军事就滔滔不绝，可以在酒桌上很晚离席的人。 “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建人姬少亭是刘慈欣的忠实粉丝，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刘慈欣的一个细节。有一年，刘慈欣去杭州参加科幻作家聚会，饭局上大家聊到如何毁灭城市。刘慈欣喝了一口酒，“啪”的一声放下杯子说：“先把杭州降到二维，变成一幅水墨山水画，再降到一维，变成一根细细的丝绸。”大家好半天才缓过神儿来，接着就是欢呼和鼓掌。姬少亭觉得，看似缄默寡言，但随时会说出“让宇宙为之闪烁”的话来，这就是刘慈欣。
在采访的当天，刘慈欣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新闻推送，“民营火箭公司翎客航天新一代可回收火箭悬停飞行试验成功，这意味着国内火箭回收技术领域立下了新的里程碑”。类似的科技新闻是刘慈欣每天主要浏览追踪的内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在辽阔磅礴的星辰宇宙之下，人类的高新技术突破才是未来所在。刘慈欣留意着这一切，也思考着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刘慈欣作品《三体》 
刘慈欣作品《鲸歌》。
《环球人物》：您在2002年发表的小说《天使时代》中描写了一个靠吃草就可以活下来的基因编辑婴儿。您如何看待现实中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刘慈欣：这个事件我肯定是持反对态度。我的反对不是说基因编辑技术有什么不好，而是把不成熟的技术用到人类身上，可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但是从长远来看，30年或者50年后，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可能会变为成熟的技术。我有生之年不一定能遇上，但现在的“90后”“00后”，有很大的几率会遇到基因编辑技术成熟的那一天，这是他们很幸运的一件事。
《环球人物》：您关注过围绕基因编辑技术展开的伦理争议吗？
刘慈欣：当人类真正有生存需要的时候，会把伦理放到生存之后。我们设想下，如果基因编辑可以把人的寿命延长两倍或者把人的智力提高两倍，这个时候我可能会说：你给我做吧，我接受，只要没有后遗症就行。
道德伦理是人们为了某种方便而建立的一種规则，这种规则并非永恒不变，而是永恒变化。50年后如果技术完全成熟了，相应的伦理观也就发展了。
《环球人物》：您说过一生从未怀疑过科学，但是对科技内向的发展感到焦虑？
刘慈欣：倒也不是焦虑，只是说这个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和我想象中的方向有些不一样。我想象中人类是尽可能关注于外部空间，但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一种向内发展的趋势。当然是好是坏，我也没有办法评价，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环球人物》：您说过世界各国对于和外星人接触应该有一套预案，但这个想法提出后反响平淡，其中的严肃性是不是被忽略了？
刘慈欣：是的。这和科幻无关，这是很现实、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有可能明天发生，也可能一万年都不发生。可是各个大国，还有国际社会的组织机构，目前什么预案和研究都没有，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现在最大的误解是，一说到外星人星际航行，大家认为这一定是外星球上的政府行为，实际上根本不是那样——外星人来地球可能只是星期天的一次远足而已，来太阳系野餐一下，喝一瓶酒，随手把酒瓶一扔，也许就把地球砸碎了。苏联有一部科幻小说叫《路边野餐》，讲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或者一个外星熊孩子，开着一辆破飞船逃学出来，可能他动一下手指头，我们整个世界就毁灭了。
外星人如果能够跨越至少四光年来到地球，他们的技术能力是人类没法想象的。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别，可能比我们与蚂蚁的差别还大。如何接触和交流，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人考虑。当然，人类要考虑的事可能太多了吧。
《环球人物》：过去一年里人类技术领域的哪些突破让您印象深刻？
刘慈欣：我一直在关注马斯克，关注大功率火箭和可回收火箭。马斯克代表着航天民营化的方向，你可以把他看作航天界的比尔·盖茨，实际上他的影响可能要更大。除此之外，我也关注外太空探索的进展，比如“新地平线”号探测器飞越冥王星，还有引力波探测。这些消息对我都很重要。
《环球人物》：过去一年里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很科幻？
刘慈欣：不用瞬间，我们整个时代就是一部正在发展的科幻小说。技术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的时候见到计算机感觉神奇甚至神圣，现在计算机到处都是，毫无新奇之处。当下的生活跟30年前简直是两个世界，这本身就很科幻。
《环球人物》：从2015年《三体》获奖至今，它的热度仍在延续，很多人包括您自己也说，这份热度的爆发有一定偶然性。现在回头看，科幻热的出现是否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密切相关？
刘慈欣：首先说到偶然性，更准确的说是机遇，机遇的出现确实有它的必然性。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发展本身就给科幻文学提供了一个很肥沃的土壤，给它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最后落到谁身上，落到哪本书上，这是个偶然。一个国家处于快速上升期，出现对科幻的关注，包括对科幻文学和电影的关注，是必然。就像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美国快速的上升期，也正好契合了美国科幻黄金时代。
《环球人物》：韩松曾经说，科幻作家很难乐观地认为技术变革和民主改良能够带来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刘慈欣：我对未来还是乐观的，这是一个谨慎的、理智的乐观。我认为只要科学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人类最终会建立一个很光明的未来。我的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在哲学上讲肯定是有缺陷的，不过作为一个科幻作家，我的这种信念很难改变。
电影《流浪地球》经历了4年半的马拉松长跑，终于在大年初一登陆院线。作为该片的监制和原著作者，刘慈欣在宣传期不断往返于北京和山西阳泉。习惯了躲在作品背后的他，虽然觉得频繁站在台前是个不小的挑战，但又觉得义不容辞，“这是大家好不容易拍出来的电影，帮忙宣传是我的责任”。
中国人要拍出什么样的科幻电影？这是困扰了电影界和科幻界长达数年的问号。在2019年初，《流浪地球》先行交出了答卷。
1月20日，《流浪地球》在北京点映。两个半小时里，刘慈欣坐在黑暗中，第一次看完了全片。当主创团队上台问候时，人们逐渐安静下来，急切地期待着刘慈欣的评价。他握着话筒，只说了一句：“中国科幻片今天终于启航了。”站在旁边的制片人龚格尔，平日就与刘慈欣相熟，感受到了说话者不易被察觉的激动。
与《环球人物》记者见面时，刘慈欣仍然是标志性的格子衬衫，短发，圆脸，一个和和气气的普通中年男子，完全不同于他作品中流露出的冷峻气质。在和记者的对话中，刘慈欣谈到了他对《流浪地球》的期待，对科幻电影的思考以及他所关注的这个时代。
带着地球去流浪
“我不懂拍电影。”刘慈欣直截了当地说。
他第一次与主创人员见面时，《流浪地球》已经筹备了3年。导演郭帆和制片人龚格尔带领团队完成了剧本的多轮修改，准备功课达到了一部百年编年史的细致程度。电影设定的时间是2075年春节，从自然科学到社会人文，他们完成了对影片未来时空的搭建。与此同时，特效团队的名单越拉越长，最后汇聚成一支超过7000人的创作队伍。
对这些，刘慈欣从未过问。他是一个完全放手的原著作者，坚持认为应该给电影创作者充分的自由空间。“一艘飞船飞过去了，这是科幻小说提供的概念和框架。至于飞船是什么样子，飞过去的时候有什么效应，这都得由电影的制作者去决定。”
郭帆和龚格尔在剧本筹备阶段曾经犹豫多次，要不要把刘慈欣请来直接参与改编剧本。最终没有。这是双方的默契和共识，两组创作者身在不同领域，最先完成的应该是作品上的握手，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
直到2018年，龚格尔才去阳泉找到刘慈欣，打开笔记本电脑给他看了《流浪地球》的剧照。刘慈欣看完后第一反应是：“好，好，成了！”他从剧照中看到了科幻电影难得的历史感和厚重感。双方的信任纽带就此建立。
在这群年轻的电影人身上，刘慈欣感受到了他非常看重的科幻情怀。“优秀的科幻电影，要求创作者有一种对宇宙的敬畏感，有一种探索新世界的愿望和好奇心，还有一种在宏大宇宙面前宗教般的感觉。没有这些，很难拍好科幻片。”刘慈欣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生于1980年的郭帆和生于1981年的龚格尔是彻头彻尾的科幻迷。詹姆斯·卡梅隆1990年拍摄的《终结者2：审判日》给少年郭帆的心里埋下了科幻的种子;龚格尔从七八岁开始就看《科幻世界》《奥秘》等刊物。他们都读过刘慈欣的所有作品。他们熟悉的“大刘”，总是在跨越未来几千年的宏大时间线上用宇宙视角看待人类，任何人物只是作者的叙述工具，只是辽阔宇宙的尘埃和偶然。龚格尔说，这种刘慈欣式的“残酷和浪漫”，恰恰是影片改编的难点——刘慈欣总是选择生存，这是他构造的宇宙里冷静而强悍的价值观，但是电影需要人性，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故事。
在小說《流浪地球》的开篇，刘慈欣就向读者抛出了“如果地球将被太阳吞噬，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这个令人窒息的命题。人类的选择是建立联合政府，利用重元素聚变技术发明了能将地球推移出太阳系的行星推动器，经历刹车时代、逃逸时代、流浪时代、后流浪时代和新太阳时代5个阶段后，地球将成为半人马座比邻星的一颗行星。这场人类大逃亡横跨2500年，由100代人接力完成。在此过程中，弃地球乘飞船逃生的“飞船派”与带着地球流浪宇宙的“地球派”争论不休，在地球成功进入逃逸时代后，“飞船派”却点燃了一场叛变，杀死了“地球派”的忠实捍卫者。
这个小说篇幅不长。而电影只节选了原著中地球通过木星引力加速离开的段落，将之演绎得一波三折。逃逸路上的地球表面是数百米高的冰封和零下80多摄氏度的低温，人类只能生存于地下城;1万台行星推动器推动冰封的地球加速驶离太阳系，它们射出的巨大光柱是地表上唯一的光亮，像上帝的喷灯一样刺破摇摇欲坠的天空。然而在接近木星的过程中，地球被强大的木星引力捕获，在即将毁灭的危急时刻，地表上的救援队与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共同为地球的存亡而战，人类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韩子昂、刘培强、刘启、韩朵朵，一家三代的故事浓缩于地球存亡的72小时。末世之下，那些家园情结、集体情感、父子和解的细腻抚平了刘慈欣式硬科幻的冷峻感。 这种改编灵感与一次美国之行有关。2016年郭帆带着《流浪地球》的剧本去特效公司谈合作，美国人看后非常兴奋地抛出一个问题：“地球出现毁灭危机，你们很奇怪，为什么连地球都得带着一起走？”
这个问题点醒了郭帆，让他找到了影片的内核，放大了原著中的回乡情结和宇宙乡愁。“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这是我们几千年培养的对土地深厚的感情。大航海时代兴盛的帝国，他们是面朝大海仰望星空的，但我们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落地生根的。”
刘慈欣欣赏这层带有安土重迁情怀的改编，中式的灵魂让《流浪地球》的气质区别于好莱坞的科幻电影。“地球本身是一个象征，既象征着我们生活的土地，我们的家园，也象征着我们整个的文化背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会坐飞船逃离，而是要把自己的家园航行到宇宙中去。”与飞船逃生相比，显然，“流浪地球”是一种极致的浪漫，也是一种悲壮的生存。
在社交网络上，很多人赋予了《流浪地球》“国产科幻大片开山之作”的称号。而刘慈欣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已经完成，那就是中国“第一部按照好莱坞工业标准制作的大成本科幻电影，其中的每段历程、每条经验、每点成功都相当宝贵”。
“在科幻想象面前，文字软弱无力”
1977年，美国科幻电影《未来世界》在国内上映。这是我国第一部引进的科幻电影，也是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科幻片。这部电影的场景特效，如今看来粗糙到不值一提，当时却让刘慈欣感受到了“实打实的震撼”。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人，处于一种文化饥渴状态。大多数人在看《未来世界》这部电影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一部科幻电影，因为他们对于“科幻”还没有明确的概念。真正给人们树立起科幻概念的是一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题目叫《珊瑚岛上的死光》，边栏右上角印着“科学幻想小说”一行字。当时这本杂志传遍了刘慈欣所在的班级，“你看完我看，我看完他看，从那之后大多数人才知道有科学幻想这么一个题材”。
《大西洋底来的人》是中国人有意识地欣赏科幻影视作品的开始。1980年这部美国科幻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开播，直到现在仍令人念念不忘。
刘慈欣说自己不懂拍电影，这并不妨碍他对科幻影视作品如数家珍。在成为科幻作家之前，他首先是一个资深科幻迷。他曾反复提及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这次采访仍不例外。“《2001太空漫游》这部电影不但对我的影响很深，对整个科幻电影界影响都很深。很难想象那是20世纪60年代拍出来的。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科幻概念，我倒不是说质量，而是说那种风格，再也没有过。”
当自己的作品被搬上大银幕时，刘慈欣愈发感受到了文字和影像在呈现科幻想象上的差异，或者说是文字表达力的局限。“我对文字是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用文字去呈现科幻的想象力。”他向记者重复了两遍，“你看《流浪地球》就能感觉到，作者拼命挣扎着想用大段文字去描述想象中的场景，到最后也描述不出来。正因为如此，我很看重科幻电影，电影一秒钟的图像可以代替上万字，迄今我没有看到一部科幻文学作品能把科幻想象像电影一样真正鲜活地表现出来。所以不得不承认，在科幻想象面前，文字是软弱无力的，不只是我，谁都一样，写出《2001太空漫游》的英国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也一样。”
“东方红”与凡尔纳
1970年4月25日夜晚，7岁的刘慈欣和人们一起仰望晴朗的夜空。漆黑的天幕上有一颗“小星星”缓缓飞过，那是中国刚刚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当时，距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太空已经13年了，距第一名宇航员飞出地球也有9年，而就在此一个星期前，‘阿波罗’13号飞船刚刚结束险象环生的登月飞行返回地球。但这些我（当时）都不知道。我看着那颗飞行的‘小星星’，心中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好奇和向往。”与这些感受同样记忆犹新的，是他饿得咕咕作响的肚子和身后破旧茅草房中透出的昏暗煤油灯光。
小学二年级时，刘慈欣转学到阳泉。“父亲有一大箱书藏在床底下，我就偷偷拿出来看。”读到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时，他如获至宝。正是那天，刘慈欣从父亲口中第一次听到了“科学幻想”这个词。在日后的采访中，他表示自己的养分大多来自儒勒·凡尔纳、阿瑟·克拉克、罗伯特·海因莱因和艾萨克·阿西莫夫这些伟大的科幻作家。
1981年，刘慈欣参加了高考。填完高考志愿后的一天，他翻开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书中广阔的宇宙让我產生了深深的敬畏。那个时候，阳泉还能看到淡淡的银河，我仰望天空，忽然觉得高考志愿都是非常小的事情。”
最终，刘慈欣进入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电工程系学习。1985年毕业后，他回到山西阳泉，成为娘子关电厂的一名计算机工程师。但内心深处，他还是想通过科幻小说，用想象力创造出自己的世界。“我一直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妙的故事，不是游吟诗人唱出来的，也不是剧作家和作家写出来的，而是通过科学讲出来的。科学所讲的故事，其宏伟壮丽、曲折幽深、惊悚诡异、恐怖神秘，甚至多愁善感，都远超出文学故事。”
1989年，刘慈欣开始创作科幻小说，10年后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发表了《鲸歌》《微观尽头》《宇宙坍缩》《带上她的眼睛》四篇作品。从此，他凭借笔下描绘的宇宙时空，一次又一次让读者领略到超乎寻常的奇景。
但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刘慈欣不会让自己脱离“普通的计算机工程师”这一人设。在科幻和现实之间，他顺畅地切换。
“他脑子里装着无数宏大神奇的创意，同时又相当的保守精明。从他的一些访谈可以看出，他不愿意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哪怕再多的金钱诱惑。”在知乎那条“《三体》作者刘慈欣在生活中是个怎样的人”的热门话题下，作家陈楸帆以刘慈欣晚辈和朋友的身份写下了回答。在他的描述里，刘慈欣是一个说起科幻、军事就滔滔不绝，可以在酒桌上很晚离席的人。 “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建人姬少亭是刘慈欣的忠实粉丝，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刘慈欣的一个细节。有一年，刘慈欣去杭州参加科幻作家聚会，饭局上大家聊到如何毁灭城市。刘慈欣喝了一口酒，“啪”的一声放下杯子说：“先把杭州降到二维，变成一幅水墨山水画，再降到一维，变成一根细细的丝绸。”大家好半天才缓过神儿来，接着就是欢呼和鼓掌。姬少亭觉得，看似缄默寡言，但随时会说出“让宇宙为之闪烁”的话来，这就是刘慈欣。
“我们的时代是一部正在发展的科幻小说”
在采访的当天，刘慈欣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新闻推送，“民营火箭公司翎客航天新一代可回收火箭悬停飞行试验成功，这意味着国内火箭回收技术领域立下了新的里程碑”。类似的科技新闻是刘慈欣每天主要浏览追踪的内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在辽阔磅礴的星辰宇宙之下，人类的高新技术突破才是未来所在。刘慈欣留意着这一切，也思考着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环球人物》：您在2002年发表的小说《天使时代》中描写了一个靠吃草就可以活下来的基因编辑婴儿。您如何看待现实中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刘慈欣：这个事件我肯定是持反对态度。我的反对不是说基因编辑技术有什么不好，而是把不成熟的技术用到人类身上，可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但是从长远来看，30年或者50年后，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可能会变为成熟的技术。我有生之年不一定能遇上，但现在的“90后”“00后”，有很大的几率会遇到基因编辑技术成熟的那一天，这是他们很幸运的一件事。
《环球人物》：您关注过围绕基因编辑技术展开的伦理争议吗？
刘慈欣：当人类真正有生存需要的时候，会把伦理放到生存之后。我们设想下，如果基因编辑可以把人的寿命延长两倍或者把人的智力提高两倍，这个时候我可能会说：你给我做吧，我接受，只要没有后遗症就行。
道德伦理是人们为了某种方便而建立的一種规则，这种规则并非永恒不变，而是永恒变化。50年后如果技术完全成熟了，相应的伦理观也就发展了。
《环球人物》：您说过一生从未怀疑过科学，但是对科技内向的发展感到焦虑？
刘慈欣：倒也不是焦虑，只是说这个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和我想象中的方向有些不一样。我想象中人类是尽可能关注于外部空间，但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一种向内发展的趋势。当然是好是坏，我也没有办法评价，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环球人物》：您说过世界各国对于和外星人接触应该有一套预案，但这个想法提出后反响平淡，其中的严肃性是不是被忽略了？
刘慈欣：是的。这和科幻无关，这是很现实、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有可能明天发生，也可能一万年都不发生。可是各个大国，还有国际社会的组织机构，目前什么预案和研究都没有，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现在最大的误解是，一说到外星人星际航行，大家认为这一定是外星球上的政府行为，实际上根本不是那样——外星人来地球可能只是星期天的一次远足而已，来太阳系野餐一下，喝一瓶酒，随手把酒瓶一扔，也许就把地球砸碎了。苏联有一部科幻小说叫《路边野餐》，讲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或者一个外星熊孩子，开着一辆破飞船逃学出来，可能他动一下手指头，我们整个世界就毁灭了。
外星人如果能够跨越至少四光年来到地球，他们的技术能力是人类没法想象的。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别，可能比我们与蚂蚁的差别还大。如何接触和交流，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人考虑。当然，人类要考虑的事可能太多了吧。
《环球人物》：过去一年里人类技术领域的哪些突破让您印象深刻？
刘慈欣：我一直在关注马斯克，关注大功率火箭和可回收火箭。马斯克代表着航天民营化的方向，你可以把他看作航天界的比尔·盖茨，实际上他的影响可能要更大。除此之外，我也关注外太空探索的进展，比如“新地平线”号探测器飞越冥王星，还有引力波探测。这些消息对我都很重要。
《环球人物》：过去一年里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很科幻？
刘慈欣：不用瞬间，我们整个时代就是一部正在发展的科幻小说。技术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的时候见到计算机感觉神奇甚至神圣，现在计算机到处都是，毫无新奇之处。当下的生活跟30年前简直是两个世界，这本身就很科幻。
《环球人物》：从2015年《三体》获奖至今，它的热度仍在延续，很多人包括您自己也说，这份热度的爆发有一定偶然性。现在回头看，科幻热的出现是否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密切相关？
刘慈欣：首先说到偶然性，更准确的说是机遇，机遇的出现确实有它的必然性。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发展本身就给科幻文学提供了一个很肥沃的土壤，给它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最后落到谁身上，落到哪本书上，这是个偶然。一个国家处于快速上升期，出现对科幻的关注，包括对科幻文学和电影的关注，是必然。就像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美国快速的上升期，也正好契合了美国科幻黄金时代。
《环球人物》：韩松曾经说，科幻作家很难乐观地认为技术变革和民主改良能够带来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刘慈欣：我对未来还是乐观的，这是一个谨慎的、理智的乐观。我认为只要科学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人类最终会建立一个很光明的未来。我的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在哲学上讲肯定是有缺陷的，不过作为一个科幻作家，我的这种信念很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