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本书，名为《历史的轨迹》，书里记载着中国近代金融制度发展演变直至崩溃的过程。合上书，脑海里呈现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为建立中国近代金融制度呼喊、筹措和国民党政府断送这一成果的反差图。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金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货币方面，广泛的社会吸毒使白银大量外流，西方银元大量流入，这对传统的银两制度形成强力冲击。在信用制度方面，外国银行、保险公司不邀而至，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保险市场，吸取存款，发行纸币；通过对钱庄的信贷，控制中国的主要信用机构，从而控制了主要通商口岸城市的金融；通过对清政府的各种贷款和代发公债，控制了中国财政的命脉——税收。而这一切渠道所得资金，外国银行基本上都用于在华企业，中国的民族工业则一筹莫展。
　　面对中国的金融危机，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介绍西方近代的金融制度，另方面提倡在中国建立近代金融机构。
　　最早把西方近代金融知识介绍给中国的是洪仁和容闳。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陆续派遣外交官出国。这些外交官，回国后，介绍了西方的货币制度、货币铸造工艺和铸造机构以及与货币制度有关的问题，还通过对中西方货币制度的比较发出改革中国货币制度的呼声。到十九世纪末，对西方金融知识的介绍和建立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呼声达到了最高潮。许多报刊、杂志、著作都成了这一传播工具。不仅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金融理论的书籍，还出版了中国学者的金融理论专著，其中著名的是郑观应的《盛世威言》，书中详细的介绍了西方的银行制度，提出夺回金融控制权和建立近代银行的一套政策主张。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终于在一八九七年由盛宣怀建立了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一九○五年划一银元形制，一九一○年颁布了第一个近代币制法律，为以后的币制改革铺平了道路。
　　自辛亥革命到一次大战期间，尽管内忧外患，但到一次大战前，中国的金融事业还是有了长足的进展。混乱的货币制度得到了调整；私营银行一度发展很快，在业务上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在保险、信托业、证券交易制度、邮政储蓄和信用合作事业上也都有了发展。
　　但是，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这十二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将中国人经过一个世纪才建立发展起来的金融事业毁于一旦。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银行和军队一样重要，有钱有枪就能包打天下。所以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就凭借政府权力，通过对私营银行的入股、人事安排和初建金融机构三个办法，建立起了完备的金融控制系统。一九四二年六月，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孔祥熙拟定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在业务上的划分方法，根据这个办法，印钞由中央银行接受，外汇的统筹管理及用途的考核，除由财政部办理外，所有的外汇支付，集中由中央银行调拨。这样，在掌握银行之外，又掌握了货币和外汇，实现了对金融的全面控制。但真正导致金融全面崩溃的应该是从法币的实施始。
　　一九三五年四月开始实行法币制度。法币制度是典型的殖民地货币制度，同时又是典型的不兑现的纸币，这就为通货膨胀奠定了基础，而这时的蒋介石控制着银行和货币的发行权，又由于他发动内战军费开支巨大，靠内债外债已无力支付这笔开支，所以就只有靠发行纸币筹措军费。法币实施的前三年，尽管纸币发行增加很快，但物价指数上升较慢。通货膨胀比较和缓。从一九四○年开始，通货膨胀进入恶性阶段，物价上涨速度大大超过法币的增加速度。到一九四五年，法币发行额到了五千五百六十九亿元。增发指数为三百九十四倍。而从四五年至四八年这三年尽增至四十七万倍，物价水平暴涨五百七十一万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蒋介石不得不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颁布“金元券发行办法”。金元券的发行标志着金融进入总崩溃阶段。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贬值百分之八十。“币制改革”惨败。
　　上述这一建一毁，何不谓一反差！
　　
　　(《历史的轨迹——中国近代金融发展小史》，张虎婴著，中国金融出版社一九八年月第一版，1.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