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宏观经济增长的走势特征
　　
　　1.GDP：宏观经济运行继续向好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承接去年高速增长的态势，运行继续向好。一季度GDP增长8.1%，上半年增长7.9%，三季度增长7.6%。在世界经济形势很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持如此高速稳定增长势头，实属难能可贵。前三季度，全国共完成工业增加值195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3％。9月份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同比增长9.5%，增速比前两个月有所加快；产销率创今年最高，首次超过98%。总体上，工业生产仍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到7.6％，工业增加值增长在9%以上。
　　2.投资：成为内需拉动的突出力量
　　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呈持续回升、高速增长的势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221亿元，同比增长15.8%。1—9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单位投资同比增长18.9%，比上年同期高6.2％。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1.7%，更新改造投资增长26.7%，房地产投资增长32.1%。8月份投资继续攀升，增长21.4%，增速比7月份提高近1％，成为今年以来增速最高的月份。与此同时，1—9月，我国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8585个，同比增长18.14%；合同外资金额493.47亿美元，增长30.3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1.96亿美元，增长20.66%。在外需增长大幅下降和消费需求增长平缓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今年投资的快速增长，工业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率将会有更大回落，甚至不能保持快速稳定增长。因此，投资增长成为今年拉动内需和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上半年GDP7.9%的增长中，投资贡献率占6.1个百分点，按不变价计算，达到77%。
　　3.消费：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增长一直保持在平稳的水平上。受收入增长缓慢的约束、城镇和农村低收入者的增加、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体制等多方面的影响，消费需求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性增长。自2000年一季度以来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一直在9.9%—10.4%之间徘徊。今年1—9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6%。预计全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
　　4.出口：大幅下跌，外部影响显现
　　受美国、日本经济衰退的影响，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不断下滑，2001年的增长速度很可能只有1.5%和5%。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特别是受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经济衰退或放缓的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呈现高开低走态势，出口增幅大幅回落。海关总署的统计表明，今年１至9月份我国外贸出口达到1950亿美元，增长７％，比去年同期回落了约27个百分点。6月份出口出现自1999年7月以来首次负增长。美国“9.11”事件严重打击美国民众的消费信心，必将使我国出口形势更为严峻。预计今后几个月外贸出口将进一步下降，估计全年出口只能保持在5%左右。出口增速的大幅下跌，使全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仍为负值。不仅如此，对国内相关产业和工业生产的影响，虽是间接的，但作用很大。可见，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的外部影响是巨大的。　　
　　5.物价：通货紧缩趋势有所缓和
　　1—9月累计，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0%。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9%，同比下降0.1%。从上半年小幅攀升态势来看，其中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涨幅较大，达9.3%，居住价格上涨1.8%。但从8月份来看，大部分商品价格在走低，市场物价仍在低位徘徊。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为1.2％。应该说，自去年１月份以来开始的物价缓慢回升，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今后更需要激发来自民间的购买力，使其成为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主要动力。
　　6.金融：继续平稳增长，证券市场作用增大
　　今年以来，我国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金融运行保持平稳，据统计，9月末，广义货币（Ｍ２）余额为15.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6％，增长速度仍保持在年初预定的13％_14％调控目标内。狭义货币（Ｍ１）余额为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3％。但是，这种平稳增长，没有体现金融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拉动作用。其M1和M2的增长率甚至比1999年和2000年还低。9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7.1万亿元（8月份已首次突破７万亿元大关），增长12.7％，增幅比去年同期高6.2个百分点。1—８月，我国国际收支和外汇收支总体状况良好，9月底国家外汇储备增至1957.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301.9亿美元，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预计全年货币供应量Ｍ１的增量为15％左右。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余年发展，上市公司从1991年的14家增加到2000年的1088家，证券市场累计筹资6600亿元。2000年年末，国内股票市价总值已达到48091亿元，相当于当年ＧＤＰ的53.7％。1996年－2000年，证券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由1.9％上升到5.4％。但是，为规范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证监会对证券市场和机构加强了监管措施。加之受世界股市大幅下调的影响，沪深两市股指不断下挫，市值缩水很大。如在6月底的流通市值为18866亿元，到了8月底锐减到15938亿元，缩水近3000亿元。其中7月30日沪指更是暴跌108点，创下两年来单日跌幅之最。　　
　　7.财税：收支大幅增长
　　近年来，我国财税收支呈大幅增长态势。前三季度，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今年1—9月财政收入达到1187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2%，增长幅度是GDP的3倍多。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1208亿元，同比增长22.7%，增收2074亿元，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高、进度最快的一年。与此同时，税收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两年主要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海关代征进口税，占增幅的三分之一；今年以来，税收增收转向主要依靠增值税、消费税和各项所得税，占增收总额近80%。从财政支出来看，1—8月达到9875.69亿元，累计完成年计划的57%，比去年同期增长20.8%。
　　
　　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分析
　　
　　2001年，在全球经济一片不景气和呈现衰退之际，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是与我国政府实行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分不开的。全年经济运行呈现出的上述走势特征，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既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有投资政策、收入分配和价格政策以及出口政策。对这些政策的效应分析，我们认为，大部分是积极的正效应，对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但有的也显现出消极的负作用，有的作用力度还不够。
　　
　　1．财政政策的积极力度不减，但政策效应递减，负作用日益显现
　　2001年，我国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除年初计划发行国债1500亿元以外，第四季度还可能增发500亿元建设国债。国家财政加大了对西部大开发的资金投入力度，并实行更加优惠的财税政策。应该说，这对保持宏观经济继续向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政策已经连续实施4年，短期政策被长期化，使其政策效应递减，而“挤出效应”日增。1998年下半年，发行建设国债1000亿元，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共发行建设国债1100亿元，且采取了增加技改贴息政策，拉动GDP增长2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建设国债发行额达到了1500亿元，但对GDP增长的拉动仅为1.7个百分点。“挤出效应”一方面表现在，一些地区银行因面临配套国债项目放贷压力而收缩常规性贷款盘子，严重影响其经济恢复景气增长所需的资金供给，明显加大了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如浙江）；另一方面表现在，所谓的“好项目”（即有较高收益的项目）不多，政府投资多了，民间相应减少或没有。这可以从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速大大低于全社会投资增速，民间投资启而不动中窥见一斑。例如，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仅为7.5%，只是全社会投资增速15.1%的一半。与此同时，近年来财政税收大幅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幅。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幅是GDP增长率的3倍。税收的超常增长在反经济不景气时期是不正常的。它是税收征收“承包制”作用的产物，其结果必然损伤微观肌体。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和广大农民收入的减少，直接导致其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减少。这对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十分不利的。
　　更重要的是，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负作用还表现在，它偏离了市场化改革取向，抑制了微观活力充分发挥，从而强化了资源的计划配置，弱化了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再度形成依赖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失去了主动出击市场的积极性和竞争力。此外，在政府国债投资过程中还存在着工程质量、投资效益和寻租腐败等问题。
　　2．货币政策稳健有余而发力不足，资本市场不断规范且作用突出
　　近年来，我国金融运行平稳，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中一直扮演着稳健政策的角色。今年以来，基本上没有新的重大政策出台，只是修订了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从2001年7月起，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修订后的M2指标比修订前的货币供应量指标高1.5个百分点。为规范票据市场，人民银行调高了再贴现率，从原来的2.16%，提高到2.97%。外币存款利率跟随美国利率下调而下调，自去年12月以来已9次下降，现一年期美元存款利率仅为2%，比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2.25%低0.25个百分点。国内利率保持稳定。在信贷政策上加大对消费信贷的力度，使消费信贷扩张速度加快。在资本市场发展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如开放B股市场，实行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新股发行核准制，出台国有股减持办法，加大对市场主体违规行为的惩处和推出开放式基金，等等。可以说，这些金融政策对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政策力度很大，对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受体制和结构因素的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健全，货币政策的作用不甚理想。一般说来，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主要有3个，即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和信贷渠道。就利率渠道来说，由于近年来连续降息，目前的实际利率大约在1.7%，继续降息的空间比较小。目前居民储蓄存款的主要动机是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降息对消费的作用有限。由于利率市场化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利率杠杆对投资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利率渠道的作用已经非常小。就资产价格即财富效应渠道来说，今年以来，股市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之中，广大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可以说没有财富效应，甚至是负财富效应。上市公司虽拥有比较宽裕的资金，但投资于实业的比较少，很多公司通过委托理财又转回到股市上。因此，资产价格变化对投资的影响并不大。就信贷渠道来说，从我国转轨时期的现实来看，应该说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但当前这一主渠道也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邮政储蓄从农村“抽血”过多，致使本来更需要资金的地方更加“贫血”，形成农村金融的严重紧缩；二是国有银行基层分支机构存多贷少，基层行信贷权限上收和机构收缩，使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更加突出。与此同时，相当比例的大企业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信贷渠道的传导发生了“短路”。
　　3．投资政策仍以政府推动为主，吸引外资步伐加快，但启动民间投资力度不大
　　今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在10%以上的增幅，而且增势不减。这得益于国债投资政策的力度不减和利用外资的大好形势。今年是实施“十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都有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大上项目的愿望。落实西部大开发政策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在继续搞好去年开工的10大建设项目的同时，计划再开工12个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达到3000亿元。应该说，这些国债项目的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和保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北京申奥成功，也提高了人们对未来经济和投资的信心。在未来5年内，它将带动北京等地的未来5年投资达到2800亿元，拉动全国GDP每年增长0.3%—0.4%。但是，这又恰恰表明政府投资仍是推动投资增长的主导力量，投资增长对国债的依赖性很大，政府投资的诱导作用和带动效应还没有发挥出来。
　　受国际经济不景气和美国、日本经济进入衰退的影响，国际资本转向保持“一枝独秀”的中国。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之后，我国利用外资形势更为有利。与此同时，国家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经营法》3部重要涉外法律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平衡、优先使用国产配件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要求，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进一步规范化；公布了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的10大优惠政策，并把“西气东输”等重要工程向外资全面开放；修订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放宽鼓励类项目，逐步扩大开放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证券、电信、旅游等领域。使我国今年利用外资增长速度大大加快，其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达到45%以上，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外商投资的大幅增长，扩大了投资规模，提高了技术水平，是今年投资增幅明显高于去年的重要因素。据测算，外商（直接）投资率每增加1%，我国GDP增长率平均增加0.3%—0.4%。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资增长继续放慢，非国有投资启而不动。1998—2000年，国有投资年均增长10%，而集体和个体投资分别增长9.2%和9.5%，低于国有投资。今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只增长7%，大大落后于国有投资17%的增幅。这与我国投融资改革滞后有关，也与相关政策不到位和执行力度不够有关。目前影响民间投资主要有3大方面：一是产业进入壁垒，审批制仍在起着重要作用，许多行业仍然存在着行政性垄断，对民间投资的产业开放不够；二是融资难，融资渠道受阻，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等；三是税费过高，投资收益过低，法律体系不健全，投资者权益保障不力。因此，要保持全社会投资的稳定增长，就必须在建立投资主体内在的稳定增长机制上下功夫，必须大力解决启动民间投资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
　　4．收入分配和价格政策保持了消费的平稳增长，但增长形势短期不容乐观
　　今年以来，人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反映十分强烈，以致于有专家认为，城镇广大低收入者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或负增长是消费需求上不去的重要原因。为此，国家把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作为重要课题进行研究，加大了费改税和减负的力度，增加了扶贫和转移支付的财政支出。对低收入的机关事业单位等职工，继续实行提高基本工资的办法来增加收入。这次提高工资涉及到4500多万人，800亿元。对城镇最低收入者，全国除西藏外，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建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由政府正式颁布并实施了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天津、江苏、安徽、湖南、广西、海南、上海、深圳、山东九个地区已重新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与此同时，对高收入者，采取多项措施强化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包括列出高收入者的职业对象，重点加强征管。在价格政策上，也调整和取消了一些阻碍消费增长的政策。国家计委和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明令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有47项。国家税务总局还发出通知，将消化空置商品房免税政策延长2年。国家计委还出台了大幅减少价格审批项目的政策，原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1992年的141种（类）减少为13种（类）。
　　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对拉动GDP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作为最终需求和本应该成为GDP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消费需求，目前形势并不容乐观，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农村贫困人口增加，城镇就业压力增大，下岗人员增多，导致其收入增长缓慢而无力提高消费；一些行业和部门垄断使某些产品或服务价格居高不下，名目繁多的税费及烦琐的手续使人望而却步，也严重限制了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住房、医疗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大大地增加了人们的支出预期，从而使中等收入以下者有钱也不敢消费。
　　5．出口形势受美国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而日显严峻，出口政策乏力无术
　　受主要贸易伙伴国美国、日本经济的衰退和世界经济的急剧失速的影响，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自去年高速增长急跌后一直在低位运行，今年2月份以来呈不断下降之势。一季度，我国对美国出口回落幅度非常之大，达到46%；6月份我国出口下降0.6%，首次出现负增长。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经济每滑落1%，世界经济就跌落0.4%；而世界经济每跌落1%，中国出口就下降10%。因此，世界经济急剧失速，我国出口的增长也迅速下降。美国“9.11”事件的爆发，对其国民消费信心打击很大，从而使我国出口形势更为严峻。从出口政策来说，目前出口退税率已相当高，政策空间不大，只能在加快退税速度上有所作为。从出口市场来说，由于世界三大主要经济体（美、日、欧）需求同步下降，过去那种“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格局不复存在。这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影响明显大于亚洲金融危机时局部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从出口金融政策来说，出口信贷还可扩大，但无法普遍实行；出口补贴在入世之后将不能再用；用汇率贬值手段，在全球性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其政策效果极差，也不宜使用。但是，今年出台的扩大企业自营出口权，特别是放宽对民营企业的出口审批权，对未来出口增长应有较大的积极作用。
　　
　　三、对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和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
　　
　　明年，中国将正式加入WTO、北京将为举办2008年奥运会作前期准备、中共十六大将召开，这些重大事件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而有利的作用。如果我们还能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方面能迈出一大步，走上新的台阶，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仍然十分广阔。由此我们预测，2002年国民经济将保持在7%以上的增长率，工业生产增长9%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左右，外贸出口增长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增长在2%以下。
　　对明年及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概括起来为“稳中求变”，即在稳定扩大内需这一大政策的基础上，要对相关政策适当作结构性调整，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1．在巩固需求政策的基础上，适时加强供给政策
　　近年来，为了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扩张需求政策，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但是，也要看到，作为短期政策，这一经济增长的外生力量作用不宜太长，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内生力量作用的结果，应靠供给创新来产生新的市场需求。因此，未来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在扩张需求政策力度不减（以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将着眼点更多地转到启动和加大供给政策的实施上。这也可以叫“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其实，自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就已经开始启动供给政策了，如“抓大放小”。但是，与近两年大力度的需求政策“第一手”相比来说，供给政策“第二手”就显得不够“硬”。为此，未来政策需要更多地培育微观基础，如通过减税、放松管制、加强竞争等来增强微观活力，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更要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
　　2．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使用方向要作结构性调整，加大货币政策的作用力度
　　积极财政政策已连续实施4年，其负面作用也在不断显现。在未来以增发国债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还不能“淡出”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其政策效应，要在使用方向上进行结构性调整：一是对所有生产性的企业实行减税，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由此造成的税收减少由增发的国债弥补；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贴息和投资担保的力度，继续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技改投资，增强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三是大幅度提高对农村路、桥、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例，改善贫困农村的生存条件；四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加强以工代赈和开发式扶贫的力度，以提高中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五是增加国债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医疗、教育等公益事业的投资，使之费用降低，以减少人们的消费支出预期。
　　与此同时，在日常的经济运行中要加大货币政策的作用力度，实行较为积极的货币政策。首先要疏通信贷渠道，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贴现市场、票据市场和外汇市场等货币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其次要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实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造，大力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或民间金融机构；再次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消费信贷，简化信贷手续和过程，增加消费信贷的比重；最后要继续发挥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不断规范资本市场的发展。
　　3．对投资主体的作用进行调整，突出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作用
　　近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两大投资主体，特别是政府投资主体。但是，这一投资主体的作用效用正在递减。未来政府投资主体的作用应该“淡化”，转而向启动民间投资上下更大功夫，使之发挥更大作用。在启动民间投资中，最大的问题是解决融资难。首选，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成立中小金融机构和合作基金等；其次是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垄断，降低门槛，改革审批制，让民间投资有更方便的进入通道；最后要改革税收体制，减轻税负，真正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与收益。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和加入WTO之后，外资更多地进入中国是大势所趋，在进一步利用外资上，要实行观念提升和方式更新。要从区域开放观念上升到全球化意识；要从用优惠政策创造局部优势环境观念上升为用法治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综合经济发展的环境意识，提高“软环境”质量；要从商品经营观念上升为资产经营、资本运营意识；要从政策引导的主管观念上升到以投资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要从“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要把利用外资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企业效益相结合。在继续有选择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建设项目的同时，积极探索采用投资基金、风险投资、项目融资等方式吸收利用外资，允许、鼓励国际资本收购兼并我国现有企业。在当前引进外资规模已经相当大和国内资金（包括外汇）相对充裕的新的条件下，应当把外资工作的重点从单纯吸引国外资金为主转移到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管理、引进专门人才方面来，各级政府不得竞相出台各种名目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4．促进消费增长的空间在于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长期政策的基点是铺就一张社会保障网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幅度启动消费增长似乎难度很大。其瓶颈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增长预期不足而支出预期较高，特别提高农民收入难度更大。因此，短期政策有两方面：一是提高这些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包括对农民的以工代赈、开发式扶贫以及增加城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等；二是减少对企业和农民的税费负担，包括国家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增加企业职工（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和农民的收入。此外，整顿消费秩序，减少不合理税费，进一步加大消费信贷政策的实施力度，也有利于挖掘中高收入者的进一步提高消费的潜力。从长期政策来说，除加快经济发展，增加职工就业机会外，主要是尽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铺成一张覆盖全社会的生活保障网，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让人们有钱敢于消费。
　　5．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技术含量和出口效率
　　据有关部门的分析，外需减少是导致今年工业生产速度持续回落的直接原因，由于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已不同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为减少国际贸易磨擦和国外的反倾销，防止国内企业低价竞争和自相残杀，在政策取向不宜采用“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措施，而要在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上下功夫。在政策上应该放松管制，并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外贸出口，加速外贸企业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和提高竞争力的紧迫性；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直接在当地生产和销售；要把扩大出口与引进外资结合起来，提高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的出口比重。在加入WTO之后，要按照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原则，积极调整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世界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