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编辑家。(古代“编辑”一词既表示一种著作方式，又表示出版和其他传播专业的非著作活动。笔者认为这两者均应是编辑学研究的内容。本文指前者，在此意义上称司马迁为“编辑家”。)他所编纂的《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及编辑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史记》在中国古代编辑史上取得的成就是划时代的。它使史书的编辑体裁、编辑体例、编辑内容都焕然一新。为后世历史著作的编纂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对《史记》的编辑成就予以高度评价：“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也说：“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具体说来，司马迁对编辑学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首创纪传体编辑史书的体例
　　
　　《史记》诞生之前的史书编辑体例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依年月记事的编年体，如《春秋》；一种是以一篇一事的记事体，如《战国策》。司马迁从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编辑理想出发，对编年、记事二体都不满意，于是参酌古今，采以往各体史书之长，发凡起例，创造了本纪、列传、世家、书、表“五体”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纪传体编辑体例。《史记》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
　　本纪是用编年的形式，编载古今政权更迭的大事和一系列的王朝及在位君主的帝王纪，是全书的纲。本纪为采“禹本纪”之名而立，《史记·大宛列传》赞日：“《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由此可知先秦时已有本纪这一篇目。
　　“表”是按世代、年、月，把历史大事和历史人物用表格的方式表示出来。它以时间为主线，排列历史大事，撮举其要，以便观览，起着辅助本纪和串连全书的作用。表是为谱、牒之类而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日：“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其下作十二诸侯年表亦云。可见《史记》之表实法谱牒而为之。故桓谭《新论》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是可信的。
　　书、世家、列传出于司马迁的编辑首创。
　　“书”记载典章制度及自然现象等，对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发展和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记述，具有文化史的性质。赵翼考证说：“八书乃史迁所创”(《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条)。　世家是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影响的人物的传记。世家始创于《史记》，《史记会注考证》之史记体例条考证日：“孟子云‘仲子，齐之世家也’，犹言世禄之家。以为史目，与本纪、列传并称，盖自史公创。”《史记》中世家编载了西周至西汉主要贵族的兴衰历史。其编辑形式有两种：秦以前独立诸侯国的宗族史以国名篇；先秦至汉辅弼国君的大贵族，则以人名篇。
　　“列传”是将相功臣及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所记人物除将相大臣外，还有儒生、策士、刺客、游侠、隐者、商贾、医者、卜者、少数民族及外国人物。列传始创于《史记》。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条中云：“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有独传、合传、类传(同类人物)、专传(周边民族统治人物)等编辑形式。
　　由上述可见，《史记》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体确实有因革有创制，而创制多于因革。更重要的是，虽然五种编辑体例中有的在《史记》之前已略有雏形，但有意识地将这五种编辑体例融会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则完全是司马迁的创举。司马迁将以编年的形式排列一代大事的本纪作为全书的编辑提纲，着重反映王朝的更替；记载诸侯和有特殊功勋人物的世家与专传、合传、类传等不同形式的列传，则为全书的编辑主体；囊括错综复杂的史事以表现历史变迁的线索的表与主要记述典章制度沿革的书，则对本纪和列传所载的史事能够起到穿针引线的重要编辑功能。《史记》五体看似分散、零碎，实际上五体纵横贯穿、相互配合，结构严谨，颇具体系。
　　
　　二、扩大编辑选材与研究的领域
　　
　　司马迁编辑《史记》所采用的史料极为丰富，来源极为广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先秦典籍和当世流传的著作。这些书大多收藏在皇家图书馆，即所谓“石室金匮之书”(《史记·太史公自序》)。二是档案文书，既有历代的，也有当代的。三是亲身见闻和实地调查的材料。司马迁曾游览四方，探访民俗，考察古代遗迹，观察社会生活，并从当世耆老、时人言语中获得第一手史料。因此，班固称赞《史记》“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汉书·司马迁传》)。
　　正因为司马迁广泛地创造性地积累了丰富扎实的材料，其笔下的《史记》才开创出许多新的编辑与研究领域。如首创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的学术史传。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编载了自孔子至西汉武帝时期儒学的发展概况，并详细叙述了汉代儒学的各家流派和申生、辕固生、伏生、董仲舒、胡毋生等当世儒学大师的生平事迹与治学成就。又如首创经济史传的编辑。司马迁重视经济活动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因而编设《平准书》，专门记载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同时还专列《货殖列传》，对战国、秦、汉以来运转商品经济的主要商人加以详细记载。再如首创民族史传的编辑，为匈奴、朝鲜、西南夷、南越、东越等与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周边诸侯分别立专传，除记述这些民族本身发展的概况以及他们与汉族王朝的关系外，还力图说明东南西北各个少数民族皆为黄帝子孙，它们的发展趋势是逐渐融入华夏族之中。
　　
　　三、首创“寓论断子叙事之中”的编辑方法
　　
　　司马迁继承《左传》的编辑方法，经常在篇末用“太史公日”的形式发表自己对人物、史实的评论意见，其中颇多精辟恰当的见解。但是，“寓论断于叙事之中”更是司马迁表达褒贬的主要形式。所谓“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即在叙述史事时，不议论，不褒贬，而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体现出来。这种编辑写作方法是司马迁首创的。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中曾赞叹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既然见其指者，惟太史公 能之。平准书未载卜式语，王翦传未载客语，荆轲传未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未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蚧列传未载上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主要用三种形式“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其一，借别人的评论或反映来表达编者的观点。如《叔孙通列传》引用秦诸生、鲁之两生和叔孙通弟子的话，把叔孙通的阿谀奉承、虚伪狡猾暴露无遗，虽然没有司马迁的一句话，但他的观点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其二，用客观的内容来体现编者的观点，以《项羽本纪》《陈涉世家》《李将军列传》《淮阴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李斯列传》等尤为突出。司马迁通过对人物生平的客观叙述，刻画了各种不同的人物性格，寓含了作者的评价。其三，对比衬托也是司马迁暗寓己见的常用方法，最为典型的是记载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战争中三位著名将领的《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迁对命运多舛的李广是同情的，称赞“李广才气，天下无比”；还多处称道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受士卒的爱戴：“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等等。对以贵戚而平步青云的卫青、霍去病，司马迁是不甚以为然的，特别是不满霍去病的治军：“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踏鞠。事多此类”。两传对比衬托，司马迁的褒贬自然不言而喻。
　　
　　四、首创编辑中的“互见之法”
　　
　　一事或散见于数传，一人或有关于数事，容易头绪繁杂、前后重复，是纪传体编辑中的难题。对此，司马迁匠心独运地创造互见之法，在史事叙述中详此则略彼，数篇互相参照，从而既线条分明、避免重复，又能每每暗寓深意，表现出高超的编辑艺术。《史记》中常见司马迁交代说“事见某篇”“语在某篇”等，正是他运用互见之法的很好例证。司马迁运用互见之法，并不局限于叙事，更将其作为刻画人物的重要方法，给读者以栩栩如生之感。如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以饱含同情的笔调集中描绘项羽叱咤风云、气概豪迈的英雄气概；对项羽的缺点和不足则在其他传中略述，如在《淮阴侯列传》谈到他的妇人之仁，在《陈丞相世家》中说他不爱贤才等，使项羽的形象更加丰满，同时又不失历史的真实。
　　总之，司马迁对中国古代编辑学的创新是有目共睹的。《史记》在中国古代编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古代编辑学开始步入辉煌。
　　
　　作者单位：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