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陈云为何悄然“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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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于长征的史料中,很少提及陈云。长征途中,陈云先后担任军委纵队政委、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要职。但在1935年6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不久,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陈云却突然“消失”了。于是,部队里出现种种传说——有的说陈云已经牺牲了,更多的人说陈云“失踪”了。
  陈云在长征途中为何悄然“失踪”?他究竟到哪里去了?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党组织,致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苏区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靠的是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由于中央紅军长征后唯一的一台100瓦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毁,中共中央便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
  渡过湘江后,中共中央为了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派一名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但未能成功。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认为十分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共产国际方面通报,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于是,中央决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特殊使命。
  谁能够担当此项重任呢?党中央经过再三研究,最后认为陈云和潘汉年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最佳人选。由于任务的重要性,这一决定成为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二渡赤水后,潘汉年即奉命先行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到上海后与陈云会合。遵义会议后,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长征队伍,而是在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后,才秘密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
  为了帮助陈云从几十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中顺利冲出去前往上海,党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除了几个高级领导外,其他指挥官和领导都不知情。
  临行前,刘伯承为陈云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抵达上海。
  1935年6月上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陈云在四川天全县地界以极为神速和隐蔽的行动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
  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在四川天全的灵关殿,党组织特地安排了熟悉四川情况又机智勇敢的当地地下党员席懋昭护送他出川。席懋昭的公开身份是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
  那天细雨蒙蒙,天色昏暗,陈云和席懋昭化装后准备绕道荥经县,经雅安前往成都、重庆。为了避开追击红军的敌军,他们由小道向荥经县进发。没走多久,从后面跑过来一个人,浑身是泥,慌慌张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此人原是荥经的一个地主,时任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在准备逃往荥经时被红军抓获。中央认为,可以利用国民党的这个教育局局长协助陈云和席懋昭安全经过荥经。于是,红军便把他押往灵关殿,待陈云与席懋昭离开灵关村后,有意让他逃跑。见这个教育局局长已赶上前来,席懋昭便主动与他搭话,说他和陈云是为了躲避红军而逃的。对方信以为真,便讲了自己的实情。于是,他们三个“决定”结伴同行去荥经。
  因为这个教育局局长同这一路上的民团很熟,所以,所到之处,民团都很客气地放行。第二天,他们便顺利地到达荥经。之后,陈云化装成江浙商人,几天后平安到达成都。
  在成都,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来到了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家里。胡公著告诉陈云,成都风声甚紧,不宜久留。对胡公著先生的忧虑和担心,陈云能够理解,于是在胡公著家中只留住了一夜,第二天便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陈云离开成都几日后,当地报纸在一处极不起眼的地方刊出一则题为“廖家骏启事”的遗失公告。内容是:“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枚,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则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刊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陈云。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按出发之前与周恩来约好的暗号来写的,以此来向党中央传递自己已经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的信息。
  在重庆,陈云在刘伯承弟弟开的药铺住了下来,并托人购买前往上海的船票。几天后,陈云坐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
  几经周折,陈云抵达上海。他还没有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就发现一张报纸上公开声明脱党的叛徒名单,其中有七十多人认识自己。无奈,他只好先找到在上海的老朋友、时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章乃器。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陈云立即着手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不幸的是,刚刚与陈云建立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局大批主要领导被捕入狱,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也在上海遭逮捕。形势万分紧急。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座桥,每座桥上都有国民党特务,而且特务中有一些是变节的叛徒。由于过去为党工作过,他们中有很多人认识陈云。不少地方都挂着陈云的通缉令,上面有陈云的画像。一次,陈云遇上一个特务,就先声夺人地说道:“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头一扭,装作没看见陈云就过去了。因为当时共产党专门处决叛徒的中央特科在上海已经“名声大振”,令那些成为国民党特务的叛徒闻“名”丧胆。他们知道,如果与共产党作对,过不了几天就会被教训。就这样,陈云利用叛徒心虚的弱点,一次次躲过了被叛徒告密的危险。
  不久,从香港返沪的潘汉年与陈云会合。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认为上海环境十分险恶,不宜久留,于是请陈云、潘汉年等人尽快赴莫斯科。由此,1935年8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等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与巧妙安排下,秘密乘上一艘苏联货轮。陈云一行在海参崴下船后,从那里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之际,正是共产国际急切盼望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之时。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已长时间失去联系,陈云在1935年10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借机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陈云在报告中把红军长征分为从江西到贵州、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和过江之后四个阶段,阐述了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红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这三个基本特点,就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陈云自豪地向共产国际介绍:“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通过陈云的汇报,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增加了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了解和信任,共产国际因而迅速转变了态度,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称赞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是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的无限天才”。
  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最早系统地向世界阐述长征过程的报告。陈云的这个报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题为《英雄的西征》的文章,以他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署名,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这是在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文献,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的最珍贵资料。
  (本文选自《铁流两万五千里——长征》,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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