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写作课，学生愁眉苦脸、抓耳挠腮，抱怨越来越不会写作文。老师在评阅过程中会感慨学生的习作无真情，无个性，模式化强。
作为应试作文的训练，学生在写作时往往要先揣测命题者的意图，以防“离题万里”。习作首先考虑的不是能否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倾诉自我的心声，而先要考虑出题人的心理、对题目的定位等，先要与命题人打一场心理战。考场作文是检测写作者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本应与学生内在的心灵倾诉是一致的，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写作是为成绩、为应试，还是为满足心灵、情感的需要，成了摆在每一个语文老师和学生面前的一道难题。
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认为应让写作与学生心灵的建构有机结合。我手写我心，让学生既有话可说、爱上写作，也可以在应试中从容自如，让两者相得益彰。
首先在写作中构建心灵的“真诚”。
叶圣陶先生在1924年的《作文论》中就提出了“我们作文，要写出真诚的、自己的话”这一原则。他在书中讲到：“假若有所表白，这当是有关于人间事情的，则必须合乎事理的真际，切乎生活的实况；假若有所感兴，这当是不倾吐不舒快的，则必须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这种要求可以称为‘立诚’。”[1]写真话应是写作的首要品质。巴金晚年撰写的《随想录》字字真诚，对自己以往写作中讲过的假话一遍遍自责、忏悔，并真切地呼吁“求真立诚”。读此书，既可体会巴金的赤子之心，也会被书中流露的真情所深深打动。而反观有的学生的习作，空话假话连篇，连自己也打动不了，怎么去打动别人。“真善美”中“真”排首位，它是人的一种高贵品格。只有在习作中用“真诚”二字要求学生，让他们敞开心扉，倾吐心曲，既有话可说，又会以真情拔得头筹。
其次，在写作中让学生的心灵“轻舞飞扬”。
写作需要想象力，无想象力的作品是枯燥的、干瘪的。而想象力的激发会让学生体会到写作的快乐，让学生的心灵随之荡漾。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十分注视孩子审美想象力的培养。在《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一书中他写道：“我们欣赏正在扬花的荞麦田，我们聆听那犹如竖琴演奏的蜜蜂的嗡嗡声，我们洞悉了言语的细腻……儿童们写作文，写诗。”[2]“由美激发的灵感表现出更多的个人特征。……每个人都以大自然为题创作自己的小故事和诗歌。”[3]孩子们在美的熏陶下才思喷涌，笔下的文章也会随想象而摇曳生姿。这一过程让孩子敞开心灵之门，乘着想象的翅膀“轻舞飞扬”，这是多么美妙的境界！能做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真是人生一大幸事。而反观我们的写作教学，模式化强，说教性强，很少注意到要培养写作的想象力这一问题，甚至还有打压现象。
如同三毛在《拾荒记》中描写的那样，想做一个拾破烂的人，做一个夏天卖冰棒，冬天卖烤红薯的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又可以在大街小巷游走玩耍的街头小贩。但老师的大红叉无情地剥夺了她这种想象力，当她胡乱地写到“我长大要做医生，拯救天下万民”时，老师才感动地批了个“甲”。这种从生命中流淌出的原汁原味的想象，却被老师无情地抹杀了。
第三，用写作让学生心灵“诗意地栖息”。
“人是符号的动物”，能运用语言文字交流、沟通、传承，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写作，正是满足人们情感宣泄的工具。写作，是人素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越是高层次的人生，越离不开写作。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中讲到：“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4]
写作正是人们找到精神皈依、情感寄托的主要方法。在作文教学中应突显一个大写的“我”，即写作中的自我体认，自我现实，让写作真正成为生命的寓所和精神的家园。
如张迎男同学在《又是春归时候》中写到：
雨依旧不急不慢地落下来，浸入我的头发，我感到有些凉。心里忽然闪过小时背的一篇课文：“下吧，下吧，我要发芽；下吧，下吧，我要开花。”抬首再看那花，依旧是浓烈的绽放，没有矫饰，没有萎靡，只有一种喷涌而出的热烈生机，灼痛了我的眼睛，流下泪来。
我不要，不要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春天，不要阴冷，不要潮湿，不要尘埃，不要褐色的荒凉和寂寞的角落。我要阳光，要向上生长的力量，我要向花开疯了一般浓烈的生活，我要这一季的春天！
转身向教室跑去，雨斜斜地打在脸上，虽然狼狈，但很痛快。我知道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我要为了春天而努力成长。就和那些晦暗的心境道别，因为春天的回来，心里豁然开朗！
文章描绘了小作者的心理，由阴暗走向光明的过程。那生长的力量，坚定的信念不正是她精神最好的寄托吗？教学中应鼓励这类文字，让学生的心灵在文字表述中诗意地栖息。
应让我们的学生走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在写作中放飞想象和幻想，体验言语表现的快乐，演绎属于自己的言语人生，诗意人生。
参考文献
[1]刘国正 主编 叶圣陶《作文论》.《叶圣陶文集》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P229.
[2]苏霍姆林斯基 著 黄之瑞 译《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266—267。
[3]苏霍姆林斯基 著 黄之瑞 译《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266—267。
[4]德国·海德格尔 著 郜元宝 译 张汝伦校《人，诗意的安居》.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p75。
作为应试作文的训练，学生在写作时往往要先揣测命题者的意图，以防“离题万里”。习作首先考虑的不是能否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倾诉自我的心声，而先要考虑出题人的心理、对题目的定位等，先要与命题人打一场心理战。考场作文是检测写作者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本应与学生内在的心灵倾诉是一致的，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写作是为成绩、为应试，还是为满足心灵、情感的需要，成了摆在每一个语文老师和学生面前的一道难题。
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认为应让写作与学生心灵的建构有机结合。我手写我心，让学生既有话可说、爱上写作，也可以在应试中从容自如，让两者相得益彰。
首先在写作中构建心灵的“真诚”。
叶圣陶先生在1924年的《作文论》中就提出了“我们作文，要写出真诚的、自己的话”这一原则。他在书中讲到：“假若有所表白，这当是有关于人间事情的，则必须合乎事理的真际，切乎生活的实况；假若有所感兴，这当是不倾吐不舒快的，则必须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这种要求可以称为‘立诚’。”[1]写真话应是写作的首要品质。巴金晚年撰写的《随想录》字字真诚，对自己以往写作中讲过的假话一遍遍自责、忏悔，并真切地呼吁“求真立诚”。读此书，既可体会巴金的赤子之心，也会被书中流露的真情所深深打动。而反观有的学生的习作，空话假话连篇，连自己也打动不了，怎么去打动别人。“真善美”中“真”排首位，它是人的一种高贵品格。只有在习作中用“真诚”二字要求学生，让他们敞开心扉，倾吐心曲，既有话可说，又会以真情拔得头筹。
其次，在写作中让学生的心灵“轻舞飞扬”。
写作需要想象力，无想象力的作品是枯燥的、干瘪的。而想象力的激发会让学生体会到写作的快乐，让学生的心灵随之荡漾。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十分注视孩子审美想象力的培养。在《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一书中他写道：“我们欣赏正在扬花的荞麦田，我们聆听那犹如竖琴演奏的蜜蜂的嗡嗡声，我们洞悉了言语的细腻……儿童们写作文，写诗。”[2]“由美激发的灵感表现出更多的个人特征。……每个人都以大自然为题创作自己的小故事和诗歌。”[3]孩子们在美的熏陶下才思喷涌，笔下的文章也会随想象而摇曳生姿。这一过程让孩子敞开心灵之门，乘着想象的翅膀“轻舞飞扬”，这是多么美妙的境界！能做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真是人生一大幸事。而反观我们的写作教学，模式化强，说教性强，很少注意到要培养写作的想象力这一问题，甚至还有打压现象。
如同三毛在《拾荒记》中描写的那样，想做一个拾破烂的人，做一个夏天卖冰棒，冬天卖烤红薯的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又可以在大街小巷游走玩耍的街头小贩。但老师的大红叉无情地剥夺了她这种想象力，当她胡乱地写到“我长大要做医生，拯救天下万民”时，老师才感动地批了个“甲”。这种从生命中流淌出的原汁原味的想象，却被老师无情地抹杀了。
第三，用写作让学生心灵“诗意地栖息”。
“人是符号的动物”，能运用语言文字交流、沟通、传承，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写作，正是满足人们情感宣泄的工具。写作，是人素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越是高层次的人生，越离不开写作。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中讲到：“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4]
写作正是人们找到精神皈依、情感寄托的主要方法。在作文教学中应突显一个大写的“我”，即写作中的自我体认，自我现实，让写作真正成为生命的寓所和精神的家园。
如张迎男同学在《又是春归时候》中写到：
雨依旧不急不慢地落下来，浸入我的头发，我感到有些凉。心里忽然闪过小时背的一篇课文：“下吧，下吧，我要发芽；下吧，下吧，我要开花。”抬首再看那花，依旧是浓烈的绽放，没有矫饰，没有萎靡，只有一种喷涌而出的热烈生机，灼痛了我的眼睛，流下泪来。
我不要，不要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春天，不要阴冷，不要潮湿，不要尘埃，不要褐色的荒凉和寂寞的角落。我要阳光，要向上生长的力量，我要向花开疯了一般浓烈的生活，我要这一季的春天！
转身向教室跑去，雨斜斜地打在脸上，虽然狼狈，但很痛快。我知道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我要为了春天而努力成长。就和那些晦暗的心境道别，因为春天的回来，心里豁然开朗！
文章描绘了小作者的心理，由阴暗走向光明的过程。那生长的力量，坚定的信念不正是她精神最好的寄托吗？教学中应鼓励这类文字，让学生的心灵在文字表述中诗意地栖息。
应让我们的学生走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在写作中放飞想象和幻想，体验言语表现的快乐，演绎属于自己的言语人生，诗意人生。
参考文献
[1]刘国正 主编 叶圣陶《作文论》.《叶圣陶文集》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P229.
[2]苏霍姆林斯基 著 黄之瑞 译《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266—267。
[3]苏霍姆林斯基 著 黄之瑞 译《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266—267。
[4]德国·海德格尔 著 郜元宝 译 张汝伦校《人，诗意的安居》.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p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