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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北上时，我忘记了我的年纪。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骑马时间至多不过两三千里。自抵卓克基以后，我的衣服从脚上穿的鞋一直到头上的帽子，都是自己缝的。在缺乏粮食的草地，我也一般的吃草。但我的愉快精神如故。其他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也一般的愉快如故。其总的原因，就在于只要党存在，红军存在，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我们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
——徐特立
人老心不老
“赵老先生的这些藏书很珍贵。这部《西洋杂志》是黎庶昌驻外期间，一一记录下来的所见所闻，共8卷14万言。润之阅后，定当完璧归赵。”他认真地坚持说。
祖父又挑选了一些书。其中有《巢经巢集》《亭诗钞》《入都记程》等，都是在中央苏区难得见到的古旧图书。还有一大摞《中央日报》和贵州《民众日报》等旧报纸。
他将这些书送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不在。祖父将书分类整理摆在桌上。
深夜，毛泽东回到住处。看到桌上的书和报纸，惊喜而感动地说：“知我者，先生也。一定又是他送来的。”“这么大年纪，一路上行军打仗，从不掉队，就很不容易，还经常照顾帮助别人。疟疾病没有好，还不忘给我找书。”“明天去看看他，劝他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说着，毛泽东拿起最上面那套《遵义府志》坐下，埋头看起来……
在遵义会议期间，祖父常去赵家中，他们在一起说古道今，坦诚相见，关系非常融洽。赵乃康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认识，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渐渐有了积极的态度。1941年，我地下党员杨天源被捕，请赵乃康领衔具保，他毫不迟疑地签名盖了章。全遵义县知名人士几乎都在这份“保释书”上具名，这一行动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杨 天源。
此后，他还走访了郑翔博、朱穆伯、朱季瑜等教育界知名人士。朱穆伯先生拒绝了国民党当局一再对他的高官厚禄邀许，在反动派追杀红军、残害共产党人的腥风血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遵义会议纪念馆在《令人叹服的长征老英雄》中这样记述：“58岁高龄的徐特立到达遵义……他职业使然，出使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礼贤下士，了解风土人情，深得人心；他爱书如命，教育战士图书是宝，是比粮食还要重要的精神食粮，使古籍图书在战乱中得以保护，流传至今；师生情深，他为他的学生、党和红军领袖毛泽东寻找、提供精神食粮……他的行为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辉，闪烁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他的故事在遵义至今仍被传为佳话，他的优良品德和崇高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马儿让给伤病员
长征时，组织为年迈的祖父安排一匹马。一路上他却很少骑，不是让给伤病员，就是给连队驮东西。
每次行军，从出发到宿营，他总是那样从容地、不停地向前走去。有时，大家休息了，他仍一步一步不停地向前走。有时实在太累，就站着休息一会儿再走。
大家常不忍地劝他：“徐老！全连都轮着骑过马了，您也该上马歇歇吧！不然，身体会拖垮啦！”
祖父却笑着说：“都骑过了，就驮行李嘛！你们放心，我的身体和革命一样，是永远也拖不垮的，不信，咱们比比看。”说罢，便和大伙儿比赛起来。
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当毛泽东向贺子珍询问祖父的情况时，贺子珍说：“徐老真不愧为模范共产党员。”“那么大年纪，精神好得很。他那匹马，不是给伤病员骑，就是给连队驮东西。自己走路，从不掉队。”
“是呀！先生有先生的道理。”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他说，马者，代步也。以代步为步，不以步为步，久而久之，一旦无马，将如何之？有马不骑，一来是伤病员比他更需要，二来是锻炼自己的体力。这样，马没有了，也能以自身的体力到达目的地。”
“润之，我看你还是劝劝他，有个一差二错就不好了。”贺子珍担心地说。
这时，毛泽东不由地想起祖父在长沙任教时，广为流传的佳话，笑着说：“他这走路的习惯是二三十年前养成的。当时，中等学校任教的先生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人。衣冠楚楚，以轿代步。先生却布衣布履，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第一师范兼课，每天往返十多里，无论晴雨天，总是步行，多年如一日。”
红军在云贵川大范围迂回转战四个多月，声东击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日行军140里，祖父也不例外。不论刮风下雨，不管白天黑夜，他坚持随部队强行军，还做宣传鼓动工作，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骑。
这天，祖父牵着马在前面走，他的饲养员却骑在马上。
“你怎么不照顾徐老！”萧月华同志看见后批评饲养员。
“是我让他骑的马！他生病走不动了，我走得动。”祖父忙解释。
在向泸定城行进的路上，看到负伤的战士走一步停一下，他赶紧上前，把伤员扶到马上。让饲养员照顾着，亲自牵着马向泸定城行进。
伤员骑在马上，看见这个须发花白身体消瘦的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大家都为徐老这种关心同志超过关心自己的精神所感动。
草地下河亲探路
1935年8月，红军战士带着炒熟的青稞麦，身着用两件单衣絮上羊毛的衣服或用羊皮做成的背心，大多数还是披着自己的被子或毯子，脚上用块布包着，穿的是草鞋，再拄上一根棍子。就这样，进入了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不辨东南西北、终年变化无常的神秘而危险的
草地。
祖父走的是松潘草地。这里有望不到边的齐膝深的茂草和野花，就是没有道路。草底下河沟交错，乌黑色的积水散发出腐臭气味。更可怕的是那些泥潭，人掉进去，越挣扎越往下沉。草地的天气更是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冷风怒吼，漫天飞雪；时而电闪雷鸣，冰雹骤降。进入草地第四天，天空已不见飞鸟，地上不闻虫声。
“同志们，跟上来，小心啊！”祖父拄着他那杆红缨枪，常常走在前面探路，边走边鼓励大家：“莫急，莫急，大家再坚持一下，走出草地就是胜利！”
就要走出草地了，一条河横在这支疲乏不堪的队伍面前。只见齐腰深的草从水中钻出来，河水夹着腐烂的草块，还泛着黑色的泡沫，哗啦哗啦地流过，同志们都愣住了。
“我先下去试试。”说着他已脱掉上衣，卷起裤腿，正朝河边走去。
“徐老，您不能下去，这太危险了。”萧月华等人急忙劝阻。
“徐老，这水流又急，天气又冷，您老年龄这么大，怎能要您涉险呢！让我们先过吧！”几个年轻小伙子边脱衣服边说。
“你们先过去就没有危险吗？”他反问了一句，又得意地说，“我虽50岁学会游泳，但水性蛮不错。你们放心吧！”
祖父下到河里，在水里来回游着、淌着，有时停下来试探着，终于找到了一条较浅的水道。大家在他的指引下，伤病员骑着马，女同志拉着马尾巴，安全渡过了这条河。
长征路上事文教
红军长征中遇到的艰难险阻是难以想象的，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险恶的征途中，祖父还不忘教育家的职责，抓住各种机会，坚持教战士学文化。
红军战士大都出身贫苦人家，没有钱上学读书。参加红军后，长期行军打仗没有时间读书识字。
祖父实行他一贯坚持的、行之有效的“定量”“有恒”方法。行军时，在战士的背包上、草帽上、斗笠上写上字，边走边教。每天只教一两个字，要求他们首先学会念，然而会写、会用。
“一天学会一个字，一年就会365个字；学会两个字，一年会730个字。”他笑着说，“只要坚持，用不了半年，不但可以写标语口号，还能写信呢！”
祖父抓住点滴时间，以地为纸，以树枝或手指当笔，教战士学文化。 战士们纷纷说：“徐老，您的识字方法真好，记得牢，写得出。”“行军中既识了字，交流了思想，还可以忘记跋山涉水的疲劳。”
“我一路上，一直按你老人家的话去做，每天学二三个字，算起来已识得400多字吧！”小老表不好意思低着头说，“想写封信报个平安，也让父母亲高兴高兴。”
红军所到之处，墙上、地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欢迎白军弟兄过来当红军！”“北上打东洋！”“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标语随处可见。
为了使大家更快地识字，祖父还教大家拼音新文字。
“徐老，您写的这是什么呀！”战士们望着这些字母无不惊讶。
“这是拼音字母。新文字一共有28个字母，又分声母和韵母，每个汉字都可以用声母和韵母拼出来。”他耐心地解释说，“只要学会了这28个字母，在不认识的字旁注上拼音字母，就能拼读出来。”
他看到战士们跃跃欲试而又为难的情绪，笑眯眯地鼓励说：“想当年，我43岁到法国勤工俭学，对法语一窍不通。我下工夫苦学，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学会一两个单词，用了7个月时间，就掌握了日常用语。又经过5个月的努力，考进了巴黎大学。你们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记忆力比我强多了，只要下决心，刻苦坚持学，就没有学不会的。”
指战员们歌颂徐特立：
人民教育家徐老，长征路上事文教。
天当教室地当纸，树枝手指当笔用。
读书识字学文化，每天学习两三字，
一年学会八九百，掌握文化好当家。
1947年1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人民教育家——祝徐老七十大寿》，文中写道：
长征的时候，又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一段。徐老那时是58岁的人了。在长征的过程中，他又以自己的行动给我们写下了没有字的教科书。公家给了他一匹马，他自己是不骑的，给别人骑，自己走路。自己用针线打补丁，自己做鞋子穿。对于这种苦事情，有的人愁眉苦脸，而他则是津津有味。困难不能使他皱眉，相反的越困难他越有精神，他的生命越在困难之中就越加显得辉煌。这真是每个共产主义者都应当好好学习的。这真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所在。
人民的教育与剥削阶级的教育，在理论上不同，办法上不同，教科书也要不同，没有这些是不行的。但人民教育家与反人民的教育家之不同，主要的还是在行动上。人人可以做人民的教育家，如果他的行动在当时当地有益于革命而为人民的表率。徐老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有许多建树，他又是在革命运动的许多生死关头以自己的行动来教育别人的。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教科书。
（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徐特立嫡孙、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徐特立教育基金管委会荣誉主任、北京育才助学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长）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骑马时间至多不过两三千里。自抵卓克基以后，我的衣服从脚上穿的鞋一直到头上的帽子，都是自己缝的。在缺乏粮食的草地，我也一般的吃草。但我的愉快精神如故。其他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也一般的愉快如故。其总的原因，就在于只要党存在，红军存在，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我们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
——徐特立
人老心不老
“赵老先生的这些藏书很珍贵。这部《西洋杂志》是黎庶昌驻外期间，一一记录下来的所见所闻，共8卷14万言。润之阅后，定当完璧归赵。”他认真地坚持说。
祖父又挑选了一些书。其中有《巢经巢集》《亭诗钞》《入都记程》等，都是在中央苏区难得见到的古旧图书。还有一大摞《中央日报》和贵州《民众日报》等旧报纸。
他将这些书送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不在。祖父将书分类整理摆在桌上。
深夜，毛泽东回到住处。看到桌上的书和报纸，惊喜而感动地说：“知我者，先生也。一定又是他送来的。”“这么大年纪，一路上行军打仗，从不掉队，就很不容易，还经常照顾帮助别人。疟疾病没有好，还不忘给我找书。”“明天去看看他，劝他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说着，毛泽东拿起最上面那套《遵义府志》坐下，埋头看起来……
在遵义会议期间，祖父常去赵家中，他们在一起说古道今，坦诚相见，关系非常融洽。赵乃康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认识，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渐渐有了积极的态度。1941年，我地下党员杨天源被捕，请赵乃康领衔具保，他毫不迟疑地签名盖了章。全遵义县知名人士几乎都在这份“保释书”上具名，这一行动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杨 天源。
此后，他还走访了郑翔博、朱穆伯、朱季瑜等教育界知名人士。朱穆伯先生拒绝了国民党当局一再对他的高官厚禄邀许，在反动派追杀红军、残害共产党人的腥风血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遵义会议纪念馆在《令人叹服的长征老英雄》中这样记述：“58岁高龄的徐特立到达遵义……他职业使然，出使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礼贤下士，了解风土人情，深得人心；他爱书如命，教育战士图书是宝，是比粮食还要重要的精神食粮，使古籍图书在战乱中得以保护，流传至今；师生情深，他为他的学生、党和红军领袖毛泽东寻找、提供精神食粮……他的行为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辉，闪烁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他的故事在遵义至今仍被传为佳话，他的优良品德和崇高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马儿让给伤病员
长征时，组织为年迈的祖父安排一匹马。一路上他却很少骑，不是让给伤病员，就是给连队驮东西。
每次行军，从出发到宿营，他总是那样从容地、不停地向前走去。有时，大家休息了，他仍一步一步不停地向前走。有时实在太累，就站着休息一会儿再走。
大家常不忍地劝他：“徐老！全连都轮着骑过马了，您也该上马歇歇吧！不然，身体会拖垮啦！”
祖父却笑着说：“都骑过了，就驮行李嘛！你们放心，我的身体和革命一样，是永远也拖不垮的，不信，咱们比比看。”说罢，便和大伙儿比赛起来。
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当毛泽东向贺子珍询问祖父的情况时，贺子珍说：“徐老真不愧为模范共产党员。”“那么大年纪，精神好得很。他那匹马，不是给伤病员骑，就是给连队驮东西。自己走路，从不掉队。”
“是呀！先生有先生的道理。”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他说，马者，代步也。以代步为步，不以步为步，久而久之，一旦无马，将如何之？有马不骑，一来是伤病员比他更需要，二来是锻炼自己的体力。这样，马没有了，也能以自身的体力到达目的地。”
“润之，我看你还是劝劝他，有个一差二错就不好了。”贺子珍担心地说。
这时，毛泽东不由地想起祖父在长沙任教时，广为流传的佳话，笑着说：“他这走路的习惯是二三十年前养成的。当时，中等学校任教的先生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人。衣冠楚楚，以轿代步。先生却布衣布履，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第一师范兼课，每天往返十多里，无论晴雨天，总是步行，多年如一日。”
红军在云贵川大范围迂回转战四个多月，声东击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日行军140里，祖父也不例外。不论刮风下雨，不管白天黑夜，他坚持随部队强行军，还做宣传鼓动工作，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骑。
这天，祖父牵着马在前面走，他的饲养员却骑在马上。
“你怎么不照顾徐老！”萧月华同志看见后批评饲养员。
“是我让他骑的马！他生病走不动了，我走得动。”祖父忙解释。
在向泸定城行进的路上，看到负伤的战士走一步停一下，他赶紧上前，把伤员扶到马上。让饲养员照顾着，亲自牵着马向泸定城行进。
伤员骑在马上，看见这个须发花白身体消瘦的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大家都为徐老这种关心同志超过关心自己的精神所感动。
草地下河亲探路
1935年8月，红军战士带着炒熟的青稞麦，身着用两件单衣絮上羊毛的衣服或用羊皮做成的背心，大多数还是披着自己的被子或毯子，脚上用块布包着，穿的是草鞋，再拄上一根棍子。就这样，进入了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不辨东南西北、终年变化无常的神秘而危险的
草地。
祖父走的是松潘草地。这里有望不到边的齐膝深的茂草和野花，就是没有道路。草底下河沟交错，乌黑色的积水散发出腐臭气味。更可怕的是那些泥潭，人掉进去，越挣扎越往下沉。草地的天气更是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冷风怒吼，漫天飞雪；时而电闪雷鸣，冰雹骤降。进入草地第四天，天空已不见飞鸟，地上不闻虫声。
“同志们，跟上来，小心啊！”祖父拄着他那杆红缨枪，常常走在前面探路，边走边鼓励大家：“莫急，莫急，大家再坚持一下，走出草地就是胜利！”
就要走出草地了，一条河横在这支疲乏不堪的队伍面前。只见齐腰深的草从水中钻出来，河水夹着腐烂的草块，还泛着黑色的泡沫，哗啦哗啦地流过，同志们都愣住了。
“我先下去试试。”说着他已脱掉上衣，卷起裤腿，正朝河边走去。
“徐老，您不能下去，这太危险了。”萧月华等人急忙劝阻。
“徐老，这水流又急，天气又冷，您老年龄这么大，怎能要您涉险呢！让我们先过吧！”几个年轻小伙子边脱衣服边说。
“你们先过去就没有危险吗？”他反问了一句，又得意地说，“我虽50岁学会游泳，但水性蛮不错。你们放心吧！”
祖父下到河里，在水里来回游着、淌着，有时停下来试探着，终于找到了一条较浅的水道。大家在他的指引下，伤病员骑着马，女同志拉着马尾巴，安全渡过了这条河。
长征路上事文教
红军长征中遇到的艰难险阻是难以想象的，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险恶的征途中，祖父还不忘教育家的职责，抓住各种机会，坚持教战士学文化。
红军战士大都出身贫苦人家，没有钱上学读书。参加红军后，长期行军打仗没有时间读书识字。
祖父实行他一贯坚持的、行之有效的“定量”“有恒”方法。行军时，在战士的背包上、草帽上、斗笠上写上字，边走边教。每天只教一两个字，要求他们首先学会念，然而会写、会用。
“一天学会一个字，一年就会365个字；学会两个字，一年会730个字。”他笑着说，“只要坚持，用不了半年，不但可以写标语口号，还能写信呢！”
祖父抓住点滴时间，以地为纸，以树枝或手指当笔，教战士学文化。 战士们纷纷说：“徐老，您的识字方法真好，记得牢，写得出。”“行军中既识了字，交流了思想，还可以忘记跋山涉水的疲劳。”
“我一路上，一直按你老人家的话去做，每天学二三个字，算起来已识得400多字吧！”小老表不好意思低着头说，“想写封信报个平安，也让父母亲高兴高兴。”
红军所到之处，墙上、地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欢迎白军弟兄过来当红军！”“北上打东洋！”“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标语随处可见。
为了使大家更快地识字，祖父还教大家拼音新文字。
“徐老，您写的这是什么呀！”战士们望着这些字母无不惊讶。
“这是拼音字母。新文字一共有28个字母，又分声母和韵母，每个汉字都可以用声母和韵母拼出来。”他耐心地解释说，“只要学会了这28个字母，在不认识的字旁注上拼音字母，就能拼读出来。”
他看到战士们跃跃欲试而又为难的情绪，笑眯眯地鼓励说：“想当年，我43岁到法国勤工俭学，对法语一窍不通。我下工夫苦学，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学会一两个单词，用了7个月时间，就掌握了日常用语。又经过5个月的努力，考进了巴黎大学。你们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记忆力比我强多了，只要下决心，刻苦坚持学，就没有学不会的。”
指战员们歌颂徐特立：
人民教育家徐老，长征路上事文教。
天当教室地当纸，树枝手指当笔用。
读书识字学文化，每天学习两三字，
一年学会八九百，掌握文化好当家。
1947年1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人民教育家——祝徐老七十大寿》，文中写道：
长征的时候，又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一段。徐老那时是58岁的人了。在长征的过程中，他又以自己的行动给我们写下了没有字的教科书。公家给了他一匹马，他自己是不骑的，给别人骑，自己走路。自己用针线打补丁，自己做鞋子穿。对于这种苦事情，有的人愁眉苦脸，而他则是津津有味。困难不能使他皱眉，相反的越困难他越有精神，他的生命越在困难之中就越加显得辉煌。这真是每个共产主义者都应当好好学习的。这真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所在。
人民的教育与剥削阶级的教育，在理论上不同，办法上不同，教科书也要不同，没有这些是不行的。但人民教育家与反人民的教育家之不同，主要的还是在行动上。人人可以做人民的教育家，如果他的行动在当时当地有益于革命而为人民的表率。徐老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有许多建树，他又是在革命运动的许多生死关头以自己的行动来教育别人的。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教科书。
（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徐特立嫡孙、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徐特立教育基金管委会荣誉主任、北京育才助学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