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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数学极差。十以内的加减法需要数指头，两位数的乘法就得列竖式。因此，只要身边有旁人，买东西算账就从不用我动脑筋；就连小学三年级的表妹给我打电话问问题，也总会怯生生地补上一句，“姐，放心啊，不问数学”。
从小，我识数就比别的孩子晚一些。同龄的孩子数星星能数到一百多时，我只会说：“数什么，这么多星，看就很好。”上幼儿园后，我的识数困难成了老师们的心病。先是教，教不会就骂，骂不会就打，打不会就给家长拨电话……
在数不清多少个回合之后，老师终于和爸妈闹僵了。老师“嘭”一声扔下电话，用细长的手指戳着我的鼻尖，“真是没救了！我从来都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孩子！我再也不管你了！你自生自灭吧！……”如今，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我全部都记不得了，但她长长的手指、她尖细的声音、她盛怒下说的每一句话，我全都忘不了。
上了小学，我的数学老师姓郭，人很不错。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不出几天便解决了我的识数问题，还有本事教我在两分钟之内做一大页口算题，全对。
我开始渐渐喜欢上数学课。
每一次我考了好成绩或者做出一道难题，老师总会带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奖励给我。我舍不得吃，把苹果排成一排放在窗台上，没事干就数一数。数着数着，心里就甜了，像苹果一样甜。
我以为所有人都喜欢郭老师，像我一样。但郭老师教我们不到两年，家长们就闹意见了，说郭老师教的太基础，不涉及一点奥数；说郭老师只照顾到中等生，尖子生没有进步的空间……在几个家长的组织煽动下，家长们联合起来，要求换老师。
郭老师彻底被打垮了。那时候我年纪小，虽有心疼，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她收拾东西，眼巴巴地望着她离开。
回到家，我一一抚摸窗台上的苹果。它们已经枯朽了，我却仍不舍得吃。我把它们埋到草坪里，想着它们有一天能长成苹果树，结出果子；想着我有一天会找到郭老师，送一些苹果给她。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我的苹果没有长成苹果树，我也没有再见到郭老师了。
换来的数学老师姓韩，她原本是学校的奥数老师。老太太个子矮，人瘦，眼睛凸出，戴眼镜，常年穿土黄色的呢子裙和大头鞋。
韩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好，那是班里的聪明孩子说的。对于我，听她的课就是听天书。我不懂得，为什么数学题里，为什么总要把牛赶到同一片草地，而且这片草地的草长得那么快？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关到一个笼子里，它们不会打架吗……
王小波的数学老师曾说，“今天你们学的内容可能你们一生都用不上，但是我之所以要和你们讲，是因为这知识太美好，你们应该知道，值得了解。”但在我的学习生涯中，连这样一句解释都没有得到过。
我的老师，只会在我目光迷茫的时候把我叫上讲台，尴尬地站一整节课；只会在我刚有进步的时候泼来一盆冷水，对全班说：“连她都在努力，你们还不赶紧学？”
老师的话像一颗颗毒瘤，深深地扎根在我脑子里，每当我翻开数学书、看到数学题，它们就“嘭嘭嘭”地炸开，流出无数嘲笑、白眼、疼痛、眼泪，直到我大脑一片空白。
爸妈也为我的数学伤透了脑筋，课外班不知报了多少。四年级的时候，爸妈又给我报了个班。我们学校的老师代课，姓任，50来岁的女老师，人高马大的，看着就踏实。
任老师特别注重学生的作业，作业写得好就是好学生。恰好那时有个表姐在我家长住，可以教我数学题。因此，我自然而然地被任老师归为好学生，甚至是尖子生。
任老师和课外班，成了我学数学的精神依靠，每次韩老师打击我，我就想着任老师，想着学好数学，不辜负她的喜欢。课外班，让我第一次那样认真地对待数学，那样渴望真正地学好它。那时候，我是多么期盼，平时的数学课也能让任老师来代。
算是心想事成吧，上了五年级，韩老师退休了，接替她的竟然真的是任老师。
任老师不知道，半年的离别，我的数学早已不像她教我时那样好，我也早已彻底失去了学数学的信心。更要命的是，表姐不住在我家了，我再也没办法交上那么完美的作业。
开学的第一天晚上，任老师就布置了20道数学题作为作业。我是多么想像从前那样，把所有的题全都做对。但是，无论我再怎样绞尽脑汁，还是只做出了6道题。
那天下午，同学朴告诉我，她去办公室找班主任，听到任老师问班主任，水含玉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太好，还是家里有什么事，作业也不交。班主任呵呵一笑，说你不知道，水含玉的数学成绩一向很糟糕，根本不学数学，不交作业才是最正常不过的。
连着三天，我没有交数学作业。我知道，任老师将离我而去，每过一天，这结局就逼近一分。我知道，任老师的喜爱，我是怎样骤然间得到，就会怎样骤然间失去。
到了第四天，数学课上，任老师一走进教室，就厉声地说，“水含玉！站到讲台上来！哪节课交上作业，哪节课再坐回去！”
那一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呆呆地瞪着老师，眼睛里渐渐充满了泪水。任老师眉头一皱，大喊一声，“快呀！還愣着干什么？”我这才缓缓地挪上讲台。台下一片死寂，随后是窃窃私语。同学的表情各样，有嘲笑，有讥讽，有不屑。
第二天一早，我五点钟就到了学校，翻围栏进入校园，用冻红的手摸索出钥匙，偷偷开了教室门。我的朋友婷已经在教室里了，她重新把门锁好，打开手电，借着微弱的光掏出她的数学本，递给我。婷掌着手电照着，我飞速把她做好的数学题抄到我的本子上……
就在我俩都疲惫至极、略带困倦的时候，教室门突然“嗵”地发出一声巨响，把我们吓傻了。我一抬头，看到教室后窗外悬着任老师铁青的脸。完了！
任老师走进来，直接掀开课桌，掏出我们的数学本，摔在我的脸上。啊！我还没来得及叫出声，任老师的一记耳光就“啪”地打上来。我的脑子完全懵了，只是觉得疼。 第一节就是数学课。任老师没有讲课，她把我拎到讲台上：“告诉大家，你今天做了什么好事？”我不说话。她使劲推搡了一把，几乎把我推倒。“讲啊！有脸做就没脸说了？这时候就知道要脸了？”我还是不说话，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让你不说！让你不说！抄作业，让你抄！”她说着，抄起教室墙角的一把扫帚，就往我身上打。班里的孩子们吓坏了。坐在第一排的帅一下子冲出来，用胳膊挡住她狠狠落下来的扫帚。
“啪”，扫帚竟然折断了！她用了多大的力气！
泪光莹莹，尘土漫天，帅像是鸡妈妈护着小鸡一般伸开胳膊护着我，我躲在后面不住地哭着，完全吓傻了——在我眼里，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再也不是我喜爱的老师，再也不是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她是施法术的老巫婆，是吃错了药的疯子，是置人于死地的杀手……
过了一会儿，班主任进来，把帅带到醫务室，让我到办公室去罚站。
办公室里，有一个老师家的孩子在学习识数。她稚声稚气地问，“妈妈，十九后面是什么？二十九后面是什么？三十九呢？……”我烦透了，真恨不得给她一耳光。
第二天，我被叫了家长，爸妈去学校挨了一顿骂。
晚上，我和媛一起回家，她突然像变戏法一样从书包里拿出两大张黄纸，说你跟我来。她把我拉到一片荒芜的小树林里，停下了。
她说：“任老师那样对你，你恨她吧？”我使劲点点头，又微微摇摇头，说不清。媛咬着牙说：“我恨她，她打我最好的朋友，我恨她，我要咒她，我咒她死！”
她把其中一张黄纸扔给我，“你来撕纸，我写咒语，我们给她下个咒。”
迟疑了一阵，我摘下书包，听从了她。我把那黄纸对折、再对折，开始撕。媛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在纸上郑重地写着一些我认不得的符号，然后在纸的角落里标注，“我恨任××”、“任××死”。她把这些纸用小图钉钉在树上，一张连着一张。
第二天，任老师果真请假没有来学校，生病了。
媛高兴极了，我却永远不能像她那样痛快决绝。相反，整整一天，我都有点魂不守舍。晚上，我与媛一起回到家，回家后又一个人悄悄折了回来，跑到那片贴着符咒的小树林里。那些符咒就在前面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黏稠的泥土，布鞋湿透了，又冷又僵。
我飞速把一个个图钉从树上抠下来扔掉，把湿漉漉的符咒撕下来揉成团。完事后，我跪在地上，双手合十，闭了眼，“请求上苍，原谅任老师，原谅媛，原谅我。”接着，我飞速起身，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
那日，我依然没有写数学作业，我甚至不敢打开数学书。
我总觉得，那书页间阴风阵阵，里面都阴森的树林、鲜红的咒语、爬行的蛆虫、邪恶的女鬼，有尖叫、有痛苦、有血、有泪……
>> 8
任老师病了一周才回来，人瘦了不少。
班主任见我又没交数学作业，把我叫到办公室责骂了两句。恰好任老师走进办公室。看见我，任老师立刻别过头去，走开了。她无力地摆摆手，“罢了，罢了，再也别让我看见她。看见她，伤心。”说着，用手倚了倚门框，叹了口气。
我坚定地记着这个细节，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但当时，我没说话，没哭，只是愣愣地站着，面无表情。
那天晚上，爸妈带回了一位家庭教师。我的数学作业再不发愁了。但是，从那天起，整整两年，我再没有交过数学作业，也再没有与任老师说过一句话。
从那天起，我常常做同一个梦：我梦到自己站在一个陌生的孤岛，周围猿声凄厉，哀响久绝。岛上只有一棵树，上面爬满白蛆，按满图钉。天空中飘满各式各样的数学符号，伴着咆哮的江水，不住地向我砸来……
三年后，我听说任老师得了胃病，病得很重。同学们都去看她，只有我没有去。他们叫我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就拒绝了。媛说：“回去看看吧，都是过去的事了，别这么记仇。”我不住地摇头。我不是记仇，而是害怕；我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啊。
过往如尘，尽随阵风，但我依然打心眼儿里害怕任老师，正如我打心眼儿里害怕数学。
>> 9
初中的数学老师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我们叫他彪哥。尽管他常常骂得我一无是处，常常罚我站在办公室背概念背到八九点，但我还是很喜欢他。遗憾的是，彪哥的命运和当年郭老师一样——平时和他说说笑笑、称兄道弟的半大孩子，在一年之后把他告到了校长那里，说他给部分学生开小灶，偷偷补课。
直到彪哥走的那天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彪哥找我到办公室背概念、改卷子，那就叫“开小灶”啊！学校打发他去教计算机课。这对于一个研究了小半辈子数学的人，是莫大的讽刺！
初中换了三个数学老师；高中换了两个数学老师，再加上课外班和家教老师，我自己都数不清我有多少个数学老师了。这之中，有我非常喜欢的，也有我分外讨厌的。但无论他们是正面引导还是激将刺激，都没能让我苟延残喘的数学成绩起死回生。
幼儿园老师早在十几年前就一语成谶——在数学上，我算是“没救了”。
我终究在高考中得了个极低的分数，并因为这，离我的梦想渐远。
清华的董老师对我说，你根本就不是一个适合研究科学的人，研究科学定要心无旁鹜、风雨无阻，而你却人心太乱，想这想那，让这纯净的科学交杂了太多的人情冷暖、苦辣酸甜。
他说，其实数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
我微微地叹了口气，一语未发。
董老师接着说，不论你以后是做导演还是编剧，都需要很好的逻辑思维，学学数学吧，很有用的。
“我们专业没有数学课！嘿嘿！”我一咧嘴，“以后用数学也就是上街买买菜了。”
“那你的孩子将来也得学数学啊！你得辅导。”
“那我宁愿不要孩子。”
董老师乐了，“数学在你心里真就那么可怕吗？”
我顶了他一句，“可怕的不是数学，是人心。”
编辑/梁宇清
从小，我识数就比别的孩子晚一些。同龄的孩子数星星能数到一百多时，我只会说：“数什么，这么多星，看就很好。”上幼儿园后，我的识数困难成了老师们的心病。先是教，教不会就骂，骂不会就打，打不会就给家长拨电话……
在数不清多少个回合之后，老师终于和爸妈闹僵了。老师“嘭”一声扔下电话，用细长的手指戳着我的鼻尖，“真是没救了！我从来都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孩子！我再也不管你了！你自生自灭吧！……”如今，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我全部都记不得了，但她长长的手指、她尖细的声音、她盛怒下说的每一句话，我全都忘不了。
上了小学，我的数学老师姓郭，人很不错。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不出几天便解决了我的识数问题，还有本事教我在两分钟之内做一大页口算题，全对。
我开始渐渐喜欢上数学课。
每一次我考了好成绩或者做出一道难题，老师总会带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奖励给我。我舍不得吃，把苹果排成一排放在窗台上，没事干就数一数。数着数着，心里就甜了，像苹果一样甜。
我以为所有人都喜欢郭老师，像我一样。但郭老师教我们不到两年，家长们就闹意见了，说郭老师教的太基础，不涉及一点奥数；说郭老师只照顾到中等生，尖子生没有进步的空间……在几个家长的组织煽动下，家长们联合起来，要求换老师。
郭老师彻底被打垮了。那时候我年纪小，虽有心疼，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她收拾东西，眼巴巴地望着她离开。
回到家，我一一抚摸窗台上的苹果。它们已经枯朽了，我却仍不舍得吃。我把它们埋到草坪里，想着它们有一天能长成苹果树，结出果子；想着我有一天会找到郭老师，送一些苹果给她。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我的苹果没有长成苹果树，我也没有再见到郭老师了。
换来的数学老师姓韩，她原本是学校的奥数老师。老太太个子矮，人瘦，眼睛凸出，戴眼镜，常年穿土黄色的呢子裙和大头鞋。
韩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好，那是班里的聪明孩子说的。对于我，听她的课就是听天书。我不懂得，为什么数学题里，为什么总要把牛赶到同一片草地，而且这片草地的草长得那么快？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关到一个笼子里，它们不会打架吗……
王小波的数学老师曾说，“今天你们学的内容可能你们一生都用不上，但是我之所以要和你们讲，是因为这知识太美好，你们应该知道，值得了解。”但在我的学习生涯中，连这样一句解释都没有得到过。
我的老师，只会在我目光迷茫的时候把我叫上讲台，尴尬地站一整节课；只会在我刚有进步的时候泼来一盆冷水，对全班说：“连她都在努力，你们还不赶紧学？”
老师的话像一颗颗毒瘤，深深地扎根在我脑子里，每当我翻开数学书、看到数学题，它们就“嘭嘭嘭”地炸开，流出无数嘲笑、白眼、疼痛、眼泪，直到我大脑一片空白。
爸妈也为我的数学伤透了脑筋，课外班不知报了多少。四年级的时候，爸妈又给我报了个班。我们学校的老师代课，姓任，50来岁的女老师，人高马大的，看着就踏实。
任老师特别注重学生的作业，作业写得好就是好学生。恰好那时有个表姐在我家长住，可以教我数学题。因此，我自然而然地被任老师归为好学生，甚至是尖子生。
任老师和课外班，成了我学数学的精神依靠，每次韩老师打击我，我就想着任老师，想着学好数学，不辜负她的喜欢。课外班，让我第一次那样认真地对待数学，那样渴望真正地学好它。那时候，我是多么期盼，平时的数学课也能让任老师来代。
算是心想事成吧，上了五年级，韩老师退休了，接替她的竟然真的是任老师。
任老师不知道，半年的离别，我的数学早已不像她教我时那样好，我也早已彻底失去了学数学的信心。更要命的是，表姐不住在我家了，我再也没办法交上那么完美的作业。
开学的第一天晚上，任老师就布置了20道数学题作为作业。我是多么想像从前那样，把所有的题全都做对。但是，无论我再怎样绞尽脑汁，还是只做出了6道题。
那天下午，同学朴告诉我，她去办公室找班主任，听到任老师问班主任，水含玉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太好，还是家里有什么事，作业也不交。班主任呵呵一笑，说你不知道，水含玉的数学成绩一向很糟糕，根本不学数学，不交作业才是最正常不过的。
连着三天，我没有交数学作业。我知道，任老师将离我而去，每过一天，这结局就逼近一分。我知道，任老师的喜爱，我是怎样骤然间得到，就会怎样骤然间失去。
到了第四天，数学课上，任老师一走进教室，就厉声地说，“水含玉！站到讲台上来！哪节课交上作业，哪节课再坐回去！”
那一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呆呆地瞪着老师，眼睛里渐渐充满了泪水。任老师眉头一皱，大喊一声，“快呀！還愣着干什么？”我这才缓缓地挪上讲台。台下一片死寂，随后是窃窃私语。同学的表情各样，有嘲笑，有讥讽，有不屑。
第二天一早，我五点钟就到了学校，翻围栏进入校园，用冻红的手摸索出钥匙，偷偷开了教室门。我的朋友婷已经在教室里了，她重新把门锁好，打开手电，借着微弱的光掏出她的数学本，递给我。婷掌着手电照着，我飞速把她做好的数学题抄到我的本子上……
就在我俩都疲惫至极、略带困倦的时候，教室门突然“嗵”地发出一声巨响，把我们吓傻了。我一抬头，看到教室后窗外悬着任老师铁青的脸。完了！
任老师走进来，直接掀开课桌，掏出我们的数学本，摔在我的脸上。啊！我还没来得及叫出声，任老师的一记耳光就“啪”地打上来。我的脑子完全懵了，只是觉得疼。 第一节就是数学课。任老师没有讲课，她把我拎到讲台上：“告诉大家，你今天做了什么好事？”我不说话。她使劲推搡了一把，几乎把我推倒。“讲啊！有脸做就没脸说了？这时候就知道要脸了？”我还是不说话，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让你不说！让你不说！抄作业，让你抄！”她说着，抄起教室墙角的一把扫帚，就往我身上打。班里的孩子们吓坏了。坐在第一排的帅一下子冲出来，用胳膊挡住她狠狠落下来的扫帚。
“啪”，扫帚竟然折断了！她用了多大的力气！
泪光莹莹，尘土漫天，帅像是鸡妈妈护着小鸡一般伸开胳膊护着我，我躲在后面不住地哭着，完全吓傻了——在我眼里，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再也不是我喜爱的老师，再也不是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她是施法术的老巫婆，是吃错了药的疯子，是置人于死地的杀手……
过了一会儿，班主任进来，把帅带到醫务室，让我到办公室去罚站。
办公室里，有一个老师家的孩子在学习识数。她稚声稚气地问，“妈妈，十九后面是什么？二十九后面是什么？三十九呢？……”我烦透了，真恨不得给她一耳光。
第二天，我被叫了家长，爸妈去学校挨了一顿骂。
晚上，我和媛一起回家，她突然像变戏法一样从书包里拿出两大张黄纸，说你跟我来。她把我拉到一片荒芜的小树林里，停下了。
她说：“任老师那样对你，你恨她吧？”我使劲点点头，又微微摇摇头，说不清。媛咬着牙说：“我恨她，她打我最好的朋友，我恨她，我要咒她，我咒她死！”
她把其中一张黄纸扔给我，“你来撕纸，我写咒语，我们给她下个咒。”
迟疑了一阵，我摘下书包，听从了她。我把那黄纸对折、再对折，开始撕。媛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在纸上郑重地写着一些我认不得的符号，然后在纸的角落里标注，“我恨任××”、“任××死”。她把这些纸用小图钉钉在树上，一张连着一张。
第二天，任老师果真请假没有来学校，生病了。
媛高兴极了，我却永远不能像她那样痛快决绝。相反，整整一天，我都有点魂不守舍。晚上，我与媛一起回到家，回家后又一个人悄悄折了回来，跑到那片贴着符咒的小树林里。那些符咒就在前面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黏稠的泥土，布鞋湿透了，又冷又僵。
我飞速把一个个图钉从树上抠下来扔掉，把湿漉漉的符咒撕下来揉成团。完事后，我跪在地上，双手合十，闭了眼，“请求上苍，原谅任老师，原谅媛，原谅我。”接着，我飞速起身，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
那日，我依然没有写数学作业，我甚至不敢打开数学书。
我总觉得，那书页间阴风阵阵，里面都阴森的树林、鲜红的咒语、爬行的蛆虫、邪恶的女鬼，有尖叫、有痛苦、有血、有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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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老师病了一周才回来，人瘦了不少。
班主任见我又没交数学作业，把我叫到办公室责骂了两句。恰好任老师走进办公室。看见我，任老师立刻别过头去，走开了。她无力地摆摆手，“罢了，罢了，再也别让我看见她。看见她，伤心。”说着，用手倚了倚门框，叹了口气。
我坚定地记着这个细节，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但当时，我没说话，没哭，只是愣愣地站着，面无表情。
那天晚上，爸妈带回了一位家庭教师。我的数学作业再不发愁了。但是，从那天起，整整两年，我再没有交过数学作业，也再没有与任老师说过一句话。
从那天起，我常常做同一个梦：我梦到自己站在一个陌生的孤岛，周围猿声凄厉，哀响久绝。岛上只有一棵树，上面爬满白蛆，按满图钉。天空中飘满各式各样的数学符号，伴着咆哮的江水，不住地向我砸来……
三年后，我听说任老师得了胃病，病得很重。同学们都去看她，只有我没有去。他们叫我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就拒绝了。媛说：“回去看看吧，都是过去的事了，别这么记仇。”我不住地摇头。我不是记仇，而是害怕；我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啊。
过往如尘，尽随阵风，但我依然打心眼儿里害怕任老师，正如我打心眼儿里害怕数学。
>> 9
初中的数学老师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我们叫他彪哥。尽管他常常骂得我一无是处，常常罚我站在办公室背概念背到八九点，但我还是很喜欢他。遗憾的是，彪哥的命运和当年郭老师一样——平时和他说说笑笑、称兄道弟的半大孩子，在一年之后把他告到了校长那里，说他给部分学生开小灶，偷偷补课。
直到彪哥走的那天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彪哥找我到办公室背概念、改卷子，那就叫“开小灶”啊！学校打发他去教计算机课。这对于一个研究了小半辈子数学的人，是莫大的讽刺！
初中换了三个数学老师；高中换了两个数学老师，再加上课外班和家教老师，我自己都数不清我有多少个数学老师了。这之中，有我非常喜欢的，也有我分外讨厌的。但无论他们是正面引导还是激将刺激，都没能让我苟延残喘的数学成绩起死回生。
幼儿园老师早在十几年前就一语成谶——在数学上，我算是“没救了”。
我终究在高考中得了个极低的分数，并因为这，离我的梦想渐远。
清华的董老师对我说，你根本就不是一个适合研究科学的人，研究科学定要心无旁鹜、风雨无阻，而你却人心太乱，想这想那，让这纯净的科学交杂了太多的人情冷暖、苦辣酸甜。
他说，其实数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
我微微地叹了口气，一语未发。
董老师接着说，不论你以后是做导演还是编剧，都需要很好的逻辑思维，学学数学吧，很有用的。
“我们专业没有数学课！嘿嘿！”我一咧嘴，“以后用数学也就是上街买买菜了。”
“那你的孩子将来也得学数学啊！你得辅导。”
“那我宁愿不要孩子。”
董老师乐了，“数学在你心里真就那么可怕吗？”
我顶了他一句，“可怕的不是数学，是人心。”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