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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礼乐制度是每个古代王朝避不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目标就是恢复礼乐社会，经过反思和改造，变成了建立适合所处社会的礼乐而非恪守原有的礼乐，这就是儒学和礼乐文明的问题。汉朝的建立是“马上得来”，但是“马上得之不可能马上守之”，应“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经过荀子《儒效》篇的阐述，儒学儒者正是汉朝想要长治久安所需要的。
[关键词]礼乐文明；儒学复兴；社会价值重构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8）15-0047-02
禮乐文明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可见礼乐是伴随着祖先崇拜、祭祀拜神的活动而产生的。
一、礼乐文明由产生至秦末的发展状态
1.礼乐文明的演进
随着文明的演进，特别是绝地天通以后，礼乐发展演化为每一个历史时期用于规范社会秩序、维系制度的措施。舜设“秩宗”“典乐”，禹制韶乐；而对儒学影响最深的周朝礼乐，见之于“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所作之礼，就是周礼。周礼的体系严谨，纷繁复杂，主要可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涉及婚丧嫁娶、征战觐见、及冠成人、宗祠祭享等各个方面。而与之相对应的，也是严格多样的音乐。为此，西周设“大司乐”一职，用来执行礼乐和对贵族子弟进行音乐教育。如果说，分封制和宗法制互为表里，构成西周社会的基本结构，那么礼乐制度则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成为维系秩序的精神黏合剂。
然而这种“黏合剂”的粘性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断削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同时也象征周朝社会价值的变化，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周天子天下共主权威受到冲击，诸侯争霸兼并战争不断加剧；在思想领域表现为百家争鸣，支持重建礼乐文明的儒家在战国时期遭受其他家的贬斥攻击。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学说的胜利，中断了儒学跻身政治舞台的道路。但是秦朝以法治天下，严刑峻法没有因时而变，过于尖锐的社会矛盾致使秦二世而亡，可以说，此时的礼乐已至潜龙勿用的境地。
2.汉初社会的百废待兴
刘邦崛起于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公元前207年9月，刘邦起兵于沛县，自称沛公。后刘邦受楚怀王之命，领兵西进，直抵灞上。公元前209年10月，秦王子婴出降，刘邦进入咸阳。后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于公元前202年即帝位于泗水之北，不久后迁都于长安，正式建立起前汉政权。
前汉开国之初，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不亚于秦王朝：连年战乱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沉重的打击，秦王朝的连年苛税暴政也导致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物质资料极其匮乏。“故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此时，政府急需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即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恢复还需理论上的支持，同时，新兴政权急需认同感来保证政权的稳定。何为政权的认同感？即政权建立者“受天命，继大统”理论依据的合理性。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从出身上就表达了殷商受天命的合理性。而刘邦乃匹夫出身，如何证明刘邦即位的合理性，即如何构建汉初社会的价值结构，是汉初亟待解决的另一问题。
二、儒效：对儒学和礼乐的再解读
在儒学被其他各家学派所批判，被各国君主所质疑时，荀子站了出来。荀子作为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代表，并且作为一位思想批评家，就外界对于儒家的质疑给出了正面的回答，批判了儒家内部的“散陋”风气，对儒学如何修齐治平做出了系统性的阐述。我们可以通过《荀子》当中的《儒效》篇去解读荀子的思想。
《儒效》第三部分，是荀子对于“曷谓中”问题的回答，荀子的回答是“礼义是也”，进一步说明“君子之所谓”，指出“言必当理，事必当务”。由此再推导出君子“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的恰当性。
《儒效》的前三部分，首先表明了对儒者治国的推崇，谓之“大儒”；其次详细阐述儒者治国的益处和儒者的为人；最后通过对“曷谓中”（恰当性）问题的回答，构建出儒者“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严谨逻辑体系。
通过上述部分的论述，儒学作为礼乐文明的延续和汉初社会价值重构的共同需求的理论依据已经完善，接下来，就是探寻汉初的儒者如何致用了。
三、汉初儒者的努力
1.秦末儒者的蛰伏和社会进程
一种学说、一种思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必须要有适合的时代土壤。儒学是以拯救周王朝的倾塌，恢复旧的礼乐文明为目标的。儒家的特点是宣扬用礼乐仁义教化民众，治理国家，恢复君臣父子的旧的社会价值构架。《焚书议》客观上反映秦朝儒者的真实写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秦王朝，不会允许儒者的放肆行为，于是酿成焚书坑儒的悲剧。但是，儒者并没有因此放弃，孔子的九世孙孔鲋以及颜芝等人，均保存了儒家典籍。他们之所以冒死行事，就是坚信儒家经典礼乐器物总会有用，也就是说坚信未来的社会价值构建总会和儒家坚守的礼乐文明擦出火花。所以，当秦末农民起义大爆发时，以孔鲋为首的鲁地儒者就带着礼乐典籍投奔陈胜。孔鲋还做了陈胜的博士。虽然陈胜起义失败，但在混乱的局势中，儒家的礼乐诗书再一次回归台面。刘邦诛杀项羽，举兵围鲁，鲁地的儒者“讲诵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这表明儒者们迫切希望可以在新兴的王朝达成儒学的复兴。
汉朝的建立者刘邦，本是“市井无赖之徒”，在汉初开创“布衣将相之局”。刘邦手下的能臣干将都是普通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底层官吏，以及完全意义上的“市井流氓”。论阶级成分，或为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或为中小地主，大都属于社会下层。他们大多没有受过礼乐的熏陶，也不认同儒学的仁义礼制。儒家经典之浩瀚、礼仪之详备、文化内涵之博大精深，是诸子百家其他学派所不可比拟的。儒学所构建的社会价值体系就是在礼乐机制下的尊卑有别，贵贱有等，恪守礼教。这种高层次的文化要求和以礼制规范天下的政治诉求，是不被汉朝开国君臣所理解的。此时，儒者陆贾站了出来，儒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在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由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环。 2.礼乐重制：陆贾与叔孙通的作为
陆贾，汉初时楚国人，楚汉相争时以幕僚的身份追随高祖刘邦，因能言善辩常出使游说各路诸侯，深得刘邦赏识，被誉为“有口辩士”。陆贾最有名的舌辩之事是说服南越王赵陀归顺汉朝，去掉天子仪仗，遵从汉家礼制。而对于汉初儒学的推行建议，陆贾也是先行者。刘邦最初看不起儒学儒者：“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对此，陆贾提出了著名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观点。陆贾认为，汉王朝虽然是通过武力征伐得到的，但是不可能仅仅通过武力去治理国家。举例说明了商汤和周武王以武力取天下，文武并用治理天下；吴王夫差和智襄子穷兵黩武而亡，劝说刘邦“行仁义，法先圣”。由此可以看出儒学在汉初首先展露的两个问题：一是陆贾“文武并用”的说法并不完全等同于“礼乐教化”，说明儒者陆贾看到儒学想要复兴得到认同，必须对原有学说进行改造和补充，以适应新的时代环境。道德法治要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下才能得以实行。刘邦的一系列反应说明高祖确实对儒学有所认同和需要，但是当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更符合社会需求。因此，儒学的复兴已得到统治者的认同，只欠合适的契机。
如果说陆贾的儒学改造推广偏向于宏观的治国方略的话，那么和他同时期的儒者叔孙通，则更懂得如何因时制宜，将儒术推广于微观的具体礼制。
3.价值重构的关键拼图：刘邦受命说
通过汉初儒者的努力，儒学观念和礼乐制度逐渐为汉代统治者所接受。现在亟待解决的，就是对汉朝建立的合理性给出明确的解释，也就是争取认同感。儒者们需要给出“刘邦为什么能够做天子”问题的合理解释。
儒学一般认为历代君主都是“受命于天”的圣人，汉代儒者因时而异所建立的圣人观，认为“天命圣人”必须具备以下三种特点：一是天生具有高贵的血统；二是出生时要“天有异象”；三是本身的体貌特征要异于常人。针对以上三点，汉代儒者开始为刘邦受命创造依据。而汉初儒者的努力，可见于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
至于刘邦的形体外貌，《史记·高祖本纪》亦有记载，说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刘邦长相似龙，左边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这类似于传说中面部如龙的黄帝，头上长角的颛顼，牙齿连成一排的帝喾，眉毛共八种不同颜色的尧，每只眼睛里有两个重叠的瞳孔的舜，每只耳朵上都有三个窟窿的禹，等等。
至此，刘邦满足了做“圣人君主”的基本条件，汉家天下“受命于天”的合理性被认同。这种认同正是基于儒学圣人观和礼乐文明下的政治诉求，也是汉朝社会价值结构的上层和谐。可以说，虽然此时生产力需要恢复，黄老之学盛行，但是社会价值构成已初具儒家倡导的礼乐制度下的社会价值的雏形，儒学的复兴可期。
总之，汉代儒学的复兴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无论从何种角度、以何种观点去论述，儒学复兴的前奏都是不可被忽视的重要问题。在黄老之道盛行的汉初，儒者对于儒学复兴的努力十分重要。礼乐制度是每个古代王朝避不开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文明这一概念，对外可以建立秩序，对内可以整顿人心，在上使得受命有据，在下足以教化民心。这就是礼乐文明和社会价值构建的问题。儒学的目标就是恢复礼乐社会，经过反思和改造，变成建立适合所处社会的礼乐而非恪守原有的礼乐，这就是儒学和礼乐文明的问题。汉朝的建立是“马上得来”，但是“马上得之不可能马上守之”，应“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经过荀子《儒效》篇的阐述，儒学儒者正是汉朝想要长治久安所需要的。这就是儒学和汉朝社会需求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两两结合，构成严密的逻辑；儒学的复兴就是礼乐重构适应汉朝社會、构建价值体系的过程。儒学复兴的前奏，就是汉初儒者秉持前人的指引，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同。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后世儒者如董仲舒等人，才可能将儒学的独尊化为可能。
（责任编辑 黄 晓）
[关键词]礼乐文明；儒学复兴；社会价值重构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8）15-0047-02
禮乐文明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可见礼乐是伴随着祖先崇拜、祭祀拜神的活动而产生的。
一、礼乐文明由产生至秦末的发展状态
1.礼乐文明的演进
随着文明的演进，特别是绝地天通以后，礼乐发展演化为每一个历史时期用于规范社会秩序、维系制度的措施。舜设“秩宗”“典乐”，禹制韶乐；而对儒学影响最深的周朝礼乐，见之于“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所作之礼，就是周礼。周礼的体系严谨，纷繁复杂，主要可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涉及婚丧嫁娶、征战觐见、及冠成人、宗祠祭享等各个方面。而与之相对应的，也是严格多样的音乐。为此，西周设“大司乐”一职，用来执行礼乐和对贵族子弟进行音乐教育。如果说，分封制和宗法制互为表里，构成西周社会的基本结构，那么礼乐制度则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成为维系秩序的精神黏合剂。
然而这种“黏合剂”的粘性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断削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同时也象征周朝社会价值的变化，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周天子天下共主权威受到冲击，诸侯争霸兼并战争不断加剧；在思想领域表现为百家争鸣，支持重建礼乐文明的儒家在战国时期遭受其他家的贬斥攻击。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学说的胜利，中断了儒学跻身政治舞台的道路。但是秦朝以法治天下，严刑峻法没有因时而变，过于尖锐的社会矛盾致使秦二世而亡，可以说，此时的礼乐已至潜龙勿用的境地。
2.汉初社会的百废待兴
刘邦崛起于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公元前207年9月，刘邦起兵于沛县，自称沛公。后刘邦受楚怀王之命，领兵西进，直抵灞上。公元前209年10月，秦王子婴出降，刘邦进入咸阳。后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于公元前202年即帝位于泗水之北，不久后迁都于长安，正式建立起前汉政权。
前汉开国之初，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不亚于秦王朝：连年战乱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沉重的打击，秦王朝的连年苛税暴政也导致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物质资料极其匮乏。“故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此时，政府急需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即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恢复还需理论上的支持，同时，新兴政权急需认同感来保证政权的稳定。何为政权的认同感？即政权建立者“受天命，继大统”理论依据的合理性。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从出身上就表达了殷商受天命的合理性。而刘邦乃匹夫出身，如何证明刘邦即位的合理性，即如何构建汉初社会的价值结构，是汉初亟待解决的另一问题。
二、儒效：对儒学和礼乐的再解读
在儒学被其他各家学派所批判，被各国君主所质疑时，荀子站了出来。荀子作为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代表，并且作为一位思想批评家，就外界对于儒家的质疑给出了正面的回答，批判了儒家内部的“散陋”风气，对儒学如何修齐治平做出了系统性的阐述。我们可以通过《荀子》当中的《儒效》篇去解读荀子的思想。
《儒效》第三部分，是荀子对于“曷谓中”问题的回答，荀子的回答是“礼义是也”，进一步说明“君子之所谓”，指出“言必当理，事必当务”。由此再推导出君子“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的恰当性。
《儒效》的前三部分，首先表明了对儒者治国的推崇，谓之“大儒”；其次详细阐述儒者治国的益处和儒者的为人；最后通过对“曷谓中”（恰当性）问题的回答，构建出儒者“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严谨逻辑体系。
通过上述部分的论述，儒学作为礼乐文明的延续和汉初社会价值重构的共同需求的理论依据已经完善，接下来，就是探寻汉初的儒者如何致用了。
三、汉初儒者的努力
1.秦末儒者的蛰伏和社会进程
一种学说、一种思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必须要有适合的时代土壤。儒学是以拯救周王朝的倾塌，恢复旧的礼乐文明为目标的。儒家的特点是宣扬用礼乐仁义教化民众，治理国家，恢复君臣父子的旧的社会价值构架。《焚书议》客观上反映秦朝儒者的真实写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秦王朝，不会允许儒者的放肆行为，于是酿成焚书坑儒的悲剧。但是，儒者并没有因此放弃，孔子的九世孙孔鲋以及颜芝等人，均保存了儒家典籍。他们之所以冒死行事，就是坚信儒家经典礼乐器物总会有用，也就是说坚信未来的社会价值构建总会和儒家坚守的礼乐文明擦出火花。所以，当秦末农民起义大爆发时，以孔鲋为首的鲁地儒者就带着礼乐典籍投奔陈胜。孔鲋还做了陈胜的博士。虽然陈胜起义失败，但在混乱的局势中，儒家的礼乐诗书再一次回归台面。刘邦诛杀项羽，举兵围鲁，鲁地的儒者“讲诵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这表明儒者们迫切希望可以在新兴的王朝达成儒学的复兴。
汉朝的建立者刘邦，本是“市井无赖之徒”，在汉初开创“布衣将相之局”。刘邦手下的能臣干将都是普通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底层官吏，以及完全意义上的“市井流氓”。论阶级成分，或为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或为中小地主，大都属于社会下层。他们大多没有受过礼乐的熏陶，也不认同儒学的仁义礼制。儒家经典之浩瀚、礼仪之详备、文化内涵之博大精深，是诸子百家其他学派所不可比拟的。儒学所构建的社会价值体系就是在礼乐机制下的尊卑有别，贵贱有等，恪守礼教。这种高层次的文化要求和以礼制规范天下的政治诉求，是不被汉朝开国君臣所理解的。此时，儒者陆贾站了出来，儒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在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由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环。 2.礼乐重制：陆贾与叔孙通的作为
陆贾，汉初时楚国人，楚汉相争时以幕僚的身份追随高祖刘邦，因能言善辩常出使游说各路诸侯，深得刘邦赏识，被誉为“有口辩士”。陆贾最有名的舌辩之事是说服南越王赵陀归顺汉朝，去掉天子仪仗，遵从汉家礼制。而对于汉初儒学的推行建议，陆贾也是先行者。刘邦最初看不起儒学儒者：“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对此，陆贾提出了著名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观点。陆贾认为，汉王朝虽然是通过武力征伐得到的，但是不可能仅仅通过武力去治理国家。举例说明了商汤和周武王以武力取天下，文武并用治理天下；吴王夫差和智襄子穷兵黩武而亡，劝说刘邦“行仁义，法先圣”。由此可以看出儒学在汉初首先展露的两个问题：一是陆贾“文武并用”的说法并不完全等同于“礼乐教化”，说明儒者陆贾看到儒学想要复兴得到认同，必须对原有学说进行改造和补充，以适应新的时代环境。道德法治要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下才能得以实行。刘邦的一系列反应说明高祖确实对儒学有所认同和需要，但是当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更符合社会需求。因此，儒学的复兴已得到统治者的认同，只欠合适的契机。
如果说陆贾的儒学改造推广偏向于宏观的治国方略的话，那么和他同时期的儒者叔孙通，则更懂得如何因时制宜，将儒术推广于微观的具体礼制。
3.价值重构的关键拼图：刘邦受命说
通过汉初儒者的努力，儒学观念和礼乐制度逐渐为汉代统治者所接受。现在亟待解决的，就是对汉朝建立的合理性给出明确的解释，也就是争取认同感。儒者们需要给出“刘邦为什么能够做天子”问题的合理解释。
儒学一般认为历代君主都是“受命于天”的圣人，汉代儒者因时而异所建立的圣人观，认为“天命圣人”必须具备以下三种特点：一是天生具有高贵的血统；二是出生时要“天有异象”；三是本身的体貌特征要异于常人。针对以上三点，汉代儒者开始为刘邦受命创造依据。而汉初儒者的努力，可见于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
至于刘邦的形体外貌，《史记·高祖本纪》亦有记载，说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刘邦长相似龙，左边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这类似于传说中面部如龙的黄帝，头上长角的颛顼，牙齿连成一排的帝喾，眉毛共八种不同颜色的尧，每只眼睛里有两个重叠的瞳孔的舜，每只耳朵上都有三个窟窿的禹，等等。
至此，刘邦满足了做“圣人君主”的基本条件，汉家天下“受命于天”的合理性被认同。这种认同正是基于儒学圣人观和礼乐文明下的政治诉求，也是汉朝社会价值结构的上层和谐。可以说，虽然此时生产力需要恢复，黄老之学盛行，但是社会价值构成已初具儒家倡导的礼乐制度下的社会价值的雏形，儒学的复兴可期。
总之，汉代儒学的复兴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无论从何种角度、以何种观点去论述，儒学复兴的前奏都是不可被忽视的重要问题。在黄老之道盛行的汉初，儒者对于儒学复兴的努力十分重要。礼乐制度是每个古代王朝避不开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文明这一概念，对外可以建立秩序，对内可以整顿人心，在上使得受命有据，在下足以教化民心。这就是礼乐文明和社会价值构建的问题。儒学的目标就是恢复礼乐社会，经过反思和改造，变成建立适合所处社会的礼乐而非恪守原有的礼乐，这就是儒学和礼乐文明的问题。汉朝的建立是“马上得来”，但是“马上得之不可能马上守之”，应“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经过荀子《儒效》篇的阐述，儒学儒者正是汉朝想要长治久安所需要的。这就是儒学和汉朝社会需求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两两结合，构成严密的逻辑；儒学的复兴就是礼乐重构适应汉朝社會、构建价值体系的过程。儒学复兴的前奏，就是汉初儒者秉持前人的指引，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同。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后世儒者如董仲舒等人，才可能将儒学的独尊化为可能。
（责任编辑 黄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