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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前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我当时在晋察冀军区平北十二军分区担任作战科长（军分区司令员为詹大南，政委段苏权，参谋长钟辉晃，政治部主任陆平），我主力部队集结在交通沿线和城市附近。当时分区周围尚有不少日伪军据点，于是我向军分区建议将各县游击大队集中，迅速扫除残敌，扩大解放区。
军分区当即命令龙关、宣化、崇礼、怀来等县游击大队临时组成一个支队，由我担任支队长，政治部保卫科长何谨同志任政委，在扫除附近据点后，合围龙关。部队迅速集中，很快就把龙关县城包围起来。攻城没有重武器，战士们就找来一门没有炮座的迫击炮和十几发炮弹，把炮身瞄准角度固定好，绑在一棵大树上，展开轰击，结合政治瓦解、喊话和围困，促敌投降。人民群众热望解放龙关，大力支援部队，军民战斗情绪高涨。
正当龙关县城指日可下时，忽奉令将部队整编为主力部队五旅一个团，到怀来和沙城一带集结待命（后属六十七军），我则赶到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作战科长。几天后，我随聂荣臻司令员、耿飚参谋长指挥的主力部队进军绥远，和贺龙司令员率领的晋绥军区部队汇合，打击傅作义部。时值11月，天气寒冷。国民党军大量入侵东北和热河解放区，战况日趋严重。在旗下营，肖克和罗瑞卿组建了晋察冀第二野战军进军热河，由绥远东返张垣，在怀柔健全了野战军机构，我奉命担任作战科长。
12月底，部队到达承德。国民党军从葫芦岛和东北向热河进犯，我军坚决东进堵击，战斗非常激烈。1月13日，我军和国民党精锐部队在平泉遭遇，野战军指挥所设在距战场很近的平泉小寺沟。为加强一线作战部队，警卫连也被派到前沿支援。这时，突然发现有200余敌人从侧面向我野战军指挥所冲过来。当时，指挥所里有肖克司令员、李运昌副司令员、罗瑞卿政委等首长和一些机关的参谋警卫人员，情况万分紧急。
我奉命迅速集合了八九个有枪的同志，每人带五六颗手榴弹冲到前面阵地，等敌人接近到30米远时，一声令下，两支冲锋枪和几支驳壳枪急速射击，连续投出手榴弹，敌人倒下一大片，以为遇到我军主力，不敢再战，溃散退去。
根据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这一天夜里（1946年1月13日24时）停止一切战斗。
野战军机关回到承德，驻进“避暑山庄”。由于多年战乱，这里没人保护管理，皇宫里很脏。我担任了大搞卫生的总指挥，组织部队清扫垃圾，干干净净庆祝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为活跃文化生活，我们从当地戏园子里请了两名京剧演员，和部队会唱京剧的同志一起赶排了《空城计》和《捉放曹》。我自幼喜欢京剧，在这两出戏中分别饰演诸葛亮和陈宫。
1月中旬，晋察冀第二野战军与冀察热辽军区机构合并，我任冀察热辽军区作战科长。国民党为夺取战略要地，从东北向承德发动猛烈进攻，我军立即部署反击，刚刚平静了几天的平泉又变成激烈的战场。晋冀鲁豫军区命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支援参战，敌人看见我军势力渐大，不敢继续扩大事态，马上就撤了。
2月初的一天上午，肖克司令员要我准备有关资料，随他坐美军飞机赴北平，到军调部汇报热河的停战情况。我即携带资料和参谋赵广琛一起跟随肖克司令员飞赴北平。一去，就被已到军调部担任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的罗瑞卿留下，在他办公室担任中校参谋。
敲山震虎
我自参军就没有搞过谈判工作，很想返回野战部队，美式军装发下来后，我不愿意穿，就找罗瑞卿同志，要求回部队。罗瑞卿参谋长听完我的陈述，意味深长地说：“你一来找我，我就知道你想回野战军。但是，这里需要我们呀！你还年轻，要适应新的环境，……这里也是战场！以后，我会叫你回部队的，不要怕没有仗打。”
我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备忘录。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的还有翻译董越千、参谋刘记光、两名速记员和两名做文书工作的女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我逐渐适应了工作和环境。
不久，我又奉命到叶剑英办公室担任参谋，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里以外事方面的工作最为忙碌繁多，社会各界、各派和各方面来找的人很多，我方各战略区来的同志也很多。接触的人比较复杂，好人坏人都有。每当来人，都是先由我接待，经鉴别后酌情处理，遇有处理不了的则请示叶剑英同志。当时，国民党政府违背停战协议，调集精锐部队30余万包围了李先念领导的中原军区，企图围歼和消灭我军，所以各战略区和根据地拍来的电报很多，地名很多，错别字也不少，因而查找地图核对资料的工作量很大，我们几天几夜不休息是很平常的事。
军调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国共两党各派一个班的士兵在门口担任警卫。国民党部队和特务机关在周围设了不少岗哨和碉堡，枪口直对门口。叶剑英的住所在景山东街，称叶公馆，周围同样布满国民党的特务和哨兵，昼夜监视，如临大敌。公馆里有五个分管浇花、采购、做饭和杂务的人员，都是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我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时，他指示我：“这几个人都不是根据地和地下党组织派来的，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陷害的事情发生。死，我们并不怕，但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斗争是残酷复杂的，敌人可能随时向我们下毒手。你考虑一下，先把情况摸准。”
根据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同志和外国朋友马海德的副官反映，我对这些人员进行了鉴别，掌握了不少情况。对一些生活困难且较为本份的服务人员，我们给予必要的经济帮助，他们在感激之余，也向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一位浇花的服务员在我方感召下，十分崇敬中共代表团，对我说：“他们（指国民党）说八路军个个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这次经我亲眼所见，才知道你们八路军原来是这么好的人。不但不打骂我们，还和我们一起劳动，打扫卫生，一点不摆架子。”一天晚饭后，他趁别人不注意，很紧张地向我提供了国民党特务准备对叶剑英同志投毒的情报。临分手时，他还一再说：“杨代表，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为避免损失，我决定搞一个请所有服务人员参加的茶话会，借慰问之机敲山震虎，揭露敌人的阴谋，打击特务的气焰。
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马海德非常赞同这个办法，给了我几块钱。我向叶剑英同志汇报后，他很赞同，将口袋里仅有的1.7元钱都给了我，徐冰也给我了一块钱。我又找到中共代表团行政处处长荣高棠，领了一些张家口生产的“联宝”牌香烟和晋东南根据地生产的夏布，然后，和警卫员置买了茶点、水果、糖酒、菜肴，傍晚时分把服务人员全部请来，由我方几个同志作陪，开了一个特殊的茶话会。
酒过三巡，我佯装微醉的样子站起身敬酒，说：“今天把大家请来，随便聚一下，表示表示我们的心意。……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也知道！平时你们做什么样的饭菜，我们就吃什么。但是，有一样东西不能吃，那就是毒药！……我有一个顾虑，也许有一天，你们的上级给你们一个任务，把我们毒死，害死我们。死，我们倒是不怕，和国民党较量多年了，怕死就不来！既然来了，就准备把脑袋放在这儿了！”我把帽子猛地一下甩在了桌子上，把水杯打翻到地上摔碎了。
其中一个服务员忙说：“哪里……哪里，不会出现这个事情。”
“现在不会，以后呢？你不干，你的‘头子’就让你过不去，我们不能死得不明不白，要死，也要死到明处。……我们不希望出这种事，但是，准备出这种事。”我扶着桌子坐下，看了一眼准备投毒的两个服务员，缓口气说：“……这种事情，你们要瞒上不瞒下，万一领了这个任务，给我们通个气儿，我们也不会连累你们，总要让你们过得去，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你们办了好事，我们也忘不了你们的好处。……如果你们一旦害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饶不了你们的！你们中有的人的老家就在我们解放区，你们家里的人也饶不了你们！”
说完此话，只见那两个准备投毒的服务员脸色惨白，额头上直出冷汗，语无伦次地说：“杨代表醉了……不会的……”
茶话会结束时，我送给每个服务员两匹夏布和两条“联宝”牌香烟，说：“这是我们解放区生产的东西，给各位表示表示，不成敬意。”想起我们的伙食费被他们苛扣贪污的事实，我又佯装醉态，很慷慨地说：“来了好几个月了，虽然有时候伙食标准降低一些，但是比起我们原来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饭菜简单一点，我们也吃得惯，节余下来的钱，就算是对你们的一点补助吧！”
那个采购员连忙起身说：“不敢，不敢”，却掏出手绢直擦头上的汗。
第二天，那两个准备投毒的服务员就不见了，而且饭菜的质量明显提高。看着新增加的几道好菜，叶剑英同志问：“伙食这么好，怎么，是过节了？”
听了我的汇报后，叶剑英同志非常满意地说：“很好，要继续做工作，争取好的，孤立打击坏的，要让坏人之间起内讧，暴露问题。”
我们在翠明庄（中共代表团驻地，现在还面貌依旧）住的时候，有个服务员几次和我的警卫员“套近乎”，打探消息。有时我们处理文件，他总借送水端茶和清理卫生之机窥视。5月间，国民党军队非法侵占我方安茨，却写备忘录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挑起内战。罗瑞卿同志半夜把我叫醒，让我立即写个备忘录，声明安茨是我们八路军从日军铁蹄下夺回来的，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事实，回击混淆真相的卑鄙手段。
备忘录写好后，我立即请罗瑞卿同志过目，然后打印一式三份。我方一份，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各一份。我在校对文稿时，这个服务员进来，一面扫地擦桌子，一面偷偷地看。我早已从侧面了解到他是个特务，就趁他瞅备忘录时突然一拍桌子，大喝道：“你想干什么？想偷看备忘录？来，给你看！”声音很大，楼下的服务员不知出了什么事也都上来看。我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早就注意上你了，想干什么就说。”顺手拿起一份备忘录冲他猛地一晃。
这小子猝不及防，吓得脸色发白，差点后腿绊在椅子上摔倒，哆嗦着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服务员。移住北平（北京）饭店的时候，我方代表团住二、三层，美国人住四、五层，国民党代表住六、七层，我们常看到有妓女上上下下。
我中共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始终保持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本色，凡是力所能及的劳动都主动去干。一些生活困难的老服务员还得到过我方的接济帮助，相互之间关系融洽。在中共代表团中担任交通处长的耿飚同志，曾经把药送到一名生活困难又得了病的中年特务家里，这个特务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羞愧地说：“真对不起你们啊！我们干的就不是人事儿！你这么大的长官还惦记着我的病……”当时耿飚佩带少将军衔，叶剑英佩带中将军衔，除了胸前佩戴着的中共代表团的胸章外，我们的外表和国民党军官没有两样，但我们的一举一动时刻影响着“蒋管区”的人民，从我们身上，他们看到了希望，也“分化”了敌人。
生活二三事
北平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中心城市，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敌、特、警、宪，尤其是特务的暗中监视和跟踪，非常令人讨厌。我方代表团从张家口搞来两辆德国造的两轮摩托车，性能很好，我和几个年轻的同志很快就学会了。有时，我从翠明庄到军调部就开上摩托车，跟踪的特务傻眼了，只能干着急。一天早晨，我刚行驶到路口，不小心撞倒一个40岁左右穿长衫和皮鞋的职员，由于速度不快，人没有受伤，只是长衫被挂破一个口子。我赶忙下车扶他起来，他一看是个中校军官，立刻惊恐万状，连说：“对不起……长官。”
经仔细察看确实没有受伤，我就掏出仅有的一块几角钱给他做赔偿。他不敢接受，说：“是我错撞了长官，怎么敢收长官的钱呢！”
我告诉他：“我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不小心撞倒你，请你原谅，衣服总是挂破了……这点钱不多，一定请你收下，这也是我们的纪律。”
他怔了一下，说：“你就是八路军？”
自那次以后，直到工作离休，我再也没有驾驶过摩托车。
由于外事工作的需要，我们有时陪领导参加一些“鸡尾酒会”，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也常请我们参加招待会，叶剑英同志要求我们学会应酬，地下党组织则派来担任翻译的王光美同志教我们跳舞。一开始，大家很不习惯，但毕竟都是年轻人，时间不长就学会了。王光美同志还教我使用照像机，我有一张穿夏装的军调部时的照片，就是她给我照的。全国解放后，华北军区组织了一次跳舞比赛，没想到我竟得了第一名。
一次，我随几位新来的同志出去照像。我本不想照，但照像馆的掌柜热心地拉我也照了一张，待交钱时我才发现身上没有一分钱，几个人掏遍全身也没有凑够，我只好和掌柜说：“对不起，钱不够，等过几天取照片时补交好不好？”
这位掌柜忙答：“不必补交，算是我孝敬长官的。”
过了些天，我们发了津贴，取照片时，我便把照像的钱交给掌柜，他坚辞不接。我解释说：“我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照价付钱是我们的纪律，你如果不收，就等于是我犯了错误。”
他听了有些惊奇，接过钱后说：“谢谢长官。”
战斗在敌穴
6月下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凭借优势兵力和美式精良装备，开始对我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军被迫奋起反击，全国规模的内战从此开始。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要求我方人员提高警惕，不许单独外出，并要保护机密文件安全。
7月中旬，罗瑞卿从张家口乘飞机回北平，当我方接罗瑞卿同志行李的卡车驶经西直门时，被国民党特务和宪兵以查禁违禁物品为由截留。叶剑英同志知道此事后，立即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后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和郑介民递交了备忘录，并派荣高棠同志到特务机关交涉，召集外国记者前去视察，向他们声明，军调部是反对内战的权力机构，如果被国民党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许多外国记者听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和声明后，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深表同情。而国民党方面蛮不讲理，拒不释放我方人员和车辆。根据我方建议，军调部三委员（叶剑英、郑介民、饶伯森）举行会谈，组织了一个特别小组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和美国方面的委员饶伯森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阐明我方的观点和立场。饶伯森也认为国民党特务的行为是非法的。我方人员也大造舆论，表示国民党政府如不合理解决，我方护车人员将同车辆共存亡，以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也怕得罪了美国方面的代表，这样，经过四天激烈斗争，解决扣车事件的协议终于达成。7月19日下午，我方把行李车开到协和医院军调部大门口，并发表三点声明：中共为表明自己光明磊落的立场，愿意把东西打开，让三人小组进行检查，国民党非法机关破坏军调部工作原则和有关协议，中共代表团保留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的权力；国民党和美国方面表示同意。
当场检查的结果，大家看到的是食品、无线电机、报纸、信件、半麻袋钞票和400两黄金，根本没有违禁品。国民党代表为了给自己下台阶，企图以我方利用军调部班机运送黄金为由进行纠缠。我方代表指出，黄金是中共代表团的活动经费；另外，中原地区我军突围前，我们曾借了几亿元的粮食贷款，需要还债。国民党代表哑口无言，我方遂把行李车开回翠明庄驻地。
实际上，大家最担心的是行李中存放的机密文件和密码。罗瑞卿是由张家口经北平去延安的，在行李中密藏着我军许多机密文件和电报密码。由于叶剑英同志在这一事件中审时度势，把会上斗争与会外斗争紧密配合，并争取了美方代表的同情，使国民党代表在会谈中一直处于无理和非法的地位，从而保护了这部分核心机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从我中原地区部队突围后到“扣车”事件的胜利解决，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中仍然得不到。
在当时的形势下，军调部和执行小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存在，尤其是叶剑英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北平的存在，成为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障碍。他们处心积虑想把军调部搞垮，把中共代表团挤走。
早在4月3日，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九团和200余名军警和便衣特务就曾包围方壶斋9号我解放报社和新华分社。他们闯入办公室，搜查寝室，将我方代理社长兼总编辑钱俊瑞（社长是徐特立）、副总编辑姜君宸等29人非法押送北平警察局。与此同时，又将我方滕代远将军的秘书李新等4人非法逮捕。
当天上午，叶剑英同志的军事顾问、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公布“四·三”事件的真相。叶剑英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军调部国民党方委员郑介民、美方委员饶伯森分别递交了备忘录，抗议北平当局的法西斯暴行。4日下午，叶剑英又约见北平市长熊斌和警察局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最终迫使对方释放我方被捕的全部人员，并由警察局长向我方被捕人员当面赔礼道歉。
但敌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破坏活动。5月15日下午6时左右，我方代表团执行处长宋时轮由北新桥乘车返回北平饭店，途经灯市口的八面槽南口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开枪行刺，车上玻璃被击穿，幸好人没有受伤。
由于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和挑起内战，军事调处工作日趋艰难。
“安平事件”
安平是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村乡镇，位于平津公路东侧，是北平通往天津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属我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管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为抢夺胜利果实，匆匆从大后方来到华北，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帮助”中国遣返日俘为名，也紧跟而来。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对八路军在平津公路走廊卡住他们的脖子十分恼火。早在安平事件之前，就曾向我冀东解放区挑衅十余次。为此，叶剑英多次以备忘录的形式向美方委员饶伯森提出抗议，指出驻北宁路沿线的美军不仅过去为国民党运送军队、管理交通要道，帮助蒋介石扩大内战，而且公然向解放区军民一再挑衅，实系有意扩大纠纷，制造混乱。希望驻华美军以友好平等的态度，迅速制止这类不光彩的行动。
但美军并没有收敛。7月29日，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安平解放区发动进攻，我方守军冀东十四分区五十三团一部被迫自卫反击。是日午后，国民党和美方继续派出增援部队，并有美军飞机多架助战。 我军被迫撤出安平，美军和国民党军队联合占领该镇。
“安平事件”后，叶剑英迅即报告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并急电向晋察冀军区查询。各方人士对“安平事件”也极为关注，认为美军直接卷入中国内战，事件非同小可，纷纷谴责美军的冒险行动。
为扩大事态，拉美反共，蒋介石星夜急电李宗仁，要他赶快向事件中死伤的美军士兵进行吊唁、慰问，并命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和军调部国民党方面参谋长蔡文治，先后发表诬蔑我军的谈话。同时，《中央日报》每天以一两千字的篇幅，大肆宣染“安平事件”，有意扩大事态。
在军调部，国民党和美方代表为了掩盖事件真相，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手法。首先，美方代表向叶剑英递交了“抗议”备忘录，诬称美军在安平遭到我军“预谋”的伏击，伤亡15人；国民党代表也交来所谓备忘录。根据肖克将军从承德发来的电文，叶剑英致函美方委员饶伯森和国民党委员郑介民，就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提出抗议。
根据安平事件各方报来的情况通报，叶剑英在三方委员会谈时指出，安平事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军队和中共方面三方都是当事者，谁也不能以调解人的身份自居。美国军队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严重侵犯了我国的主权，今后的谈判，应由三方变成两方。经过多次反复的谈判斗争，我方做了让步，三方委员终于按三方对等的原则，在调查程序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草案。会谈结束后，叶剑英饶伯森带着协议草案准备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分别向周恩来与马歇尔报告，请示下一步工作。我做为叶剑英委员办公室的参谋，立即带了一切有关资料，准备随同乘机飞抵南京。
经过反复会谈，三方委员准备派出一个由三方代表组成的特别小组进行调查。在正式小组去安平之前，先派一个先遣小组进行调查，然后再组织正式小组。先遣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由张蕴钰（解放后曾任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担任。国民党方面代表是王其昌，美国方面代表是米尼芝。
三方委员会议结束后，我携带有关资料和文件跟随叶剑英委员及饶伯森准备同乘一架飞机赴南京，向军事三人小组中共成员周恩来同志汇报谈判情况（美方成员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飞机场准备登机时，张蕴钰和叶剑英同志说，他对冀东不熟悉，是否换一位比较熟悉冀东的同志去安平。叶剑英同志转身问我：“你熟悉不熟悉冀东情况？”
“没有去过，但是认识几个人”，我说。
叶剑英同志接着说：“那你俩就对调一下吧。”
我将有关资料和文件交给张蕴钰，就算把工作对调了。因我没有单独和敌人谈判的经验，就赶紧问叶剑英同志：“参座（当时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我们称参座），先遣组的任务是什么？”
叶剑英回答：“主要是搞人证物证，对人民有利的你干，对人民没利的不干。”
当时在场的陈士榘和雷英夫告诉我：要搞好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我军的人证物证。
叶剑英同志走后，陈士榘同志指示我：先遣小组赴安平调查情况时，不要直接去安平，要走通县，经三河到香河县（我十四军分区司令部当时驻香河）。
当我走出军调部（协和医院）大门口时，早已有两辆美式吉普车在等候。但就调查路线怎么走，先遣小组的三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美方和国民党方代表不让走解放区，说走通县、经三河到香河的路线是共军控制区域，不安全。他们提出走平津公路。
我坚持走通县这条路，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保证各位代表的安全。……走平津公路还得过运河，诸多不便。”
三方代表各有打算：美国代表不想拖；我们不怕拖；国民党想把事情闹大，扩大事态。
三方代表争执不下，便一起返回军调部请示各自代表团的参谋长。经我方参谋长罗瑞卿同美方参谋长海斯凯和国民党方面参谋长蔡文治会谈，达成协议，同意我方提出的走通县路线。当天晚上，先遣小组住在了三河县城，第二天才到了香河。时逢学校放暑假，我们住在香河县女子中学。
我准备去一下我方驻军的十四分区司令部，谈一下有关“安平事件”的调查事宜，便把我方先遣小组的副代表辛毅（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文革”中去世）叫来嘱咐他陪着美方和国民党方的代表。
美方代表米尼芝少校是个“中国通”，会讲流利的汉语，见我要出去，问道：“杨代表，你要去哪里？”
我回答：“香河是我们的解放区，来到这里尽管放心，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可以出去转转，但是不能乱跑。这里有我的几个朋友，很久没见面了，我去看看他们。”
国民党代表王其昌是军委会的上校，也凑上来说：“杨代表，你不能走呵，我们先遣小组是集体行动……”
我说：“在北平，你们派特务时刻监视我们的行动，限制我们的自由，就连军调部门口也明碉暗堡昼夜机关枪对着。现在来到解放区———我们自己的家里了，你们还想那么做么？”
米尼芝少校耸耸肩膀，打圆场说：“杨代表，随便问问，请不要误会。”
来到我军分区司令部，门口站岗的战士看我一身国民党中校军官的装束，不让进去，还态度严肃地说：“你们什么地方都想去，这里是我们的机关，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就是不允许你们进去。”
我的警卫员忙上前解释说：“我们是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这是调查‘安平事件’先遣小组的首席代表杨尚德，有事情要见分区领导，请你通报一声。”
随后过来一个参谋，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去，说：“前几天就知道你们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很多分区的同志也都围过来争着和我们握手。
一会儿，来了一个副司令员和一个地委副书记。这个副司令员是我在晋察冀军区时的老相识，他打趣地说：“你一副国民党中校的样子，别说门口站岗的战士不让你进来，碰上在‘安平事件’时，我也要把你抓了俘虏呢。”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马上把话题转到了“安平事件”。我向在座的同志传达了叶剑英等首长的指示和这次调查的目的，他们将一份早已拟好的稿件拿给我看。
这篇稿子写得很不成功，没有提到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进攻的实质，证据也不充分。我立即动手参与修改，又布置人员下去准备人证和物证。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天将拂晓时，我才回到先遗小组的住地女子中学。
这时，王其昌和米尼芝一起来了，说：“杨代表起得好早呵，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我知道他们是来打探我的，怀疑我一晚上没有回来，就随口道：“你们也起得早啊！”
吃过早饭，美方代表提出走大路去安平，我坚持原路返回走小路去安平。王其昌说：“走小路不好，颠得很厉害，而且容易碰上土匪。”
我正色道：“解放区没有土匪，如果碰上，必定是你们化了装的国民党军队。随后我列举了军调部高密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辛冠吾被国民党非法扣押后杀害；军调部枣庄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甘重斗等同志被国民党特务殴打致伤，至今生命垂危……等一系列事实，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死的，也是杀不绝的，怕死就不会来北平和你们谈判，对这一点，两位代表恐怕早有体会了……’。”
米尼芝见王其昌很尴尬，便插话说：“杨代表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不要多心，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吗？走那条路也可以，都安全。”
我看王其昌不敢再说什么，就同意他们提出来走平津公路的线路，说：“可以按他提出的路线走，但要保证小组的安全。”
先遣小组离开香河，走到离安平15公里的运河边上停下来准备过河，喊了半天也不见有人，我便问王其昌：“怎么办，这里是你们军队驻扎的地区。”
王其昌说：“我一招呼就会有人协助。”
他马上派人从十几里之外叫来一名国民党中尉军官，站在岸边向对面喊起来：“小组要过河，快把船划过来———”
很快，河对岸出现了大约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他们在高粱地里展开，然后全部爬下，机枪也架了起来，如临大敌。
我和美方代表说：“你看到没有，他们要干什么！小组要过河，但是国民党开来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军队埋伏在对岸。”
米尼芝少校惊慌地问王其昌：“对面的人要干什么？”
“要消灭我们”，我抢着说：“通过我们解放区时很安全，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到底是我们八路军挑起内战，还是他们挑起内战，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会儿，划过来一只船，船上站着的一名国民党军官说：“先请美军代表和国军代表过河，然后再请共产党代表过河，我们长官有令要列队欢迎。”
我很清楚这是一个阴谋。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派往各地的小组代表，有的就是被国民党采用这种卑鄙手段而逮捕和杀害的，我拿定主意，决不上当。
待米尼芝和王其昌上船时，我立即示意辛毅要一块儿坐船过河。我突然拉着米尼芝一同上船，辛毅则紧跟着我。我说：“我们是集体行动，不必单独欢迎我们几个人，还是一起走吧。”
王其昌赶忙从米尼芝的前面过来阻拦说：“杨代表不要急吗，列队欢迎也是我们的诚意。”他只顾站在登船板上拉拉扯扯，一不小心却踩空掉下河里。看着王其昌的狼狈相，我和辛毅相视大笑。
我知道爬在河对岸高粱地里的部队属国民党九十二军，但故作不知地问王其昌：“这是哪个部队？过河后请最高长官来一下。”
王其昌不敢正面回答，推说不知道。
船靠岸后，这一营国民党部队仍然爬在那里。在我的要求下，王其昌只得派人喊来了一名大个子的中校军官。
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他双脚一并，立正敬礼，回答说：“报告长官，在下×××，是中校团长。”
“好哇，你干得不错。”我冷笑一声道：“你带着这么多部队爬在那儿干什么？”
这位中校团长回答：“上面有通报，怕有土匪。”
我声色俱厉地说：“你胆子不小，小组来到这里，竟敢如此，……你要负完全责任！小组是土匪吗？你们要干什么？！”
他一脸哭相地说：“对不起长官，兄弟我错了，是误会。”
王其昌这时躲到远处，不敢露脸。米尼芝说：“可能是误会，以后查问一下。”
快走到安平村边时，只见一个老头儿带着一帮小孩儿，手拿小旗呐喊而来：“严惩共党祸首……”
他们一下围了上来，口号喊个不停。我冷静观察，发现几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也混在里面。为首的老头儿手拿一个“万民折”，上写×时×地，共军埋了地雷，炸死老百姓，抓了人，抢了粮……等。
王其昌把“万民折”接过去，若有其事地说：“这可是铁的事实啊，要很好地调查调查。”
别人告我，这老头儿是国民党香河县长。我看了他一眼，和美方代表米尼芝说：“我们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没有受领这个任务，应该早点回去。”
米尼芝同意我的建议。但老头儿十分嚣张，说：“我是为民请命，小组不能无动于衷。”
我指着老头儿问那些孩子们：“他是什么人？”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不知道，
我说：“你们见过国民党特务吗？———他就是。他说的这些话，全是假的，全是骗人的鬼话，你们不要听他的。”
孩子们“哄”地四下跑散了。
美方代表一直不表态，王其昌也没有办法。
返回北平途中，在吉普车上王其昌突然和我说：“杨代表，我给你提个意见。”
“请提吧。”我说。
他一本正经地说：“你在外面的一些场合，总是称呼我们的委员长是蒋介石，这样对你不利，这是对领袖的不尊敬。”
“你要说清楚一个问题，我就叫他委员长。”我问道：“国民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杀人放火，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为什么和美国人拉拉扯扯，难道中国人民的事情要外国人决定吗？”
他说：“这是我们的国策。你们共产党在全国搞抗日根据地，实际上是封建割据。”
“这是你们的国策？”我又问他：“你们为什么看着日本人比中国人还亲？你不必为蒋介石打掩护，蒋介石杀共产党还少吗？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你说说，蒋介石哪里还有一点中国领袖的味道呢？”
米尼芝看着理屈词穷的王其昌，插话道：“你们不要争了，再争不利于小组的气氛，说点别的吧。”他停了一下又说：“贵军的战斗力很强，我在中国呆了很多年，比较了解你们。你们长征转移的路线，不少地方我亲自走过，也考察过，研究过你们的游击战术。你们渡湘江的时候，差一点全军覆没，能突围出来很不简单，非常令人佩服。但是，你们现在不服从政府的领导，是不对的。”
我马上反驳道：“国民党代表不了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一点，你是了解的，他们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先不说，现在抗战胜利了，他们又多次在各个地区挑起内战，企图消灭我们，李先念将军前些天领导的中原军区我军被迫突围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八年抗战中，国民党专门找机会消灭共产党，‘皖南’惨案我想你也是知道的，你想想，这样一个政府，我们能服从吗？”
他俩顿时都不说话了。
先遣小组的工作一结束，军调部遂派陈士榘率加强小组赴安平。以后，又组成正式小组到安平镇观察出事现场，听取美方3个“证人”和我方5名当事人的报告，还访问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当美、蒋小组代表发现前后调查的事实对他们不利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他们有两个新“证人”要小组询问。
叶剑英委员为了早日结束此案，又一次做了让步，同意除询问他们的新“证人”外，还要询问参加作战的国民党有关官兵。因国民党代表反对，会谈再度陷入僵局。而马歇尔竟授意美方代表单独询问国民党提出的所谓新“证人”，单独公布事件真相。
由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不遵守小组调查程序，致使一个多月的会谈数度陷入停顿，终致破裂。我方不得不根据调查的材料，单独公布事件真相。
9月9日，中共代表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叶剑英委员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我方小组代表黄逸峰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的调查报告书》。声明和报告书说：“安平是解放区的一部分，向来为中共军队所控制。7月29日11时许，我地方部队三个游动哨在安平车站票房处，发现一支由天津方面向安平镇开来的武装车队，车上没有任何旗帜标志。我方哨兵一再摇手命其停车，不料，车上士兵突然开火，我方一名哨兵当场牺牲。双方部队交火后，该武装车队的官兵纷纷下车，摆开阵势，向安平镇进攻。我通县大队一个排及五十三团一个排共58人，看到国民党军队又来进攻，乃仓促起而抵抗。缴获一辆美国吉普车，一台美式报话机。当发现一具美军军官尸体时，才知道有美军参加。为了顾全大局，我方驻军指挥员即下令退出战斗，我方伤亡达18人之多。”
声明和报告书强调指出，美、蒋军队并不以我军的忍让为满足，继续调兵遣将，国民党从通县调来两批约300人，美方由天津增援400余人，战斗持续到下午4时，我方被迫退出安平，国民党军队和美国军队占领了该镇。
最后，叶剑英强调指出，安平的不幸事件，并非美蒋方面所捏造的是所谓中共“预谋”的伏击，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冀东若干地区，不断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导致的必然结果。针对此种情况，我方向美方提出四点要求：1、美军应向我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3、驻华美军全部撤出中国；4、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提供援助，以维持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叶剑英委员的声明和我方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的公布，澄清了该事件的事实真相，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借此事件拉美反共的阴谋，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仇美反蒋的爱国热情。尽管美方始终矢口抵赖，不承认美军先开第一枪，通过三方一个月的调查，罪证确凿。在此情况下，美方不得不考虑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后果。9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和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速送情报
回到北平军调部后，形势越来越严重，由于美蒋合谋，内战已不可避免，中国的上空再次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一触即发。凡不必要的文件和信件，我们都做了烧毁处理；军调部的我方人员，个人不单独外出，以免遭到敌人暗害。叶剑英同志告诉我，军调部的谈判工作基本破裂，要做好撤离军调部的准备，我方代表团人员也要分批返回根据地。
1946年9月的一天，我方收到一个重要机密情报：一份抄在香烟锡箔包装纸上的敌人要进攻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的命令和一张进攻军事要图。情况紧急，我方代表团决定由我将情报带回张家口，直接交给聂荣臻司令员。徐冰当着叶剑英同志的面向我交待了任务，然后将作战命令卷成一支香烟放入一盒“顶球”版香烟中间；把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要图装在帽徽后面。叶剑英同志一再强调情报的机密性，叮咛我要一路小心，确保万无一失。
次日早晨，我离开军调部时，叶剑英同志握着我的手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是能经常见面的，北平，我们是一定会回来的。”当我乘坐美军飞机离开北平，在张家口降落时，正遇国民党飞机轰炸机场。我和警卫员一下飞机就赶紧跑进机场旁边的高粱地。刚刚卧倒，一颗炸弹便在十几米远处爆炸，泥土盖了一身，所幸没有负伤。
坐上接我们的美式吉普车，我们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司令员办公室。顾不得说话，我赶紧取出情报交给聂司令员。但聂司令员看不清楚密密麻麻的小字，便叫来一名参谋，要他放大整理。然后，叫人把肖克副司令员、罗瑞卿（先期回到张家口）、刘澜涛副政委、唐延杰参谋长、彭富九等人请来，听取我的汇报。当聂司令员知道情报是我们打入国民党十一战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时，非常感慨地说：“能把敌人进攻张家口的作战情报搞出来，可不简单哪！”
事后，我了解到打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的我方人员叫谢士炎，少将参谋，系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辗转敌穴十余年，但不久就因此情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解到南京，牺牲于雨花台。
几天后，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耿飚也回到军区司令部。根据情报和近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聂司令员召开了高级指挥会议，进行战役研究和部署。我奉命继续担任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9月20日，我随耿飚坐美式吉普车赴怀来前线，建立晋察冀野战军前线指挥所，勘察地形，落实防御作战的准备工作。9月29日开始，敌人在东线展开进攻，遭到我军奋勇反击。在9月底到10月10日十余天的激烈战斗中，兵力强大和炮火猛烈的敌军，始终被我军阻挡在怀来以东，伤亡和被俘万余人。10月10日晚至11日早晨，我晋察冀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主动有序地撤离了张家口。敌人企图在张家口消灭我们的计划破产了。
（责编 晓舟）
（题图为1946年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杨尚德）谈判前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我当时在晋察冀军区平北十二军分区担任作战科长（军分区司令员为詹大南，政委段苏权，参谋长钟辉晃，政治部主任陆平），我主力部队集结在交通沿线和城市附近。当时分区周围尚有不少日伪军据点，于是我向军分区建议将各县游击大队集中，迅速扫除残敌，扩大解放区。
军分区当即命令龙关、宣化、崇礼、怀来等县游击大队临时组成一个支队，由我担任支队长，政治部保卫科长何谨同志任政委，在扫除附近据点后，合围龙关。部队迅速集中，很快就把龙关县城包围起来。攻城没有重武器，战士们就找来一门没有炮座的迫击炮和十几发炮弹，把炮身瞄准角度固定好，绑在一棵大树上，展开轰击，结合政治瓦解、喊话和围困，促敌投降。人民群众热望解放龙关，大力支援部队，军民战斗情绪高涨。
正当龙关县城指日可下时，忽奉令将部队整编为主力部队五旅一个团，到怀来和沙城一带集结待命（后属六十七军），我则赶到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作战科长。几天后，我随聂荣臻司令员、耿飚参谋长指挥的主力部队进军绥远，和贺龙司令员率领的晋绥军区部队汇合，打击傅作义部。时值11月，天气寒冷。国民党军大量入侵东北和热河解放区，战况日趋严重。在旗下营，肖克和罗瑞卿组建了晋察冀第二野战军进军热河，由绥远东返张垣，在怀柔健全了野战军机构，我奉命担任作战科长。
12月底，部队到达承德。国民党军从葫芦岛和东北向热河进犯，我军坚决东进堵击，战斗非常激烈。1月13日，我军和国民党精锐部队在平泉遭遇，野战军指挥所设在距战场很近的平泉小寺沟。为加强一线作战部队，警卫连也被派到前沿支援。这时，突然发现有200余敌人从侧面向我野战军指挥所冲过来。当时，指挥所里有肖克司令员、李运昌副司令员、罗瑞卿政委等首长和一些机关的参谋警卫人员，情况万分紧急。
我奉命迅速集合了八九个有枪的同志，每人带五六颗手榴弹冲到前面阵地，等敌人接近到30米远时，一声令下，两支冲锋枪和几支驳壳枪急速射击，连续投出手榴弹，敌人倒下一大片，以为遇到我军主力，不敢再战，溃散退去。
根据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这一天夜里（1946年1月13日24时）停止一切战斗。
野战军机关回到承德，驻进“避暑山庄”。由于多年战乱，这里没人保护管理，皇宫里很脏。我担任了大搞卫生的总指挥，组织部队清扫垃圾，干干净净庆祝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为活跃文化生活，我们从当地戏园子里请了两名京剧演员，和部队会唱京剧的同志一起赶排了《空城计》和《捉放曹》。我自幼喜欢京剧，在这两出戏中分别饰演诸葛亮和陈宫。
1月中旬，晋察冀第二野战军与冀察热辽军区机构合并，我任冀察热辽军区作战科长。国民党为夺取战略要地，从东北向承德发动猛烈进攻，我军立即部署反击，刚刚平静了几天的平泉又变成激烈的战场。晋冀鲁豫军区命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支援参战，敌人看见我军势力渐大，不敢继续扩大事态，马上就撤了。
2月初的一天上午，肖克司令员要我准备有关资料，随他坐美军飞机赴北平，到军调部汇报热河的停战情况。我即携带资料和参谋赵广琛一起跟随肖克司令员飞赴北平。一去，就被已到军调部担任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的罗瑞卿留下，在他办公室担任中校参谋。
敲山震虎
我自参军就没有搞过谈判工作，很想返回野战部队，美式军装发下来后，我不愿意穿，就找罗瑞卿同志，要求回部队。罗瑞卿参谋长听完我的陈述，意味深长地说：“你一来找我，我就知道你想回野战军。但是，这里需要我们呀！你还年轻，要适应新的环境，……这里也是战场！以后，我会叫你回部队的，不要怕没有仗打。”
我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备忘录。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的还有翻译董越千、参谋刘记光、两名速记员和两名做文书工作的女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我逐渐适应了工作和环境。
不久，我又奉命到叶剑英办公室担任参谋，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里以外事方面的工作最为忙碌繁多，社会各界、各派和各方面来找的人很多，我方各战略区来的同志也很多。接触的人比较复杂，好人坏人都有。每当来人，都是先由我接待，经鉴别后酌情处理，遇有处理不了的则请示叶剑英同志。当时，国民党政府违背停战协议，调集精锐部队30余万包围了李先念领导的中原军区，企图围歼和消灭我军，所以各战略区和根据地拍来的电报很多，地名很多，错别字也不少，因而查找地图核对资料的工作量很大，我们几天几夜不休息是很平常的事。
军调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国共两党各派一个班的士兵在门口担任警卫。国民党部队和特务机关在周围设了不少岗哨和碉堡，枪口直对门口。叶剑英的住所在景山东街，称叶公馆，周围同样布满国民党的特务和哨兵，昼夜监视，如临大敌。公馆里有五个分管浇花、采购、做饭和杂务的人员，都是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我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时，他指示我：“这几个人都不是根据地和地下党组织派来的，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陷害的事情发生。死，我们并不怕，但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斗争是残酷复杂的，敌人可能随时向我们下毒手。你考虑一下，先把情况摸准。”
根据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同志和外国朋友马海德的副官反映，我对这些人员进行了鉴别，掌握了不少情况。对一些生活困难且较为本份的服务人员，我们给予必要的经济帮助，他们在感激之余，也向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一位浇花的服务员在我方感召下，十分崇敬中共代表团，对我说：“他们（指国民党）说八路军个个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这次经我亲眼所见，才知道你们八路军原来是这么好的人。不但不打骂我们，还和我们一起劳动，打扫卫生，一点不摆架子。”一天晚饭后，他趁别人不注意，很紧张地向我提供了国民党特务准备对叶剑英同志投毒的情报。临分手时，他还一再说：“杨代表，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为避免损失，我决定搞一个请所有服务人员参加的茶话会，借慰问之机敲山震虎，揭露敌人的阴谋，打击特务的气焰。
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马海德非常赞同这个办法，给了我几块钱。我向叶剑英同志汇报后，他很赞同，将口袋里仅有的1.7元钱都给了我，徐冰也给我了一块钱。我又找到中共代表团行政处处长荣高棠，领了一些张家口生产的“联宝”牌香烟和晋东南根据地生产的夏布，然后，和警卫员置买了茶点、水果、糖酒、菜肴，傍晚时分把服务人员全部请来，由我方几个同志作陪，开了一个特殊的茶话会。
酒过三巡，我佯装微醉的样子站起身敬酒，说：“今天把大家请来，随便聚一下，表示表示我们的心意。……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也知道！平时你们做什么样的饭菜，我们就吃什么。但是，有一样东西不能吃，那就是毒药！……我有一个顾虑，也许有一天，你们的上级给你们一个任务，把我们毒死，害死我们。死，我们倒是不怕，和国民党较量多年了，怕死就不来！既然来了，就准备把脑袋放在这儿了！”我把帽子猛地一下甩在了桌子上，把水杯打翻到地上摔碎了。
其中一个服务员忙说：“哪里……哪里，不会出现这个事情。”
“现在不会，以后呢？你不干，你的‘头子’就让你过不去，我们不能死得不明不白，要死，也要死到明处。……我们不希望出这种事，但是，准备出这种事。”我扶着桌子坐下，看了一眼准备投毒的两个服务员，缓口气说：“……这种事情，你们要瞒上不瞒下，万一领了这个任务，给我们通个气儿，我们也不会连累你们，总要让你们过得去，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你们办了好事，我们也忘不了你们的好处。……如果你们一旦害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饶不了你们的！你们中有的人的老家就在我们解放区，你们家里的人也饶不了你们！”
说完此话，只见那两个准备投毒的服务员脸色惨白，额头上直出冷汗，语无伦次地说：“杨代表醉了……不会的……”
茶话会结束时，我送给每个服务员两匹夏布和两条“联宝”牌香烟，说：“这是我们解放区生产的东西，给各位表示表示，不成敬意。”想起我们的伙食费被他们苛扣贪污的事实，我又佯装醉态，很慷慨地说：“来了好几个月了，虽然有时候伙食标准降低一些，但是比起我们原来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饭菜简单一点，我们也吃得惯，节余下来的钱，就算是对你们的一点补助吧！”
那个采购员连忙起身说：“不敢，不敢”，却掏出手绢直擦头上的汗。
第二天，那两个准备投毒的服务员就不见了，而且饭菜的质量明显提高。看着新增加的几道好菜，叶剑英同志问：“伙食这么好，怎么，是过节了？”
听了我的汇报后，叶剑英同志非常满意地说：“很好，要继续做工作，争取好的，孤立打击坏的，要让坏人之间起内讧，暴露问题。”
我们在翠明庄（中共代表团驻地，现在还面貌依旧）住的时候，有个服务员几次和我的警卫员“套近乎”，打探消息。有时我们处理文件，他总借送水端茶和清理卫生之机窥视。5月间，国民党军队非法侵占我方安茨，却写备忘录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挑起内战。罗瑞卿同志半夜把我叫醒，让我立即写个备忘录，声明安茨是我们八路军从日军铁蹄下夺回来的，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事实，回击混淆真相的卑鄙手段。
备忘录写好后，我立即请罗瑞卿同志过目，然后打印一式三份。我方一份，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各一份。我在校对文稿时，这个服务员进来，一面扫地擦桌子，一面偷偷地看。我早已从侧面了解到他是个特务，就趁他瞅备忘录时突然一拍桌子，大喝道：“你想干什么？想偷看备忘录？来，给你看！”声音很大，楼下的服务员不知出了什么事也都上来看。我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早就注意上你了，想干什么就说。”顺手拿起一份备忘录冲他猛地一晃。
这小子猝不及防，吓得脸色发白，差点后腿绊在椅子上摔倒，哆嗦着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服务员。移住北平（北京）饭店的时候，我方代表团住二、三层，美国人住四、五层，国民党代表住六、七层，我们常看到有妓女上上下下。
我中共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始终保持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本色，凡是力所能及的劳动都主动去干。一些生活困难的老服务员还得到过我方的接济帮助，相互之间关系融洽。在中共代表团中担任交通处长的耿飚同志，曾经把药送到一名生活困难又得了病的中年特务家里，这个特务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羞愧地说：“真对不起你们啊！我们干的就不是人事儿！你这么大的长官还惦记着我的病……”当时耿飚佩带少将军衔，叶剑英佩带中将军衔，除了胸前佩戴着的中共代表团的胸章外，我们的外表和国民党军官没有两样，但我们的一举一动时刻影响着“蒋管区”的人民，从我们身上，他们看到了希望，也“分化”了敌人。
生活二三事
北平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中心城市，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敌、特、警、宪，尤其是特务的暗中监视和跟踪，非常令人讨厌。我方代表团从张家口搞来两辆德国造的两轮摩托车，性能很好，我和几个年轻的同志很快就学会了。有时，我从翠明庄到军调部就开上摩托车，跟踪的特务傻眼了，只能干着急。一天早晨，我刚行驶到路口，不小心撞倒一个40岁左右穿长衫和皮鞋的职员，由于速度不快，人没有受伤，只是长衫被挂破一个口子。我赶忙下车扶他起来，他一看是个中校军官，立刻惊恐万状，连说：“对不起……长官。”
经仔细察看确实没有受伤，我就掏出仅有的一块几角钱给他做赔偿。他不敢接受，说：“是我错撞了长官，怎么敢收长官的钱呢！”
我告诉他：“我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不小心撞倒你，请你原谅，衣服总是挂破了……这点钱不多，一定请你收下，这也是我们的纪律。”
他怔了一下，说：“你就是八路军？”
自那次以后，直到工作离休，我再也没有驾驶过摩托车。
由于外事工作的需要，我们有时陪领导参加一些“鸡尾酒会”，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也常请我们参加招待会，叶剑英同志要求我们学会应酬，地下党组织则派来担任翻译的王光美同志教我们跳舞。一开始，大家很不习惯，但毕竟都是年轻人，时间不长就学会了。王光美同志还教我使用照像机，我有一张穿夏装的军调部时的照片，就是她给我照的。全国解放后，华北军区组织了一次跳舞比赛，没想到我竟得了第一名。
一次，我随几位新来的同志出去照像。我本不想照，但照像馆的掌柜热心地拉我也照了一张，待交钱时我才发现身上没有一分钱，几个人掏遍全身也没有凑够，我只好和掌柜说：“对不起，钱不够，等过几天取照片时补交好不好？”
这位掌柜忙答：“不必补交，算是我孝敬长官的。”
过了些天，我们发了津贴，取照片时，我便把照像的钱交给掌柜，他坚辞不接。我解释说：“我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照价付钱是我们的纪律，你如果不收，就等于是我犯了错误。”
他听了有些惊奇，接过钱后说：“谢谢长官。”
战斗在敌穴
6月下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凭借优势兵力和美式精良装备，开始对我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军被迫奋起反击，全国规模的内战从此开始。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要求我方人员提高警惕，不许单独外出，并要保护机密文件安全。
7月中旬，罗瑞卿从张家口乘飞机回北平，当我方接罗瑞卿同志行李的卡车驶经西直门时，被国民党特务和宪兵以查禁违禁物品为由截留。叶剑英同志知道此事后，立即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后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和郑介民递交了备忘录，并派荣高棠同志到特务机关交涉，召集外国记者前去视察，向他们声明，军调部是反对内战的权力机构，如果被国民党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许多外国记者听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和声明后，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深表同情。而国民党方面蛮不讲理，拒不释放我方人员和车辆。根据我方建议，军调部三委员（叶剑英、郑介民、饶伯森）举行会谈，组织了一个特别小组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和美国方面的委员饶伯森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阐明我方的观点和立场。饶伯森也认为国民党特务的行为是非法的。我方人员也大造舆论，表示国民党政府如不合理解决，我方护车人员将同车辆共存亡，以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也怕得罪了美国方面的代表，这样，经过四天激烈斗争，解决扣车事件的协议终于达成。7月19日下午，我方把行李车开到协和医院军调部大门口，并发表三点声明：中共为表明自己光明磊落的立场，愿意把东西打开，让三人小组进行检查，国民党非法机关破坏军调部工作原则和有关协议，中共代表团保留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的权力；国民党和美国方面表示同意。
当场检查的结果，大家看到的是食品、无线电机、报纸、信件、半麻袋钞票和400两黄金，根本没有违禁品。国民党代表为了给自己下台阶，企图以我方利用军调部班机运送黄金为由进行纠缠。我方代表指出，黄金是中共代表团的活动经费；另外，中原地区我军突围前，我们曾借了几亿元的粮食贷款，需要还债。国民党代表哑口无言，我方遂把行李车开回翠明庄驻地。
实际上，大家最担心的是行李中存放的机密文件和密码。罗瑞卿是由张家口经北平去延安的，在行李中密藏着我军许多机密文件和电报密码。由于叶剑英同志在这一事件中审时度势，把会上斗争与会外斗争紧密配合，并争取了美方代表的同情，使国民党代表在会谈中一直处于无理和非法的地位，从而保护了这部分核心机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从我中原地区部队突围后到“扣车”事件的胜利解决，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中仍然得不到。
在当时的形势下，军调部和执行小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存在，尤其是叶剑英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北平的存在，成为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障碍。他们处心积虑想把军调部搞垮，把中共代表团挤走。
早在4月3日，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九团和200余名军警和便衣特务就曾包围方壶斋9号我解放报社和新华分社。他们闯入办公室，搜查寝室，将我方代理社长兼总编辑钱俊瑞（社长是徐特立）、副总编辑姜君宸等29人非法押送北平警察局。与此同时，又将我方滕代远将军的秘书李新等4人非法逮捕。
当天上午，叶剑英同志的军事顾问、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公布“四·三”事件的真相。叶剑英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军调部国民党方委员郑介民、美方委员饶伯森分别递交了备忘录，抗议北平当局的法西斯暴行。4日下午，叶剑英又约见北平市长熊斌和警察局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最终迫使对方释放我方被捕的全部人员，并由警察局长向我方被捕人员当面赔礼道歉。
但敌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破坏活动。5月15日下午6时左右，我方代表团执行处长宋时轮由北新桥乘车返回北平饭店，途经灯市口的八面槽南口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开枪行刺，车上玻璃被击穿，幸好人没有受伤。
由于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和挑起内战，军事调处工作日趋艰难。
“安平事件”
安平是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村乡镇，位于平津公路东侧，是北平通往天津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属我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管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为抢夺胜利果实，匆匆从大后方来到华北，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帮助”中国遣返日俘为名，也紧跟而来。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对八路军在平津公路走廊卡住他们的脖子十分恼火。早在安平事件之前，就曾向我冀东解放区挑衅十余次。为此，叶剑英多次以备忘录的形式向美方委员饶伯森提出抗议，指出驻北宁路沿线的美军不仅过去为国民党运送军队、管理交通要道，帮助蒋介石扩大内战，而且公然向解放区军民一再挑衅，实系有意扩大纠纷，制造混乱。希望驻华美军以友好平等的态度，迅速制止这类不光彩的行动。
但美军并没有收敛。7月29日，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安平解放区发动进攻，我方守军冀东十四分区五十三团一部被迫自卫反击。是日午后，国民党和美方继续派出增援部队，并有美军飞机多架助战。 我军被迫撤出安平，美军和国民党军队联合占领该镇。
“安平事件”后，叶剑英迅即报告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并急电向晋察冀军区查询。各方人士对“安平事件”也极为关注，认为美军直接卷入中国内战，事件非同小可，纷纷谴责美军的冒险行动。
为扩大事态，拉美反共，蒋介石星夜急电李宗仁，要他赶快向事件中死伤的美军士兵进行吊唁、慰问，并命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和军调部国民党方面参谋长蔡文治，先后发表诬蔑我军的谈话。同时，《中央日报》每天以一两千字的篇幅，大肆宣染“安平事件”，有意扩大事态。
在军调部，国民党和美方代表为了掩盖事件真相，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手法。首先，美方代表向叶剑英递交了“抗议”备忘录，诬称美军在安平遭到我军“预谋”的伏击，伤亡15人；国民党代表也交来所谓备忘录。根据肖克将军从承德发来的电文，叶剑英致函美方委员饶伯森和国民党委员郑介民，就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提出抗议。
根据安平事件各方报来的情况通报，叶剑英在三方委员会谈时指出，安平事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军队和中共方面三方都是当事者，谁也不能以调解人的身份自居。美国军队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严重侵犯了我国的主权，今后的谈判，应由三方变成两方。经过多次反复的谈判斗争，我方做了让步，三方委员终于按三方对等的原则，在调查程序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草案。会谈结束后，叶剑英饶伯森带着协议草案准备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分别向周恩来与马歇尔报告，请示下一步工作。我做为叶剑英委员办公室的参谋，立即带了一切有关资料，准备随同乘机飞抵南京。
经过反复会谈，三方委员准备派出一个由三方代表组成的特别小组进行调查。在正式小组去安平之前，先派一个先遣小组进行调查，然后再组织正式小组。先遣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由张蕴钰（解放后曾任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担任。国民党方面代表是王其昌，美国方面代表是米尼芝。
三方委员会议结束后，我携带有关资料和文件跟随叶剑英委员及饶伯森准备同乘一架飞机赴南京，向军事三人小组中共成员周恩来同志汇报谈判情况（美方成员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飞机场准备登机时，张蕴钰和叶剑英同志说，他对冀东不熟悉，是否换一位比较熟悉冀东的同志去安平。叶剑英同志转身问我：“你熟悉不熟悉冀东情况？”
“没有去过，但是认识几个人”，我说。
叶剑英同志接着说：“那你俩就对调一下吧。”
我将有关资料和文件交给张蕴钰，就算把工作对调了。因我没有单独和敌人谈判的经验，就赶紧问叶剑英同志：“参座（当时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我们称参座），先遣组的任务是什么？”
叶剑英回答：“主要是搞人证物证，对人民有利的你干，对人民没利的不干。”
当时在场的陈士榘和雷英夫告诉我：要搞好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我军的人证物证。
叶剑英同志走后，陈士榘同志指示我：先遣小组赴安平调查情况时，不要直接去安平，要走通县，经三河到香河县（我十四军分区司令部当时驻香河）。
当我走出军调部（协和医院）大门口时，早已有两辆美式吉普车在等候。但就调查路线怎么走，先遣小组的三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美方和国民党方代表不让走解放区，说走通县、经三河到香河的路线是共军控制区域，不安全。他们提出走平津公路。
我坚持走通县这条路，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保证各位代表的安全。……走平津公路还得过运河，诸多不便。”
三方代表各有打算：美国代表不想拖；我们不怕拖；国民党想把事情闹大，扩大事态。
三方代表争执不下，便一起返回军调部请示各自代表团的参谋长。经我方参谋长罗瑞卿同美方参谋长海斯凯和国民党方面参谋长蔡文治会谈，达成协议，同意我方提出的走通县路线。当天晚上，先遣小组住在了三河县城，第二天才到了香河。时逢学校放暑假，我们住在香河县女子中学。
我准备去一下我方驻军的十四分区司令部，谈一下有关“安平事件”的调查事宜，便把我方先遣小组的副代表辛毅（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文革”中去世）叫来嘱咐他陪着美方和国民党方的代表。
美方代表米尼芝少校是个“中国通”，会讲流利的汉语，见我要出去，问道：“杨代表，你要去哪里？”
我回答：“香河是我们的解放区，来到这里尽管放心，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可以出去转转，但是不能乱跑。这里有我的几个朋友，很久没见面了，我去看看他们。”
国民党代表王其昌是军委会的上校，也凑上来说：“杨代表，你不能走呵，我们先遣小组是集体行动……”
我说：“在北平，你们派特务时刻监视我们的行动，限制我们的自由，就连军调部门口也明碉暗堡昼夜机关枪对着。现在来到解放区———我们自己的家里了，你们还想那么做么？”
米尼芝少校耸耸肩膀，打圆场说：“杨代表，随便问问，请不要误会。”
来到我军分区司令部，门口站岗的战士看我一身国民党中校军官的装束，不让进去，还态度严肃地说：“你们什么地方都想去，这里是我们的机关，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就是不允许你们进去。”
我的警卫员忙上前解释说：“我们是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这是调查‘安平事件’先遣小组的首席代表杨尚德，有事情要见分区领导，请你通报一声。”
随后过来一个参谋，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去，说：“前几天就知道你们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很多分区的同志也都围过来争着和我们握手。
一会儿，来了一个副司令员和一个地委副书记。这个副司令员是我在晋察冀军区时的老相识，他打趣地说：“你一副国民党中校的样子，别说门口站岗的战士不让你进来，碰上在‘安平事件’时，我也要把你抓了俘虏呢。”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马上把话题转到了“安平事件”。我向在座的同志传达了叶剑英等首长的指示和这次调查的目的，他们将一份早已拟好的稿件拿给我看。
这篇稿子写得很不成功，没有提到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进攻的实质，证据也不充分。我立即动手参与修改，又布置人员下去准备人证和物证。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天将拂晓时，我才回到先遗小组的住地女子中学。
这时，王其昌和米尼芝一起来了，说：“杨代表起得好早呵，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我知道他们是来打探我的，怀疑我一晚上没有回来，就随口道：“你们也起得早啊！”
吃过早饭，美方代表提出走大路去安平，我坚持原路返回走小路去安平。王其昌说：“走小路不好，颠得很厉害，而且容易碰上土匪。”
我正色道：“解放区没有土匪，如果碰上，必定是你们化了装的国民党军队。随后我列举了军调部高密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辛冠吾被国民党非法扣押后杀害；军调部枣庄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甘重斗等同志被国民党特务殴打致伤，至今生命垂危……等一系列事实，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死的，也是杀不绝的，怕死就不会来北平和你们谈判，对这一点，两位代表恐怕早有体会了……’。”
米尼芝见王其昌很尴尬，便插话说：“杨代表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不要多心，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吗？走那条路也可以，都安全。”
我看王其昌不敢再说什么，就同意他们提出来走平津公路的线路，说：“可以按他提出的路线走，但要保证小组的安全。”
先遣小组离开香河，走到离安平15公里的运河边上停下来准备过河，喊了半天也不见有人，我便问王其昌：“怎么办，这里是你们军队驻扎的地区。”
王其昌说：“我一招呼就会有人协助。”
他马上派人从十几里之外叫来一名国民党中尉军官，站在岸边向对面喊起来：“小组要过河，快把船划过来———”
很快，河对岸出现了大约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他们在高粱地里展开，然后全部爬下，机枪也架了起来，如临大敌。
我和美方代表说：“你看到没有，他们要干什么！小组要过河，但是国民党开来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军队埋伏在对岸。”
米尼芝少校惊慌地问王其昌：“对面的人要干什么？”
“要消灭我们”，我抢着说：“通过我们解放区时很安全，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到底是我们八路军挑起内战，还是他们挑起内战，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会儿，划过来一只船，船上站着的一名国民党军官说：“先请美军代表和国军代表过河，然后再请共产党代表过河，我们长官有令要列队欢迎。”
我很清楚这是一个阴谋。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派往各地的小组代表，有的就是被国民党采用这种卑鄙手段而逮捕和杀害的，我拿定主意，决不上当。
待米尼芝和王其昌上船时，我立即示意辛毅要一块儿坐船过河。我突然拉着米尼芝一同上船，辛毅则紧跟着我。我说：“我们是集体行动，不必单独欢迎我们几个人，还是一起走吧。”
王其昌赶忙从米尼芝的前面过来阻拦说：“杨代表不要急吗，列队欢迎也是我们的诚意。”他只顾站在登船板上拉拉扯扯，一不小心却踩空掉下河里。看着王其昌的狼狈相，我和辛毅相视大笑。
我知道爬在河对岸高粱地里的部队属国民党九十二军，但故作不知地问王其昌：“这是哪个部队？过河后请最高长官来一下。”
王其昌不敢正面回答，推说不知道。
船靠岸后，这一营国民党部队仍然爬在那里。在我的要求下，王其昌只得派人喊来了一名大个子的中校军官。
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他双脚一并，立正敬礼，回答说：“报告长官，在下×××，是中校团长。”
“好哇，你干得不错。”我冷笑一声道：“你带着这么多部队爬在那儿干什么？”
这位中校团长回答：“上面有通报，怕有土匪。”
我声色俱厉地说：“你胆子不小，小组来到这里，竟敢如此，……你要负完全责任！小组是土匪吗？你们要干什么？！”
他一脸哭相地说：“对不起长官，兄弟我错了，是误会。”
王其昌这时躲到远处，不敢露脸。米尼芝说：“可能是误会，以后查问一下。”
快走到安平村边时，只见一个老头儿带着一帮小孩儿，手拿小旗呐喊而来：“严惩共党祸首……”
他们一下围了上来，口号喊个不停。我冷静观察，发现几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也混在里面。为首的老头儿手拿一个“万民折”，上写×时×地，共军埋了地雷，炸死老百姓，抓了人，抢了粮……等。
王其昌把“万民折”接过去，若有其事地说：“这可是铁的事实啊，要很好地调查调查。”
别人告我，这老头儿是国民党香河县长。我看了他一眼，和美方代表米尼芝说：“我们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没有受领这个任务，应该早点回去。”
米尼芝同意我的建议。但老头儿十分嚣张，说：“我是为民请命，小组不能无动于衷。”
我指着老头儿问那些孩子们：“他是什么人？”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不知道，
我说：“你们见过国民党特务吗？———他就是。他说的这些话，全是假的，全是骗人的鬼话，你们不要听他的。”
孩子们“哄”地四下跑散了。
美方代表一直不表态，王其昌也没有办法。
返回北平途中，在吉普车上王其昌突然和我说：“杨代表，我给你提个意见。”
“请提吧。”我说。
他一本正经地说：“你在外面的一些场合，总是称呼我们的委员长是蒋介石，这样对你不利，这是对领袖的不尊敬。”
“你要说清楚一个问题，我就叫他委员长。”我问道：“国民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杀人放火，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为什么和美国人拉拉扯扯，难道中国人民的事情要外国人决定吗？”
他说：“这是我们的国策。你们共产党在全国搞抗日根据地，实际上是封建割据。”
“这是你们的国策？”我又问他：“你们为什么看着日本人比中国人还亲？你不必为蒋介石打掩护，蒋介石杀共产党还少吗？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你说说，蒋介石哪里还有一点中国领袖的味道呢？”
米尼芝看着理屈词穷的王其昌，插话道：“你们不要争了，再争不利于小组的气氛，说点别的吧。”他停了一下又说：“贵军的战斗力很强，我在中国呆了很多年，比较了解你们。你们长征转移的路线，不少地方我亲自走过，也考察过，研究过你们的游击战术。你们渡湘江的时候，差一点全军覆没，能突围出来很不简单，非常令人佩服。但是，你们现在不服从政府的领导，是不对的。”
我马上反驳道：“国民党代表不了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一点，你是了解的，他们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先不说，现在抗战胜利了，他们又多次在各个地区挑起内战，企图消灭我们，李先念将军前些天领导的中原军区我军被迫突围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八年抗战中，国民党专门找机会消灭共产党，‘皖南’惨案我想你也是知道的，你想想，这样一个政府，我们能服从吗？”
他俩顿时都不说话了。
先遣小组的工作一结束，军调部遂派陈士榘率加强小组赴安平。以后，又组成正式小组到安平镇观察出事现场，听取美方3个“证人”和我方5名当事人的报告，还访问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当美、蒋小组代表发现前后调查的事实对他们不利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他们有两个新“证人”要小组询问。
叶剑英委员为了早日结束此案，又一次做了让步，同意除询问他们的新“证人”外，还要询问参加作战的国民党有关官兵。因国民党代表反对，会谈再度陷入僵局。而马歇尔竟授意美方代表单独询问国民党提出的所谓新“证人”，单独公布事件真相。
由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不遵守小组调查程序，致使一个多月的会谈数度陷入停顿，终致破裂。我方不得不根据调查的材料，单独公布事件真相。
9月9日，中共代表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叶剑英委员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我方小组代表黄逸峰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的调查报告书》。声明和报告书说：“安平是解放区的一部分，向来为中共军队所控制。7月29日11时许，我地方部队三个游动哨在安平车站票房处，发现一支由天津方面向安平镇开来的武装车队，车上没有任何旗帜标志。我方哨兵一再摇手命其停车，不料，车上士兵突然开火，我方一名哨兵当场牺牲。双方部队交火后，该武装车队的官兵纷纷下车，摆开阵势，向安平镇进攻。我通县大队一个排及五十三团一个排共58人，看到国民党军队又来进攻，乃仓促起而抵抗。缴获一辆美国吉普车，一台美式报话机。当发现一具美军军官尸体时，才知道有美军参加。为了顾全大局，我方驻军指挥员即下令退出战斗，我方伤亡达18人之多。”
声明和报告书强调指出，美、蒋军队并不以我军的忍让为满足，继续调兵遣将，国民党从通县调来两批约300人，美方由天津增援400余人，战斗持续到下午4时，我方被迫退出安平，国民党军队和美国军队占领了该镇。
最后，叶剑英强调指出，安平的不幸事件，并非美蒋方面所捏造的是所谓中共“预谋”的伏击，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冀东若干地区，不断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导致的必然结果。针对此种情况，我方向美方提出四点要求：1、美军应向我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3、驻华美军全部撤出中国；4、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提供援助，以维持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叶剑英委员的声明和我方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的公布，澄清了该事件的事实真相，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借此事件拉美反共的阴谋，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仇美反蒋的爱国热情。尽管美方始终矢口抵赖，不承认美军先开第一枪，通过三方一个月的调查，罪证确凿。在此情况下，美方不得不考虑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后果。9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和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速送情报
回到北平军调部后，形势越来越严重，由于美蒋合谋，内战已不可避免，中国的上空再次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一触即发。凡不必要的文件和信件，我们都做了烧毁处理；军调部的我方人员，个人不单独外出，以免遭到敌人暗害。叶剑英同志告诉我，军调部的谈判工作基本破裂，要做好撤离军调部的准备，我方代表团人员也要分批返回根据地。
1946年9月的一天，我方收到一个重要机密情报：一份抄在香烟锡箔包装纸上的敌人要进攻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的命令和一张进攻军事要图。情况紧急，我方代表团决定由我将情报带回张家口，直接交给聂荣臻司令员。徐冰当着叶剑英同志的面向我交待了任务，然后将作战命令卷成一支香烟放入一盒“顶球”版香烟中间；把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要图装在帽徽后面。叶剑英同志一再强调情报的机密性，叮咛我要一路小心，确保万无一失。
次日早晨，我离开军调部时，叶剑英同志握着我的手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是能经常见面的，北平，我们是一定会回来的。”当我乘坐美军飞机离开北平，在张家口降落时，正遇国民党飞机轰炸机场。我和警卫员一下飞机就赶紧跑进机场旁边的高粱地。刚刚卧倒，一颗炸弹便在十几米远处爆炸，泥土盖了一身，所幸没有负伤。
坐上接我们的美式吉普车，我们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司令员办公室。顾不得说话，我赶紧取出情报交给聂司令员。但聂司令员看不清楚密密麻麻的小字，便叫来一名参谋，要他放大整理。然后，叫人把肖克副司令员、罗瑞卿（先期回到张家口）、刘澜涛副政委、唐延杰参谋长、彭富九等人请来，听取我的汇报。当聂司令员知道情报是我们打入国民党十一战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时，非常感慨地说：“能把敌人进攻张家口的作战情报搞出来，可不简单哪！”
事后，我了解到打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的我方人员叫谢士炎，少将参谋，系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辗转敌穴十余年，但不久就因此情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解到南京，牺牲于雨花台。
几天后，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耿飚也回到军区司令部。根据情报和近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聂司令员召开了高级指挥会议，进行战役研究和部署。我奉命继续担任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9月20日，我随耿飚坐美式吉普车赴怀来前线，建立晋察冀野战军前线指挥所，勘察地形，落实防御作战的准备工作。9月29日开始，敌人在东线展开进攻，遭到我军奋勇反击。在9月底到10月10日十余天的激烈战斗中，兵力强大和炮火猛烈的敌军，始终被我军阻挡在怀来以东，伤亡和被俘万余人。10月10日晚至11日早晨，我晋察冀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主动有序地撤离了张家口。敌人企图在张家口消灭我们的计划破产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我当时在晋察冀军区平北十二军分区担任作战科长（军分区司令员为詹大南，政委段苏权，参谋长钟辉晃，政治部主任陆平），我主力部队集结在交通沿线和城市附近。当时分区周围尚有不少日伪军据点，于是我向军分区建议将各县游击大队集中，迅速扫除残敌，扩大解放区。
军分区当即命令龙关、宣化、崇礼、怀来等县游击大队临时组成一个支队，由我担任支队长，政治部保卫科长何谨同志任政委，在扫除附近据点后，合围龙关。部队迅速集中，很快就把龙关县城包围起来。攻城没有重武器，战士们就找来一门没有炮座的迫击炮和十几发炮弹，把炮身瞄准角度固定好，绑在一棵大树上，展开轰击，结合政治瓦解、喊话和围困，促敌投降。人民群众热望解放龙关，大力支援部队，军民战斗情绪高涨。
正当龙关县城指日可下时，忽奉令将部队整编为主力部队五旅一个团，到怀来和沙城一带集结待命（后属六十七军），我则赶到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作战科长。几天后，我随聂荣臻司令员、耿飚参谋长指挥的主力部队进军绥远，和贺龙司令员率领的晋绥军区部队汇合，打击傅作义部。时值11月，天气寒冷。国民党军大量入侵东北和热河解放区，战况日趋严重。在旗下营，肖克和罗瑞卿组建了晋察冀第二野战军进军热河，由绥远东返张垣，在怀柔健全了野战军机构，我奉命担任作战科长。
12月底，部队到达承德。国民党军从葫芦岛和东北向热河进犯，我军坚决东进堵击，战斗非常激烈。1月13日，我军和国民党精锐部队在平泉遭遇，野战军指挥所设在距战场很近的平泉小寺沟。为加强一线作战部队，警卫连也被派到前沿支援。这时，突然发现有200余敌人从侧面向我野战军指挥所冲过来。当时，指挥所里有肖克司令员、李运昌副司令员、罗瑞卿政委等首长和一些机关的参谋警卫人员，情况万分紧急。
我奉命迅速集合了八九个有枪的同志，每人带五六颗手榴弹冲到前面阵地，等敌人接近到30米远时，一声令下，两支冲锋枪和几支驳壳枪急速射击，连续投出手榴弹，敌人倒下一大片，以为遇到我军主力，不敢再战，溃散退去。
根据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这一天夜里（1946年1月13日24时）停止一切战斗。
野战军机关回到承德，驻进“避暑山庄”。由于多年战乱，这里没人保护管理，皇宫里很脏。我担任了大搞卫生的总指挥，组织部队清扫垃圾，干干净净庆祝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为活跃文化生活，我们从当地戏园子里请了两名京剧演员，和部队会唱京剧的同志一起赶排了《空城计》和《捉放曹》。我自幼喜欢京剧，在这两出戏中分别饰演诸葛亮和陈宫。
1月中旬，晋察冀第二野战军与冀察热辽军区机构合并，我任冀察热辽军区作战科长。国民党为夺取战略要地，从东北向承德发动猛烈进攻，我军立即部署反击，刚刚平静了几天的平泉又变成激烈的战场。晋冀鲁豫军区命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支援参战，敌人看见我军势力渐大，不敢继续扩大事态，马上就撤了。
2月初的一天上午，肖克司令员要我准备有关资料，随他坐美军飞机赴北平，到军调部汇报热河的停战情况。我即携带资料和参谋赵广琛一起跟随肖克司令员飞赴北平。一去，就被已到军调部担任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的罗瑞卿留下，在他办公室担任中校参谋。
敲山震虎
我自参军就没有搞过谈判工作，很想返回野战部队，美式军装发下来后，我不愿意穿，就找罗瑞卿同志，要求回部队。罗瑞卿参谋长听完我的陈述，意味深长地说：“你一来找我，我就知道你想回野战军。但是，这里需要我们呀！你还年轻，要适应新的环境，……这里也是战场！以后，我会叫你回部队的，不要怕没有仗打。”
我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备忘录。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的还有翻译董越千、参谋刘记光、两名速记员和两名做文书工作的女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我逐渐适应了工作和环境。
不久，我又奉命到叶剑英办公室担任参谋，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里以外事方面的工作最为忙碌繁多，社会各界、各派和各方面来找的人很多，我方各战略区来的同志也很多。接触的人比较复杂，好人坏人都有。每当来人，都是先由我接待，经鉴别后酌情处理，遇有处理不了的则请示叶剑英同志。当时，国民党政府违背停战协议，调集精锐部队30余万包围了李先念领导的中原军区，企图围歼和消灭我军，所以各战略区和根据地拍来的电报很多，地名很多，错别字也不少，因而查找地图核对资料的工作量很大，我们几天几夜不休息是很平常的事。
军调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国共两党各派一个班的士兵在门口担任警卫。国民党部队和特务机关在周围设了不少岗哨和碉堡，枪口直对门口。叶剑英的住所在景山东街，称叶公馆，周围同样布满国民党的特务和哨兵，昼夜监视，如临大敌。公馆里有五个分管浇花、采购、做饭和杂务的人员，都是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我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时，他指示我：“这几个人都不是根据地和地下党组织派来的，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陷害的事情发生。死，我们并不怕，但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斗争是残酷复杂的，敌人可能随时向我们下毒手。你考虑一下，先把情况摸准。”
根据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同志和外国朋友马海德的副官反映，我对这些人员进行了鉴别，掌握了不少情况。对一些生活困难且较为本份的服务人员，我们给予必要的经济帮助，他们在感激之余，也向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一位浇花的服务员在我方感召下，十分崇敬中共代表团，对我说：“他们（指国民党）说八路军个个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这次经我亲眼所见，才知道你们八路军原来是这么好的人。不但不打骂我们，还和我们一起劳动，打扫卫生，一点不摆架子。”一天晚饭后，他趁别人不注意，很紧张地向我提供了国民党特务准备对叶剑英同志投毒的情报。临分手时，他还一再说：“杨代表，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为避免损失，我决定搞一个请所有服务人员参加的茶话会，借慰问之机敲山震虎，揭露敌人的阴谋，打击特务的气焰。
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马海德非常赞同这个办法，给了我几块钱。我向叶剑英同志汇报后，他很赞同，将口袋里仅有的1.7元钱都给了我，徐冰也给我了一块钱。我又找到中共代表团行政处处长荣高棠，领了一些张家口生产的“联宝”牌香烟和晋东南根据地生产的夏布，然后，和警卫员置买了茶点、水果、糖酒、菜肴，傍晚时分把服务人员全部请来，由我方几个同志作陪，开了一个特殊的茶话会。
酒过三巡，我佯装微醉的样子站起身敬酒，说：“今天把大家请来，随便聚一下，表示表示我们的心意。……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也知道！平时你们做什么样的饭菜，我们就吃什么。但是，有一样东西不能吃，那就是毒药！……我有一个顾虑，也许有一天，你们的上级给你们一个任务，把我们毒死，害死我们。死，我们倒是不怕，和国民党较量多年了，怕死就不来！既然来了，就准备把脑袋放在这儿了！”我把帽子猛地一下甩在了桌子上，把水杯打翻到地上摔碎了。
其中一个服务员忙说：“哪里……哪里，不会出现这个事情。”
“现在不会，以后呢？你不干，你的‘头子’就让你过不去，我们不能死得不明不白，要死，也要死到明处。……我们不希望出这种事，但是，准备出这种事。”我扶着桌子坐下，看了一眼准备投毒的两个服务员，缓口气说：“……这种事情，你们要瞒上不瞒下，万一领了这个任务，给我们通个气儿，我们也不会连累你们，总要让你们过得去，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你们办了好事，我们也忘不了你们的好处。……如果你们一旦害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饶不了你们的！你们中有的人的老家就在我们解放区，你们家里的人也饶不了你们！”
说完此话，只见那两个准备投毒的服务员脸色惨白，额头上直出冷汗，语无伦次地说：“杨代表醉了……不会的……”
茶话会结束时，我送给每个服务员两匹夏布和两条“联宝”牌香烟，说：“这是我们解放区生产的东西，给各位表示表示，不成敬意。”想起我们的伙食费被他们苛扣贪污的事实，我又佯装醉态，很慷慨地说：“来了好几个月了，虽然有时候伙食标准降低一些，但是比起我们原来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饭菜简单一点，我们也吃得惯，节余下来的钱，就算是对你们的一点补助吧！”
那个采购员连忙起身说：“不敢，不敢”，却掏出手绢直擦头上的汗。
第二天，那两个准备投毒的服务员就不见了，而且饭菜的质量明显提高。看着新增加的几道好菜，叶剑英同志问：“伙食这么好，怎么，是过节了？”
听了我的汇报后，叶剑英同志非常满意地说：“很好，要继续做工作，争取好的，孤立打击坏的，要让坏人之间起内讧，暴露问题。”
我们在翠明庄（中共代表团驻地，现在还面貌依旧）住的时候，有个服务员几次和我的警卫员“套近乎”，打探消息。有时我们处理文件，他总借送水端茶和清理卫生之机窥视。5月间，国民党军队非法侵占我方安茨，却写备忘录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挑起内战。罗瑞卿同志半夜把我叫醒，让我立即写个备忘录，声明安茨是我们八路军从日军铁蹄下夺回来的，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事实，回击混淆真相的卑鄙手段。
备忘录写好后，我立即请罗瑞卿同志过目，然后打印一式三份。我方一份，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各一份。我在校对文稿时，这个服务员进来，一面扫地擦桌子，一面偷偷地看。我早已从侧面了解到他是个特务，就趁他瞅备忘录时突然一拍桌子，大喝道：“你想干什么？想偷看备忘录？来，给你看！”声音很大，楼下的服务员不知出了什么事也都上来看。我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早就注意上你了，想干什么就说。”顺手拿起一份备忘录冲他猛地一晃。
这小子猝不及防，吓得脸色发白，差点后腿绊在椅子上摔倒，哆嗦着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服务员。移住北平（北京）饭店的时候，我方代表团住二、三层，美国人住四、五层，国民党代表住六、七层，我们常看到有妓女上上下下。
我中共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始终保持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本色，凡是力所能及的劳动都主动去干。一些生活困难的老服务员还得到过我方的接济帮助，相互之间关系融洽。在中共代表团中担任交通处长的耿飚同志，曾经把药送到一名生活困难又得了病的中年特务家里，这个特务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羞愧地说：“真对不起你们啊！我们干的就不是人事儿！你这么大的长官还惦记着我的病……”当时耿飚佩带少将军衔，叶剑英佩带中将军衔，除了胸前佩戴着的中共代表团的胸章外，我们的外表和国民党军官没有两样，但我们的一举一动时刻影响着“蒋管区”的人民，从我们身上，他们看到了希望，也“分化”了敌人。
生活二三事
北平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中心城市，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敌、特、警、宪，尤其是特务的暗中监视和跟踪，非常令人讨厌。我方代表团从张家口搞来两辆德国造的两轮摩托车，性能很好，我和几个年轻的同志很快就学会了。有时，我从翠明庄到军调部就开上摩托车，跟踪的特务傻眼了，只能干着急。一天早晨，我刚行驶到路口，不小心撞倒一个40岁左右穿长衫和皮鞋的职员，由于速度不快，人没有受伤，只是长衫被挂破一个口子。我赶忙下车扶他起来，他一看是个中校军官，立刻惊恐万状，连说：“对不起……长官。”
经仔细察看确实没有受伤，我就掏出仅有的一块几角钱给他做赔偿。他不敢接受，说：“是我错撞了长官，怎么敢收长官的钱呢！”
我告诉他：“我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不小心撞倒你，请你原谅，衣服总是挂破了……这点钱不多，一定请你收下，这也是我们的纪律。”
他怔了一下，说：“你就是八路军？”
自那次以后，直到工作离休，我再也没有驾驶过摩托车。
由于外事工作的需要，我们有时陪领导参加一些“鸡尾酒会”，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也常请我们参加招待会，叶剑英同志要求我们学会应酬，地下党组织则派来担任翻译的王光美同志教我们跳舞。一开始，大家很不习惯，但毕竟都是年轻人，时间不长就学会了。王光美同志还教我使用照像机，我有一张穿夏装的军调部时的照片，就是她给我照的。全国解放后，华北军区组织了一次跳舞比赛，没想到我竟得了第一名。
一次，我随几位新来的同志出去照像。我本不想照，但照像馆的掌柜热心地拉我也照了一张，待交钱时我才发现身上没有一分钱，几个人掏遍全身也没有凑够，我只好和掌柜说：“对不起，钱不够，等过几天取照片时补交好不好？”
这位掌柜忙答：“不必补交，算是我孝敬长官的。”
过了些天，我们发了津贴，取照片时，我便把照像的钱交给掌柜，他坚辞不接。我解释说：“我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照价付钱是我们的纪律，你如果不收，就等于是我犯了错误。”
他听了有些惊奇，接过钱后说：“谢谢长官。”
战斗在敌穴
6月下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凭借优势兵力和美式精良装备，开始对我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军被迫奋起反击，全国规模的内战从此开始。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要求我方人员提高警惕，不许单独外出，并要保护机密文件安全。
7月中旬，罗瑞卿从张家口乘飞机回北平，当我方接罗瑞卿同志行李的卡车驶经西直门时，被国民党特务和宪兵以查禁违禁物品为由截留。叶剑英同志知道此事后，立即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后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和郑介民递交了备忘录，并派荣高棠同志到特务机关交涉，召集外国记者前去视察，向他们声明，军调部是反对内战的权力机构，如果被国民党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许多外国记者听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和声明后，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深表同情。而国民党方面蛮不讲理，拒不释放我方人员和车辆。根据我方建议，军调部三委员（叶剑英、郑介民、饶伯森）举行会谈，组织了一个特别小组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和美国方面的委员饶伯森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阐明我方的观点和立场。饶伯森也认为国民党特务的行为是非法的。我方人员也大造舆论，表示国民党政府如不合理解决，我方护车人员将同车辆共存亡，以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也怕得罪了美国方面的代表，这样，经过四天激烈斗争，解决扣车事件的协议终于达成。7月19日下午，我方把行李车开到协和医院军调部大门口，并发表三点声明：中共为表明自己光明磊落的立场，愿意把东西打开，让三人小组进行检查，国民党非法机关破坏军调部工作原则和有关协议，中共代表团保留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的权力；国民党和美国方面表示同意。
当场检查的结果，大家看到的是食品、无线电机、报纸、信件、半麻袋钞票和400两黄金，根本没有违禁品。国民党代表为了给自己下台阶，企图以我方利用军调部班机运送黄金为由进行纠缠。我方代表指出，黄金是中共代表团的活动经费；另外，中原地区我军突围前，我们曾借了几亿元的粮食贷款，需要还债。国民党代表哑口无言，我方遂把行李车开回翠明庄驻地。
实际上，大家最担心的是行李中存放的机密文件和密码。罗瑞卿是由张家口经北平去延安的，在行李中密藏着我军许多机密文件和电报密码。由于叶剑英同志在这一事件中审时度势，把会上斗争与会外斗争紧密配合，并争取了美方代表的同情，使国民党代表在会谈中一直处于无理和非法的地位，从而保护了这部分核心机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从我中原地区部队突围后到“扣车”事件的胜利解决，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中仍然得不到。
在当时的形势下，军调部和执行小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存在，尤其是叶剑英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北平的存在，成为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障碍。他们处心积虑想把军调部搞垮，把中共代表团挤走。
早在4月3日，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九团和200余名军警和便衣特务就曾包围方壶斋9号我解放报社和新华分社。他们闯入办公室，搜查寝室，将我方代理社长兼总编辑钱俊瑞（社长是徐特立）、副总编辑姜君宸等29人非法押送北平警察局。与此同时，又将我方滕代远将军的秘书李新等4人非法逮捕。
当天上午，叶剑英同志的军事顾问、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公布“四·三”事件的真相。叶剑英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军调部国民党方委员郑介民、美方委员饶伯森分别递交了备忘录，抗议北平当局的法西斯暴行。4日下午，叶剑英又约见北平市长熊斌和警察局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最终迫使对方释放我方被捕的全部人员，并由警察局长向我方被捕人员当面赔礼道歉。
但敌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破坏活动。5月15日下午6时左右，我方代表团执行处长宋时轮由北新桥乘车返回北平饭店，途经灯市口的八面槽南口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开枪行刺，车上玻璃被击穿，幸好人没有受伤。
由于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和挑起内战，军事调处工作日趋艰难。
“安平事件”
安平是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村乡镇，位于平津公路东侧，是北平通往天津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属我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管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为抢夺胜利果实，匆匆从大后方来到华北，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帮助”中国遣返日俘为名，也紧跟而来。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对八路军在平津公路走廊卡住他们的脖子十分恼火。早在安平事件之前，就曾向我冀东解放区挑衅十余次。为此，叶剑英多次以备忘录的形式向美方委员饶伯森提出抗议，指出驻北宁路沿线的美军不仅过去为国民党运送军队、管理交通要道，帮助蒋介石扩大内战，而且公然向解放区军民一再挑衅，实系有意扩大纠纷，制造混乱。希望驻华美军以友好平等的态度，迅速制止这类不光彩的行动。
但美军并没有收敛。7月29日，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安平解放区发动进攻，我方守军冀东十四分区五十三团一部被迫自卫反击。是日午后，国民党和美方继续派出增援部队，并有美军飞机多架助战。 我军被迫撤出安平，美军和国民党军队联合占领该镇。
“安平事件”后，叶剑英迅即报告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并急电向晋察冀军区查询。各方人士对“安平事件”也极为关注，认为美军直接卷入中国内战，事件非同小可，纷纷谴责美军的冒险行动。
为扩大事态，拉美反共，蒋介石星夜急电李宗仁，要他赶快向事件中死伤的美军士兵进行吊唁、慰问，并命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和军调部国民党方面参谋长蔡文治，先后发表诬蔑我军的谈话。同时，《中央日报》每天以一两千字的篇幅，大肆宣染“安平事件”，有意扩大事态。
在军调部，国民党和美方代表为了掩盖事件真相，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手法。首先，美方代表向叶剑英递交了“抗议”备忘录，诬称美军在安平遭到我军“预谋”的伏击，伤亡15人；国民党代表也交来所谓备忘录。根据肖克将军从承德发来的电文，叶剑英致函美方委员饶伯森和国民党委员郑介民，就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提出抗议。
根据安平事件各方报来的情况通报，叶剑英在三方委员会谈时指出，安平事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军队和中共方面三方都是当事者，谁也不能以调解人的身份自居。美国军队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严重侵犯了我国的主权，今后的谈判，应由三方变成两方。经过多次反复的谈判斗争，我方做了让步，三方委员终于按三方对等的原则，在调查程序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草案。会谈结束后，叶剑英饶伯森带着协议草案准备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分别向周恩来与马歇尔报告，请示下一步工作。我做为叶剑英委员办公室的参谋，立即带了一切有关资料，准备随同乘机飞抵南京。
经过反复会谈，三方委员准备派出一个由三方代表组成的特别小组进行调查。在正式小组去安平之前，先派一个先遣小组进行调查，然后再组织正式小组。先遣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由张蕴钰（解放后曾任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担任。国民党方面代表是王其昌，美国方面代表是米尼芝。
三方委员会议结束后，我携带有关资料和文件跟随叶剑英委员及饶伯森准备同乘一架飞机赴南京，向军事三人小组中共成员周恩来同志汇报谈判情况（美方成员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飞机场准备登机时，张蕴钰和叶剑英同志说，他对冀东不熟悉，是否换一位比较熟悉冀东的同志去安平。叶剑英同志转身问我：“你熟悉不熟悉冀东情况？”
“没有去过，但是认识几个人”，我说。
叶剑英同志接着说：“那你俩就对调一下吧。”
我将有关资料和文件交给张蕴钰，就算把工作对调了。因我没有单独和敌人谈判的经验，就赶紧问叶剑英同志：“参座（当时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我们称参座），先遣组的任务是什么？”
叶剑英回答：“主要是搞人证物证，对人民有利的你干，对人民没利的不干。”
当时在场的陈士榘和雷英夫告诉我：要搞好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我军的人证物证。
叶剑英同志走后，陈士榘同志指示我：先遣小组赴安平调查情况时，不要直接去安平，要走通县，经三河到香河县（我十四军分区司令部当时驻香河）。
当我走出军调部（协和医院）大门口时，早已有两辆美式吉普车在等候。但就调查路线怎么走，先遣小组的三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美方和国民党方代表不让走解放区，说走通县、经三河到香河的路线是共军控制区域，不安全。他们提出走平津公路。
我坚持走通县这条路，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保证各位代表的安全。……走平津公路还得过运河，诸多不便。”
三方代表各有打算：美国代表不想拖；我们不怕拖；国民党想把事情闹大，扩大事态。
三方代表争执不下，便一起返回军调部请示各自代表团的参谋长。经我方参谋长罗瑞卿同美方参谋长海斯凯和国民党方面参谋长蔡文治会谈，达成协议，同意我方提出的走通县路线。当天晚上，先遣小组住在了三河县城，第二天才到了香河。时逢学校放暑假，我们住在香河县女子中学。
我准备去一下我方驻军的十四分区司令部，谈一下有关“安平事件”的调查事宜，便把我方先遣小组的副代表辛毅（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文革”中去世）叫来嘱咐他陪着美方和国民党方的代表。
美方代表米尼芝少校是个“中国通”，会讲流利的汉语，见我要出去，问道：“杨代表，你要去哪里？”
我回答：“香河是我们的解放区，来到这里尽管放心，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可以出去转转，但是不能乱跑。这里有我的几个朋友，很久没见面了，我去看看他们。”
国民党代表王其昌是军委会的上校，也凑上来说：“杨代表，你不能走呵，我们先遣小组是集体行动……”
我说：“在北平，你们派特务时刻监视我们的行动，限制我们的自由，就连军调部门口也明碉暗堡昼夜机关枪对着。现在来到解放区———我们自己的家里了，你们还想那么做么？”
米尼芝少校耸耸肩膀，打圆场说：“杨代表，随便问问，请不要误会。”
来到我军分区司令部，门口站岗的战士看我一身国民党中校军官的装束，不让进去，还态度严肃地说：“你们什么地方都想去，这里是我们的机关，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就是不允许你们进去。”
我的警卫员忙上前解释说：“我们是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这是调查‘安平事件’先遣小组的首席代表杨尚德，有事情要见分区领导，请你通报一声。”
随后过来一个参谋，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去，说：“前几天就知道你们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很多分区的同志也都围过来争着和我们握手。
一会儿，来了一个副司令员和一个地委副书记。这个副司令员是我在晋察冀军区时的老相识，他打趣地说：“你一副国民党中校的样子，别说门口站岗的战士不让你进来，碰上在‘安平事件’时，我也要把你抓了俘虏呢。”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马上把话题转到了“安平事件”。我向在座的同志传达了叶剑英等首长的指示和这次调查的目的，他们将一份早已拟好的稿件拿给我看。
这篇稿子写得很不成功，没有提到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进攻的实质，证据也不充分。我立即动手参与修改，又布置人员下去准备人证和物证。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天将拂晓时，我才回到先遗小组的住地女子中学。
这时，王其昌和米尼芝一起来了，说：“杨代表起得好早呵，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我知道他们是来打探我的，怀疑我一晚上没有回来，就随口道：“你们也起得早啊！”
吃过早饭，美方代表提出走大路去安平，我坚持原路返回走小路去安平。王其昌说：“走小路不好，颠得很厉害，而且容易碰上土匪。”
我正色道：“解放区没有土匪，如果碰上，必定是你们化了装的国民党军队。随后我列举了军调部高密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辛冠吾被国民党非法扣押后杀害；军调部枣庄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甘重斗等同志被国民党特务殴打致伤，至今生命垂危……等一系列事实，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死的，也是杀不绝的，怕死就不会来北平和你们谈判，对这一点，两位代表恐怕早有体会了……’。”
米尼芝见王其昌很尴尬，便插话说：“杨代表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不要多心，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吗？走那条路也可以，都安全。”
我看王其昌不敢再说什么，就同意他们提出来走平津公路的线路，说：“可以按他提出的路线走，但要保证小组的安全。”
先遣小组离开香河，走到离安平15公里的运河边上停下来准备过河，喊了半天也不见有人，我便问王其昌：“怎么办，这里是你们军队驻扎的地区。”
王其昌说：“我一招呼就会有人协助。”
他马上派人从十几里之外叫来一名国民党中尉军官，站在岸边向对面喊起来：“小组要过河，快把船划过来———”
很快，河对岸出现了大约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他们在高粱地里展开，然后全部爬下，机枪也架了起来，如临大敌。
我和美方代表说：“你看到没有，他们要干什么！小组要过河，但是国民党开来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军队埋伏在对岸。”
米尼芝少校惊慌地问王其昌：“对面的人要干什么？”
“要消灭我们”，我抢着说：“通过我们解放区时很安全，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到底是我们八路军挑起内战，还是他们挑起内战，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会儿，划过来一只船，船上站着的一名国民党军官说：“先请美军代表和国军代表过河，然后再请共产党代表过河，我们长官有令要列队欢迎。”
我很清楚这是一个阴谋。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派往各地的小组代表，有的就是被国民党采用这种卑鄙手段而逮捕和杀害的，我拿定主意，决不上当。
待米尼芝和王其昌上船时，我立即示意辛毅要一块儿坐船过河。我突然拉着米尼芝一同上船，辛毅则紧跟着我。我说：“我们是集体行动，不必单独欢迎我们几个人，还是一起走吧。”
王其昌赶忙从米尼芝的前面过来阻拦说：“杨代表不要急吗，列队欢迎也是我们的诚意。”他只顾站在登船板上拉拉扯扯，一不小心却踩空掉下河里。看着王其昌的狼狈相，我和辛毅相视大笑。
我知道爬在河对岸高粱地里的部队属国民党九十二军，但故作不知地问王其昌：“这是哪个部队？过河后请最高长官来一下。”
王其昌不敢正面回答，推说不知道。
船靠岸后，这一营国民党部队仍然爬在那里。在我的要求下，王其昌只得派人喊来了一名大个子的中校军官。
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他双脚一并，立正敬礼，回答说：“报告长官，在下×××，是中校团长。”
“好哇，你干得不错。”我冷笑一声道：“你带着这么多部队爬在那儿干什么？”
这位中校团长回答：“上面有通报，怕有土匪。”
我声色俱厉地说：“你胆子不小，小组来到这里，竟敢如此，……你要负完全责任！小组是土匪吗？你们要干什么？！”
他一脸哭相地说：“对不起长官，兄弟我错了，是误会。”
王其昌这时躲到远处，不敢露脸。米尼芝说：“可能是误会，以后查问一下。”
快走到安平村边时，只见一个老头儿带着一帮小孩儿，手拿小旗呐喊而来：“严惩共党祸首……”
他们一下围了上来，口号喊个不停。我冷静观察，发现几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也混在里面。为首的老头儿手拿一个“万民折”，上写×时×地，共军埋了地雷，炸死老百姓，抓了人，抢了粮……等。
王其昌把“万民折”接过去，若有其事地说：“这可是铁的事实啊，要很好地调查调查。”
别人告我，这老头儿是国民党香河县长。我看了他一眼，和美方代表米尼芝说：“我们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没有受领这个任务，应该早点回去。”
米尼芝同意我的建议。但老头儿十分嚣张，说：“我是为民请命，小组不能无动于衷。”
我指着老头儿问那些孩子们：“他是什么人？”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不知道，
我说：“你们见过国民党特务吗？———他就是。他说的这些话，全是假的，全是骗人的鬼话，你们不要听他的。”
孩子们“哄”地四下跑散了。
美方代表一直不表态，王其昌也没有办法。
返回北平途中，在吉普车上王其昌突然和我说：“杨代表，我给你提个意见。”
“请提吧。”我说。
他一本正经地说：“你在外面的一些场合，总是称呼我们的委员长是蒋介石，这样对你不利，这是对领袖的不尊敬。”
“你要说清楚一个问题，我就叫他委员长。”我问道：“国民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杀人放火，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为什么和美国人拉拉扯扯，难道中国人民的事情要外国人决定吗？”
他说：“这是我们的国策。你们共产党在全国搞抗日根据地，实际上是封建割据。”
“这是你们的国策？”我又问他：“你们为什么看着日本人比中国人还亲？你不必为蒋介石打掩护，蒋介石杀共产党还少吗？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你说说，蒋介石哪里还有一点中国领袖的味道呢？”
米尼芝看着理屈词穷的王其昌，插话道：“你们不要争了，再争不利于小组的气氛，说点别的吧。”他停了一下又说：“贵军的战斗力很强，我在中国呆了很多年，比较了解你们。你们长征转移的路线，不少地方我亲自走过，也考察过，研究过你们的游击战术。你们渡湘江的时候，差一点全军覆没，能突围出来很不简单，非常令人佩服。但是，你们现在不服从政府的领导，是不对的。”
我马上反驳道：“国民党代表不了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一点，你是了解的，他们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先不说，现在抗战胜利了，他们又多次在各个地区挑起内战，企图消灭我们，李先念将军前些天领导的中原军区我军被迫突围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八年抗战中，国民党专门找机会消灭共产党，‘皖南’惨案我想你也是知道的，你想想，这样一个政府，我们能服从吗？”
他俩顿时都不说话了。
先遣小组的工作一结束，军调部遂派陈士榘率加强小组赴安平。以后，又组成正式小组到安平镇观察出事现场，听取美方3个“证人”和我方5名当事人的报告，还访问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当美、蒋小组代表发现前后调查的事实对他们不利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他们有两个新“证人”要小组询问。
叶剑英委员为了早日结束此案，又一次做了让步，同意除询问他们的新“证人”外，还要询问参加作战的国民党有关官兵。因国民党代表反对，会谈再度陷入僵局。而马歇尔竟授意美方代表单独询问国民党提出的所谓新“证人”，单独公布事件真相。
由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不遵守小组调查程序，致使一个多月的会谈数度陷入停顿，终致破裂。我方不得不根据调查的材料，单独公布事件真相。
9月9日，中共代表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叶剑英委员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我方小组代表黄逸峰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的调查报告书》。声明和报告书说：“安平是解放区的一部分，向来为中共军队所控制。7月29日11时许，我地方部队三个游动哨在安平车站票房处，发现一支由天津方面向安平镇开来的武装车队，车上没有任何旗帜标志。我方哨兵一再摇手命其停车，不料，车上士兵突然开火，我方一名哨兵当场牺牲。双方部队交火后，该武装车队的官兵纷纷下车，摆开阵势，向安平镇进攻。我通县大队一个排及五十三团一个排共58人，看到国民党军队又来进攻，乃仓促起而抵抗。缴获一辆美国吉普车，一台美式报话机。当发现一具美军军官尸体时，才知道有美军参加。为了顾全大局，我方驻军指挥员即下令退出战斗，我方伤亡达18人之多。”
声明和报告书强调指出，美、蒋军队并不以我军的忍让为满足，继续调兵遣将，国民党从通县调来两批约300人，美方由天津增援400余人，战斗持续到下午4时，我方被迫退出安平，国民党军队和美国军队占领了该镇。
最后，叶剑英强调指出，安平的不幸事件，并非美蒋方面所捏造的是所谓中共“预谋”的伏击，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冀东若干地区，不断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导致的必然结果。针对此种情况，我方向美方提出四点要求：1、美军应向我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3、驻华美军全部撤出中国；4、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提供援助，以维持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叶剑英委员的声明和我方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的公布，澄清了该事件的事实真相，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借此事件拉美反共的阴谋，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仇美反蒋的爱国热情。尽管美方始终矢口抵赖，不承认美军先开第一枪，通过三方一个月的调查，罪证确凿。在此情况下，美方不得不考虑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后果。9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和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速送情报
回到北平军调部后，形势越来越严重，由于美蒋合谋，内战已不可避免，中国的上空再次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一触即发。凡不必要的文件和信件，我们都做了烧毁处理；军调部的我方人员，个人不单独外出，以免遭到敌人暗害。叶剑英同志告诉我，军调部的谈判工作基本破裂，要做好撤离军调部的准备，我方代表团人员也要分批返回根据地。
1946年9月的一天，我方收到一个重要机密情报：一份抄在香烟锡箔包装纸上的敌人要进攻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的命令和一张进攻军事要图。情况紧急，我方代表团决定由我将情报带回张家口，直接交给聂荣臻司令员。徐冰当着叶剑英同志的面向我交待了任务，然后将作战命令卷成一支香烟放入一盒“顶球”版香烟中间；把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要图装在帽徽后面。叶剑英同志一再强调情报的机密性，叮咛我要一路小心，确保万无一失。
次日早晨，我离开军调部时，叶剑英同志握着我的手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是能经常见面的，北平，我们是一定会回来的。”当我乘坐美军飞机离开北平，在张家口降落时，正遇国民党飞机轰炸机场。我和警卫员一下飞机就赶紧跑进机场旁边的高粱地。刚刚卧倒，一颗炸弹便在十几米远处爆炸，泥土盖了一身，所幸没有负伤。
坐上接我们的美式吉普车，我们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司令员办公室。顾不得说话，我赶紧取出情报交给聂司令员。但聂司令员看不清楚密密麻麻的小字，便叫来一名参谋，要他放大整理。然后，叫人把肖克副司令员、罗瑞卿（先期回到张家口）、刘澜涛副政委、唐延杰参谋长、彭富九等人请来，听取我的汇报。当聂司令员知道情报是我们打入国民党十一战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时，非常感慨地说：“能把敌人进攻张家口的作战情报搞出来，可不简单哪！”
事后，我了解到打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的我方人员叫谢士炎，少将参谋，系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辗转敌穴十余年，但不久就因此情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解到南京，牺牲于雨花台。
几天后，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耿飚也回到军区司令部。根据情报和近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聂司令员召开了高级指挥会议，进行战役研究和部署。我奉命继续担任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9月20日，我随耿飚坐美式吉普车赴怀来前线，建立晋察冀野战军前线指挥所，勘察地形，落实防御作战的准备工作。9月29日开始，敌人在东线展开进攻，遭到我军奋勇反击。在9月底到10月10日十余天的激烈战斗中，兵力强大和炮火猛烈的敌军，始终被我军阻挡在怀来以东，伤亡和被俘万余人。10月10日晚至11日早晨，我晋察冀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主动有序地撤离了张家口。敌人企图在张家口消灭我们的计划破产了。
（责编 晓舟）
（题图为1946年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杨尚德）谈判前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我当时在晋察冀军区平北十二军分区担任作战科长（军分区司令员为詹大南，政委段苏权，参谋长钟辉晃，政治部主任陆平），我主力部队集结在交通沿线和城市附近。当时分区周围尚有不少日伪军据点，于是我向军分区建议将各县游击大队集中，迅速扫除残敌，扩大解放区。
军分区当即命令龙关、宣化、崇礼、怀来等县游击大队临时组成一个支队，由我担任支队长，政治部保卫科长何谨同志任政委，在扫除附近据点后，合围龙关。部队迅速集中，很快就把龙关县城包围起来。攻城没有重武器，战士们就找来一门没有炮座的迫击炮和十几发炮弹，把炮身瞄准角度固定好，绑在一棵大树上，展开轰击，结合政治瓦解、喊话和围困，促敌投降。人民群众热望解放龙关，大力支援部队，军民战斗情绪高涨。
正当龙关县城指日可下时，忽奉令将部队整编为主力部队五旅一个团，到怀来和沙城一带集结待命（后属六十七军），我则赶到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作战科长。几天后，我随聂荣臻司令员、耿飚参谋长指挥的主力部队进军绥远，和贺龙司令员率领的晋绥军区部队汇合，打击傅作义部。时值11月，天气寒冷。国民党军大量入侵东北和热河解放区，战况日趋严重。在旗下营，肖克和罗瑞卿组建了晋察冀第二野战军进军热河，由绥远东返张垣，在怀柔健全了野战军机构，我奉命担任作战科长。
12月底，部队到达承德。国民党军从葫芦岛和东北向热河进犯，我军坚决东进堵击，战斗非常激烈。1月13日，我军和国民党精锐部队在平泉遭遇，野战军指挥所设在距战场很近的平泉小寺沟。为加强一线作战部队，警卫连也被派到前沿支援。这时，突然发现有200余敌人从侧面向我野战军指挥所冲过来。当时，指挥所里有肖克司令员、李运昌副司令员、罗瑞卿政委等首长和一些机关的参谋警卫人员，情况万分紧急。
我奉命迅速集合了八九个有枪的同志，每人带五六颗手榴弹冲到前面阵地，等敌人接近到30米远时，一声令下，两支冲锋枪和几支驳壳枪急速射击，连续投出手榴弹，敌人倒下一大片，以为遇到我军主力，不敢再战，溃散退去。
根据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这一天夜里（1946年1月13日24时）停止一切战斗。
野战军机关回到承德，驻进“避暑山庄”。由于多年战乱，这里没人保护管理，皇宫里很脏。我担任了大搞卫生的总指挥，组织部队清扫垃圾，干干净净庆祝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为活跃文化生活，我们从当地戏园子里请了两名京剧演员，和部队会唱京剧的同志一起赶排了《空城计》和《捉放曹》。我自幼喜欢京剧，在这两出戏中分别饰演诸葛亮和陈宫。
1月中旬，晋察冀第二野战军与冀察热辽军区机构合并，我任冀察热辽军区作战科长。国民党为夺取战略要地，从东北向承德发动猛烈进攻，我军立即部署反击，刚刚平静了几天的平泉又变成激烈的战场。晋冀鲁豫军区命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支援参战，敌人看见我军势力渐大，不敢继续扩大事态，马上就撤了。
2月初的一天上午，肖克司令员要我准备有关资料，随他坐美军飞机赴北平，到军调部汇报热河的停战情况。我即携带资料和参谋赵广琛一起跟随肖克司令员飞赴北平。一去，就被已到军调部担任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的罗瑞卿留下，在他办公室担任中校参谋。
敲山震虎
我自参军就没有搞过谈判工作，很想返回野战部队，美式军装发下来后，我不愿意穿，就找罗瑞卿同志，要求回部队。罗瑞卿参谋长听完我的陈述，意味深长地说：“你一来找我，我就知道你想回野战军。但是，这里需要我们呀！你还年轻，要适应新的环境，……这里也是战场！以后，我会叫你回部队的，不要怕没有仗打。”
我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备忘录。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的还有翻译董越千、参谋刘记光、两名速记员和两名做文书工作的女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我逐渐适应了工作和环境。
不久，我又奉命到叶剑英办公室担任参谋，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里以外事方面的工作最为忙碌繁多，社会各界、各派和各方面来找的人很多，我方各战略区来的同志也很多。接触的人比较复杂，好人坏人都有。每当来人，都是先由我接待，经鉴别后酌情处理，遇有处理不了的则请示叶剑英同志。当时，国民党政府违背停战协议，调集精锐部队30余万包围了李先念领导的中原军区，企图围歼和消灭我军，所以各战略区和根据地拍来的电报很多，地名很多，错别字也不少，因而查找地图核对资料的工作量很大，我们几天几夜不休息是很平常的事。
军调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国共两党各派一个班的士兵在门口担任警卫。国民党部队和特务机关在周围设了不少岗哨和碉堡，枪口直对门口。叶剑英的住所在景山东街，称叶公馆，周围同样布满国民党的特务和哨兵，昼夜监视，如临大敌。公馆里有五个分管浇花、采购、做饭和杂务的人员，都是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我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时，他指示我：“这几个人都不是根据地和地下党组织派来的，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陷害的事情发生。死，我们并不怕，但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斗争是残酷复杂的，敌人可能随时向我们下毒手。你考虑一下，先把情况摸准。”
根据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同志和外国朋友马海德的副官反映，我对这些人员进行了鉴别，掌握了不少情况。对一些生活困难且较为本份的服务人员，我们给予必要的经济帮助，他们在感激之余，也向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一位浇花的服务员在我方感召下，十分崇敬中共代表团，对我说：“他们（指国民党）说八路军个个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这次经我亲眼所见，才知道你们八路军原来是这么好的人。不但不打骂我们，还和我们一起劳动，打扫卫生，一点不摆架子。”一天晚饭后，他趁别人不注意，很紧张地向我提供了国民党特务准备对叶剑英同志投毒的情报。临分手时，他还一再说：“杨代表，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为避免损失，我决定搞一个请所有服务人员参加的茶话会，借慰问之机敲山震虎，揭露敌人的阴谋，打击特务的气焰。
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马海德非常赞同这个办法，给了我几块钱。我向叶剑英同志汇报后，他很赞同，将口袋里仅有的1.7元钱都给了我，徐冰也给我了一块钱。我又找到中共代表团行政处处长荣高棠，领了一些张家口生产的“联宝”牌香烟和晋东南根据地生产的夏布，然后，和警卫员置买了茶点、水果、糖酒、菜肴，傍晚时分把服务人员全部请来，由我方几个同志作陪，开了一个特殊的茶话会。
酒过三巡，我佯装微醉的样子站起身敬酒，说：“今天把大家请来，随便聚一下，表示表示我们的心意。……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也知道！平时你们做什么样的饭菜，我们就吃什么。但是，有一样东西不能吃，那就是毒药！……我有一个顾虑，也许有一天，你们的上级给你们一个任务，把我们毒死，害死我们。死，我们倒是不怕，和国民党较量多年了，怕死就不来！既然来了，就准备把脑袋放在这儿了！”我把帽子猛地一下甩在了桌子上，把水杯打翻到地上摔碎了。
其中一个服务员忙说：“哪里……哪里，不会出现这个事情。”
“现在不会，以后呢？你不干，你的‘头子’就让你过不去，我们不能死得不明不白，要死，也要死到明处。……我们不希望出这种事，但是，准备出这种事。”我扶着桌子坐下，看了一眼准备投毒的两个服务员，缓口气说：“……这种事情，你们要瞒上不瞒下，万一领了这个任务，给我们通个气儿，我们也不会连累你们，总要让你们过得去，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你们办了好事，我们也忘不了你们的好处。……如果你们一旦害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饶不了你们的！你们中有的人的老家就在我们解放区，你们家里的人也饶不了你们！”
说完此话，只见那两个准备投毒的服务员脸色惨白，额头上直出冷汗，语无伦次地说：“杨代表醉了……不会的……”
茶话会结束时，我送给每个服务员两匹夏布和两条“联宝”牌香烟，说：“这是我们解放区生产的东西，给各位表示表示，不成敬意。”想起我们的伙食费被他们苛扣贪污的事实，我又佯装醉态，很慷慨地说：“来了好几个月了，虽然有时候伙食标准降低一些，但是比起我们原来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饭菜简单一点，我们也吃得惯，节余下来的钱，就算是对你们的一点补助吧！”
那个采购员连忙起身说：“不敢，不敢”，却掏出手绢直擦头上的汗。
第二天，那两个准备投毒的服务员就不见了，而且饭菜的质量明显提高。看着新增加的几道好菜，叶剑英同志问：“伙食这么好，怎么，是过节了？”
听了我的汇报后，叶剑英同志非常满意地说：“很好，要继续做工作，争取好的，孤立打击坏的，要让坏人之间起内讧，暴露问题。”
我们在翠明庄（中共代表团驻地，现在还面貌依旧）住的时候，有个服务员几次和我的警卫员“套近乎”，打探消息。有时我们处理文件，他总借送水端茶和清理卫生之机窥视。5月间，国民党军队非法侵占我方安茨，却写备忘录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挑起内战。罗瑞卿同志半夜把我叫醒，让我立即写个备忘录，声明安茨是我们八路军从日军铁蹄下夺回来的，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事实，回击混淆真相的卑鄙手段。
备忘录写好后，我立即请罗瑞卿同志过目，然后打印一式三份。我方一份，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各一份。我在校对文稿时，这个服务员进来，一面扫地擦桌子，一面偷偷地看。我早已从侧面了解到他是个特务，就趁他瞅备忘录时突然一拍桌子，大喝道：“你想干什么？想偷看备忘录？来，给你看！”声音很大，楼下的服务员不知出了什么事也都上来看。我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早就注意上你了，想干什么就说。”顺手拿起一份备忘录冲他猛地一晃。
这小子猝不及防，吓得脸色发白，差点后腿绊在椅子上摔倒，哆嗦着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服务员。移住北平（北京）饭店的时候，我方代表团住二、三层，美国人住四、五层，国民党代表住六、七层，我们常看到有妓女上上下下。
我中共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始终保持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本色，凡是力所能及的劳动都主动去干。一些生活困难的老服务员还得到过我方的接济帮助，相互之间关系融洽。在中共代表团中担任交通处长的耿飚同志，曾经把药送到一名生活困难又得了病的中年特务家里，这个特务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羞愧地说：“真对不起你们啊！我们干的就不是人事儿！你这么大的长官还惦记着我的病……”当时耿飚佩带少将军衔，叶剑英佩带中将军衔，除了胸前佩戴着的中共代表团的胸章外，我们的外表和国民党军官没有两样，但我们的一举一动时刻影响着“蒋管区”的人民，从我们身上，他们看到了希望，也“分化”了敌人。
生活二三事
北平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中心城市，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敌、特、警、宪，尤其是特务的暗中监视和跟踪，非常令人讨厌。我方代表团从张家口搞来两辆德国造的两轮摩托车，性能很好，我和几个年轻的同志很快就学会了。有时，我从翠明庄到军调部就开上摩托车，跟踪的特务傻眼了，只能干着急。一天早晨，我刚行驶到路口，不小心撞倒一个40岁左右穿长衫和皮鞋的职员，由于速度不快，人没有受伤，只是长衫被挂破一个口子。我赶忙下车扶他起来，他一看是个中校军官，立刻惊恐万状，连说：“对不起……长官。”
经仔细察看确实没有受伤，我就掏出仅有的一块几角钱给他做赔偿。他不敢接受，说：“是我错撞了长官，怎么敢收长官的钱呢！”
我告诉他：“我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不小心撞倒你，请你原谅，衣服总是挂破了……这点钱不多，一定请你收下，这也是我们的纪律。”
他怔了一下，说：“你就是八路军？”
自那次以后，直到工作离休，我再也没有驾驶过摩托车。
由于外事工作的需要，我们有时陪领导参加一些“鸡尾酒会”，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也常请我们参加招待会，叶剑英同志要求我们学会应酬，地下党组织则派来担任翻译的王光美同志教我们跳舞。一开始，大家很不习惯，但毕竟都是年轻人，时间不长就学会了。王光美同志还教我使用照像机，我有一张穿夏装的军调部时的照片，就是她给我照的。全国解放后，华北军区组织了一次跳舞比赛，没想到我竟得了第一名。
一次，我随几位新来的同志出去照像。我本不想照，但照像馆的掌柜热心地拉我也照了一张，待交钱时我才发现身上没有一分钱，几个人掏遍全身也没有凑够，我只好和掌柜说：“对不起，钱不够，等过几天取照片时补交好不好？”
这位掌柜忙答：“不必补交，算是我孝敬长官的。”
过了些天，我们发了津贴，取照片时，我便把照像的钱交给掌柜，他坚辞不接。我解释说：“我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照价付钱是我们的纪律，你如果不收，就等于是我犯了错误。”
他听了有些惊奇，接过钱后说：“谢谢长官。”
战斗在敌穴
6月下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凭借优势兵力和美式精良装备，开始对我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军被迫奋起反击，全国规模的内战从此开始。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要求我方人员提高警惕，不许单独外出，并要保护机密文件安全。
7月中旬，罗瑞卿从张家口乘飞机回北平，当我方接罗瑞卿同志行李的卡车驶经西直门时，被国民党特务和宪兵以查禁违禁物品为由截留。叶剑英同志知道此事后，立即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后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和郑介民递交了备忘录，并派荣高棠同志到特务机关交涉，召集外国记者前去视察，向他们声明，军调部是反对内战的权力机构，如果被国民党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许多外国记者听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和声明后，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深表同情。而国民党方面蛮不讲理，拒不释放我方人员和车辆。根据我方建议，军调部三委员（叶剑英、郑介民、饶伯森）举行会谈，组织了一个特别小组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和美国方面的委员饶伯森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阐明我方的观点和立场。饶伯森也认为国民党特务的行为是非法的。我方人员也大造舆论，表示国民党政府如不合理解决，我方护车人员将同车辆共存亡，以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也怕得罪了美国方面的代表，这样，经过四天激烈斗争，解决扣车事件的协议终于达成。7月19日下午，我方把行李车开到协和医院军调部大门口，并发表三点声明：中共为表明自己光明磊落的立场，愿意把东西打开，让三人小组进行检查，国民党非法机关破坏军调部工作原则和有关协议，中共代表团保留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的权力；国民党和美国方面表示同意。
当场检查的结果，大家看到的是食品、无线电机、报纸、信件、半麻袋钞票和400两黄金，根本没有违禁品。国民党代表为了给自己下台阶，企图以我方利用军调部班机运送黄金为由进行纠缠。我方代表指出，黄金是中共代表团的活动经费；另外，中原地区我军突围前，我们曾借了几亿元的粮食贷款，需要还债。国民党代表哑口无言，我方遂把行李车开回翠明庄驻地。
实际上，大家最担心的是行李中存放的机密文件和密码。罗瑞卿是由张家口经北平去延安的，在行李中密藏着我军许多机密文件和电报密码。由于叶剑英同志在这一事件中审时度势，把会上斗争与会外斗争紧密配合，并争取了美方代表的同情，使国民党代表在会谈中一直处于无理和非法的地位，从而保护了这部分核心机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从我中原地区部队突围后到“扣车”事件的胜利解决，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中仍然得不到。
在当时的形势下，军调部和执行小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存在，尤其是叶剑英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北平的存在，成为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障碍。他们处心积虑想把军调部搞垮，把中共代表团挤走。
早在4月3日，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九团和200余名军警和便衣特务就曾包围方壶斋9号我解放报社和新华分社。他们闯入办公室，搜查寝室，将我方代理社长兼总编辑钱俊瑞（社长是徐特立）、副总编辑姜君宸等29人非法押送北平警察局。与此同时，又将我方滕代远将军的秘书李新等4人非法逮捕。
当天上午，叶剑英同志的军事顾问、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公布“四·三”事件的真相。叶剑英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军调部国民党方委员郑介民、美方委员饶伯森分别递交了备忘录，抗议北平当局的法西斯暴行。4日下午，叶剑英又约见北平市长熊斌和警察局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最终迫使对方释放我方被捕的全部人员，并由警察局长向我方被捕人员当面赔礼道歉。
但敌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破坏活动。5月15日下午6时左右，我方代表团执行处长宋时轮由北新桥乘车返回北平饭店，途经灯市口的八面槽南口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开枪行刺，车上玻璃被击穿，幸好人没有受伤。
由于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和挑起内战，军事调处工作日趋艰难。
“安平事件”
安平是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村乡镇，位于平津公路东侧，是北平通往天津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属我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管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为抢夺胜利果实，匆匆从大后方来到华北，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帮助”中国遣返日俘为名，也紧跟而来。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对八路军在平津公路走廊卡住他们的脖子十分恼火。早在安平事件之前，就曾向我冀东解放区挑衅十余次。为此，叶剑英多次以备忘录的形式向美方委员饶伯森提出抗议，指出驻北宁路沿线的美军不仅过去为国民党运送军队、管理交通要道，帮助蒋介石扩大内战，而且公然向解放区军民一再挑衅，实系有意扩大纠纷，制造混乱。希望驻华美军以友好平等的态度，迅速制止这类不光彩的行动。
但美军并没有收敛。7月29日，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安平解放区发动进攻，我方守军冀东十四分区五十三团一部被迫自卫反击。是日午后，国民党和美方继续派出增援部队，并有美军飞机多架助战。 我军被迫撤出安平，美军和国民党军队联合占领该镇。
“安平事件”后，叶剑英迅即报告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并急电向晋察冀军区查询。各方人士对“安平事件”也极为关注，认为美军直接卷入中国内战，事件非同小可，纷纷谴责美军的冒险行动。
为扩大事态，拉美反共，蒋介石星夜急电李宗仁，要他赶快向事件中死伤的美军士兵进行吊唁、慰问，并命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和军调部国民党方面参谋长蔡文治，先后发表诬蔑我军的谈话。同时，《中央日报》每天以一两千字的篇幅，大肆宣染“安平事件”，有意扩大事态。
在军调部，国民党和美方代表为了掩盖事件真相，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手法。首先，美方代表向叶剑英递交了“抗议”备忘录，诬称美军在安平遭到我军“预谋”的伏击，伤亡15人；国民党代表也交来所谓备忘录。根据肖克将军从承德发来的电文，叶剑英致函美方委员饶伯森和国民党委员郑介民，就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提出抗议。
根据安平事件各方报来的情况通报，叶剑英在三方委员会谈时指出，安平事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军队和中共方面三方都是当事者，谁也不能以调解人的身份自居。美国军队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严重侵犯了我国的主权，今后的谈判，应由三方变成两方。经过多次反复的谈判斗争，我方做了让步，三方委员终于按三方对等的原则，在调查程序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草案。会谈结束后，叶剑英饶伯森带着协议草案准备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分别向周恩来与马歇尔报告，请示下一步工作。我做为叶剑英委员办公室的参谋，立即带了一切有关资料，准备随同乘机飞抵南京。
经过反复会谈，三方委员准备派出一个由三方代表组成的特别小组进行调查。在正式小组去安平之前，先派一个先遣小组进行调查，然后再组织正式小组。先遣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由张蕴钰（解放后曾任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担任。国民党方面代表是王其昌，美国方面代表是米尼芝。
三方委员会议结束后，我携带有关资料和文件跟随叶剑英委员及饶伯森准备同乘一架飞机赴南京，向军事三人小组中共成员周恩来同志汇报谈判情况（美方成员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飞机场准备登机时，张蕴钰和叶剑英同志说，他对冀东不熟悉，是否换一位比较熟悉冀东的同志去安平。叶剑英同志转身问我：“你熟悉不熟悉冀东情况？”
“没有去过，但是认识几个人”，我说。
叶剑英同志接着说：“那你俩就对调一下吧。”
我将有关资料和文件交给张蕴钰，就算把工作对调了。因我没有单独和敌人谈判的经验，就赶紧问叶剑英同志：“参座（当时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我们称参座），先遣组的任务是什么？”
叶剑英回答：“主要是搞人证物证，对人民有利的你干，对人民没利的不干。”
当时在场的陈士榘和雷英夫告诉我：要搞好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我军的人证物证。
叶剑英同志走后，陈士榘同志指示我：先遣小组赴安平调查情况时，不要直接去安平，要走通县，经三河到香河县（我十四军分区司令部当时驻香河）。
当我走出军调部（协和医院）大门口时，早已有两辆美式吉普车在等候。但就调查路线怎么走，先遣小组的三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美方和国民党方代表不让走解放区，说走通县、经三河到香河的路线是共军控制区域，不安全。他们提出走平津公路。
我坚持走通县这条路，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保证各位代表的安全。……走平津公路还得过运河，诸多不便。”
三方代表各有打算：美国代表不想拖；我们不怕拖；国民党想把事情闹大，扩大事态。
三方代表争执不下，便一起返回军调部请示各自代表团的参谋长。经我方参谋长罗瑞卿同美方参谋长海斯凯和国民党方面参谋长蔡文治会谈，达成协议，同意我方提出的走通县路线。当天晚上，先遣小组住在了三河县城，第二天才到了香河。时逢学校放暑假，我们住在香河县女子中学。
我准备去一下我方驻军的十四分区司令部，谈一下有关“安平事件”的调查事宜，便把我方先遣小组的副代表辛毅（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文革”中去世）叫来嘱咐他陪着美方和国民党方的代表。
美方代表米尼芝少校是个“中国通”，会讲流利的汉语，见我要出去，问道：“杨代表，你要去哪里？”
我回答：“香河是我们的解放区，来到这里尽管放心，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可以出去转转，但是不能乱跑。这里有我的几个朋友，很久没见面了，我去看看他们。”
国民党代表王其昌是军委会的上校，也凑上来说：“杨代表，你不能走呵，我们先遣小组是集体行动……”
我说：“在北平，你们派特务时刻监视我们的行动，限制我们的自由，就连军调部门口也明碉暗堡昼夜机关枪对着。现在来到解放区———我们自己的家里了，你们还想那么做么？”
米尼芝少校耸耸肩膀，打圆场说：“杨代表，随便问问，请不要误会。”
来到我军分区司令部，门口站岗的战士看我一身国民党中校军官的装束，不让进去，还态度严肃地说：“你们什么地方都想去，这里是我们的机关，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就是不允许你们进去。”
我的警卫员忙上前解释说：“我们是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这是调查‘安平事件’先遣小组的首席代表杨尚德，有事情要见分区领导，请你通报一声。”
随后过来一个参谋，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去，说：“前几天就知道你们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很多分区的同志也都围过来争着和我们握手。
一会儿，来了一个副司令员和一个地委副书记。这个副司令员是我在晋察冀军区时的老相识，他打趣地说：“你一副国民党中校的样子，别说门口站岗的战士不让你进来，碰上在‘安平事件’时，我也要把你抓了俘虏呢。”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马上把话题转到了“安平事件”。我向在座的同志传达了叶剑英等首长的指示和这次调查的目的，他们将一份早已拟好的稿件拿给我看。
这篇稿子写得很不成功，没有提到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进攻的实质，证据也不充分。我立即动手参与修改，又布置人员下去准备人证和物证。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天将拂晓时，我才回到先遗小组的住地女子中学。
这时，王其昌和米尼芝一起来了，说：“杨代表起得好早呵，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我知道他们是来打探我的，怀疑我一晚上没有回来，就随口道：“你们也起得早啊！”
吃过早饭，美方代表提出走大路去安平，我坚持原路返回走小路去安平。王其昌说：“走小路不好，颠得很厉害，而且容易碰上土匪。”
我正色道：“解放区没有土匪，如果碰上，必定是你们化了装的国民党军队。随后我列举了军调部高密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辛冠吾被国民党非法扣押后杀害；军调部枣庄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甘重斗等同志被国民党特务殴打致伤，至今生命垂危……等一系列事实，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死的，也是杀不绝的，怕死就不会来北平和你们谈判，对这一点，两位代表恐怕早有体会了……’。”
米尼芝见王其昌很尴尬，便插话说：“杨代表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不要多心，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吗？走那条路也可以，都安全。”
我看王其昌不敢再说什么，就同意他们提出来走平津公路的线路，说：“可以按他提出的路线走，但要保证小组的安全。”
先遣小组离开香河，走到离安平15公里的运河边上停下来准备过河，喊了半天也不见有人，我便问王其昌：“怎么办，这里是你们军队驻扎的地区。”
王其昌说：“我一招呼就会有人协助。”
他马上派人从十几里之外叫来一名国民党中尉军官，站在岸边向对面喊起来：“小组要过河，快把船划过来———”
很快，河对岸出现了大约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他们在高粱地里展开，然后全部爬下，机枪也架了起来，如临大敌。
我和美方代表说：“你看到没有，他们要干什么！小组要过河，但是国民党开来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军队埋伏在对岸。”
米尼芝少校惊慌地问王其昌：“对面的人要干什么？”
“要消灭我们”，我抢着说：“通过我们解放区时很安全，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到底是我们八路军挑起内战，还是他们挑起内战，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会儿，划过来一只船，船上站着的一名国民党军官说：“先请美军代表和国军代表过河，然后再请共产党代表过河，我们长官有令要列队欢迎。”
我很清楚这是一个阴谋。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派往各地的小组代表，有的就是被国民党采用这种卑鄙手段而逮捕和杀害的，我拿定主意，决不上当。
待米尼芝和王其昌上船时，我立即示意辛毅要一块儿坐船过河。我突然拉着米尼芝一同上船，辛毅则紧跟着我。我说：“我们是集体行动，不必单独欢迎我们几个人，还是一起走吧。”
王其昌赶忙从米尼芝的前面过来阻拦说：“杨代表不要急吗，列队欢迎也是我们的诚意。”他只顾站在登船板上拉拉扯扯，一不小心却踩空掉下河里。看着王其昌的狼狈相，我和辛毅相视大笑。
我知道爬在河对岸高粱地里的部队属国民党九十二军，但故作不知地问王其昌：“这是哪个部队？过河后请最高长官来一下。”
王其昌不敢正面回答，推说不知道。
船靠岸后，这一营国民党部队仍然爬在那里。在我的要求下，王其昌只得派人喊来了一名大个子的中校军官。
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他双脚一并，立正敬礼，回答说：“报告长官，在下×××，是中校团长。”
“好哇，你干得不错。”我冷笑一声道：“你带着这么多部队爬在那儿干什么？”
这位中校团长回答：“上面有通报，怕有土匪。”
我声色俱厉地说：“你胆子不小，小组来到这里，竟敢如此，……你要负完全责任！小组是土匪吗？你们要干什么？！”
他一脸哭相地说：“对不起长官，兄弟我错了，是误会。”
王其昌这时躲到远处，不敢露脸。米尼芝说：“可能是误会，以后查问一下。”
快走到安平村边时，只见一个老头儿带着一帮小孩儿，手拿小旗呐喊而来：“严惩共党祸首……”
他们一下围了上来，口号喊个不停。我冷静观察，发现几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也混在里面。为首的老头儿手拿一个“万民折”，上写×时×地，共军埋了地雷，炸死老百姓，抓了人，抢了粮……等。
王其昌把“万民折”接过去，若有其事地说：“这可是铁的事实啊，要很好地调查调查。”
别人告我，这老头儿是国民党香河县长。我看了他一眼，和美方代表米尼芝说：“我们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没有受领这个任务，应该早点回去。”
米尼芝同意我的建议。但老头儿十分嚣张，说：“我是为民请命，小组不能无动于衷。”
我指着老头儿问那些孩子们：“他是什么人？”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不知道，
我说：“你们见过国民党特务吗？———他就是。他说的这些话，全是假的，全是骗人的鬼话，你们不要听他的。”
孩子们“哄”地四下跑散了。
美方代表一直不表态，王其昌也没有办法。
返回北平途中，在吉普车上王其昌突然和我说：“杨代表，我给你提个意见。”
“请提吧。”我说。
他一本正经地说：“你在外面的一些场合，总是称呼我们的委员长是蒋介石，这样对你不利，这是对领袖的不尊敬。”
“你要说清楚一个问题，我就叫他委员长。”我问道：“国民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杀人放火，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为什么和美国人拉拉扯扯，难道中国人民的事情要外国人决定吗？”
他说：“这是我们的国策。你们共产党在全国搞抗日根据地，实际上是封建割据。”
“这是你们的国策？”我又问他：“你们为什么看着日本人比中国人还亲？你不必为蒋介石打掩护，蒋介石杀共产党还少吗？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你说说，蒋介石哪里还有一点中国领袖的味道呢？”
米尼芝看着理屈词穷的王其昌，插话道：“你们不要争了，再争不利于小组的气氛，说点别的吧。”他停了一下又说：“贵军的战斗力很强，我在中国呆了很多年，比较了解你们。你们长征转移的路线，不少地方我亲自走过，也考察过，研究过你们的游击战术。你们渡湘江的时候，差一点全军覆没，能突围出来很不简单，非常令人佩服。但是，你们现在不服从政府的领导，是不对的。”
我马上反驳道：“国民党代表不了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一点，你是了解的，他们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先不说，现在抗战胜利了，他们又多次在各个地区挑起内战，企图消灭我们，李先念将军前些天领导的中原军区我军被迫突围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八年抗战中，国民党专门找机会消灭共产党，‘皖南’惨案我想你也是知道的，你想想，这样一个政府，我们能服从吗？”
他俩顿时都不说话了。
先遣小组的工作一结束，军调部遂派陈士榘率加强小组赴安平。以后，又组成正式小组到安平镇观察出事现场，听取美方3个“证人”和我方5名当事人的报告，还访问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当美、蒋小组代表发现前后调查的事实对他们不利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他们有两个新“证人”要小组询问。
叶剑英委员为了早日结束此案，又一次做了让步，同意除询问他们的新“证人”外，还要询问参加作战的国民党有关官兵。因国民党代表反对，会谈再度陷入僵局。而马歇尔竟授意美方代表单独询问国民党提出的所谓新“证人”，单独公布事件真相。
由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不遵守小组调查程序，致使一个多月的会谈数度陷入停顿，终致破裂。我方不得不根据调查的材料，单独公布事件真相。
9月9日，中共代表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叶剑英委员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我方小组代表黄逸峰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的调查报告书》。声明和报告书说：“安平是解放区的一部分，向来为中共军队所控制。7月29日11时许，我地方部队三个游动哨在安平车站票房处，发现一支由天津方面向安平镇开来的武装车队，车上没有任何旗帜标志。我方哨兵一再摇手命其停车，不料，车上士兵突然开火，我方一名哨兵当场牺牲。双方部队交火后，该武装车队的官兵纷纷下车，摆开阵势，向安平镇进攻。我通县大队一个排及五十三团一个排共58人，看到国民党军队又来进攻，乃仓促起而抵抗。缴获一辆美国吉普车，一台美式报话机。当发现一具美军军官尸体时，才知道有美军参加。为了顾全大局，我方驻军指挥员即下令退出战斗，我方伤亡达18人之多。”
声明和报告书强调指出，美、蒋军队并不以我军的忍让为满足，继续调兵遣将，国民党从通县调来两批约300人，美方由天津增援400余人，战斗持续到下午4时，我方被迫退出安平，国民党军队和美国军队占领了该镇。
最后，叶剑英强调指出，安平的不幸事件，并非美蒋方面所捏造的是所谓中共“预谋”的伏击，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冀东若干地区，不断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导致的必然结果。针对此种情况，我方向美方提出四点要求：1、美军应向我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3、驻华美军全部撤出中国；4、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提供援助，以维持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叶剑英委员的声明和我方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的公布，澄清了该事件的事实真相，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借此事件拉美反共的阴谋，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仇美反蒋的爱国热情。尽管美方始终矢口抵赖，不承认美军先开第一枪，通过三方一个月的调查，罪证确凿。在此情况下，美方不得不考虑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后果。9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和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速送情报
回到北平军调部后，形势越来越严重，由于美蒋合谋，内战已不可避免，中国的上空再次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一触即发。凡不必要的文件和信件，我们都做了烧毁处理；军调部的我方人员，个人不单独外出，以免遭到敌人暗害。叶剑英同志告诉我，军调部的谈判工作基本破裂，要做好撤离军调部的准备，我方代表团人员也要分批返回根据地。
1946年9月的一天，我方收到一个重要机密情报：一份抄在香烟锡箔包装纸上的敌人要进攻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的命令和一张进攻军事要图。情况紧急，我方代表团决定由我将情报带回张家口，直接交给聂荣臻司令员。徐冰当着叶剑英同志的面向我交待了任务，然后将作战命令卷成一支香烟放入一盒“顶球”版香烟中间；把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要图装在帽徽后面。叶剑英同志一再强调情报的机密性，叮咛我要一路小心，确保万无一失。
次日早晨，我离开军调部时，叶剑英同志握着我的手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是能经常见面的，北平，我们是一定会回来的。”当我乘坐美军飞机离开北平，在张家口降落时，正遇国民党飞机轰炸机场。我和警卫员一下飞机就赶紧跑进机场旁边的高粱地。刚刚卧倒，一颗炸弹便在十几米远处爆炸，泥土盖了一身，所幸没有负伤。
坐上接我们的美式吉普车，我们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司令员办公室。顾不得说话，我赶紧取出情报交给聂司令员。但聂司令员看不清楚密密麻麻的小字，便叫来一名参谋，要他放大整理。然后，叫人把肖克副司令员、罗瑞卿（先期回到张家口）、刘澜涛副政委、唐延杰参谋长、彭富九等人请来，听取我的汇报。当聂司令员知道情报是我们打入国民党十一战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时，非常感慨地说：“能把敌人进攻张家口的作战情报搞出来，可不简单哪！”
事后，我了解到打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的我方人员叫谢士炎，少将参谋，系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辗转敌穴十余年，但不久就因此情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解到南京，牺牲于雨花台。
几天后，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耿飚也回到军区司令部。根据情报和近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聂司令员召开了高级指挥会议，进行战役研究和部署。我奉命继续担任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9月20日，我随耿飚坐美式吉普车赴怀来前线，建立晋察冀野战军前线指挥所，勘察地形，落实防御作战的准备工作。9月29日开始，敌人在东线展开进攻，遭到我军奋勇反击。在9月底到10月10日十余天的激烈战斗中，兵力强大和炮火猛烈的敌军，始终被我军阻挡在怀来以东，伤亡和被俘万余人。10月10日晚至11日早晨，我晋察冀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主动有序地撤离了张家口。敌人企图在张家口消灭我们的计划破产了。